沅、季弟左右:
沅弟以我切责之缄,痛自引咎,惧蹈危机,而思自进于谨言慎行之路,能如是,是弟终身载福之道,而吾家之幸也!季弟言亦平,温雅,远胜往年傲惰气象。
吾于道光十九年十一月初二日,进京散馆,十月二十八日早侍祖父星冈公于阶前,请曰:“此次进京,求公教训。”星冈公曰:“尔之官是做不尽的,尔之才是好的,但不可傲,满招损,谦受益,尔若不做,更好全了!”遗训不远,至今尚如耳提面命。
今吾谨述此语,告诫两弟,总以除傲字为第一义,唐虞之恶人,曰丹朱傲,曰象傲,桀纣之无道,曰强足以拒谏,辨足以饰非,曰谓已有天命,谓敬不足行,皆傲也。
吾自八年六月再出,即力戒傲字,以儆无恒之弊,近来又力戒惰字。昨日徽州未败之前,次青心中不免有自是之见,既败之后,余益加猛省,大约军事之败,非傲即惰,二者必居其一。巨室之败,非傲即惰,二者必居其一。
余于初六所发之折,十月初可奉谕旨。余若奉旨派出,十日即须成行,兄弟远别,未知相见何日?唯愿两弟戒此二字,并戒后辈,当守家规,则余心大慰耳!
咸丰十年十月廿四日
沅、季弟左右:
沅弟因我批评指责的信,痛加引咎自责,害怕陷入危机,而想走上谨言慎行的道路,能够这样做,一定是弟弟终身得福的好事,也是我家的幸运,季弟的信也是平和温雅,比往年的极具傲慢之气强多了。
我在道光十九年十一月初二日,进京入翰林院庶常馆。十月二十八日早上在屋阶前侍奉祖父星冈公,并请教他说:“这次进京城,请求祖父给予教导训示。”星冈公说:“你的官是做不完的,你的才能是好的,但是不要骄傲自满。满招损,谦受益,你如果不骄傲,就更好了!”这个遗训还没多远,到现在还如同耳提面命,回响不断。
现在我用这段话告诫两位弟弟,总以去掉傲字为第一重要。唐虞时代,有个叫丹朱的恶人,傲慢;有个叫象的人也傲慢;桀纣的无道,说自己能力强,可以拒绝一切忠言,能言善辩,可以粉饰一切过失,说自己的命运受之于天,说敬重不必实行,这些都是傲的表现。
我自从八年六月再次出山,便努力戒傲,以改正自己没有恒心的毛病。近来又力戒惰字。徽州战役没有失败之前,次青心中不免有点自以为是;失败之后,我就更加深入反省。大概军事上的失败,不是傲就是惰所造成的,二者之间一定占有一方面。达官贵人家的失败也如此,不是傲就是惰,二者必占其一。
我在初六所发的奏折,十月初可接到圣旨。我如果奉旨被派往外地,十天之内便要起程,兄弟远别,不知什么时候才可以相见呢?唯一希望的是两位弟弟戒傲戒惰,并嘱训诫各后辈子孙也戒这二字,遵守家规,那便是我心中莫大的欣慰了。
咸丰十年九月二十四日
曾国藩为官多年,一直遵循祖父星冈公的训诫:满招损,谦受益。因而他为人谦虚谨慎,无论对上级还是对手下,丝毫没有半点傲慢的样子。也正是因为他这种谦虚谨慎的美德,他才能在官场上左右逢源,游刃有余,处于不败之地。
在曾国藩看来,无论军事失败还是达官贵人家的落魄,都是因为骄傲和懒惰其中一点所造成的,所以他认为去掉傲字为第一重要。同时他还认为不论是聪明绝顶者,还是大仁大智者,都是有欠缺的,不可能完美无缺。相反,愚笨至极的人也有可取之处。本着这样的想法,尤其是他认为自己属于“中材”,或接近于“笨”的一类,因而更注意吸取他人之长,以补一己之短。他的幕府就像一个智囊团,自己有什么疑难问题,都让幕僚出高招、献良策。湘军攻占金陵后,朝野官绅奔走相告,曾国藩每天都要多次接见向他庆贺的人,以书信的形式表达同样意思的更是不计其数。但大体都是官样文章,无非说一些“英谋才略、戡定大乱”之类的话。曾国藩自然不会认真。
可是,有一封洋洋三千言、文采恣肆、寓规于颂的书信却引起了曾国藩的极大兴趣。上书人开头讲了曾国藩一介书生竟能空拳与太平军相斗,号召学生子弟忍饥转战,备历艰阻但百折不回,终于成就大功的过程。文字简练有力,说到了曾国藩的心里。
