沅弟左右:
九月初六接弟八月廿七八日信,初十日接初五樊城所发之信,俱悉一切。
顺斋一事业已奏出,但望内召不甚着迹,换替者不甚掣肘,即为至幸。
弟谓命运作主,余素所深信;谓自强者每胜一筹,则余不甚深信。凡国之强,必须多得贤臣工;家之强,必须多出贤子弟。此亦关乎天命,不尽由于人谋。至一身之强,则不外乎北宫黝、孟施舍、曾子三种,孟子之集义而慊,即曾子之自反而缩也。
惟曾孟与孔子告仲田之强,略为可久可常。此外斗智斗力之强,则有因强而大兴,亦有因强而大败。古来如李斯、曹操、董卓、杨素,其智力皆横绝一世,而其祸败亦迥异寻常,近世如陆、何、萧、陈皆予知自雄,而俱不保其终。故吾辈在自修处求强则可,在胜人处求强则不可。福益外家若专在胜人处求强,其能强到底与否,尚未可知,即使终身强横安稳,亦君子所不屑道也。
贼匪此次东窜,东军小胜二次,大胜一次,刘、潘大胜一次,小胜数次,似已大受惩创,不似上半年之猖獗。但求不窜陕、洛,即窜鄂境,或可收夹击之效。
余定于明日请续假一月,十月请开各缺,仍留军营,刻一木戳,会办中路剿匪事宜而已。余详日记中。顺问近好。
同治五年九月十二日
沅弟左右:
九月初六收到弟弟八月二十七、八日的来信,初十收到了你于初五在樊城写给我的信,了解到所有情况。“顺斋”的事已经上奏,只希望内廷诏谕能不露痕迹,接任者不很掣肘,那我就很庆幸了。弟弟认为是命运做主,我是深信的。至于说自强的人,每次都能胜券在握,而我不是很相信。凡是国家富强,一定拥有许多贤臣;凡是家庭强盛,一定拥有许多贤子弟。这也关系到天命,不全在于人的谋划。至于一个人自身的强大,不外乎北宫黝的勇敢、孟施舍的仁厚、曾子的义理三种,孟子集仁义于一身而仍不满足,也就是曾子的反躬自问,约束自己的意思。
只有曾子、孟子和孔子告诉仲由的强,略微可以久长些。此外,斗勇斗力的强,有的因此而大兴盛,也有的为之大败。古代如李斯、曹操、董卓、杨素,他们的智力都横行独秀于一世,他们的祸败也与寻常人大不一样。近代如陆、何、萧、陈都又自以为是英雄,而都得不到善终。所以我们在自修方面求强是可以的,在与人争胜负时求强就不可以了。福益这一家人如果专门为争夺胜负而逞强!其能力是否能强到底,未必知道,即使一生因强横而安稳,也是君子所不屑一提的。
敌人这次东窜,山东军队小胜两次,大胜一次,刘潘部大胜一次,小胜多次。敌人似乎已经受到重创,不像上半年那样猖狂了。但求敌人不流窜到陕、洛,即使流窜鄂境,或者可以收到夹击的效果。
我定于明日续假一个月,十月请开各缺,仍然留在军中,刻一方木印,办理中路剿匪事宜罢了。其余详细记在日记中。顺问近好。
同治五年九月十二日
曾国藩作为一个政坛上的大人物,区别于其他政治家的一个最为显著的地方,就是在建功立业的过程中,非常注重完善自己的人格,同时又以人格修养的完善来促进功业的建立。
在曾国藩看来,人生是一个努力追求自己目标、自强不息的过程。所以他所立下的志向,“其大者”,“欲行仁义于天下,使凡物各得其分”;“其小者”,“欲寡过于身,行道于妻子,立不悖之言以垂教于宗族乡党”。不管是否有成,均“以此毕吾生焉”。从中可以看出,曾国藩这两个目标正如孟子所说的:“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便是君子的自处之道。
在中国历史上,曾国藩可谓是追求成功者心目中的完人,他有道德,有军功,有文章。他的一生中把修身当做日常生活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归纳起来有几个方面,即:诚、敬、静、谨、恒。
首先是诚实、诚恳,为人表里一致,自己的一切都可以公之于世,要修炼自己的诚。第二个是敬,所谓敬就是敬畏,人要有所畏惧,不能无法无天,要有敬畏,表现在内心就是不存邪念,表现在外就是持身端庄严肃有威仪。第三个是静,是指人的心、气、神、体都要处于安宁放松的状态。第四个是谨,指的就是言语上的谨慎,不说大话、假话、空话,实实在在。第五个是恒,是指生活有规律,饮食有节、起居有常。
上述五个字的最高境界就是“慎独”,是指人应该谨慎地对待自己的独处,也就是说人在没有任何监督的情况下,都要按照圣人的标准,按照最高准则来对待自己的独处。这是修身的最高境界。
曾国藩慎独的手段是记日记,每天都对自己一天的言行进行检查、反思,对自己在修身方面进行检讨。
道光二十二年,他在一天的日记里这样记载:昨天夜晚做了一个梦,梦到别人得到一笔额外的好处,自己很羡慕。醒来之后对自己痛加指责,说自己好利之心如此严重,做梦居然梦到,这是不能容忍的。中午到朋友家吃饭,席间得知某人获得一项分外收入,心里又是羡慕。他在日记里写明,刚刚上午批判了自己,中午又犯了,“真可谓下流”。
最为可贵的是,从三十一岁开始的修身,一直贯穿了曾国藩的后半生。在此后的三十年中,即便身为军事统帅,每天在杀戮声中度过,他仍然坚持每天反省以修养身心。可以说,修身是曾国藩事业成功最重要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