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我将大部分的兴趣放在自然科学之上，我却不时地读一些我所爱的哲学方面的书。我该选择哪一种职业的问题也越来越紧迫。我急不可耐地想着早点结束中学时代，这样我便成为了大学生了，当然是学习自然科学了，这时，我便会掌握某种实际的知识。但我一旦给自己作出这种许诺，心里的怀疑也就随之而来了。我不是更喜欢历史和哲学吗？我不是对埃及和巴比伦的一切都很感兴趣，并极想成为一名考古学家吗？但是除了巴塞尔之外，要到别的什么地方去上大学的话，我可没有那么多的钱了，但是在巴塞尔，可没有教这门课的老师啊。于是这一计划便很快化为乌有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都无法下定决心，于是便不断地把作决定的时间往后延。父亲十分焦急，有一次，他说：“这孩子对一切都感兴趣，但却不知道他自己要的是什么。”我只好同意他的说法。随着高中毕业时间日近，我们到了必须决定报考哪种专业的时候了，我草率地报了学科，但我的同学却摸不清我的底，不知道我到底要学自然科学呢还是人文科学。

这一看来不假思索的突然决定也有其背景的。几个星期以前，就在第一人格和第二人格在竞争拥有做决定的权力之时，我做了两个梦。在第一个梦里，我梦见自己处身于沿着莱茵河面生长的一大片阴暗的树林里。我走进一座小山丘上的一个坟堆前，便动手挖掘起来。过了一会儿，我惊诧不已，一些史前动物的遗骨出现在我的面前。这使我兴奋极了，但同时我知道：我一定得了解大自然，了解我们在其中生活的世界以及我们周遭的各种东西。

接着是第二个梦。这次我还是处身在一座树林里。这里有纵横交错的溪流，在最幽暗处，我看到了一个圆形的水塘，水塘四周丛生着茂密的灌木。在掩映之下，有个半身淹没在水里的古怪而奇妙的生物：它长得圆鼓鼓的，身上闪烁着乳白色的光泽，它由无数的小细胞，或者说是由形状犹如触手的各种器官组成。它是个巨型深海放射虫，身粗大约一米。这样一个生物竟躺在这里，躺在这不为人知的清澈的深水中，不受打扰，这在我看来太妙不可言了。它激起了我身上一种强烈的求知欲，我醒来后心还在怦怦地跳着。这两个梦对我做出喜欢自然科学的决定起了压倒一切的作用，同时也消除了我的疑虑。

我心里清楚了，我是生活在一个人必须挣得其生活资源的时代和世界里。因此，一个人就得成为这样或者那样的人，而我所有的同学全都深知必须要如此做，而不作他想，这也让我印象深刻。我觉得自己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有点古怪了。为什么我就不能下定决心并使自己埋头于某一确定的事情中呢？甚至连我那德文老师认为学习努力而且自觉、可作我的楷模的那位死记硬背地学习的D同学都是这样，他早已决定要学神学了。我终于体悟到，我必须定下心来，好好把这件事想清楚。譬如说，我要是学动物学，那我将来就只能当个中学教师，或最多也就是在动物园里当雇员就是了。在这方面是没有前途可言的，甚至在你要求不高的情形下也是一样——当然了，我更乐于在动物园工作而不愿去当中学老师。

在这种进退两难的情况下，我突然灵光一闪：我何不去学医呢？奇怪，这一点以前我怎么连想也没有想到过呢？我那听别人谈过很多的祖父就是个医生。或许就是这个原因，对于这个职业我以前就有一种抵制心理。“一切均可，但切勿步人后。”这是我的座右铭。但现在我却告诫自己，学医至少是与科学性的科目结缘的开始。这样想着，我心里便舒坦了许多。此外，医学范围包容很广，因而以后要专研究某一领域，也总是机会很多的。我肯定地选择了科学，而剩下的唯一问题就是：如何去办？我得挣得自己的生活费，而我既然没有钱，就没法到国外上大学，因而也就无法获得有可能使我有机会从事科学生涯的那种训练了。我充其量最多只能成为科学方面的半瓶醋罢了。而且由于我以往的表现，在老师和同学们那里并不受欢迎，他们不喜欢我，我也就没有希望找到一个会支持我的资助者了。所以，在我最终选定了医学时，我的心里并不那么痛快，总觉得它不是步入人生的一件好事。但无论如何，既然我已作出了决定，现在我总可以大大地松一口气了。

但是痛苦的问题也随之而来了：从哪里弄到学费呢？我的父亲只能筹集一部分钱。他向巴塞尔大学替我申请定期生活津贴费，这虽然使我觉得尴尬，但居然被批准了。我所以觉得难堪，主要原因不是因为我们家的贫困被所有人知晓，而是因为我向来私下里相信，所有“上层”的人，所有说话能“算数”的权威之士，都抱着对我的成见。我一向不奢望从他们那里获得任何好处。我显然是由于我父亲的名声而得到了相应的照顾，因为他是个仁慈而又襟怀广阔的人。我发觉自己跟他是截然不同的人。事实上，我对自己抱有两种不同的观念。从第一人格来看，我觉得自己是个落落寡合、能力中等却又心比天高的年轻人，具有一种爱自由的气质。但是，做事缺乏主见，一会儿天真热情，一会儿又孩子气地易于失望，在其本质的最深处是个蒙昧主义者。另一方面，第二人格将之看作是一种吃力不讨好的道德责任，是一门必须以某种方式通过的课程，这一课程由于下述五花八门的过失而变得极其复杂起来，如懒惰、泄气、沮丧，对没有人肯定的想法和事情却有常人无法认同的热情、轻信别人的友谊，见识有限、易抱偏见、愚蠢（在数学上）、对别人缺乏了解、在哲学问题上看法不明确且混乱、既不是个诚实的基督徒又不是别的什么人，等等。第二人格是根本没有什么明确的性格的，他是一种永存的生命，出生、存活、死亡，集一切于一体，一种对人的本质的总览。虽然他十分了解自己，却无法通过第一人格那浓厚的、阴暗的媒介来表达自己，尽管他渴望这样做。在第二人格处于支配地位时，第一人格便被隐藏并湮没了，同理，如果第一人格占据主导地位，第二人格会被看做是内里一片黑暗的区域。第二人格觉得，关于他的任何可以想象的表达，就像一块掷到世界的边缘上空的石头，最后只能毫无声息地掉进无穷的黑暗之中。不过在他（第二人格）身上，光明始终处于统治地位，其情形就如身处王宫的宽敞的大厅，其高大的窗子全都朝着洒满了金色阳光的田园敞开一般。这里是意义和历史的延续体现，它们与第一人格生活中的不连贯的偶然性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后者与其环境并没有任何的连接之处。另一方面，第二人格觉得自己暗中与《浮士德》所体现的中世纪相一致，与一种神秘的过去相一致，这显然被歌德揭示出来了。因此，对于歌德来说，第二人格也是一种真实存在。这对我来说便是一种莫大的安慰。我感到无比震惊，《浮士德》对我来说意义非凡，它里面的第二人格是鲜活的等同物，而且我相信，浮士德就是歌德给其时代所作出的回答。这种顿悟不但对我起到了安慰的作用，它还给予我一种更大的内心安定感及一种我属于人类社会的感觉。我不再是孤立存在的，不再是个奇怪的人，也不是一个被残忍自然所嘲弄的对象。伟大的歌德才是我的教父和权威。

但是，这种理解就此停止。虽然我感到惊奇不已，但我对浮士德并非全盘肯定，我还是持批评态度的。靡菲斯特假心假意的支持也令我十分难过，而且浮士德的自负也让我十分不舒服，以及对菲勒蒙和鲍西斯的谋杀。

