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出生后半年，我的父母从博登湖畔的凯斯威尔（图尔高州）移居到莱茵河瀑布边上的劳芬城堡，住进了一所牧师宅邸。那是1875年的事。

我开始记事在两三岁的时候。我还依稀记得那所教士的住宅、花园、洗衣房、教堂、城堡、莱茵河瀑布、沃尔斯小城堡和牧师庄园。这些记忆仿佛是大海里漂浮的岛屿，孤立浮动着，互不相连。

有一个情景常常浮现在我脑海之中，这或许是我生活中的最早记忆，那是一个迷离而模糊的印象：在一个明亮而温暖的夏日，我躺在树荫下的一辆童车里，天空蓝蓝的，金色的阳光透过碧绿的树叶。童车的顶篷打开着，我刚刚睡醒，这美景让我无比惬意。我的眼中有树叶和花丛中闪耀着的太阳的倒影。一切都是美妙而神奇的，那么五彩斑斓，那么美好！

另一个记忆的情景是：我坐在位于这栋房子西侧的餐厅里，在餐桌旁很高的儿童椅子里，我正用调羹舀热牛奶喝，牛奶里还泡着碎面包块。牛奶的味道非常好，那特有的香味是我第一次有意识地感受到的香味。应该说，我那时就有了嗅觉的意识。这个回忆也同样十分遥远。

我还依稀记得在一个夏日的傍晚，我的姑妈跟我说：“我带你去瞧一样东西。”说着便将我领出了家门，走在通向达克森的大路上。在一栋房子前，我们停下来，看天边阿尔卑斯山脉沐浴在夕阳的光辉中。那天傍晚，阿尔卑斯山是那么清晰可见。“看那儿，”姑妈用瑞士方言兴奋地说着，“山全红了。”那是我首次看见了阿尔卑斯山。随后我便听说，村里上学的孩子第二天要去郊游，并要爬苏黎世附近的约特里山，我非常想去。但是他们说，我太小了，不能去，我没有一点儿办法，伤心极了。从那时起，那个位于皑皑雪山旁的苏黎世和约特里山成了我遥不可及的梦幻之地。

后来过了一些时候，我记得母亲曾带我去图尔高看望她的朋友们。那是在博登湖畔的一座城堡里。我见到那里的湖滨，一下子就迷上了。渡船激起的浪一直冲到岸边，阳光在水面上闪烁着，船只将水浪激起，又一次次地冲向岸边，水下的沙子被浪花冲成一道道小坎子。湖面向远方无限地伸展开去，那壮丽而宽广的湖面让我心旷神怡。就在那时，我的脑子里有了一个想法，我要生活在湖边。我觉得，没有水，人根本就生活不下去。

我还记得有一件事：有许多陌生人，乱哄哄的，看上去特别激动。女仆飞快地跑过来，喊着：“渔民们发现了一具死尸，那是从瀑布上冲下来的，他们要把他抬进洗衣房里去。”我父亲说：“好吧，好吧。”我有点心急，想要去看那死了的孩子。母亲一把拉住了我，严厉禁止我往花园里走。等所有的人都走远了，我立即悄悄地溜进了花园深处的洗衣房，门却被锁着。我绕着房子又转了一圈，发现房后有一个排水槽，它通到斜坡的下面，槽里流淌着血和水。我觉得这事有意思极了，那年我还不满四岁。

我的脑海里还有另一幅画面：我不停地哭闹着，因为我发烧了，没法睡觉。父亲把我抱在怀里，在屋里踱来踱去，嘴里哼唱着他学生时代的那些老歌。我特别清楚地记得我最喜欢的一首，这首歌总会使我安静下来。它是一首君王之歌，它的歌词是这样的：“四处静悄悄，大家都睡觉……”时至今日，我仍然记得父亲的声音，在寂静的深夜，他向我轻轻地唱着。

母亲后来告诉我，我那会儿得了湿疹。这在当时是一种常见病。我还隐约感觉到，父母的婚姻出现了危机。我的那场病一定与父母的短暂分离有关系。那是1878年的事。母亲在巴塞尔的医院里待了几个月，她的病大概起因于婚姻上的麻烦。当时，一个姑妈照料着我。这位姑妈比母亲大二十岁。母亲的离去让我非常痛苦。从那时起，只要有人讲到“爱”这个字，我就会马上产生一种不信任感。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女人”给我的感觉是十分不可靠的。而“父亲”则意味着可信赖的，但是却软弱无力。带着这样的心理障碍，我开始了我的人生之路。后来，这些早期的印象发生了改变：我信任男人，但他们却令我失望；我怀疑女人，可是她们并没有让我失望。

