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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
《大学》，原是《礼记》中的一篇，是中国古代教育理论的重要著作。
子程子曰：“《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
三纲领：明德、新民、至善。
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方法：“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
个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心灵：“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
1.德行，引领我们抵达美好人生的至境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大学之道]大学的宗旨。指人格修养、济世安民的学问。在传统文化中，“大学”的含义有两种：一是指博学；二是相对于“洒扫应对进退、礼乐射御书数”等文化基础知识和礼节等小学内容而言的“大人之学”，即伦理、政治、哲学等“穷理正心，修己治人”的学问。道：本义是道路。引申为规律、原则、方法等，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个基本概念，指宇宙万物的本原、个体，也指一定的政治观或思想体系等，在不同的语境有不同的意义。
[明明德]弘扬伟大的德泽。明：发扬、弘扬。明德：光明磊落的品德。
[亲民]新民，使人弃旧图新、去恶从善。程子曰：“亲，当作新。”
大学的宗旨在于弘扬光明正大的品德，在于使人弃旧图新，在于使人达到最完善的境界。
朱熹说：“所谓大学，就是养成宏大气度的修养之道。所谓明德，是说人的修养所达到的高度，人的德性秉承天意，通过学习与实践的砥励，以及人情的练达，通达仪礼规范，从而在言行与处世中，中规中矩，为人称述。但是因为气质禀赋的局限，人欲的扰乱与蒙蔽，则有时而昏庸；然而人与生俱来的天性，从来都没有停滞。”
又说：“既要能够自我弘扬高尚的德行，又应当推广影响德化他人，使得人人都有良好的修养，以剔除先前所浸染的污迹，以求自新。”
王阳明说：“德，即一体之仁，即使是小人之心也一定拥有的。是根植于天命的秉性，自然灵昭不能掩蔽其光芒的。因此称做‘明德’。……之所以称为‘大人之学’，也只是指去除其私欲的掩盖，使自己能够明彻了解自己美好的‘天性’，从而恢复天地万物一体之自然天性。……天命之性，纯粹且最为美好完善，‘灵昭不昧’者，这是其‘至善’的体现，是明德的本体，就是所谓的良知。”
孔颖达疏：“彰显推广自己光明的品德。”
大学之道，就是人生之道。
德，做人的根本。《尚书》说：“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在古代，贤人志士崇尚德行，以道德感化、教化民众，从而使社会和谐，达到一种无为而治的理想境界。
中国传统哲学对于生命问题的思考，其功用不在于增加外界的知识，而在于提高心灵的境界。《大学》开章明义，为人之道，在于“明明德”。其修养的过程，《论语》记载，“曾子三省吾身”，“反躬求诸己”，每天拷问自己的良知，以生命付诸道德的实践。