大约就在此时，我做了一个梦，这个梦既吓坏了我又给了我力量。梦中我身处某个不知名的地方，正值夜晚来临，我则顶着强劲的大风缓慢而艰难地前行。浓雾到处飘飞，云层深厚，我将两只手作成杯状护住一盏夜灯，以免它熄灭。一切均取决于能否保住这盏小灯。忽然之间，我发觉背后有个东西正向我靠近。我猛然回头，看见一个硕大无朋的黑色人影正跟在我身后。此时，尽管我被吓到了，意识却仍然清醒，虽然有各种各样的危险，我一定得保住这盏小灯不灭，以便度过这个狂风之夜。我从梦中醒来后，便立刻意识到这个人影就是“布洛肯峰的鬼魂”，即我自身的影子，在我带着的这盏小灯的灯光照射下投放在浓雾上而形成的。我还深知，这盏小灯就是我自己的意识，我所仅有的一盏灯。这是我自己的理解力，也是我所仅有的财富，而且还是最大的财富。相比起来，黑暗的威力巨大，但这盏灯虽然渺小和脆弱，但它却仍然是一盏灯，我仅有的灯。

这个梦给了我很大的启示：我终于明白，第一人格就是那提灯者，而第二人格则像一个影子那样跟随着他。我的使命是护住那灯并不要回头去瞧那永存的生命力，后者显然是一种神秘存在，为一种不同的光所照耀的禁止人涉足的国度。我必须临风暴而前行，而后者则尽力要将我推回到无穷黑暗之中，一个人在那里，除了知道各种事物的表面之外是什么也意识不到的。在第一人格的角色中，我必须不断前行——学习、挣钱、负各种责任、受各种拖累，含混模糊、犯各种错误、忍辱负重、经历失败。把我向后推的风暴是时间，它不停地流向过去并紧跟在我们后面。它发出一种巨大的吸力，贪婪地将一切有生命的东西吸进其体内，只有奋力前进，我们才能暂时逃脱其魔掌。过去是可怕而真实的存在，谁要是不能将满意的答案交付于它，它就把谁攥在手中。

我的世界观因此也发生了全方位的大逆转，我清楚地认识到，我的出路无法改变地通向外部世界，通向具有三维特征的有限区域和黑暗之中。我甚至觉得，亚当一定也是以这种方式离开伊甸乐园的；伊甸乐园对他来说已变成了一个幽灵般的存在，而后来，他必须满头大汗地耕种满是石头的土地，这也让他觉得轻松无比。

我自问道：“这样的梦到底从何而来呢？”直到那时我仍坚信，这样的梦是上帝送来的。但而今我因为吸收了若干认识论的观点，因而使我怀疑起来了。例如，人们能够说，我的顿悟是经过了长时间的积淀而慢慢形成的，然后才突然以梦的形式展现出来的。实际上，它就是那么发生的。但是这种解释却只是一种描述罢了。问题的实质在于，为什么会发生这种过程，又为什么以意识的形式而出现呢？我并没有故意地做任何事情来加速这样一种发展，相反，我的兴趣点在其他方面。因此，在这些景象之后一定有某种东西在起作用，是某种理智在起作用，至少是某种在理智上胜过我自身的东西；在意识之光的照耀下，内心之光便以一个硕大无朋的影子显现出来了，这一非同寻常的想法不是我会自发地想到的东西。现在，完全是突然之间，我明白了许多过去我无法理解的事情：特别是以前每当我间接提到使人会想起内心王国的任何事情时，人们脸上便会掠过尴尬和疏远的冰冷神情。

我深知，我一定得把第二人格抛诸脑后。但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我都该向我自己否认他或宣布说他是无效的。这就等同于是自毁手脚，只会使我失去解释这些梦的源起。因为无疑地，第二人格与梦的制造关系密切，而我也坚定地认为他具有更高的理智了。但我却觉得自己日渐与第一人格统一了，这也就反向证明了这只是更富有理解力的第二人格的一部分罢了；基于这一原因，我又觉得自己与他又不再趋同了。第二人格确实是一个幽灵，一个精灵，能够与黑暗世界相辅相生。这是我在做此梦前尚不知道的某种东西，而且回想起来，我只是模模糊糊地意识到了它而已，尽管我绝不怀疑在情感上我是知道它的。

不管怎样，我和第二人格发生了分裂，我被指派给了第一人格，并在相同的程度上与第二人格分隔开来，后者因此便获得了一种独立的人格。我也没有将它与某种肯定的个性联系起来，虽然我在乡下长大，如果产生这样的想法也不足为奇，因为在乡下，人们会相信魂魄的存在。有关这个精灵的明确的特征是其具有历史性的特性，即时间上的延伸，或更确切地说，他是没有时间性的。当然，我也对其在空间的存在也没有形成任何的观念。在我那第一人格的存在的背景里，他起着一种无法说清的作用，从来不是明确地限定了的，但是又是确定地存在着的因素。

个人是依照他们自身外在和内心上的个体气质与这个世界相融的，因此，他们先熟悉父母的环境和精神世界，但是因为个性的差异，所以他们只能与其有条件的部分形成某种默契。但是家庭精神在相当范围内体现出了时代精神，虽然这大多体现在无意识上。若是家庭精神完全和谐统一，那么就意味着世界和平安定了；同理，若是有相当多不同的家庭精神，他们之间矛盾对立，由此所产生的世界自然也是不安全的存在。小孩子对于大人所说的话所作出的反应，远比不上对在周围环境猜不透的事物所作出的反应。小孩的适应性是潜移默化的，而这便在他身上产生了具有补偿的种种相关性。甚至在孩子最幼小的时期便逐渐拥有的特定的“宗教”观念，这也是自发性的最终结果，只可以认为是孩子对父母的环境及对时代精神所作出的反应。后来，我的父亲只好屈从对宗教的各种怀疑，自然便得经历一个很长的酝酿时期。自己的世界及整个世界发生的这样一种剧变，便会把其影响向前推进；随着时间的推移，头脑中的愈加拼命地反抗其威力。父亲明显地预感到了这些，因此他感到坐立不安，而这种不安便自然而然地传到了我的身上。

我一向都不认为这些影响是从我母亲方面得来的，因为她是以某种方式深深扎根于肉眼所不及的土地上的，而在我看来，绝不是出于她对基督教信仰的坚信。对我来说，这种感觉是以某种方式与动物、树林、山峦、草地及流水相互连接的。所有这一切，与她那信仰基督教的外表及她通常对信仰加以维护的做法形成了奇妙的反差。而这和我自己的态度很好地相互对应了起来，因而我并没有任何不适感产生；反之，它还给予了我一种安全感，使我自信这就是使我可以在其上站稳脚跟的坚实土地。我向来不认为这一块土地是“异教徒式的”存在。在我被父亲的强烈冲击下，我母亲的“第二人格”给了我最强有力的支持，这一冲突已在父亲的传统与我那潜意识一直受到激励而创造的奇异的、补偿性的产物之间展开。

回首过往，我现在可以看出，我童年时的发展，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已预示了我未来的事件，并为父亲在宗教信仰上的崩溃及为有关这个世界的破坏性的新发现的这种种情形扫清了道路，我因此而适应了这种情形。而今我了然父亲的这种改观不是一朝一夕而成的，这是个漫长的进程。尽管我们人类拥有我们自己的个人生活，然而从其他的角度来看，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却是岁月以世纪作单位来计算的一种集体精神的代表者、奉献者和敦促者。也许我们终生都觉得，我们向来是凭本能行事的，并且可能永远不会发现，在大多数情形下，我们不过是世界戏剧舞台上的小配角而已，虽然我们并不知道，但是的的确确存在着种种因素，它们使我们的生活不由自己，而这些因素越是不为我们所觉察，其影响的程度也就越大。

因此，我们的生命至少有一部分是生活了好几个世纪的，而这个部分只让我自己利用，我给它起的名字就叫“第二人格”。它并非个人的玩物，这种情形可以由西方的宗教所证实。这种宗教明确地把它自己施加到这个内在的人身上，并在为时两千年的时间里竭力使他认识带有其个人的先入之见的我们的表面意识，“无须外出寻找，真理就潜藏在这个内在的人的身上。”

在1892年至1894年间，我与父亲进行了相当热烈的探讨。他曾在戈廷根学习过东方语言并就阿拉伯版的《所罗门之歌》写了自己的学位论文。随着最后一次考试的落幕，给他带来荣耀的日子也宣告终结了。此后，他便舍弃了自己在语言上的才华。在莱茵河瀑布旁的劳芬镇上当起了乡村牧师，他落进了感伤的理想主义里，落进了对他大学时期黄金时代的回忆之中，他一直使用当大学生时的长柄烟斗抽烟，他还常常抱怨自己的婚姻失败。他做了大量的好事，数不胜数。但是他自己的脾气却不好，往往惹人生气。父母都想过高尚而虔诚的生活，但俩人之间总是吵架。这些困境，虽很可以理解，但仍然粉碎了父亲的信仰。