母亲离开之后，女仆来照料我的起居。我还依稀记得她将我抱起来，把我的脑袋靠在她肩膀上的情景。她有一头黑发和一副橄榄色的面孔，和母亲截然不同。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她的发型轮廓、她深颜色的颈部和耳朵。这些在我看来都是那样新奇，而又格外熟悉。似乎她并不属于我们家，而是只属于我一个人。好像她是和一些我还不能理解的神秘事物联系在一起似的。这位姑娘成为我后来提出的阿尼玛的雏形。她所传递出的那种既生疏又似曾相识的感觉，是后来在我心中象征女性本质的那个形象的特征。

从父母分居的时候起，我的记忆中还有另一个女性的形象：一个青春而又美丽的、具有蓝色眼睛、棕色头发的迷人姑娘，她常常带着我在蓝色的秋天，在瀑布下面的沃思城堡附近，沿着莱茵河，在金色的枫树和栗树下徜徉。婆娑的树枝被阳光穿透，黄色的叶子飘落在地上。这位姑娘后来成为了我的继母。她非常仰慕我的父亲。直到我二十一岁时，我才再次见到她。

以上说的都是一些留存“深刻”的记忆。以下我要说的是一些对我影响更深刻的事情，虽然其中有些部分我只是朦胧地记得。记得有一次我摔下了楼梯，而且是摔倒在火炉腿的一个角上，我记得那疼痛的滋味，我还流了血，一位医生给我缝头部的伤口，一直到上大学预科的最后一年，头上那块疤痕还清晰可见。母亲曾告诉过我，有一次，我和女仆去诺伊豪森，通过莱茵瀑布桥的时候，我的一条腿已经滑出了栏杆，差点儿就掉了下去，幸亏女仆抓了我一把。这些事投射出潜意识中的自杀冲动，或者说是对生在这世界上的一种无奈的反抗。

那期间，每到夜晚来临时，我总有一种莫名的恐惧，似乎有什么事情即将发生。我常常会听到莱茵瀑布流淌时发出的沉闷的咆哮声，这让我觉得周围布满危险。总有人淹死，尸体从岩石上冲下来。在附近的教堂墓地里，教堂司事总是挖坑，一堆堆棕色的土被挖出来，一群肃穆的男人穿着长长的礼服，戴着非常高的帽子，脚蹬闪闪发光的黑色靴子，他们总是抬出一个黑色的木盒子。这时，父亲也会身着牧师长袍，声音洪亮地说着话。女人们在不停地哭泣，大概是有亲人正被埋进这个坑里。有些原本应该出现在这个场合的人，现在却突然不在了，然后我就听说他们被埋了，上帝将他们召唤去了。

母亲教会我做祈祷，这是每天晚上必须要做的事儿。我很喜欢祈祷，因为它使我在深沉不安的黑夜里有一种踏实而舒心的感觉：

展开您的双翼，

慈祥的耶稣，我亲爱的朋友，

把您的小鸡，您的孩子咽下。

如果魔鬼要吞食他，

那只会是白搭。

请让天使来阻止。

不许伤害这个孩子。

“耶稣先生”总是能给人安慰，他是个善良仁慈的先生，像城堡里的维根斯坦先生一样，富有、威严、受人爱戴，对夜里的小孩子十分关切。至于他怎么会像鸟那样长着翅膀，却是一个谜，这虽然让我十分好奇，不过我并没有过多地去探究这个。我觉得更为有趣、更想弄清楚的是，小孩被比作小鸡，而耶稣又是那么不情愿，甚至像吃苦药一样地“吃了”他们。这太匪夷所思了。后来我才明白，魔鬼撒旦也喜欢小孩，为了免得小孩被魔鬼吃掉，耶稣才不得不如此。虽然耶稣并不情愿这么做，可他还是把孩子们吃了，这样，魔鬼撒旦就抓不着他们了。这么一想，我的心中就安宁了许多。可是现在我又听说耶稣还要“吃”别的人，而这次则是，在地上挖一个坑。

这种不吉利的类比导致了十分不幸的后果，我开始怀疑上帝了。他失去了那令人安宁的、慈祥而友善的大鸟特征，正在和那些身穿礼服、头戴高帽、脚穿闪光的黑色靴子、抬着黑盒子埋葬死人的整日阴沉着脸的黑衣人们联系在一起。

