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　做皇帝的贵人

曾国藩在翰林院工作的几年里，清朝的局势越来越差。鸦片战争让中国的贸易中心从广州北移到上海，造成了广州大量人口的失业。为了维持生计，不少人远离家乡到广西谋生。而广西一向就是乡勇凶悍、矛盾众多的地方。那里山高水深，地势复杂，受朝廷的控制较小，极易爆发乱事。1843年，一个名叫洪秀全的不第书生在广西建立了拜上帝教，提出创造人人平等的太平天国。清政府大大低估了他的煽动性。直到1850年，朝廷才察觉到洪秀全的危险。清政府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奔赴广西，不料，他却因病死在了赴任途中。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在广西的金田村发动了起义。

起义的猛烈程度完全超出了清政府的想象，太平军势如破竹地攻城拔地，对清政府的统治构成了严重威胁。与此同时，广东和湖南也发生乱事。朝廷上下顿时人心惶惶，更让清政府头疼的是，关键时刻竟找不出能够平定起义的人才。匆匆奔赴前线的将领无法迅速摸清当地情况，而当地的官员又迟迟不肯配合钦差大臣的工作。起义之火越烧越凶。

此时已是二品官员的曾国藩无时无刻不在关注太平军的动向。就在起义爆发的前一年，他还上书道光大陈革弊立新之道，并向朝廷推荐五名精明能干的官员：王庆云、江忠源、严正基、吴廷栋、李棠阶。这些官员有的出身贫寒，对地方情况十分了解；有的虽出身官家却自小便随家人练习吏事。遗憾的是，朝廷并没有重视曾国藩的建议。

曾国藩来自湖南乡间，他非常清楚在民间反抗的意识会迸发出多大的力量。他在给家人的书信中这样写道：“内度身世，郎署浮沉，既茫乎未有畔岸；外现乡里，机溺满眼，又汲汲乎有生涯日蹙之势。进不能以自效，退不能以自存，则吾子之迫切而思者，实仁人君子之至不得已也。”

1851年4月，曾国藩上书咸丰皇帝，这次他要做皇帝的贵人，帮助皇帝解除烦恼。他建议皇帝整顿军事，裁却冗员，节约用响，提升军队的战斗力。但皇帝并没有采纳他的看法。一个月后，他又以“书生之血诚”递给咸丰一篇言辞激烈的奏折，直斥朝廷的不良风气，还大胆地对皇帝提出警告：“一念自矜，则直言日觉其可憎，佞谀日觉其可亲，流弊将靡所底止。”

主动地做他人的贵人并不容易，不是每个人都能把贵人的“逆耳忠言”当作珍宝。在看罢这份奏折后，咸丰勃然大怒，差点治了曾国藩的罪。这对曾国藩来说，无疑是个打击，心灰意冷的他给咸丰写了封道歉信：“臣材本疏庸，识尤浅陋，无朱云之廉正，徒学其狂。乏汲黯之忠诚，但师其憨。”之后，曾国藩又努力地向咸丰进言献策，咸丰都不为所动。曾国藩的心越来越凉。而就在他为报国无门而万分痛苦时，朝中大臣也开始了对他的排挤。

1852年夏天，曾国藩到江西出差，途中，他接到了母亲病逝的消息。亲人的去世和仕途的不顺让他心灰意冷，他干脆向朝廷告假，回家守丧。咸丰很痛快地批准了他的请求。

寻找贵人需要时机，做他人的贵人也需要时机。在曾国藩归乡的日子里，太平天国的势力愈发强大。他们集结北上，打死了清军大将乌兰泰。另一位负责镇压太平军的将领向荣见势不妙，托病拒征。曾国藩走到武汉时，太平军已包围了长沙。当然，偶尔也有“好消息”传来，曾国藩向朝廷举荐的江忠源在一次战役中大败太平军，杀死了太平军将领冯云山。

在家守丧的曾国藩时刻关注着战场的形势，太平军已如潮水一般涌入湖南，把湖南的清军打得落花流水，有时甚至不等太平军来攻，清军就一哄而散。这些情况都给曾国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意思的是，随着情势的急转直下，曾国藩的处境开始好转。清政府忙着向各地派遣团练大臣，以加强清军在地方的武装力量，十分需要熟知地方状况的精干之辈。一些和曾国藩交情甚笃的大臣抓住这个机会，向咸丰大力推荐曾国藩。危急之中，咸丰也顾不上和曾国藩的龃龉，当即下了份诏谕，委曾国藩以重任：

“前任丁忧侍郎曾国藩籍隶湘乡，于湖南地方人情自必熟悉，着该抚传旨，令其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团搜查土匪诸事务；伊必尽力，不负委任，钦此。”

曾国藩终于等来了报效祖国，一展才干的机会。他本能地意识到，这将是他成为朝中重臣的大好机会。这次，他不是做同僚的贵人，而是直接做了皇帝的贵人。他要为皇帝排忧解难，为大清化解危机。咸丰的这道圣旨将笼罩在他心头许久的阴云一扫而光。 ONLtMdaqmwzsWOUFrXtFNiTUswzgMeoUvz3C3heVASj5JU5HkZm+EY/t5WCDtyM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