书信的最末一段尤其让曾国藩掩卷沉思:两江总督不但手挽三省,而且管辖治河、漕运、盐法、水师等常人难以处理的事。国家和平时期只有才兼文武、有威望又知大体、可以信赖又有魄力的人才能担此重任。现在江南哀鸿遍野,西方各国又张开大口,群相逼伺,狡黠不可测度,如果没有安内攘外的本事,没有戡大乱于未萌的才能,后果不堪设想。曾国藩读着读着,不禁为上书人所叹服。更让曾国藩警觉的是,自己位高权重,应该时刻保持谦逊,切勿因功自傲。
曾国藩之所以成大事,有一条重要的秘诀就是“合众人之私以成一人之公”,这与曹操的名言“吾任天下之智力”的意思差不多。可以说,曾国藩是把众人的智慧为己所用的典型人物。他胸怀广大,心平气和,从不居功自傲,看上去就像一位老儒。凡是有人向他进言,对的就采纳,不对的他也不予以辩驳。他在安徽祁门时,在官署衙门里设置了一个信箱,上书告示:“本部堂示:凡言本部堂之过失、文武官之贤否、军士之骚扰者,投此桶内。不收词讼,投者焚之。”到了晚上,曾国藩就取出来审视,其中不可行的就搁置一边。
凡是读书人来求见的,不论是进谏还是来求职,曾国藩没有不见的。李鸿章曾经直言他的老师,说他“懦缓”,即做事胆小、谨慎太过、迟缓、效率低下。曾国藩并不怪其无礼,而是欣然表示同意。
曾国藩行为不傲,与祖父星冈公的教导有关。曾国藩离家进京之前,他侍奉祖父于阶前,向祖父请示:“此次进京,求公教训。”星冈公说:“你的官是做不尽的,你的才能是好的,但不可傲。‘满招损,谦受益’。”这段话对曾国藩影响很深,多年以后,他回想到这,仍如同“耳提面命”。
曾国藩为官不傲,也与自己在官场上的磨炼有关。道光年间,他在京做官,年轻气盛,时有傲气,“好与诸有大名大位者为仇”;咸丰初年,他在长沙办团练,也动辄指责别人,与巡抚等人结怨甚深;咸丰五六年间,在江西战场上,他又与地方官员有隔阂;咸丰七八年,在家守制,经过一年多的反省,他认识到自己办事常不顺手的原因。他自述道:近岁在外,恶人以白眼蔑视京官,又因本性倔犟,渐进于愎,不知不觉做出许多不恕之事,说出许多不恕之话,至今愧耻无已。长傲、多言二弊,历观前世卿大夫兴衰及近日官场所以致祸之由,未尝不视此二者为枢机。
骄傲自满是人生的大敌,盛气凌人是人际交往中的败笔。《尚书·大禹谟》曰:“侮慢自贤,反道败德。”以自满对己,则止步不前;以自满待人,则贵己贱人,导致人际关系的紧张。自满者必自贵,自贵者必贱人,人与人之间不能相互尊重,就不能建立起和谐的关系。要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就必须打掉傲气,谦逊待人。谦逊就是对自己的短处和不足有高度的自觉,永远以自己的短处和他人的长处相比较,虚心向他人学习,以不断充实和完善自己。自满自足的人总是只见自己的长处和他人的短处,总觉得自己什么都好,而别人一无是处,于是自高自大,瞧不起任何人。而谦逊的人能发现他人的优点,虚心向他人学习,集众人之长,补己之短。谦逊作为一种美德,既能在人际交往中体现出对他人的尊重,又表现了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和积极的进取精神。
不但做人要谦虚谨慎,为官更要戒除傲气,虚怀若谷,采纳他人谏言。位高权重并不代表自己一定强过手下之人。只有虚心纳言,才能聚众人所长补己之所短,为国家出力。汉朝开国皇帝刘邦曾说:“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为我擒也。”
试想如果项羽不是刚愎自用,能戒除傲气,虚心纳言,在鸿门宴中杀了刘邦,那历史又会是怎样的一种写法!刘邦若不是听取三杰的谏言,又如何能得天下?可见,骄傲自大的人难以成就大事!