这些思索造成了我心理上的首次创伤了。一个炎热的夏天，我跟平时一样，坐在屋前的大路上玩沙子。大路从屋子旁边穿过，通向山冈，消失在山坡上的一片树林里。所以，如果站在房子旁可以看到伸展出去的、相当长的一段路。那天，当我抬起头来时，就看到一个身着黑色长袍，头戴宽檐帽的人从树林里走过来，那人看上去像个穿着女人服装的男人。

他慢慢地走近了，我清楚地看出，这是一个穿着拖到脚的黑色长袍的男人。这种景象让我觉得害怕极了，一种极度的恐惧迅速传遍全身，脑子里出现了一个可怕的念头：“这是一个耶稣会会士。”前不久，我偷偷地听到父亲和一个来访的同事聊天，谈到了耶稣会会士们的阴险活动。从父亲那恼恨与恐惧的语调中，我猜想，那些“耶稣会会士”是极其危险的人物，危险到连父亲也觉得恐惧。事实上，我并不了解耶稣会会士究竟是些什么人，但我对祈祷词中的“耶稣”那个词是十分熟悉的。

我想着，从山上下来的这个人一定是化了装，所以他的衣服才显得那么不合身。或许他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我害怕极了，慌慌张张地跑进了屋子，冲上楼梯，躲在阁楼上最黑暗的一根房梁下。我不记得我在那里藏了多长时间，不过肯定时间不短，因为当我壮着胆子小心翼翼地走下楼，偷偷探头张望的时候，那个黑衣人却连影儿也没有了。那以后许多天，我一直被恐惧占据着，我都不敢走出屋子了。即使后来再去那条路上玩儿，那树木葱郁的山坡始终让我警觉万分。很久之后我才知道，那黑衣人只不过是个无害于人的天主教神父罢了。

大约就在同时——我也说不太清楚，或者要更早一些——我有了最早的关于梦的记忆。这个梦后来一直占据着我的心，成为我一生研究的对象。做梦的时候我只有三四岁。

我们的住宅孤零零地立在劳芬城堡附近，牧师家的农场后面有一大片草地。梦中的我正站在这片草地上。突然，我发现了一个黑色的、长方形的石砌的洞，以前我从没见过这样的洞。我十分好奇地走了过去，我朝里面瞧，见到有一排石阶一直通向底下的深处。我迟疑着，但还是胆战心惊地走了进去。没多久，就见到一个圆形的拱门，门上挂着一块又大又沉的绿色帷幕，那幕好像是用针织或织锦材料做成的，显得非常气派。我的好奇心驱使我很想知道幕后边是什么，于是我便掀开了它。在暗淡的光线下，我看到一间大约十米长的长方形屋子，屋顶呈拱形，由加工过的石头砌成，地板上铺着大石板，屋子中间铺着一条红地毯，从门口一直通向一个低低的平台，平台上有一个十分漂亮而华丽的金色宝座。我看不大清楚，座上也许有一块红色的垫子，那金灿灿的宝座像极了童话中描写的国王的宝座。宝座上还立着一个巨型物体，直通屋顶。起初我以为是个很高的树桩，它的直径有五十到六十厘米，高达四五米。组成它的材料也非常有意思，它有皮有肉，顶上有一个圆圆的像人头那样的东西，但是没有脸，也没有头发，只有一只一动不动地盯着屋顶的眼睛。

屋子里很亮，可是没有窗户，也没有其他光源，但头顶处却有一点亮光。宝座上的那个东西虽然并没有动，可我总觉得它随时可能会像一条虫那样向我爬过来。我害怕极了，全身僵硬着站在那里。就在我即将崩溃的时候，母亲的声音从头顶上传了过来：“你看那儿，这就是那吃人的怪物！”母亲的喊声让我更加害怕，我战栗不已，吓出了一身的冷汗，突然就醒了过来。从此之后，好多个夜晚我都无法安眠，就怕这样的噩梦再次出现。

这个梦一直纠缠了我好些年。直到很久以后，我才意识到，我看见的那个巨型物体实际上是男性生殖器。几十年后，我才明白，那是一种古老的祭仪中存在的生殖器。我一直没有弄懂，母亲说的是什么意思，是说“这是吃人的怪物”，还是说“这是吃人的怪物呢？”如果是第一层意思，那就是说吃小孩的并不是耶稣或者耶稣会会士，而是那个生殖器；如果是第二层意思，那就是说吃人的怪物就是男性生殖器的象征，那么，那些阴沉沉的耶稣、耶稣会会士和生殖器就变成同一种东西了。