那时候，父亲烦躁易怒，而他的状况也让我十分担心。为了避免与他发生正面冲突，我母亲避开一切可能刺激他的事。虽然我也认为这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但我却往往控制不了自己的脾气。在他大发脾气时，我便顺从地不发一语，而在他显得比较和气时，我便找机会与他交谈，希望能获悉些他内心的真正想法及他对自己的了解。我看得出来，他正被某种特别的事情折磨着，而我怀疑此事是与他的信仰相关联的。从他无意中作出的一些暗示里，我可以看得出来，他在忍受着由于对宗教产生了怀疑而带来的种种痛苦。这在我看来，肯定就是他是否已获得了那种必要的体验的情形。从设法和他进行的讨论里我看出，实际上，他面临这种体验是必须的，因为我所提出的一切问题，他都给以同样的、尽人皆知的、毫无生气和中规中矩的规范回答，或无可奈何地耸耸肩膀摇摇头，这让我内心产生了一种矛盾又复杂的心情。我不明白他为什么不抓住这些机会继续探索下去呢？我深知，我的那些批判性的问题令他伤心，但我还是想和他进行一次建设性的交谈。在我看来，他竟没有过对上帝的体验，这一所有体验中最显著的体验竟然是空白的，实在不可思议。我对认识论知道不少，因而便深知，这样一种知识是无法证明也无需证明的；而且我还同样清楚，这也跟夕阳西下之美或黑夜的恐怖一样，虽不用证明，却确信无疑。我甚至用十分愚笨的方式设法向他传达这些再明显不过的真理，希望帮助他承受避无可避地落到了他身上的这一灾难。他不得不和某个人争吵，因此，他便与家人和他自己争执起来。他何以不和上帝争长短呢？它是一切造物的阴沉的创造者，也是造成这一苦难的根源！上帝一定会以答案的方式而让他做一下那种奇妙的、无限深刻的梦；尽管我没有请求他，上帝却让我做过这种梦并让这种梦来决定了我的命运。我并不了解原因何在，它只是这样就是了。对呀，他甚至让我瞥了一眼他自己的本性。这是一个重大机密，我是不敢也无法向我父亲揭示的。要是他能理解有关上帝的直接体验，我本可能向他揭示。但在我与他的交谈过程中，我却从来没有谈到这么深入，甚至从不走近到会遇到这个问题的范围，因为我一向是以一种非心理学的和理智的方式来处理它，并尽一切可能来避开会引起感情冲动的那些地方。这种方法每一次都像对着斗牛的一块红布，招致无法理解的种种恼人的条件反射。我没法解释，一种看似合情合理的争辩，怎么会引起感情上的抵制行为。

这些讨论不但毫无结果，反而触怒了父亲和我，最后我们放弃了这些讨论，各自背负起自己所特有的自卑感来。神学使父亲和我互相疏远。虽然我并不觉得孤独，我却感受到遭受了一次重大的失败。我模模糊糊地感觉到，他无法逃避地屈从于他的命运了。他孤独无依，没有一个朋友可以与之交谈。至少我知道，在我们的熟人中无法找到一个我可以加以信任，而对他能有所帮助的人。某一次，他的祈祷被我听到。他拼命斗争着要保有自己的信仰。我心里震动起来，但同时又气愤至极，因为我发现，他不可救药地陷入了教会及其神学思想里而不能自拔。它们堵塞了他本可直接接近上帝的所有通路，然后又毫不留情地抛弃了他。而今我终于明白我较早的那次体验的最深刻的含意了：上帝本人已拒绝为神学及建立在神学之上的教会负任何责任。另一方面，上帝又宽恕了这种神学，就像他宽恕过许多别的什么一样。设想人应为这种种发展负责，这在我看来十分荒唐。说到底，人到底为何物？他们就和小狗一样，生下来既聋又瞎，并像其他的造物那样，只拥有最模糊的一点光，这点光绝不足以照明他们在其中摸索前进的那一片黑暗。我同样确信的是，我所认识的神学家们没有一个人曾亲眼见到过“那照亮了这片黑暗的光明”，因为如果他们确实看到了，他们就不可能去教一种“神学的宗教”了；而这种宗教在我看来是意义甚微的，因为它与我自己的上帝体验背道而驰，它甚至要人们不抱什么希望地相信它。这就是我父亲以前极力维护的东西，但结果他却碰了壁。他甚至无法保护自己不受精神病医生的那种可笑的物质主义的侵犯。这也像神学一样是某种人们必须加以相信的东西。我比以往更加确信的是，这二者均缺少了认识论方面的批判及体验精神。

我父亲显然受到这种印象的左右，即精神病医生已在人脑中发现了某种东西，这种东西证明了，在精神本应该所在的地方，有的却只是物质，而“精神的”东西却什么也没有。所以有这种想法是因为他预感到，要是我去学医，我应以上天的名义起誓绝不要成为一个唯物主义者。这种警告对我来说就是，我什么都不应该相信，因为我了解，唯物主义者相信的是他们的定义，如同神学者相信自己的定义一般，我还借此了解到，我那可悲的父亲简直就是跳出油锅又入火坑了。我深知，他一生所极力赞颂的信仰恶毒地玩弄了他，不但如此，还作弄了那些为我所熟知的大部分有教养又严肃的人们。信仰的最大罪过，在我看来，就在于它排斥经验。神学家怎么会知道，上帝有意地安排了某些事物同时又“许可”别的某些事物存在呢？而精神病学家又从何而知人的心灵的种种特性的呢？我不会屈服于物质主义，成为唯物主义者，但我父亲却不可能这样。显然，有人低声就“联想”跟他说了些什么，因为我发觉，他正在阅读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翻译的伯恩海姆的有关联想的书。这是一个崭新的并且十分关键的开始，因为以前我从未看见，除了小说和游记之外，父亲会看其他的什么书。一切“有吸引力的”和有趣的书都属父亲的阅读禁忌。但是阅读精神病学方面的书根本不能使他愉悦起来。他的沮丧情绪愈演愈烈，甚至还变本加厉了，他自疑有病的情形也是如此。一连好些年，他一直抱怨自己患有各种各样的肠胃病，但是给他看病的医生却一直未能确切地检查出什么毛病来。而今，他又唠叨着说“腹部有结石”。好长一段时间，我们对此并不加以认真对待，但后来医生却也怀疑起来了。这事大概发生在1895年的夏末。

那年春季，我进入了巴塞尔大学就读。我一生中唯一感到厌烦无比的日子——高中生活终于结束了，而通向“文科大学”与学术自由的金色大门正在为我敞开着：现在，我可以听到有关大自然的真理了。我将会学到有关人的解剖和生理学方面现已为人所知的一切，并掌握有关各种疾病的知识。除了这一切之外，我还被批准加入了我父亲以前所属的一个佩戴彩色徽记的兄弟会。在我还在大学一年级时，父亲还赶来参加了兄弟会的一次远足，这次远足的地点是马克格拉芬县属下的一个种葡萄酿酒的村庄里，他在那里还发表了一次别开生面的演说。令我快慰的是，他大学时代的积极乐观精神在他的演说里再次体现了出来。我一刹那意识到，在他毕业之时，他的生活就停止不前了，一首大学生歌曲的歌词便同时回响在我的耳际：

他们垂头丧气地迈步

走回到市侩的国土，

啊呀，啊呀，啊呀，

往昔的情形已发生了巨变！

歌词给了我心灵重重地一击。过去，父亲在大学一年级时也是个充满热情的学生，情形就同我现在差不多；世界同样向他敞开了大门，就跟它现在对我那样。知识的无穷财宝摆在了他的面前，就如同现在摆在我面前一样。可是，一切都变了样，他变得颓废，意志消沉，怎么发生了这些呢？我不知道答案到底在哪里，也许我知道了太多的答案却无法言说。那个夏夜喝过葡萄酒后他所发表的演说是最后一次的机会，使他得以跳出回忆，而像他本应做的那样做了。此后不久，父亲的健康情况就恶化了。到了1895年秋末，父亲卧病在床，1896年年初便离开了人世。