骄傲是军事上最忌讳的。诸葛亮挥泪将骄傲自满的马谡斩首,只因为马谡自恃熟读兵法,满于厚重的兵家书卷,不听取他人的良言,最后失守街亭。要知道,作战兵法多变神奇,又怎能因饱读诗书而满?可谓人满则亏,物无止境!
官宦之家,因为手中有权有势,而比别人多了些许优越感,所以做起事情来,常常不会顾及很多,更不会顾及别人的感受。言谈举止则会表现出张扬和蛮横,处处给人一种仗势欺人的印象,时间长了,就会养成一种傲气和惰气,衰败也会逐渐显现。
因此,曾国藩写信给弟弟说,做官和做人一定要力戒骄傲和懒惰。告诫他们唐虞时代,丹朱就是傲慢的典型例子。真正有学问的人,则从不自满。
譬如,古代圣贤孔子可谓知识渊博,但他却从不自满。他始终教导自己的学生:“满招损,谦受益”。一天,他带着弟子子路去参观周天子的太庙,在那里他看到一个外形很精巧的陶器,就问看庙的人:“这叫什么陶器呀?”看庙的人则回道:“这是放在座右的欹器。”
孔子听后,则说:“这个欹器,我听说如果装满水,它就翻倒;如果空着,也同样倒下。只有把水装得正好,它才能立着。是这样吗?”看庙的人回道:“是的,先生说的话没错。”
于是,孔子就叫子路取水来试验一下,结果确实如此。这时候,孔子叹了一声,说道:“世界上哪有‘满’了不倒的呢?月盈则亏,水满则溢,这里面一定有深刻的道理啊!”
子路听后,也似乎明白了其中的道理,就问道:“老师,你有什么办法能让它不倒吗?”
孔子则说:“不能自满啊!这和做人是一样的道理。一个德高望重的人,就要谦虚而恭敬,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一个富贵的人,要勤俭节约,财产才不会减少;为官的人要勤于职守,不能懈怠;做学问的人,则更要听取别人意见,不要固执己见。我想这个放在座右的欹器大概就是要告诉人们这些道理吧!”
孔子一生就是因为受到这个欹器的启示,所以从不自满,直到晚年,他还说:“如果能够让我多活几年,多读点书,那么我就可能知道得更多些,犯的错误也会更少些。”
由此可见,古代圣贤如此,何况我们现今的人们,更应该明白满招损,谦受益的道理。曾国藩就做到了这一点,他处处自谦自抑,扬人抑己,虚怀若谷,无论治军还是公示都以谦字为先,从不与人争夺功名,贪图权势。相反,他还主动请求减权。
正是这种谦让退却的态度,使曾国藩保身有道,安享晚年。所以说,一个人要想能够成就一番事业,或者是每天都有进步,那么就要常有一颗谦虚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