这个生殖器的抽象意义便是它直挺挺地竖立着，它自尊为王地立在那里。草地上的洞可能代表一座坟墓，这座坟墓是地下的一座神庙，它那绿色的帷幕象征着草地，或者说象征了覆盖着绿色植被的大地的神秘。血红色的地毯和圆形拱顶又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我已经去过了姆诺特，看见过沙夫豪森城堡的主楼了？但这有点不大可能，谁会领一个三岁的孩子去那儿呢？所以它与记忆痕迹没有丝毫的关系。同样，我并不知道那个解剖学上十分形象的生殖器是从哪儿来的。把小便排出口解释为一只眼睛，上面还放光，它指明了“生殖器”（Phallus）这个词的词源（希腊原文即为“发光”“明亮”的意思）。

不管怎样，这梦里的生殖器对我来讲就是地下一个没有被提及过的神。它一直留在我直到青年时代的记忆里，只要有人特别提到耶稣，它就出现在我脑海中。我从来都不认为耶稣是真实的存在，我也从来都没有接受过他，他从来都没有使我感到亲切，因为我总是一次次地想到它在地下的对应物。这个可怕的启示降临到了我身上，以至于我从来都没有去寻觅过那世人所推崇的上帝的代表。

那个耶稣会会士的“伪装”在人们教我的基督教教义上投下了阴影。我觉得它就像一场严肃的假面舞会，某种殡葬仪式。送葬的人脸色阴沉，面容悲伤，而转眼之间他们又会偷笑起来，一点儿也不难过。耶稣在我看来就是一尊死神，只有在驱散黑夜的恐惧时，他才给我帮助。但是他自己却被钉在了十字架上，痛苦不堪、鲜血淋淋的，让人害怕极了。人们常常赞扬他的慈爱与善良，可我私下里却表示怀疑，尤其是，那些说着“亲爱的耶稣”最起劲的人都穿着黑色的礼服和发亮的黑色靴子，这不禁让我想起葬礼的情形。他们是父亲和我八个叔叔（全都是牧师）的同事。多年来，他们激起了我的恐惧感，以至于偶尔见到的天主教神父也让我感觉十分不快，他们总是让我想起那可怕的耶稣会会士，这些耶稣会会士曾惹恼过父亲，让父亲感觉恐惧和不快。后来直到行坚信礼时，我想方设法迫使自己对基督采取积极的态度，但是我没有做到，心中的不信任感总是隐隐传来。

对“黑衣人”的恐惧会发生到每个孩子的身上。但那并不是我孩提经验中的最重要的东西；最重要的是这样一种认识：“那就是耶稣。”这种认识深深地渗透在我的脑海中。这非常折磨我。而且在梦中常常会出现那些奇特而象征性的装扮，还不可思议地将他看成是“吃人的怪物”。这“吃人的怪物”不是吓唬小孩的幽灵，而是矗立在地下室的一尊金色宝座之中。在我孩童般的意识中，只有国王才能坐在那上面，而只有像上帝和耶稣这样地位的人才能戴着金冠，穿着白袍坐在比这个宝座更高、更辉煌的宝座之上。而与这位耶稣有关的是戴着宽大的黑帽子，穿着黑色的女人服装，从长满树木的山坡上走来的“耶稣会会士”的形象。因此，我常常得朝山坡那个方向张望着，以防又有别的危险出现在我身旁。

在梦中，我走进地下的一个洞里，我看到宝座上的东西与我想象中的完全不同，它是那么异乎寻常，它并不像是人间的，而是阴间的东西，目不转睛地盯着上面，以人肉为食。直到五十年后，我读到了一篇研究弥撒象征的宗教论文，文章中讲述了在最初的基督教圣餐中就有象征性的吃人习俗。那个时候我才明白，儿时那两次经历中闪现在我意识里的思想不但不幼稚，而且相当成熟，甚至是过分成熟了。当时在我的心中究竟是谁在说话？是谁的意识创造了那些景象？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超人的理智在起作用？我知道所有的头脑简单的人都会喋喋不休地说“黑衣人”和“吃人的怪物”，也会大谈“偶然”和“事后的牵强解释”，以此来驱散那些可能污染孩子纯真心灵的不好的思想。啊，这是些多么善良的、讲求实效的、头脑健康的人呀！他们总让我想起那些蝌蚪，它们挤在浅浅的水洼里，在阳光的照射下快乐无比地游来游去，根本想不到第二天早上水洼干涸了，它们就要无处栖身。它们对此一点儿也不担心。

那么当时我的心里说了些什么？又是谁谈起过这些我完全不知道的问题呢？又是谁将上苍和地下结合在我的心里，造成了我激情澎湃的后半生生活的基石？又是谁对那个纯洁善良而又对人生充满担心的少年产生了影响呢？除了那来自上苍又来自地下的陌生者又会是谁呢？