上完课后我回了一趟家，向母亲问及了父亲当时的情况。“唉，还是那样子，身体虚弱得很。”母亲说着。他低声向她说了点什么，母亲把父亲的话向我转述了，然后使了使眼色，提醒我他已进入神志昏迷状态了：“他想知道你有没有通过国家级考试。”我知道我必须撒谎了。“考过了，成绩还挺好的。”他如释重负地叹了口气，接着便闭上了眼睛。过了一会儿，我又进屋去看了他一次。他独自一人躺着，母亲在隔壁房间收拾着东西。他的喉咙发出咯咯的响声。我知道他已经濒临离世了。我在他床边站着，这种情景让我呆住了。以前我从没看见过人临死时的状态。突然，他不呼吸了。我等着，等着，希望他能再一次的呼吸，可是却没有发生我盼望的情形。我一下想起了母亲，赶紧跑进了另一个房间，看见她坐在窗前打毛线。“他不行了。”我说着。她跟着我来到床边，看见他已经不行了。她仿佛觉得十分奇妙似的说道：“好快啊，这一切过去得多快啊。”

随后的几天是一片忧伤和痛苦，没有多少留存在我的记忆之中。有一回，母亲用她的“第二人格”的声音跟我，或者说跟她周围的空气说着：“他为你及时地死去了。”这句话的意思仿佛是在说着：你们并不互相理解，而他可能已经变成了妨碍你发展的人了。这种想法在我看来是符合我母亲的第二人格特性的。

“为你”这个字眼儿太吓人了，给了我可怕而沉重的一击，我感到往昔岁月的一小部分就这样的一去不回了。但同时，男子汉和重获新生的感觉开始在我身上苏醒了。我父亲离世了，我便自然地搬进了他的房间，并占据了家庭中原本属于他的地位。例如，我每星期把家用开支的钱亲手交到我母亲手上，原因是她不会理财。

在他去世六个星期之后，我梦见了父亲。他突然之间站在我面前，说他就要度假回来了。他的身体状况已经好了，现在就要回家了。我觉得，我搬进了他的房间，他可能会讨厌我的。可是一点儿也不是这样！虽然这样，我仍觉得惭愧不已，仿佛是我想让他死掉似的。几天之后，我又做了这样的一个梦。我父亲恢复了健康并且回家了，于是我便再次责备自己，因为我认为他已经死掉了。以后，我便不断地自问道：“我父亲在梦中回家，而且他的样子又显得那样逼真，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这是一次让我终生不忘的体验，而这便迫使我开始思考起人死后的生活来。

随着父亲的离世，关于我是否继续读大学的问题被提了出来。我母亲的亲戚们觉得，我最好是去商行里谋个小职员来做，这能最快地挣钱养家。我母亲最年幼的弟弟还提议资助她一下，因为她的钱财几乎不足以养活我们仨。父亲这边的一位叔父则同意资助我。在我读完大学时，我欠了他三千法郎。其余的钱是我靠当助教和帮助一位年老的姑妈转卖部分古董而挣来的。我以高价一件件地将这些老古董卖出，从中抽取相当不错的钱作为佣金。

这段穷困的日子令我难以忘怀。一个人在这时便懂得了珍惜微不足道的东西。我仍然记得有过这么一次，有人把一盒雪茄当礼物送给了我，我喜欢得不得了。这盒雪茄我足足抽了一整年的时间，因为我只准许自己在每逢星期天时才抽一根。

回首往事我这么觉得：我的大学生活对我来说是人生的美妙阶段。一切均充满了理智的活力，它还是一个交朋结友的最佳时机。在兄弟会的几次会议里，我就神学和心理学方面作了几次讲演。我们还进行过许多热烈的讨论，但并不总是医学方面的问题。叔本华和康德也是我们争论的焦点，我们还懂得西塞罗文体的优美之处，也对神学和哲学大感兴趣。应该说，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多年的沉淀的产物。

阿尔伯特·厄利是我的另一个朋友，我们的友谊一直保持到他去世（1950年）。而事实上，我们的关系甚至可以上溯到我们出生之前的二十年，因为在上一世纪的60年代末，我们的父辈们就已经开始交往了，虽然不同的命运使得他们不得不分离了，但他们对友谊的忠诚从未中断。厄利和我延续了这份友谊，因为我们忠诚无比的信念使这种关系一直保持到最后。

我和厄利的相识起源于兄弟会的聚会。他的讲演幽默极了，而且感情充沛，他真是一位杰出的演讲者。当时令我记忆深刻的是，他是雅各布·布尔克哈特的侄孙，布尔克哈特在我们这些大学生中间是位传奇的英雄，很多人都非常崇拜他，而厄利的举手投足就有很多这位大人物的影子，不仅是长得非常像，他的动作和说话的方式与这位大人物也非常相似。我从巴赫奥芬那里听说了一些我这位朋友的一些事情，在街上我会时不时地碰到巴赫奥芬，也会碰到布尔克哈特。除了外部特征之外，厄利最吸引我的还有其他的因素，如对思考的热爱和看待历史进程的方式方法，他年纪轻轻就已有非常惊人和成熟的政治观点了，他把握当代人格的准确性以及他那独一无二的机智，总是让人惊诧不已。他还抱着怀疑的观点看待爱慕虚荣和空洞之心，这也让我记忆深刻。

我们同盟中的第三个人叫安德烈亚斯·菲舍尔，他也是我的挚友，可惜他年纪轻轻便亡故了，他曾担任小亚细亚乌尔法医院的院长一职。我至今还记得我们在太阳和变幻的月光下喝着白葡萄酒，讨论着《山鹰》中的魏尔的情形。这些有趣的交谈是我大学生活最难以忘怀的精彩片段。

因为毕业后我们所从事的职业和定居地的不同，在随后的几年中，我们很少见面。但是，在厄利和我成年之后，我们又因为命运的安排而被牵在了一起，我们之间频繁地来往着。在我们三十五岁那一年，一次不期而至的旅行计划又让我们有更亲密的接触，这是一次很有纪念意义的旅行，我们坐着我的帆船，来到苏黎世湖。同行的还有在我这里工作的三名年轻医生，我们计划前往瓦伦市，然后返回，四天的航行十分愉快。我们的船有一个大三角帆，阵阵凉风吹来，十分惬意舒畅。厄利带着奥德赛的译稿，在航行中向我朗诵有关基尔克的历险和招魂记的段落。我俯瞰波光粼粼的湖面，海岸线消失在银色的水雾中。

经过一阵内心的波动，我逐渐明了，我对未来的憧憬都映照在那光彩夺目的荷马史诗般形象的背后，我非常想进行一次跨海的旅程。厄利一直没有下定决心是否与我同去，原因是他新婚燕尔，命运最终给了我这次难得的相逢，如同将招魂术（Nekyia）送给奥德赛，他就能够走进阴森可怖的地府一般。虽然战争爆发了，我与厄利难得一见，也无法进行深入的谈心了。一般来说，朋友之间只是谈论一些肤浅的表面东西。而我们之间甚至可以进行心灵的对话，例如，从他提出的某些问题中，我能猜透他此刻的真正想法。他是一个聪慧无比的朋友，他以他的方式来理解我。我们之前的这种默契和他对这段友谊的忠诚是我最珍贵和珍惜的部分。在他人生的最后十年里，我们再次陷入了频繁的互访之中，因为我们都明白人生苦短，来日无多了。

就读大学的这段日子里，在宗教问题上我受到了相当多的启发。在家时，我获得了一次非同寻常的机缘，与以前曾是我父亲助手的一位神学家交谈过一次。他不但因胃口非凡而著称，这是我所不能比的，还非常地博闻强记。在他那里，我听到了相当多的有关教会神父和教规历史方面的东西。他还给我大略地讲了些有关新教神学方面的新知识。里敕尔的神学在当时非常流行。这种神学的历史循环论使我很迷茫，特别是那用铁路火车来作出的比较。在兄弟会里我也了解到与我进行过多次讨论的神学系的学生们，对于基督的一生所给予历史的影响的这一理论似乎全都觉得很满意。但在我看来，这种看法显得愚蠢至极，没有任何意义可言。我同样也无法赞同这种倾向，即把基督推到前台，并使他在上帝与人的戏剧中充当决定性的角色的做法。因为我觉得，这是违背基督本人的想法的，既然它是由圣灵所创造的，那么在它死后，自然有取代它在人世间地位的存在。