《左传》中有“蘧伯玉之寡过知非”的记载。蘧伯玉是卫国的大夫，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姓蘧名瑗字伯玉。二十岁的时候，他的个人修养就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每天都会对自己的言行做出反省，从而使自己每天都有所体悟，不迷失方向。“逐日如是，日日自检”。天天反省，天天检点。于是每天都能发现在从前的时日里自己的失误，总会发现在过去的行为中，自己本应该做得更好。
世间没有完人，每个人都有缺点。作为人谁都会出错，不怕做错，知错能改就好。怕的是不能自省，自己不知道，还不愿意别人批评指出。尤其不可救药的是，对自己的错误不能够充分认识，自以为是，还强求他人认同自己。蘧伯玉的过人之处就在这里，他数十年如一日，每天都在自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改过迁善，常见前非，至五十岁时，犹追咎四十九年之非”。可见，德行的修养，在于坚持，在于诚笃。不做一件坏事，是容易做到的；每天不做不合规范的事，也是容易做到的；但是一生不做一件违心的事，则是令人敬佩的。人生的修养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只要活着，“克己复礼”的功夫就要做。这是一种良好行为的积累。“明德”的功用表现在外的，就是提高全民素质，造就新的高素质的民众，其最终的目的在于达到“至善”的最高境界。借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实现和谐。
人类是推动社会历史不断发展的主体因素，但是个人于历史长河又是微乎其微的。从人的心理上来讲，人们都想出人头地，争做先锋。这是人的欲望决定的。可事实上呢，由于个人性情，受教育程度，环境机会等因素的影响，结局总是不那么让人乐观。少数人出类拔萃，叱咤风云；个别人自甘堕落，作奸犯科；绝大多数人则表现平庸，安于现状。这是规律，谁都无法改变。然而，无论如何，从自己做起，淡泊明志，洁身自好，静心修身，提高素养，做一个有益于社会、有益于他人的人，这是历史前进所呼唤的，更是人类文明进步所要求的。做到这一点，对于我们每一个普通人来讲，应该不难，因为，它取决于我们的心灵。
我心有主，岂可轻易玷污。
许衡，元朝著名学者。字仲平，号鲁斋，河内（今河南沁阳）人。历任国子祭酒、中书左丞、集贤殿大学士、领太使院等职。为官敢于直言，一生致力于教育，亲自编写了《中庸直解》《大学要略》。有《鲁斋遗书》传世。谥文正，封魏国公，是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和天文历法学家。
许衡青少年时即聪敏勤学，立志学以致用。他不但学识渊博，还有着高尚的道德情操，留下了“梨无主，吾心独无主乎”的千古佳话，成为人们效仿的楷模。
《元史许衡传》说：宋朝末年，天下大乱，百姓背井离乡，四处逃难。天兴二年（1233年），蒙古兵逼临许衡的家乡新郑县。许衡从河阳经过，当时正值酷暑时节，由于长途奔波，天气又热，大家都喉干口渴。这时，同行者发现路边有一棵梨树，上面结满了鲜嫩的梨子，众人争相摘梨解渴。
人们吃着摘来的梨子，坐在树下乘凉，感到十分惬意。回头却看到许衡独自忍受着干渴，端坐着一动不动。同行的人觉得很不理解，便问他：“老先生，路途遥远，也摘个梨吃吧，权且解渴。”
许衡回答说：“那梨树不是我的，怎么能随便去摘取别人的果实呢？”
那人说：“社会动荡，兵荒马乱的，大家都各自逃难，这棵梨树的主人恐怕早已逃走了，何必固执己见呢？”
许衡说：“虽然梨树没有主人，难道我的心也没有主人吗？”
“我心有主”，后来成了一句铮铮名言，一条不可逾越的做人底线。“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能够在外在诱惑的境况下，坚守着道德的操守，恪守着做人的准则，固守着廉耻与尊严，守护着心灵的洁净，不被利诱，这是人格的至高境界，也是道德的完美体现。