通过这些儿时的梦境，我开始参与大地的秘密，那是在地下举行的葬礼，许多年后，我才从中解脱出来。而今我才明白，那是为了将尽可能多的光引入黑暗之中，是进入黑暗王国的开始。当时，我的精神生活就是以这种潜意识为开端的。

1879年，我们举家搬至巴塞尔附近的克莱因-许宁根，其实这事我已经记不大清楚了，但后来几年发生的事却记得很清楚：某天夜晚，父亲将我从床上抱起来，走到我家那个朝西的门廊里，他指着天空给我看，那是黄昏的夜晚，天空中燃烧着一片耀眼的绿光。那正是1883年喀拉喀托火山爆发的情景。

还有一次，父亲带我去看东边地平线上的一颗大彗星。

再后来，当地爆发了一次大水，流过许多村镇的维塞河泛滥成灾，冲毁了大坝和上游的一座桥梁。有十四个村民被淹死了，混浊的黄水夹裹着尸体进了莱茵河。洪水过后，尸体就被留在了泥沙里。听说了这件事之后，好奇心又驱使我跑去看。我见到一个身着黑色礼服的中年男尸，他肯定是从教堂里出来的。他身体的一半被埋在了沙子里，眼睛被手臂遮挡着。仿佛见到了一头猪被宰杀，我兴奋极了，一动不动地盯着那具尸体。见此情景，母亲吓坏了，她甚至有些惊恐，但杀猪和死人仍然对我有着无法言喻的吸引力。

我对绘画艺术的最早记忆也得从住在克莱因-许宁根的那些年说起。父母亲当时住的那幢房子是18世纪建成的一座牧师住宅，其中有一间屋子里面很暗。陈设的家具质地考究，墙上还挂着很多的古画。我还清晰地记得有一幅画着大卫和葛利亚的意大利油画。它是从基多·雷尼 的画室里复制的仿制品，原作保存在法国的卢浮宫。这幅画究竟是怎么来的，我并不知道。那间屋子还有另外一幅油画，而今它挂在我儿子的房间里，画上描绘的是18世纪早期的巴塞尔风景。我那时候常常溜进那间昏暗的、与其他房间隔绝的屋子里，在那些画前一坐就是数小时，对着优美的画作出神，那是我当时唯一觉得美的东西。

还有一回，在我大概只有六岁的光景，一个姑妈领我去巴塞尔，看博物馆里那些用稻草填起来的动物标本。我们在博物馆里待了很长时间，因为我想把每一件展品都仔细地看个明白。直到下午四点，博物馆关门的铃声响了，姨妈不断地催促我，可我还是站在橱窗前不想离开。最后展室大门已经锁了，我们才不得不从另一条路走下楼梯，这条路必须穿过古代画廊才能走出去。突然，我看见了那么美的画像，简直令人目不暇接，我睁大了眼睛，久久地盯着它们，简直美极了。姑妈拽着我的手，一直把我拖到出口，我十分不情愿地离开了。她一边走一边嘴里还嚷着：“该死的孩子，闭上眼睛，该死的孩子，闭上眼睛！”那是我最早看到的裸体和仅仅遮盖着几片叶子的人像画。以前我从来也没有注意到裸体之美，这是我首次接触美妙的艺术。姑妈怒气冲冲，那神情就好像被人拖出了妓院一样。

我六岁的时候，父母领我到阿里斯海姆旅行。那次母亲穿的衣服让我终生难忘，这是我对母亲早期唯一深刻的记忆：我清楚地记得她的衣着，那件黑色的料子，上面印满了绿色的月牙花纹。在我的最初记忆中，母亲是个年轻苗条、穿着这种服装的女子，而在我对她的其他记忆中，她变得衰老、肥胖了。

我们来到一座教堂，母亲说：“这是一座天主教堂。”我感觉既害怕又好奇，于是便悄悄地从母亲身边溜开，来到教堂的大门口，从开着的门往里面窥视，正好看见装饰一新的祭坛上点着一支大蜡烛（当时正好是复活节期间）。这时我突然在台阶上绊了一跤，下巴磕到了台阶上的一块铁上，父母抱起我时，腿上直流血。我当时的心情特别有趣：一方面，我觉得很不好意思，因为我的尖叫声吸引了前来祈祷的人们的注意；另一方面，我的心中又冒出一些奇怪的念头：耶稣——绿色的帷幕——吃人怪物的秘密……这就是天主教堂，与那些耶稣会会士密切相关。我被绊倒，就是因为它，我疼得大喊大叫，完全是他们的错。