在我看来，圣灵是超越想象之上的上帝之化身。圣灵的活动不但是崇高庄严的，而且还带有某种奇异甚至是使人生疑的特点，而这种特色又是耶和华的行为所特有的，对于耶和华，我在接受教育时，总是傻气地将他等同于上帝的基督形象（这时我仍然不知道，严格地说来，魔鬼也是与基督教同时产生的）。在我看来耶稣也就是一个人的存在而已，因而便是一个也会产生谬误的人，其实，它只不过就是圣灵的喉舌罢了。这种相当坊间的看法，是跟神学上的看法差别巨大的，自然便使人觉得完全不可理解了。我对此所感到的失望便逐渐产生出一种万般无奈的麻木态度，此外我的另一看法却日益加深了：在宗教问题上，只有体验才是重要的。

在大学一年级期间，我了解到虽然自然科学打开了通向知识宝库的大门，但在提供真正的认识方面却少得可怜。而这种顿悟，总的来说是有着特有的性质的。我从哲学著作的阅读中获悉，心灵的存在是形成所有认识的基础。没有心灵，便不会有知识，也不会有认识。然而关于心灵，却又很难言说。它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却甚少被提及。当有人提及它时，例如，C.G.卡鲁斯，却显出对它没有真正的了解而只有哲学式的沉思冥想，而这实在是太容易混淆了，人们可以根据自身的体验加以推断。对于这些推断，我实在无从理解。

在第二学期末，我却又有了新的发现：在我一位同学的身为艺术史家的父亲的藏书室里，我无意中发现了一本论述心灵现象的小书，这本书出版于70年代。该书系统论述了“唯灵论”的起源，作者是一位神学家。我起初的疑惑很快就消失了，这使我忽然间明白，书中所述的，总的说来，大都是自童年时代以来我在乡下常常听到的那些相类似的故事。不用怀疑，这些材料是真实可信的。但是这些故事是否具有物质的真实性，对这一重大的问题所作出的回答却不能令我满意。尽管这样，但可以断言的是，在地球的各个时代，这些相似的故事在全世界各个地方被不停地提起过。这其中必然有某种因素，而且这种原因不可能就是具有同样的宗教观念这一显著的缘故，因为很显然情况并不是这样。相反，它一定与人的心灵的客观行为相互关联。但就这个主要问题——心灵的客观性——而言，根本无法去体验，就像那些哲学家们所说的那样。

“唯灵论”的观点就我个人而言无疑是古怪而又令人生疑的，然而就客观心灵现象而言，它们却是我所见到的最早的文字记录。例如左尔纳和克鲁克斯等人的名字使我记忆深刻，我读完了那时我所能到手的有关这方面的所有书籍。很自然地，我也将这些事情与我的朋友们分享过，但他们的回答让我惊诧不已，既有嘲弄，又有怀疑和否定，也有急忙起身加以抗辩的。我惊奇的是他们竟会态度肯定地断言说，像鬼魂和转动桌子这一类事情是不可能有的，因而也就是骗人的，而他们这样做时又显然表明他们是十分恐惧的。我自己也不敢肯定这些报道的真实性，但是说到底，何以就不应该有鬼魂存在呢？我们又怎么会知道某种事是“不可能的”呢？而且，这种急急忙忙的表明态度又是怎么了呢？对我自己而言，我反而觉得这种可能性是非常有趣的，也极为吸引我。它们使生活增添了风采，世界也具有了深度和背景。譬如，梦有可能与鬼魂有着什么关系吗？康德的《一个看见鬼魂的人的梦》的出版是十分有益的，我获益良多。随后我很快就发现了卡尔·杜普雷尔，他的著作从哲学上和心理学上对这些观点进行了分析。埃斯肯梅耶、巴萨旺、吉斯提奴斯、克尔纳和格雷斯等人的著作，我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我甚至还读了斯威登堡的七卷本著作。

我母亲的第二人格对我的热情表示深度的赞许，但我所认识的其他人却使我感到泄气。在这以前，我若是只撞到了传统观点所筑成的厚墙的话，那么而今，我却撞在了人们的偏见及完全不承认有超乎常理的可能事物的看法所筑成的铜墙铁壁，甚至在我最亲密的朋友中间我也遇到了这种状况。对他们而言，我这所有的一切简直糟糕透了，还不如专心于神学来得实在。我有这样的感觉，我已经来到了天之边，对我来说具有极大兴趣的，对别人来讲是那么缥缈无趣，甚至还使人觉得可怖。

他们惧怕什么呢？我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不管怎样，也许真有某种越出了空间、时间和因果关系的有限范畴的事件，这也没有什么荒唐乖谬和惊世骇俗的啊。动物能够事前就预感到暴风雨和地震来临，这是人所共知的。确有预见到某些人死亡的梦，确有在人死的一刻停止了走动的钟，确有在危急时刻破碎了的镜子。所有这些事情在我童年的世界里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而如今，我却显然成为了曾经听到过这种事的唯一的见证人。我以万分认真的态度自问，我懵懵懂懂地走进去的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呢？很明确的是，城市的世界对于乡村的世界，对于山脉、树林和河流的世界，对于动物和“上帝的思想”（植物和各种晶体）的现实世界，是一无所知的。我觉得这样一种解释让我舒服。不管怎样，这种解释让我信心倍增；我深知尽管城市是个学识宝库，在精神方面却是极其有限的。这种顿悟是十分不利的，因为它诱使我落进自觉的优越中，我开始批评不当和盛气凌人起来，弄得他人对我生厌。这又再一次地使我警醒，重拾旧日的各种怀疑、自卑感和情绪抑郁，这些是我不惜任何代价都要加以冲破的。我不愿意站在世界之外，而让自己像个怪人一样生存。

我在学完了基础的引论性课程之后，便做起了解剖学助教的助手，随后的一个学期，示范老师让我负责讲授组织学课，这对我是极大的鼓励。我对进化理论和比较解剖学很有兴趣，还因此熟悉了新活力论，更使我大感兴趣的还有广义的形态学方面的观点。它是与生理学正相反的学科。生理学要进行活体解剖实验，因此我对这个科目相当反感，而活体解剖的目的，也只是为了进行示范罢了。热血动物跟人类相似，而并非只是毫无意识可言的，我一直有这种感觉。因此，只要能够避免，我就不去上示范课。我也明白，我们是得用动物进行实验的，但是，我仍然接受不了这种极其残酷野蛮，甚至是令人作呕的解剖示范，另外，我也觉得没有这个必要。只要根据描述，我便足以想象出解剖示范的整个过程。我对动物的喜好并不是来自叔本华哲学里那种佛教式的描绘，而是基于一种原始的心理态度更深厚的基础之上，基于潜意识的与动物等同的姿态。而当时，对于这一重要的心理学上的事实，我却并不知晓。我对生理学的逆反心理，使得这一科目的考试成绩也非常不好，每次都在及格线边上徘徊。

随后的两个学期是有关临床的学习，这段时间很忙，我又乐在其中，几乎没有任何闲暇时间供我涉猎其他方面。仅在星期天，我才有时间研究康德。我还刻苦地研读了E.冯·哈特曼的著作。有一段时间，尼采也列入了我的阅读计划，然而我却迟迟没有开始阅读，原因是我觉得自己准备并不充分。那时候，尼采被广泛关注，但大部分都是贬斥的话，讨论者多是有能耐的哲学方面的学者们，从这些褒贬中，我也可以看出，他在高层人士们中引起了多大的抵制。当然，这些人中的雅各布·布尔克哈特是最权威的代表，他对尼采的批评性评论随处可见。此外，还有些与尼采本人有些交往的人，他们也到处散布有关他的各种各样并非恭维的琐事闲言。这些人中的很多人对于尼采的著作一无所知，所以就只好就他的外表上的怪癖大加贬斥，比如说他好摆绅士的架子，弹钢琴的姿态不雅，文章的矫揉造作——这些怪癖使当时巴塞尔市有身份的人们非常受不了。当然我没有立即阅读尼采著作并不是因为这些事情，相反，它们倒使我更有了阅读的兴致。我延后阅读时间是因为我内心的惧怕，我也许也会像他那样，至少是在那种“秘密”方面会同他相似，这使得他与周遭格格不入。或者吧，又有谁会知道呢？他没准会有内心的种种体验和种种顿悟，而不幸的是他又企图与他人谈论，结果却发现无人能理解他。他或者也是个怪物，是个自然的嘲弄对象。而这，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都不想成为这样的人。我担心，我可能会被迫承认，我也是一个这样的怪人。然而他是个教授，还出版了不少著作，并因此而获得了无法想象的荣誉。他虽然也像我一样，是个牧师的儿子。但不同的是，他出生在国土辽阔的德国，那个一直远伸至海边的国度，而我却只是个出生在遥远边境小村的瑞士人。他操一口优雅的高地德语，精通拉丁文和希腊文，或者还懂法文、意大利文及西班牙文，而我唯一能运用自如的语言只有瓦格斯-巴塞尔方言。他，拥有这么多可引以为荣的东西，竟被人当做是某种怪人，而与他有点相像的我又会怎样呢，我不敢再想下去了。

