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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在认识唐鉴时，唐鉴已美名在外，身边围绕着不少像曾国藩这样有野心、有抱负的年轻人。对曾国藩而言，有利的一面是，他可以借助唐鉴来认识其他贤德人士，不利的一面是，要想在这些人中脱颖而出并不容易。偏偏曾国藩有一种“遇难则强”的个性。他把翰林院当成积累才干的地方，他向来明白人要做大事就必须拥有做大事的能力。其实，对他这样初入官场的年轻人而言，翰林院实在是理想的学习之所。首先，它拥有一批才华横溢的大学问家。其次，它保存着大量堪称经典的书籍。第三，翰林院的工作并不繁忙，曾国藩有非常充裕的时间扩充自己的内涵。事实上，让曾国藩在日后大放异彩的学问志向，都是在翰林院奠定的。
才干要靠学习来积累，在入京为官前，曾国藩的学习多以“科举”为目的。在入京为官后，他的学习则以“升官”为目的。他曾把李斯、诸葛亮这样的布衣良相当作自己学习的典范。作为理学家唐鉴的学生，起初，曾国藩并没有在治学上表现出卓越之处，因为当时他读书读得相当盲目，他曾这样描述自己在翰林院学习的日子：
“涉猎于前明、本朝诸大儒之书，而不克辨其得失，闻此间有工为古文辞者，就而审之，乃桐城姚郎中鼐之《绪论》，其言诚有可取。于是取司马迁、班固、杜甫、韩愈、欧阳修、曾巩、王安石及方苞之作，悉心而读之，其他六代之能诗者及李白、苏轼、黄庭坚之徒，亦皆泛其流而究其归。”
只是这样的“盲目”在当时却不失为一件好事。
历任大清皇帝都十分推崇程朱理学。因为该学派非常注重道德伦理，十分强调三纲五常，清政府需要用它来统摄臣民的思想、巩固统治。但理学重心学，过于强调它难免会变得保守封闭，在大清王朝鼎盛之时，它的这一弊端还不明显，但在大清王朝衰落之际，它的弱点就呈现出来，朝廷并不能够用它来解决日益尖锐的内外矛盾，至少气势汹汹的洋人不会把“君为臣纲”当作至理名言。
曾国藩是汉族官员，要想在仕途上有所成就就必须顺着清政府的喜好做理学的拥笃者。在他之前，不止唐鉴，很多汉族官员都是因为在理学上造诣甚高才得到皇帝的青睐，比如李光地、汤斌。不过“盲目读书，涉猎广泛”的曾国藩很快便发现了理学的弱点，渴望有一番大作为的他本能地开始去学习那些能够帮助人解决实际问题的学问。于是，他一面钻研理学，一面又积极吸取汉唐经学的精华，自称“一代宋儒，不废汉学”。
能不能将书本知识转化成治世才干，在当时就是曾国藩能否平步青云的关键。曾国藩非常注重经世之学。所谓经世之学，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各方面内容，着重解决现实矛盾。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西方文化强烈地冲击着大清王朝。当很多大臣仍将精力放在经学理学之争时，曾国藩已经做好了接受外来文化的准备。他注意到大清正处在一个大变革的时代，也注意到前人的学说不足以解决一些新的问题，于是提醒人们去正视前人的错误，勇敢承认“圣人之说”也有没说到的地方，然后自创新法处理新事，积极应对各种困难。多年之后，曾国藩扛起了“洋务运动”的大旗，将西方的科技引入大清，而其之所以能够果断地去学习“夷人”的长处，就和他早年形成的这种开放、务实的治学态度有关。
曾国藩曾这样写道：“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做炸炮，学做轮舟即为下手功夫。但使彼之所长，我皆有之，顺则报德有其具，逆则报怨亦有其具，若在我者，挟持无具，则曲固罪也，直亦罪也；怨之亦罪也，德之亦罪也；内地之民，人人媚夷，无固无能制之；人人仇夷，吾亦不能用之也。”
一个人对学问的态度和他对事情的态度往往是相通的，曾国藩非常注重培养自己的才干，他也很注重国家的“才干”。从上段文字中便可看出，对他来说，如果洋人擅长的，大清同样擅长，那么在和洋人的对抗中，大清就能居于主动。若大清没有这种“才干”，那无论是委曲求全巴结洋人，还是义正词严与洋人针锋相对，都会居于不利局面。人人媚夷固然不可取，但人人仇夷更不是明智之举。
在同辈官员中，曾国藩的天赋并不算高，可贵的是，他比别人更早地注意到世界的变化，更早地意识到要将理论知识转化成治国才干。尽管在翰林院担任闲职的曾国藩没有太多机会告诉贵人他如何能干，但他至少清楚地表露出他的实干精神。而任何一个贵人都会青睐有才干的人。曾国藩在治学上不落人后，在处事上又有独到的想法。无论是穆彰阿还是唐鉴都很难不注意到他。这两个精通朝中事务的大臣都非常清楚，大清最需要的不是理论家，而是实干家。暂且不提穆彰阿，就算是专注学问的唐鉴也会花很多时间和曾国藩讨论国家时政，这给了曾国藩很好的锻炼机会。在升任礼部侍郎后，曾国藩在朝堂上陈述的治国意见，给皇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