后来许多年，我都不愿意进天主教堂，就是怕会摔跤、再度流血，怕见到那些耶稣会会士。摔跤、流血似乎就是天主教堂给我的感觉，但它却始终吸引着我。倘若一个天主教神父非靠近我不可，那将使我心中忐忑不安。直到三十多年以后，这种压抑的感觉才最终消失，那是当我踏进维也纳圣斯特凡大教堂时的事。

从我六岁开始，父亲便让我上拉丁文课。我非常愿意去学校，因为在学校我感到很愉快，在此之前我就学会了阅读，因此，在学校里总是名列前茅，所以觉得轻松无比。记得有一次我读不懂一本书，就缠着母亲读给我听，那是一本有许多插图的古老的儿童读物，书里讲到不少外国的宗教，特别是印度教，有婆罗门教、毗湿奴、湿婆等插图，我感到快乐无比。母亲后来跟我说，我那时候总是不断地翻看这些插图。每当我看这些插图时，心中总是朦胧地觉得，这些插图和我那“原始的上帝的启示”有着某种关联；我从未对人讲起过它，也永远不准备道破这秘密。母亲间接证明了我的感觉，我注意到每当母亲讲起“异教徒”时，她语调中的鄙夷。我清楚，如果我将我的“启示”告诉她，她一定会恐惧万分，大加责难。我当然不会去自找羞辱。

这并非儿童的行为，一方面和我强烈的敏感和易受伤害的内心有关系，另一方面和我早年的孤独相关联（我妹妹在我九岁以后才出生），在长达九年的生活中，我只能按自己的方式一个人玩。十分遗憾的是，我已经记不大清我玩的究竟是什么了，我只记得一点，就是我玩的时候，不愿被人打扰。我沉浸在自己的游戏世界里，玩得专心且投入，既不愿被人看见，也不愿让人评价。我七八岁时玩的游戏，倒还记得。我特别喜欢玩砖头，用砖建塔，然后再用“地震”的方法心醉神迷地摧毁它。在八岁至十一岁之间，我总是不断地画战役、包围、轰击和海战的画。然后用水彩笔将整个笔记本涂满了墨迹，而且极有兴趣地满足于对这些图画作出离奇的解释。我之所以愿意上学，还因为我在那儿找到了玩伴，这是我长期以来一直想要的。

在学校，我也发现了一些让我感到很惊奇的事。但在说这些事之前，我想先谈谈夜里的事。夜的气氛开始变得浓重了，各种让人既害怕又无法理解的事总是会在夜里发生。父母不在一起睡，我睡在父亲的房间里。而母亲的卧室总是给我恐怖的印象。一到夜里，母亲就显得古怪、神秘。有一天晚上，我看见一个模糊的影子从她的房间里出来，那影子的头和脖子是分离的，孤零零地飘浮在身体前方的空气之中，像极了一个小月亮。突然，另一个头又出现了，它也是和脖子分离的。这种情形重复了六七次。我总是做让人不寒而栗的梦，梦中的事物，时大时小。譬如，我会看见很远的地方有一个小小的球滚了过来，那球越来越大，最后变成一个骇人的、使人窒息的东西。又有一回，我梦见了电线，上面落着许多鸟，接着电线变得越来越粗，我也感觉越来越害怕，直到我被吓醒为止。

这些梦是我生理变化的序幕，说明某种青春发育已经开始，那时我大概七岁的光景。当时我患上了假性哮喘病，还伴有窒息的症状。有一天晚上我突然发起病来，我蜷缩在床脚，脑袋耷拉在床栏杆上，父亲将我抱起来。我见到自己头上有一个蓝色的光圈，大约同满月一般大小，光圈里有很多金色的小人来回走动，我想他们就是天使吧。这些幻象不断出现，每次都能平息我对窒息的恐惧。这些情景也会出现在我的梦中。我觉得这里面有一种内在的心理因素：这些心理因素使房内的空气开始变得无法呼吸了。

我不喜欢去教堂，但圣诞节除外。听到圣诞合唱曲《上帝创造了这一天》我便觉得格外开心。当然，晚上的圣诞树就更令人快活了。只有圣诞节我能够热烈地去庆祝，对其余的节日我却显得格外冷漠。除夕也有趣，基督降临节也还不错，它有着某种像圣诞节的魅力，但毕竟不如圣诞节。圣诞节总是和夜、暴风雪、风、房中的黑暗紧密相关，那时总有声音微细的嘀咕和离奇古怪的事发生。