虽然心里有这种种的担忧，我还是被好奇心驱使，拿起了他的著作。《不合时宜的思想》是我阅读的尼采的第一本书。书中的文字将我的热情彻底点燃了，读完一本，我又迫不及待地读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这本书如同当初阅读歌德的《浮士德》一样，使我产生了十分强烈的体验。应该说《查拉图斯特拉》是尼采的《浮士德》，是尼采第二人格的体现，而我的第二人格就是查拉图斯特拉了，尽管这有着把一个鼹鼠垒起的土堆比作布朗山的嫌疑。查拉图斯特拉还是病态的，这一点我非常确定。我的第二人格难道也是病态的存在吗？这太惊人了，我甚至有点惊恐了，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拒绝承认这点。虽然如此，这个想法却总是在不合时宜的时刻涌入我的脑海，使我浑身冒冷汗，因此到了最后，我便只好进行自我反省了。尼采到很晚才发现自己的第二人格，这时他已年过中年，而我却自童年时代便逐渐认识了自己的第二人格。尼采曾天真和戏谑地谈到过这个他命名为阿尔希顿（Arrheton）的第二人格，好像它是十分合适的。我很快就意识到，这只会增添他的困扰。在他还十分年轻的时候，对自己的前途将会怎样还不必顾及时，他就来到巴塞尔大学当起了教授。他是如此聪明，本该及早注意到有些问题的。我意识到，这就是他那病态的误解：即他并不担心和毫无怀疑地让第二个人走了出来，让他对这个一无所知的世界兴风作浪。他被一种幼稚的幻象所促动，想找到能够分享其狂喜及能把握其“对一切价值观念进行重新评价”的思想的人们。然而他却只找到了有教养的市侩们，这使他悲喜交集，而他本人就是其中之一。像他们中的一员那样，他冒冒失失地一头撞进那不可言喻的神秘里，并想向迟钝的并为上帝所弃的大众对这种神秘进行赞扬时，他却对自己一无所知。这就是他为何言辞夸夸其谈、比喻堆砌重叠、赞美诗式的欢乐情调的原因所在，全都是妄图引起已把其灵魂卖掉以换取一大堆互不连贯的事实的广大人民的关注罢了。虽然他宣称自己是走钢丝的表演者，最终还是落进了超出自身想象的深渊之中。他并不了解自己，在这个世界就像是一个疯魔，周围的人都如履薄冰地与之周旋。在我的朋友和熟人中，我知道有两个人公开宣称自己是尼采的追随者，这两人均为同性恋者，其中一人以自杀终结生命，另一人则是被人误解的天才，最终成为废人。其余的朋友并没有被《查拉图斯特拉》的现象吓倒，而只是表现出无动于衷罢了。

就像《浮士德》为我打开了一道门那样，《查拉图斯特拉》则为我关上了这道门，且在以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这道门一直关着。自己俨然是个老农夫，将自己的两头牛套在了同一个笼头里。“这样的事是怎么发生的呢？”他的儿子问他：“孩子呀，这事儿我也不知道啊。”

我意识到，一个人只能跟人们谈些他们所知道的事，否则就是对牛弹琴。天真无知的人并不知道，与人谈论些他们所不懂的事是一种怎样的侮辱。只有当前者是个作家、记者或诗人时，他们才会谅解这种毫不客气的行径。我逐渐明白了，一种新思想，或甚至只是旧思想的异乎寻常的另一面，只有依靠事实才能让人们相信。只有事实是确定无疑的，它不会被扫到一边去，某个人或迟或早总会遇到它们并认识到他所发现的是什么。我明白了，我辩论时，缺少某种更好的东西，其实我应该提供事实，但这些事实却是我所缺乏的。在我手中，什么事实都没有。以往很多时候，我常凭自己的经验行事。我责怪哲学家们经验正缺乏时却说个没完没了，而当他们本应用事实进行阐述时却紧闭双唇。我感到，在这个或那个时候，我已穿越过了一个满是金刚石的山谷，但是我却无法使任何人相信——在我更仔细地观察它们时甚至连我自己也说服不了——我所带回来的样品并不仅仅是些简单的石块。

在1898年，我已经开始认真地考虑起当医生这回事了。我得出的结论是，自己必须学有所长确定专业。而这种选择只要在外科和内科之间进行就可以了。我更想选择前者，因为我受过解剖学的专门训练，而且我还很喜爱研究病理学，而要是我拥有足够的金钱，便很有可能使外科成为终身职业。但是我的窘境也在此，为了念大学我已经欠了不少钱。我深知，期末考试一结束，我便要尽快地开始挣钱养家了。我设想着可以在某个县级医院当助理医师，在那种地方比起在大医院找工作好许多。而在大医院里的职位，在很大程度上得取决于其负责人的支持或其个人的利害关系。由于我人缘不太好，与别人又相处不佳，因此我不敢设想会遇到这种好运，于是便只好满足于在一所地方医院谋个职位了。其余的便是努力工作，取决于我的成绩和对环境的适应性了。

但是，在暑假里，却发生了某件注定要对我产生重大影响的事。某天，我正坐在自己房间里学习功课。隔壁房间的门大开着，母亲坐在里面织毛线。那房间是我家的饭厅，里面就摆着那张胡桃木圆餐桌。这张桌子原本是我祖母的嫁妆，已经有七十年历史了。我母亲坐在距离桌子一米远的地方。我妹妹去上学了，女佣则在厨房里忙活着。突然砰的一声巨响，有点儿像手枪射击的声音。我立马蹦了起来，快步冲进了传出爆炸声的房间里，只见我母亲目瞪口呆地坐在自己的那扶手椅里，毛线团从她手里落到了地上。她断断续续地说道：“出、出、出了什么事？就发生在我身边！”她双眼盯着那桌子，目不转睛。我看到发生的事情：那桌子从边缘到中心以外处裂开了一条缝，却不是沿着榫眼处裂开的；这裂缝直穿这硬硬的木材。我也呆住了。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一张风干了七十年的胡桃木桌子，居然会在湿润炎热的夏季里裂了缝？若这事发生在寒冷干燥的冬天，它边上又摆着一个火炉，倒是可以理解的。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一种爆炸呢？“一定有什么古怪的事。”我想着。我母亲脸色阴沉地点头说，“是啊，是啊，”她用她那第二人格的语调说着，“这一定是意味着什么。”虽然我并不全赞成她的说法，我却找不到更好的解释，于是我便生起自己的气来。

大约过了两个星期，我在晚上六点钟的时候回到家，一进门就发现我们全家——我母亲、我那十四岁的妹妹及那女佣——都处于一种十分激动的状态。在一个小时之前，家里又发生了一声响声震天的声音。这一次不再是那已裂了缝的桌子了，响声来自餐具柜的方向，这是一件沉甸甸的家具，制作于19世纪初。她们从里到外将它仔细察看了一遍，却找不到任何断裂的痕迹。

