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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一生所接触的人之中，有不少都是聪明绝顶之辈，不管是唐鉴还是穆彰阿，以及他后来所认识的各种官场精英，没有一个是“省油的灯”。要想在这样的环境之中立足，自然要有过人的聪慧，才能应付得来。而对于曾国藩来说，做人最重要的不是以“精明”对“精明”，就算是官场纷争也可以用厚道来化解。得出这样的道理，也是来自于他对世事的观察感悟。
人若精明，自然可以占到不少的便宜，而太过精明的人又往往会吃亏。究其原因，正是他的精明引起来了别人的警惕和防范，但对于那些以精明自恃的人来说，却往往看不到这一点。
荀子曾经最推崇单纯做人，他认为“温润如玉，完美纯正”的人才是正人君子。因为单纯的人可以给别人带来轻松、自然的感受，不必在生活之中费尽心机，更无须时时刻刻警惕他的坏心眼。这并非意味着单纯之人可以被随意欺骗玩弄，而是说明他心底纯净、淡泊，是一个平和之人。之所以不与人争执，正是因为他懂得了事情的本质，看透了人心所愿，想到了未来的发展趋势，而这种人更愿意将自己的心智都放在更加有价值并且更有意义的事情上。
曾国藩为官之后，一直都非常提携弟弟曾国荃，在做人做事方面，为他提供了很多建议。他曾经对曾国荃说：“人以伪来，我以诚往，久之则伪者亦共趋于诚矣。”可见他本身对于人际交往过程之中的基本看法还是建立在诚恳的基础之上。在做官之前，曾国藩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与读书人交往的时候，他的诚恳也为自己赢得了不少美名。而当他和官场之人交际的时候，却感受到了它的不同，其中的规则让他慌乱，一时之间满肚子的不合时宜，不知道何时该软何时该硬，以至于到处碰壁。在经历了官场的尔虞我诈之后，曾国藩也看透了自己所处的环境，与人争执并非他的最终愿望，因此他力求让自己做一个单纯、厚道、淡泊之人，而在此前的曾国藩却并不懂得这一点，他也曾有以精明为乐的时期。
窦兰泉是曾国藩诸多好友之一，他学识渊博而为人谦逊，令曾国藩受益不少。两位学人之间经常探讨理学，发表自己的看法，通过切磋来互相提高。但是，当窦兰泉来拜访他的时候，他总是急于表达自己，以至于并未真正理解窦兰泉所讲的话，便开始抒发自己的见解。这种妄自尊大的行为令曾国藩自己也非常厌恶，在他日记和书信之中多次自责，认为自己这样做不诚实，远比说假话更加隐秘也更恶劣。他在日记里反复提及这一缺点，认为自己心不诚，不仅自欺，而且还欺人。对于自己因为不诚实而与窦兰泉发生争论过程之中表现出的虚伪强辩，曾国藩都认定为文饰浅陋，用谈文说理来表示自己学识有多精湛，只不过是一种虚弱的表演。
虽然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但却不代表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可以修正。曾国藩在表示悔改之后，还是会偶尔露此苗头。理学前辈朱廉甫和邵惠西曾经来登门拜访曾国藩，他们都是备受尊重的学者，具备正直而信实的品格，同时又见闻广博，学识渊源。得到这样的人垂青，曾国藩本应该感到非常高兴，但他为了表现自己，又一次说出了大言不惭而且沽名钓誉的话，这令作为前辈的朱廉甫感到非常失望，而曾国藩自己也一再自责。当他刻意表现自己的时候，其中的笨拙掩饰和巧言令色纠葛交缠，羞愧之情令其难以言表。
以诚恳之心对待别人，别人自然还你以诚恳；而以诡诈之心对待别人，所得也自然是诡诈。当曾国藩以不合时宜的态度去面对别人的时候，所获得的自然是不合时宜的看法，别人自然也会对他施以颜色。在这一时期，对于自己看不惯、听不懂的事，曾氏兄弟总是喜欢显露出自己精明的一面，不仅指指点点还发声议论，表述自己的看法。这种处处显露的做法，为他们引来了不少恶评。曾国藩很快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观察了身边的朋友，发现有一个叫做迪安的人多次与自己看法相似，对于当下的事情也有很多不合时宜的见地，称得上是一个不懂人情世故的人。然而迪安却并未遭到过恶评，因为他在不懂世故之外，还有一个优点，那便是含而不发，他从未将自己内心不合时宜的态度表露出来，总是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自然也就平安无事了。
思及此，曾国藩立刻醒悟，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于是提醒曾国荃：“这样做终究不会是载福之道，很可能会给我们带来灾难。”在后来写给湖北巡抚胡林翼的信中，曾国藩也表达了这一番感悟：“唯忘机可以消众机，唯懵懂可以拔不祥。”放弃显露精明之后的曾国藩，开始得到自己想追求的东西，众人都认为他的德行修养又上了一个台阶，称得上德才兼备。以精明博取美名，却未得；做一个纯朴、淡然的人，不显山露水，反而得到了美名，足以见精明之人，有时未必是真精明，反而是一种愚蠢的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