再来说说和我那些乡村同学相关的事。在我那早年的儿童期，我发现，这些同学使我的自我发生了改变。跟他们在一块儿时，我就和自己在家里时完全不同。我们嬉戏、打闹，玩各种各样的恶作剧，有些恶作剧在家里永远也不会发生。当然，我心里清楚，这些恶作剧我独自一人完全就能想出来。我觉得，我要感谢伙伴们影响了我，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引导着我，强迫我和自身分离。他们使我走进了没有父母但却包含了别人的更加广阔的世界，他们是否对我产生影响，我虽然对此并没有完全的把握，甚至有时候还是带着完全可疑的，或者隐隐约约敌对的，或者是含混不清的仇视。但我仍然是越来越感受到那个白日世界的美好，那里有“金色的阳光透过绿色的树叶”，但同时也预感到那个影子世界无法逃避，那里到处都有令人战栗的、无法解答的问题。当然，在晚祷时，我会得到暂时的安宁，因为它可以给我仪式上的保护，因为它恰当地结束了白天，适时地引入了夜晚和睡眠，但接踵而至的白天又潜伏着新的危险。我仿佛觉得自身分裂了，这让我恐惧不安。我的内心也感受到了这种令人不安全的威胁。

我还记得在我七至九岁的这段时间里，我特别喜欢玩火。我家花园里有一堵用大石头砌成的老墙，石缝间有不少小洞，我常在洞里生一小堆火，让别的孩子帮我四处找寻木头，不断地添柴，让这火不停地燃烧着。我们会齐心协力一起拾柴火，但这堆火只归我一个人照管，别的孩子可以在别的洞里生火，可他们的火不圣洁，也跟我毫无关系。只有我的火烧得最旺，上面有一圈淡淡的圣洁气味。这个游戏我迷恋了很长时间。

在这堵墙外有一道斜坡，斜坡里埋着一块凸起的石头，这是我的石头。每当我一个人的时候，我常坐在上面，与石头进行对话：“我坐在石头上，石头在我下面。我在石头上面。”但石头也能说“我”，它也会想：“我躺在这道斜坡上，他正坐在我上面。”于是问题就出现了：“我是那个坐在石头上的我呢，还是坐在它上面的石头呢？”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我站起来，不自信地看着自己，然后陷入思索之中。这个问题的答案一直没有弄清，一种奇特的、令人向往的黑暗感伴随着我的疑惑。但有一点是确信无疑的，就是这块石头和我有着某种神秘的关联，我可以一连坐在这儿好几个小时，被它谜一样的问题吸引着。

三十年后，我又站在了那道斜坡上，这时我已结了婚，有了孩子和自己的房子，有了地位，也有了一个充满各种思想和计划的头脑。但突然我又变成了那个曾经的自己，那个点一堆意义神秘的火、并且坐在石头上苦思冥想究竟石头是我，还是我是石头的孩子了。我忽然又想到自己在苏黎世的生活，感觉仿佛一切都是陌生的，如同我是一个从遥远的空间和时间而来的人。这使我感到心惊胆战，但这想法又是那么诱人。因为我沉湎于其中的童年世界是永恒的，我已被强拉出这个世界，坠入不断滚滚向前的时间车轮之中，渐行渐远。那个世界的拉力是如此强大，我只能强行将自己拽走，以免失去我的未来。

我永远也不会忘却那一时刻，它像一闪即逝的电光照亮了我童年的永恒性。至于这“永恒”的含义将会在我十岁那年被揭晓。我发觉，在这世上，我与自身是分裂的，这种分裂性和对世界的把握不定导致我做出了连当时的自己也无法理解的事情：当时我有一个涂着黄漆的、上了锁的铅笔盒，那时候的小学生几乎人手一个。盒里有一根普通的尺子，在尺子的一头，我刻了一个小矮人，大约有六厘米那么高，穿着礼服，戴着帽子，脚蹬一双亮闪闪的黑靴子。我用墨水将他染成黑色，然后将他从尺子上锯下来，放在铅笔盒里。我还给他做了一张小床，还用一点羊毛做了件大衣给他。我从莱茵河边给他找了一块光滑的长方形的黑石头，涂上水彩，把它分成上下两半，装在裤兜里好久，最后，我把它放进了铅笔盒。那是他的石头。这一切都做得极为秘密。我悄悄地把铅笔盒拿到房顶，屋顶上有个常年禁止人上去的阁楼（因为楼板被蛀虫腐蚀了，十分危险，所以禁止人入内），我将铅笔盒藏在一根大梁上，这时我感到满足极了，因为谁也别想看到他。任何人都无法发现和摧毁我这一秘密，我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安全，前一段时间由于内心矛盾而产生的烦恼一下就消失不见了。