古人说：“义士不欺心，廉士不妄取。”人生活在这个充满诱惑的世界上，随时都会面临取舍的选择，物欲的满足，美色的引诱，令人难以自守。很多时候，稍有松懈，就会迷失自我。能够恪守“我心有主”，实为不易，是十分值得敬佩的。
2.回归心灵的纯净透明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知止]知道目标所在。
知道应达到的境界才能够志向坚定；志向坚定才能够使心灵安静；心灵静了就会感到安适；内心安宁才能够周详地思考问题，确定事情发展的方向；深思熟虑后制定的举措必然能够有所收获。
朱子云：“止，就是应当停止的地方，即至善之所在。知止，则志有定向。静，指心不妄动。安，即所处而安。虑，是处事精详。得，即得其所止。”
人生的静悟
动与静是生命的基调。动是进取的姿势，是积极奔赴的承担；静是心灵的常态，是回归心灵的栖居。动是行为的实践与择取，使我们求证、拥有；静给我们以休憩与颖悟，让我们思考、品味。动是不甘固守而打破庸常的奋然前行，静是休养德行的必由之路。
在喧哗而又忙碌的尘世，很难分出一点闲情来体悟生命之本原。于是，喧闹、甚至于碌碌无为渐渐占据了我们所有静谧的空间！于是，常常有一种疲惫、焦虑，袭向我们的心灵深处，让人茫然不知所措。
静是一种感受，是一种心灵的升华。当你闲居独处于静雅陋室，抛却一切世事纷扰，品一杯香茗，任思绪袅袅飞舞，这是一种淡淡而惬意的静。如果还能够有一曲喜欢的旋律陪伴，抑或敲出一段心情文字，自是“小静”有所“小得”了。
真正的静，是一种境界。诸葛亮有“宁静致远，淡泊明志”的睿智哲言。意思大概是，保持心灵的宁静，不张扬，向着心中那个目标做出实实在在的努力，从而实现自己的理想。怀着恬淡自在的心境，使自己的心灵得到自然的滋养，在宁静淡泊中，渐渐走近人性的本源。“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意思是说，人们在树立了要达到的善的最高境界的志向时，应心怀宁静，使浮躁的心绪回归透明，不让过多的杂念干扰到我们。这种静的境界，应该是贯穿人生修行的始终，让我们不断地返观自己的内心，在纷纷攘攘的尘世中，不断认识自己，超越自己。
茫茫人海，芸芸众生，我们每个人都是沧海中之一粟。然而就是这一粒粟，装点着精彩纷呈的世界，使得世界如此神奇微妙。那么，就让我们的心灵从蓝天白云，从幽谷山林般的安逸中获取一份宁静，静静地来，静静地走过，然后静静地离去。
让思想在心灵的纯净天空中自由飞翔
徐彦伯，名洪，兖州瑕丘（今属山东兖州）人。七岁能文。结庐于太行山下。薛元超安抚河北，表彰其贤德。以对策高第。授薄州（今山西境）司马参军。当时司户韦嵩擅长审定文字，司事李巨擅长书法，而彦伯长于词章，人称“河东三绝”。武后诏考天下文士，彦伯试居首位，被授予“宗正卿”之职。彦伯文章典缛，语言清丽沉凝，功力深厚。参与撰修《武后实录》。两次出任州刺史，颇有政绩。后官至太子宾客。年老辞归，善待其寡嫂和孤侄，受到乡邻的赞誉。唐玄宗开元二年（714年）去世。
徐彦伯任太子宾客时，正值则天皇帝清除异己，冤狱大兴。朝野上下不少王公大臣、达官显贵都因为语言不慎而遭到迫害，治罪，甚至处死、充军。泱泱一国，人心惶惶。徐彦伯为此写了《枢机论》一书，阐述“多言”的危害，告诫世人“慎言”谨行。他认为言论是道德的手柄，行为的主宰，志向的端绪，立身的表现。它就像一个人的枢机，只要发动，外物就会随之有所感应，得失就会体现出来。语言可以帮助自己成功，也可以毁灭自己。它同个人的灾祸、幸福、光荣、耻辱密切相关。如果能深思熟虑以后再说，反复推敲之后再表达，看准对象以后再谈论、行动，那么后悔的事情就不会发生，怨恨仇隙也不会到来。只有做到了“慎思”，而后才可“谨言”。
3.深隐于事物内部的“道”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本末]指树根和树梢。