我赶紧动手将这柜子仔细检查了一番，连它周围的地方也细细查看过了，也同样没什么结果。然后，我就开始查看起柜子的内壁来。在存放着面包篮的碗柜里，我见到了一条面包，在面包的旁边有一把切面包的刀子。刀刃的大部分崩成了几块碎片，刀把躺到了四方形的面包篮旁的角落里，在其余的三个角落里，都有刀刃的碎片。这刀子不久前刚被使用过，大概是四点钟喝下午茶的时候，随后就被放到了一边。此后，再没人到餐具柜里取东西了。

第二天，我将这把坏刀拿到镇上一个最有名的刀具商里去了。店主拿来放大镜仔细地瞧，又看了看裂痕，最后摇着头说道：“这把刀子没有问题，钢也很不赖。肯定是有人故意将它一片片地弄成这样的。这是能够办到的，譬如，将刃插进抽屉的裂隙里，然后一次拆掉一片。当然还可以用这办法，从高处让它朝下落到石头上。但是好钢是不会炸裂的。绝对是有人逗您玩吧。”

我母亲和妹妹那时正在房间里，这突然的巨响吓了她们一跳。母亲的第二人格瞧着我，那眼神颇具含义。但我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我完全感到不可理解，对于已发生的事也给不出什么合理的解释，我只得承认，这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桌子裂开缝和刀子破碎了，这到底是怎么了？假如这是极其偶然的巧合，这实在是太没有道理了。出于偶然的机会，莱茵河竟有一次也能够倒流了，但是我觉得这肯定不会发生的。但是却没有其他的原因可以解释这类现象。那么，到底是怎么了呢？

几周之后，我听说有几个亲戚一直在研究桌子自己转动的事，他们中还有一个巫师，那是一个刚满十五岁的小姑娘。这几个人都想让我见见这个巫师，据说这个人能使人进入梦游状态还能招来魂灵。听他们这么说，我随即便联想到了在我们屋里发生的那两件古怪的事儿，我就接着揣度，它们的发生可能以某种方式与这位巫师大有关联。于是，我便开始列席他们的降神会，在每周六傍晚定期在我亲戚家里举行。渐渐地墙的四壁及桌子发出啪啪声方面有了结论。不依赖于降神者，桌子会移动是令人起疑的，而且我很快发现，对这种实验增加某些限制性的条件一般来说会有妨碍性效果。最后，我发觉桌子是自动发出啪啪声的，随后便将注意力转到传递信息的媒介上来。在我的博士论文里，我列举出了这些观察的结果。 经过大约两年的研究，我们甚至已经开始厌烦这类事了。我发现了这位巫师企图通过诡计来使人相信这类异象，而这便使我从此不再参加这类实验了。我后来对此十分后悔，因为我从这个例子中懂得了一个人第二人格的形成过程，它是怎样进入一个小孩的意识里并最后使后者结合进她的本身里的。她是个早逝的人，因为得了肺结核病，在二十六岁那年就死掉了。在她二十四岁的时候，我还见过她一回，并获得了她具有个性独立并成熟这一永久性印象。她去世后，我听她的家人说过，在她人生的最后几个月里，她的个性一点儿一点儿地逐渐解体，最后，她竟回复到一个两岁孩童的状态，就在这种状况下离开了人世。

总之，这次体验意义深远，它将我较早期的获得的哲学体悟一扫而光，并使我得以能够获得一种心理学上的观点。对于人的心灵，我有了更深入的了解。然而这种体验让我无法再次用语言表达出来。可以把这整个故事对之加以讲述的人我却一个也找不到。于是我只得再次把这个尚未解决的问题放到一边去。直到几年之后，我的博士论文才得以发表。

在我工作的医院里，老伊玛曼的职务被年轻的弗列德里希·冯·穆勒接替了。在穆勒身上，我发现了一种将我吸引的东西。他是个很有才华的人。我从他身上看到一种深邃的理智是如何把握住了问题并提出了疑问的，而在这些疑问中，这个问题便等于解决了一半。在他那里，也仿佛在我身上看到了某种东西，因为我的实习即将完成，他提议，我可以作为他的助手，前往慕尼黑，因为他已接受了那里的职务。这一邀请让我很高兴，如果没有发生另一件事，我很可能就决心献身于内科事业了。那件事消除了我对未来职业的一切顾虑，否则我是会那样做的。

尽管我一直在听着有关精神病学和临床的课程，但当时那位讲授精神病学课程的老师却讲得非常不好，他没有让我对这项课程感兴趣，也没有提出启发思路的问题，而当我回忆起精神病院的体验对我父亲的影响时，这就更使我对精神病学抱有成见了。因此，在准备期末考试时，精神病学的教科书总是被我排在最后才温习的。我对从中有所收获不抱任何希望。因此我仍然记得，当我打开克拉夫特一埃宾编著的教科书时，我每次都会对自己说：“好吧，现在让我们瞧瞧，一个精神病学家为了自己到底有些什么话好说吧。”专题讲座和临床示范给我留下的印象显然不如其他课程。就连在医院里所见到的病例我也一个都想不起来了，我对这个课程只有逆反和厌烦心理。

我从阅读序言开始，就是想瞧瞧一个精神病学家是如何概述其科目的，或到底是如何证实其存在的理由的。因为在那时的医疗界，精神病学是十分被人看不起的学科。这也是我为何会对这门科学采取如此趾高气扬的态度的部分原因，这一点我不得不说清楚，当时没有人真正对此有所了解，也没有把人当做一个整体来加以考虑并把人的各种病理变化包括进这一总体图景里的心理学。医院院长及其病人被关闭在同一所医院里，而这个医院又同样与外界割断了联系，谁也不愿意朝这个方向哪怕是多瞧一眼。而这里的医生们则也像个门外汉一样对此知之甚少，因而他们的感受也跟这些人一般无二。精神疾病是一种无望治愈的要命之症，人们将之看成是一种灾祸，精神病医生通常被认为是怪人，而这，我不久后就有了亲身体验的机会。

序言的内容逐渐映入我的眼帘：“大概是由于这个科目的特殊及其发展尚不完全之故，精神病学方面的教科书便多少都会被打上一种主观性的烙印。”随后的几行内容，作者把精神病患者称作“人格之病”。我的心猛地怦怦跳动了起来。我不得不站起来，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我变得十分激动，因为在一闪而过的启示里，对我来说却已清清楚楚，精神病学才是我的唯一的目标。只有在这里，我兴趣的两股激流才能汇流，形成一条水流并冲出一道河床来。这里是生物学和精神性的共存之地，这样一个天地是我一直苦苦追寻的，可是却一直没找到。而今终于有了一片天地，一片自然和精神的冲撞变成了现实的天地。

当克拉夫特—埃宾精神病学教科书的“主观性”内容出现在我眼前时，我的共鸣更强烈了。这样看来，这本教科书的部分内容也是作者的主观认识。由于他所持有的个人偏见，由于他的存在所具有的总体性，因而他便站到其经验的客观性的背面并以其整个人格对这种“人格之病”作出反应。在医院时，我从来没有听到我老师说起过这样的事。虽然这本教科书与其他这类的教科书的差别并不明显，但这几点暗示却给精神病学投射了一道可使之脱胎换骨的光亮，使我被它吸引，并最终选择了自己的职业方向。

有了决定之后，我便将它告诉了那位内科方面的老师，我在他脸上看到了惊异和失望的神情。我的老创伤——认为自己是个不受欢迎的人，并且被别人所疏远——再次出现，并刺伤了我。不过现在我却十分清楚，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反应。没有什么人，几乎是连我本人，也从没想到过我竟会对这一褊狭的学科发生如此的兴趣。我的朋友们既惊诧又十分不解，觉得我傻透了，竟放弃了谋取医学内科这一明智并令人羡慕的好机会，而选择了那不可知的、表面看来完全是无的放矢的精神病学。

我深知，我自己再次走进了一条谁也不会跟着我走的独木桥。而且我也懂得，没有什么人或什么事能使我偏离我的目标，我作出的决定是不会轻易改变的，而且这也是命中注定的事。它就像两条河流汇合到了一处而形成了一股急流，绝无留恋地载着我流向远方的终点站。我将自己的“两重性格合而为一”，带着这种自信，如同一个有魔力的巨浪承载着我一般，我顺利地通过了考试，还取得了第一名的成绩。很有代表性的是，在奇迹之路上我一帆风顺，但潜藏着的小暗礁却使我在最擅长的科目上栽了跟头，这就是病理解剖学。由于一个可笑的错误，在除了各种各样的碎屑之外似乎只含有上皮细胞的显微镜的承物玻璃片上，我却忽略了一个暗藏的角落，这里有鹅口疮菌。在其他科目上，我都猜想出可能的出题范围。因此，我胜利地越过了好几个危险的暗礁。但是报复却来了：在我觉得最有把握的地方，却由于最为莫名其妙的原因翻了船。要不是因为这一点，在这门考试中我也可以取得最高分的。