每当我做了错事，或者感情受了伤害，每当父亲大发雷霆，或者母亲沉重的病痛让我感到压抑时，总之，每当不顺心的时候，我就会想起那个被我小心翼翼地包裹着、藏起来的小人，想起那光滑的、染得漂漂亮亮的石头。每隔几个星期，我都会躲开人们的注视，偷偷地上到阁楼，爬上大梁，打开铅笔盒，看一眼我的小人和他的石头，每回我都会在盒子里放一个小纸卷，上头有我在学校写的、只有我自己明白的密码。那张写得密密麻麻的小纸片被卷起来，交给那个小人儿保管。我记得每一张字条都有着某种严肃的仪式意味，遗憾的是，我想不起我对小人说过些什么。我只觉得，我的这些“信件”是小人的一个图书馆，我猜想，这些信件一定包含着特别令我感动的话。

对于这些行为的意义，或者究竟该怎样解释它们，我并不在意。我满足于重获的一种安全感，也满足于占有某种别人不知道而又无法获得的东西。这是一种我要信守不渝永不背叛的秘密，因为我生命的安全由它掌握。为什么如此？我没有问过自己。而事情就是如此简单。

心中藏有着秘密对我当时性格的形成影响巨大，我将它看成是我早年儿童期的本质特征，对我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我从未向任何人提起过儿童期的那个关于生殖器的梦，而关于耶稣会会士的事也属于只有我自己知道的神秘王国。小木人和他的石头是我首次塑造的个人秘密，虽然这种尝试是无意识的、幼稚的。我还是会被它深深吸引，总觉得应该探寻它的意义，但我却不知道我想要表达的是什么。我总是希望我能够找到一些什么——也许在大自然中——给我提供一些解释，使我弄明白那秘密到底是什么，在哪里。那时候，我对植物、动物和石头的兴趣增加了。我经常寻找一些充满神秘的东西。在意识中，我自觉有了某种基督教的意识，尽管我常常否认这一点：“事情虽然不那么确定！”或者，“地下的那个东西是什么意思？”当我接受人们灌输给我的宗教教义时，我会听到这样的话：“这是美好的，是完美的。”而我私下里却在想着：“是的，但还是有些别的什么，人们不懂得的、非常秘密的东西。”

雕刻木头小人的事件是我童年的顶点，也是它的终结。这事大约持续了一年时间。后来我就全然忘了，直到三十五岁时才又记起，那段儿时的片段从迷雾中重新浮现了出来，清晰而质朴。那时我正撰写那本《力比多的转变与象征》，我研读了阿里斯海姆附近窖藏的灵魂石和澳大利亚的神石的相关资料。我突然发现，我心中有了这样一块确实的石头形象，虽然我并没有看见书中相关的插图，我认为这是一块光滑的石头，长方形的、微黑的，它被色彩涂成上下两半。我对这一形象并不感到陌生，而这一形象又引发了我对铅笔盒和小人的形象的记忆。小人是古代世界披着小斗篷的神，就像是有关埃斯库拉普古老传说中的忒勒斯福罗斯在给人读的羊皮纸的卷轴。

随着这一次对儿童期的回忆，我首次产生了这样的信念，远古的心理因素在没有任何直接传承关系的情况下也会进入到个人的心灵之中。后来，我还查阅了父亲的图书室，发现没有一本书有这方面的内容。显然父亲对此一无所知。

1920年，我在英国时，曾经用木头雕刻了两尊人像，和儿时刻画的那个小人极其相似，但当时我并不记得儿时的事儿。后来我还用石头按照其中一个雕刻了较大的复制品，现安放在奎斯马赫特我的花园之中。在我雕刻这一作品时，潜意识给了它一个名字。它叫“阿特马维克图”，意为“生命之呼吸”。这是我儿童期梦境中那具阳性器官的进一步延展，而今它以“生命之呼吸”被创作出来，是具有创造力的某种行为。那小人最终成了一件神物，包裹在小礼服里，藏在盒子中，由长方形的黑石给他提供生命之能。但是这样的关联我是很久之后才搞清楚的。当我是个孩子时，我自己经常会做类似祭祀仪式的活动，就像非洲居民现在所做的那样。起初他们做一件事，却并不知道自己做的是什么，为了什么。直到许久之后才终有所悟。 0puLgciOjOSKqlkQUEDPZbPQdd+ckB/7SatUNq9MczQ9bGHKycg1bqAq2QvIdEQ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