天地万物都有根本、有枝末，任何事情都有开始、有终结，明白了其中本末始终的奥妙，那么就接近“道”的真谛了。
朱子云：“明德为本，新民为末。知止为始，能得为终。本始所先，末终所后。”
万物有理，四时有序。
常言道：“万物有理，四时有序。”这里的“序”，乃顺序、次序、程序之意，也指事物运动变化的过程和步骤。
时间和空间是事物存在的基本形式，事物的发展变化都是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上展开的。以农民种地为例，就可以分解为松土、播种、施肥、灌溉、收割、打碾等多个环节。如果不在一定的时间播种，或者混淆了收获和施肥的次序，那么粮食种植就无法达到预期的目的。
从社会角度看，科学、严谨、规范的程序有利于实现并维护国家、集体及个人的利益，反之则会带来损害。我们的身边不乏不讲程序、不重程序的事情。为政者，如果能时时处处记得“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的道理，凡事遵循自然规律，严格遵照程序，那么，加快发展，为民造福“则近道矣”。
只是向着心中的那个目标前进
王浚，字士治，弘农湖县（今河南灵宝西南）人，出身于官宦家。西晋著名军事家。博通典籍，姿容修美，只是不拘小节，不为乡邻所称。及至年长，幡然悔悟，毅然改变原来的性格志节，严格要求自己，变得通达事理，志向远大，胸怀开阔。官至抚军大将军。
历史之所以引人入胜，往往是因为其中的人物有着非同寻常的言行和经历。王浚在还未得到任用而僻处家乡之时，就已经表现出了自己远大的志向。据《晋书王浚传》记载，他“开门前路广数十步”（在宅院门前开辟了一条数十步宽的路），乡人不解，问：“你在家门口修这么宽的路有什么用？不是过分了吗？”王浚说：“以后成就事业了，仪仗扈从出入方便啊。”人们听后冷笑而去。
王浚对乡人的嘲笑并未表示出不快，他只是引述了《史记》中的话：“陈胜不是说过‘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的话吗？”重申了自己的志向。
王浚的婚姻也颇有传奇色彩。凉州刺史徐邈的女儿才貌俱佳，娴淑有主见，一直没有遇到如意郎君，待字闺中。一次，徐邈在家中设宴款待宾客。他的女儿在内室观察，她指着一个人对母亲说：“就是他。”她千挑万选的夫君就是王浚。他当时还只是一名地位低微的小吏。
王浚初为河东郡从事，为羊祜所赏识，转巴郡太守、广汉太守，有“惠政”。迁益州刺史，泰始八年（272年），晋武帝司马炎谋攻东吴，经羊祜推荐，授王浚龙骧将军，监益、梁诸州军事。奉诏修建战舰，训练水师，做战争准备。按史书的说法，其练兵声势浩大“舟楫之盛，自古未有”。公元280年，王浚率军沿长江东下，开始伐吴之战。当年三月，王浚大军开进吴国都城建业（今南京），东吴政权宣告结束。王浚在平吴之役中立了大功，升为抚军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加特进散骑常侍。
唐朝诗人刘禹锡曾在《西塞山怀古》中写道：“王浚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说的就是王浚攻陷吴国都城的事。“大行不顾细谨”，从王浚的经历可以看出，甚至可以说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成大事之人，不拘小节，不去浪费精力和时间，不在意别人的讥嘲与评价。尤其是那些目光短浅之人的风言风语，更不必理会，尽管向着自己的目标不懈努力就行了。
4.正心修身，格物致知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格物]认识、研究天地万物。