结果，另一个候选者取得了与我相同的分数。他向来喜欢独来独往，对他的个性我也不了解，只是觉得他是个靠不住的平庸之人。除了“专业知识”以外，我无法跟他谈任何别的事情。对于每一件事，他都报之意味深长的微微一笑，这种微笑不禁使我想到了埃伊纳岛的希腊雕像。他有一种高人一等的优越感，但是在这种神气之下，他却往往显得手足无措并且露出失败者的狼狈样儿来，与周遭的一切总是显得格格不入。我十分不理解他的那种矛盾。有关他的唯一确切的事是，他给了我他有着几乎是偏执狂式的野心的印象，这一野心使他除了医学知识和结论之外，对任何事情均不感兴趣。几年之后，他成了个精神分裂症患者。我提到这一点的原因是想指出，事情都有对应性的典型实例。我的第一本著作是有关精神分裂症的心理的；在这种心理里，我自身的人格倾向便对应于这种“人格病”。我向来认为，精神病学在最广的意义上说，是一种病人的心灵与假定“正常”的医生的心灵之间的对话，是病人的人格与治疗者的人格之间的一种妥协让步，二者从原则上说都具有同样的主观性。我只想表明，妄想和幻觉并非只是精神病所特有的症状。而是包含着人类思想之内的存在。

期末考试结束后的那天晚上，我让自己享受了一回，这是我人生中的首次奢侈之举——去戏院看戏，这也是我渴望已久的。那时，我的经济情况还不允许我进行这样的铺张花销。靠卖古董得来的钱还有点儿，因此，我不但得以有机会进一次剧院，还得以到慕尼黑和斯图加特去游览一番。

比才的音乐美妙极了，它征服了我，使我仿佛在一望无际的海中随波起伏一般。第二日，我就被火车载着越过边境进入到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中去了，《卡门》的旋律仍萦绕我脑际。在慕尼黑，我首次领略了古典艺术的风采，这古典的艺术之美与比才的音乐巧妙地融合，使我身处于如春天般的、新婚燕尔的欢快气氛之中，这种气氛的深邃和含义，我只能含混地领会。然而在外部世界里，这却是阴沉的几日，那正是1900年12月的1日至9日。在斯图加特，我拜访了姑妈莱玛·荣格博士，这是最后一次见到她。她的丈夫是个精神病学家。她是我祖父与弗吉尼亚·德·拉索尔的首次婚姻所生的女儿。她是个气质迷人的老者，蓝色的眼睛闪闪有光，生性活泼开朗。在我看来，她更像是完全生活在充满各种不可思议的幻想世界之中，生在拒绝消亡的各种往事的回忆的世界之中，这次拜访是对我童年的怀念的永诀。

1900年12月10日，我前往苏黎世的伯戈尔茨利精神病院就职，我在那里谋得了助理医师之职。我很喜欢那里，因为在这几年的时间里，巴塞尔已变得太沉闷和乏味了。对于巴塞尔人来说，除了他们自己和这个市镇之外，别的城镇都是不值一提的，只有巴塞尔才是“开化的”，伯斯河的北岸则是“野蛮人的国土”了。我的朋友们对我背井离乡十分不解，并猜测我不久之后就会回来。但他们完全错了，如果在巴塞尔，不论何时，我都被认定是保尔·荣格牧师的儿子和我祖父卡尔·古斯塔夫·荣格教授的孙子。我是个知识分子并属于一个确定的社交圈子。我非常不喜欢这种贴标签的做法，我更加不愿意让自己被归入任何一类。

巴塞尔知识界的气氛在我看来是十分令人羡慕的，它具有世界性，但悠久的传统观念却给我以束缚，让我透不过气来。当我迈进苏黎世的土地，我立刻感觉出了两者的差异。苏黎世与世界的联系不是通过知识界，而是通过商业。因而这里的气氛是十分自由的，而这正是我想要的。在这里，一个人即使出身不好，并非世代书香，你也不会感到千百年的历史重压。但是巴塞尔是我的故土，因而我至今仍有一种淡淡的怀恋，尽管它而今已不再是我记忆中的样子了。我至今仍然记得同巴赫奥芬和雅各布·布尔克哈特在街上漫步的旧日时光，仍然记得大教堂后面那座老旧的牧师会堂，还有留存在记忆深处的那横跨莱茵河河面的那座半木石结构的古桥。

我要远离巴塞尔，这让我母亲很难过。我当然了解这个，但是对此我却无能为力，我没法助她解除这种痛苦，只能靠她自己勇敢地承受着。母亲同比我小九岁的妹妹住在一块儿，我妹妹是个清秀而羸弱的人，她与我有很多地方都不像。她好像生来就注定了一辈子要当老姑娘似的，而她也确实终生未嫁。但她自己养成了不同于常人的个性，我十分佩服她的处世态度。她有天生的高贵气度，但很不幸英年早逝。因为她必须要经受一次据称是没有任何危险的手术，就因为这次手术她不幸去世了。事后我才得知，她已事前将自己的一切事情，甚至连最细小的细节，都安排地十分妥帖周到，这让我被深深触动。在心底深处，她对我来说更像是个陌生人，但是我却十分尊重她。我是非常爱动感情的，而她则与我不同，总是一副镇定自若的神气，虽然她的内心深处同我一样敏感。我甚至能够想得出来，就像我祖父他那唯一的妹妹经历过的那样，如果不是早逝，我的妹妹可能也会在妇女敬老院里颐养天年了。

我在伯戈尔茨利精神病院开始了我崭新的工作和生活，这里的生活具有一种要求人必须专心致志的现实性——精神集中、头脑清醒、工作负责等。这就像是进入了一座世俗的修道院，只屈从于相信那些可能有的、平凡的、日常的和毫无意义的东西，而舍弃掉那些奇异的和颇具意义的事情，将一切超凡脱俗之物变成平庸无奇。从此之后，有的只是空空如也的表面，以及那些没有连续下去的开始，只是孤立存在的毫无相关性的事件，只是范围越缩越小的知识，只是据说是问题的失败，只是令人沮丧的狭隘的个人视野以及日常事务那无边无岸的琐屑之中。一连六个月，我将自己关禁在那犹似修道院的围墙之内，为的是要将这精神病院的生活及风气习以为常，而为了使自己熟悉精神病患者的思想与心理，我又将五十卷的《精神病学概论》从头至尾一页页地阅读了起来。我想要找到一个答案，那就是人类的心灵在面对其本身的毁灭情境时会作何反应呢？因为就我所知，精神病学能清楚地表达在精神病出现之时是如何支配那所谓的健康头脑的那种生物学反应的。我的兴趣点不仅在病人身上，也在我的同事们身上。在随后的几年时间里，我暗地里编制了我那些瑞士同事在遗传背景方面的统计数字，从中获益良多。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想使自己获得些教益，另一方面也能更好地理解精神病人的各种反应。

我全身心地投入在研究工作之上，也因此使我与我的同事们的距离越来越远。他们当然不会了解，精神病学对我竟然有如此大的吸引力，而我又是多么急于想参透其玄机。那时候，我在治疗方面的兴趣不大，但对于正常性的病理变异却兴趣横生，因为我看出它是我深入了解精神病人的途径。我获得了久已渴望的机会，得以更深入地洞察那些能产生客观生活的主观实验。

我既没有超然于我自己并以真正客观的方式来观察自己命运的欲望，也没有这种能力。我是乐于去编织一个本来应该是怎样的幻想，或写一部为自己辩解的书，这种人所熟知的自传作品的错误的书。反正，若人是一个事件的话，它并没法自己给出判断，究竟是好或坏，得由他人来得出结论。 y3xe8332+8QDyvDx1APXKYZVBEeMHNL23vqKPXVOcSHLsb0qs3CM8NCyPsXwsCC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