古代那些在天下广施德泽的圣哲，所奉行的法则是：首先治理好自己的国家。要治理好自己的国家，必须先管理好自己的家庭和家族；管理好自己的家庭和家族，先要修养自身的品格；修养自身的品格，先要端正自己的心思；端正自己的心思，先要使自己的意念真诚；要使自己的意念真诚，必须先获得知识，提高自己的智慧；获得知识的途径在于认识、研究万事万物的道理。
朱子云：“明明德于天下，使天下的人都能够明其明德。心，身体的主宰。推广我们已有的知识，使自己所知达到无限。穷究事物存在和发展的至理，以达到极致。”
诚信是安身立命之本
诚信是道德的基础和根本，是社会发展的基石。
历史在不断前进，人类也在不断进步，这是不可抗拒的主流。但是，在前进的潮流下，也会产生不和谐的噪音。比如处在市场经济大潮下的人们，急于聚敛财富，一切唯钱是举，越出了基本的道德底线，欺诈造假、见利忘义、损人利己，这是诚信的缺失。其造成的社会危害，我们感同身受。这不仅是一种倒退，更是人性的堕落。
《程氏遗书》中记载：“学者不可以不诚，不诚无以为善，不诚无以为君子。修学不以诚，则学杂；为事不以诚，则事败；自谋不以诚，则是欺其心而自弃其忠；与人不以诚，则是丧其德而增人之怨。”值得我们深加体味，愿我们共勉，共建道德之新境。
从正身开始
封轨，字广度。北魏时人，长于渤海。沉谨好学，博通经传。性格方直，为时论推重。官至征虏将军。
封轨与光禄大夫武邑孙惠蔚志同道合，相互敬重，引为挚友。惠蔚经常赞叹封轨：“封先生对于经义，不只在章句解说中有独特的见解，尤其能够把握宏旨脉络，统括思想，在这方面我不如他，差距很大啊。”
封轨自律严谨，节操高尚，仪容整洁，威仪堂堂。于是就有人说：“有知识的人大多不修边幅，您这个贤达之士为什么不同呢？”封轨听了笑着说：“修养高尚的人使自己的衣服帽子整洁端庄，目不斜视，行为庄重，这是应该的。为什么非要做出蓬头垢面的样子，才认为是贤德呢？”非议他的人听了之后，非常惭愧。
当初，封轨深为郭祚所了解。郭祚常对儿子郭景尚说：“封轨、高绰二人，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将来必然会被重用。我平生不轻易推荐人，而多次推荐这二位，不只是为国进贤，也是为你们兄弟的将来找寻榜样和依靠。”封轨以方直立业，高绰也以风概立名。尚书令高肇官拜司徒，高绰送迎往来，而封轨竟从不往见。高绰四顾不见封轨，回到家中，自叹道：“我一生自认为没有违背修养的原则，今日举措，照封先生差远了啊。”封轨以“务德慎言”作为修身之本；认为“奸回谗佞”是世间最大的祸患，因此写下《务德》《慎言》《远佞》《防奸》四篇戒铭，可惜未能传载于典籍。
太和年间，封轨官拜著作佐郎，很快又升任尚书仪曹郎中，兼员外散骑常侍。奉命出使高丽，高丽王云恃其偏远，借口卧病不愿亲自接受诏令。封轨正色诘责，喻以大义。高丽王云于是北面拜受诏书。此前，契丹虏掠边境居民六十多人，又被高丽拥掠东归。封轨发出公文声讨，高丽王云当即全部给以资费送回。有司奏称封轨远使绝域，不辱朝命，应予以奖励抚慰，且使边境居民归来恢复生产，更宜加爵封赏。世宗于是下诏官升一级，转考功郎中，除本郡中正。勃海太守崔休调任吏部郎官，以其兄政绩考核之事请托封轨。封轨说：“法者，天下之平，不可以旧交亲情使之蒙受不平。”崔休叹服其正直和坚持原则的精神。封轨任职台阁中丞时，人们更是赞叹其举止儒雅，从容大度。
5.从思考开始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研究万事万物所表现的形态，认识其中所蕴含的哲理，就可获得新的知识，增长见识，提高智慧。在智慧的引领下，反观自身，我们才会更加深刻地理解我们自己，于是建立我们心灵的赤诚。内心怀着对万物的感念与诚笃，从而使我们对待客观事物时，能够树立并保持不偏不倚的中正心态。内心固守中正诚敬，就有了修养品行的基础。有了自身高尚的品德修养，家庭和家族就会受其影响而变得和睦。和睦的家庭是家风建设的根本，建立了良好的家风，就为治理好国家奠定了基础，国家就会得到很好的治理。能够安邦治家，使民众安居乐业，自然天下太平。
正人必先正己
“格物致知”在儒家的道德观中，物是指“天下事物之理”；格的意思是穷尽。就是说我们要研究、探求一切事物的规律，这叫格物。致知是指更深地发展我们的知识学问。对外界事物进行深入的认识，使我们对一切事物都能够明了，这叫格物致知。
“穷尽天下事物之理”，是任何个人都无法做到的。其实，“格”是“格除”之意，唯有格除物欲，才能使我们的心灵回归宁静。
修己安人或修齐治平，是儒家治国哲学的基本条件。人作为历史的存在、道德的存在，参与天地化育、社会改造，就需要孜孜不倦地自我省察及努力。那么如何去做？从哪里做起？从“格物”做起，从“致知”做起。
心正病不侵，正心则国治
杨云翼，字之美。祖籍赞皇檀山村（今属河北）人。自杨忠起迁居乐平（今昔阳），至云翼已六世。生于世宦之家，其天资颖悟，初学语辄画地作字，日诵数千言。金章宗明昌五年（1194年）甲寅科状元。授官承务郎，应奉翰林文字。累官礼部尚书，兼侍读。杨云翼天性雅重，自律极严。交友义气，死生祸福在所不辞。国家之事，知无不言，极富远见。博学多才，对历法、医药、经学均有研究，著作除文集外，尚有《续通鉴》《周礼辨》等。是金朝杰出的人物之一，与赵秉文被金史誉为“金士巨擘”。正大五年（1228年）去世，谥号“文献”。
杨云翼为官期间，金朝已由盛世转趋衰退，内外交困。外与西夏对峙，由攻转守，受到侵吞的威胁；东部边界有蒙古族虎视眈眈，随时有被进攻虏掠的危险；又与南宋时和时战。内部则吏治腐败，权臣专擅，矛盾重重，党争纷纷；横征暴敛，国力亏损，民不聊生，灾乱迭起。面对艰险的时局，杨云翼忧心忡忡，勉力支撑，直言劝谏，不避权势。以刚正不阿享誉内外。同代人赞其“宏衍博大”、“中朝第一”，正直节气之士敬其为师长。
泰和年间，金兵频繁用兵南方。对于这种穷兵黩武、不顾大局的祸国之举，他极力反对，并从天时、地利、人和及历史发展的轨迹等方面进行对比，分析利害得失：“国家之虑，不在于未得淮南之前，而在于即得淮南之后……”对于用兵南宋的战事结果洞若观火。后来，金兵南伐大败，几至全军覆没，宣宗愧言无面目见云翼。
杨云翼为官正派，办案理事依据律令，不受上司甚至皇帝干扰、阻挠。一次，河朔边境百姓因被蒙古骑兵追杀，被迫泅渡黄河，进入南宋。后来这些百姓回到了金国，朝廷欲依法处决，云翼极力谏止。他说：“法所重私渡者，在于防止奸细混入，今贫民百姓为兵所迫，奔入于河，只为逃生。如果使民不死于敌，而死于法，那么以后就只有屈从敌人一条路了。”宣宗幡然醒悟，百姓得以生还。
哀宗即位后，杨云翼升任礼部尚书兼侍读。在讲授《尚书》时，对皇上说：“帝王的学问不必拘泥于章句之义，只要把握治理国家的要点和关键就行了。例如任贤去邪，如果处理得好，天下就会大治；处理得不好，天下就会大乱。有的人虽然说话不顺你的心，但却是深含哲理的忠言；有的人说的话，虽然听起来很舒服，却损害了你的志气。诸如此类，关键在于使自己的心正、意诚，那么，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杨云翼患有风湿病，遇到风雨阴湿天气就疼痛难忍。皇上很关心他的病情，亲自询问治病的药方。杨云翼于是借医寓理，回答说：“只是先把心治好而已。心中没有病，邪气自然平息。治理国家也是同样的道理。如果君王先把自己的心放正，行为正派，那么正气就树立起来了，朝廷百官就没有人敢不正派了，天下百姓也就自然安居乐业了。”皇上豁然开朗。
杨云翼不仅政声卓著，练达吏事，直言敢谏，且文名大盛，与文人名士交往甚广，推荐贤才，鼓励后进。元好问盛称：“惟其视千古而不愧，是以首一代而绝出。”
6.修身为本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庶人]平民百姓。
[壹是]都是，全部。
上自国家元首，下至平民百姓，人人都要以修养品性为根本。
贵与贱
孔子说：“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其实，人在呱呱坠地的那一刻都是平等的，个体之间没有任何物欲的差别。后来随着家庭环境、社会环境、自身教育等诸多外因的影响，人就有了差距，甚至天壤之别。有的人衣食无忧，有的人贫穷潦倒；有的人名位显赫，有的人平庸无常；有的人挥金如土，有的人身无分文。这是一种社会形态，一种客观存在。古往今来，莫不如此。
我们不必怨天尤人，也不必自叹凄凉。既然已经活在这个世界上，就应该以乐观的心态面对一切，凭借自身的努力去追求，去奋斗。即使我们不能成就一番事业，也会因此而自豪。因为我们是实实在在地活着，我们的行为合乎社会的规范，我们的人格是能够站立的，我们没有做愧对于天地良心的事情。
主敬正心，德化自成
程颐，字正叔，宋代河南府（今河南省洛阳市）人。出生于仕宦世家，十四五岁时即同胞兄程颢一起就学于周敦颐。元祐初年，经司马光引荐，历任秘书省校书郎、崇政殿说书。后被放归田里。徽宗即位，赦还洛阳。与兄程颢世称“二程”，为理学奠基人。生前门人很多，世称“伊川先生”。著有《二程全书》。其学说经后来南宋朱熹等理学家继承发展成为“程朱”学派。
皇祐二年（1050年），十八岁的程颐上书宋仁宗，提出了“勿徇众言，以王道为心，以生民为念，黜世俗之论，期非常之功”的“应时而作”的变革主张（参见《河南程氏文集》卷五《上仁宗皇帝书》）。当时，著名学者胡瑗主持太学，程颐所作的《颜子所好何学论》，深为胡瑗赏识，委以学职。
仁宗嘉祐四年（1059年），程颐二十七岁，科举廷试落第，此后就没有参加过科举考试。自谓“自少不喜进取，以读书求道为事”，“未有意于仕也”。青年时期的程颐即以学识、品行蜚声海内，不少朝廷大臣多次举荐，他都以“学之不足”为由而“不愿仕”。四方之士慕名求教，于是在洛阳收徒讲学。
元丰八年（1085年）王安石集团失势，53岁的程颐在司马光、吕公著的力荐之下，出任汝州团练推官，并任国子监教授。元祐元年（1086年），被委以崇政殿说书。他向皇上上书说：“见解与知识一起增长，品德与思想同时养成。现在，普通老百姓都聘请品德高尚、知识渊博的名士做家庭教师，教育子女，熏陶培养他们的习惯。何况陛下现在还很年轻，即使天资聪明，也应力学不倦，名师教诲的作用是从来也不能忽视的呀。希望陛下挑选一批名儒到宫中讲学。让他们轮流值班，以备陛下问难解疑。日积月累地坚持下去，高尚的品德一定会养成。”
当他听说皇上曾在洗脸时，躲开蚂蚁，不让水沫冲淹它们，就询问皇上：“有这样的事吗？”皇上回答说：“我只是怕伤害他们而已。”程颐说：“陛下，您如果能推广这种仁爱之心来爱护百姓，用之处理天下大事，那么您就得到治理天下的要领了。”
程颐主张“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的修养方法。他认为，人的道德情操和思想境界的修养，主要依赖“敬”，即排除杂念，把注意力集中到内心，使心志专一，始终保持敬畏的心态。同时，通过学习，即“格物穷理”具体研究天下万事万物所寓含的道理，不断充实自己，使自己的思想合乎理义。他提出“格物致知说”。认为格物即是穷理，穷究事物之理最终达到豁然贯通，体悟天理。穷理的主要方法是读书、论古今人物、应事接物恪守礼仪等。注重知、行结合，主张以知为本，先知后行，能知即能行，行是知的结果。曾经有这样一件事，早春的宫廷内杨柳初发，年幼的皇帝童心大发，折柳枝玩耍，程颐看见了，当即严辞制止。
程颐的哲学思想对宋明哲学产生了很大影响。后人评价说：“阐明正学，兴起斯文。本诸先哲，淑我后人。”清朝康熙皇帝赐给“两程祠”、“学达性天”的匾额。
7.立大本
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末]枝末，枝节。
如果修身的根本被扰乱了，家庭、国家、天下要治理好是不可能的。不分轻重缓急，本末倒置却想做好事情，同样也是从来没有的事！
程子云：“《大学》，孔门遗书，是初学修德的进阶门径。于今可见古人为学的次序先后，惟一依赖这篇文章的存在导引，而《论语》《孟子》《中庸》依次研读。则修治学问的人必然由此而得真知，这是不容疑虑的。”
树立人生的根本
古语云：“石可破也，而不可夺其坚；丹可磨也，而不可夺其赤。坚与赤，性之有也。性也者，所受于天也，非择取而为之也。”（见《吕氏春秋》）石头可以被打碎，但不能夺取他坚硬的本性；丹砂可以磨碎，但不能夺取他红色的本色。坚硬与红色，是其本性所具有的根本属性。本性，是自然生成的，不是通过选择才形成的。
坚守自己的本分。每个人的才能都不相同，难以用一个标准衡量。“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一个行业中的优秀人才未必是另一个领域内的行家。在同等条件下，优先选拔、重用有较高德行修养的人，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有百利而无一害。
德修而本立
陈师锡，字伯修，宋代建州建阳（今福建省建阳县）人。时称“闲乐先生”。历监察御史。元祐中为秘书省校书郎。徽宗即位，升殿中侍御史。后坐党论，削官。
陈师锡年轻时就有很好的声誉。神宗皇帝也对他的才华有所耳闻。熙宁九年（1076年），陈师锡参加廷试，奏请名次在甲乙之间。皇帝随意抽取一篇策对文章阅读，边读边叹赏，回头对侍臣说：“这必定是陈师锡的文章啊。”开启密封，果然不错，于是定名为进士第三名。调昭庆军掌书记，郡守苏轼对他很器重，倚以为政。
陈师锡与陈了翁友善。一日，同游园圃中，天空中有雁阵飞过，二人互相指雁阵戏言：“明年科试中魁的，当射中头雁。”师锡引弓射之，射中第三只，了翁没有射中。过了一会儿，又有雁阵飞过，了翁也射中第三只雁。师锡笑着说：“你可能是在我之后中榜吧！”了翁曰：“理当为公所代。”到了第二年，师锡果然以第三名登第。三年后，了翁也以第三名登第。而且初授官职都是昭庆军节度掌书记，亦果真相互接任。因此巧合，当初同射的院落被尊为“射雁堂”。
元祐初年，苏轼多次上书，荐举师锡的学术造诣，师承渊源。称赞其品行高洁质朴，议论刚正，器识精深，德行追慕古人，文章冠绝当世。于是升任秘书省校书郎。在“乌台诗案”中，苏轼被诬获罪，身陷牢狱，亲朋多畏避不见，只有陈师锡独自设酒筵饯别。又安抚其家。
陈师道任监察御史。皇上下诏，命令进士研读法律。陈师锡上书进谏说：“陛下正在大兴学校，推行德化，利用经典所阐扬的道德礼义、仁恕思想来开启读书人的天性，意在培养他们高尚的品质。不应该用刑名之学扰乱他们的心智。道德是做人处世的根本。刑名之学只是次要的东西，只能起辅助作用。以道德教化人们，人们尚且流于末流，争趋财利而犯科，何况下诏让他们学习这些枝节知识呢？希望陛下追回前诏，使天下读书人都能注重修养自己的品德。”
宣和三年（1121年），陈师锡居南徐。一日午间休息，梦中到达一处深宅，其殿宇巍然，中有人冠服如天帝，端坐正中，侍卫环列。司仪引导他拜礼殿下，然后奉命升殿，安抚慰问，并让他写下平生政论进呈诗文。天帝高兴地说：“已安排卿第六等官。”于是醒来。叫来儿子，引他的手抚按在头顶，温热如火，然后告诉他梦中的情境，又再次睡了过去。过了一会儿醒来，又对他的儿子说：“刚才又梦见进入黑漆屋三间，这是棺椁的征兆，我将死去，这是肯定的了。”于是，他与亲戚家人互为敬酒告别。当夜人静之时，静坐而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