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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夏天，我邻居家通宵奏乐，夜夜笙歌。在他的蓝色花园里，一群红男绿女像飞蛾一样在笑语、香槟和星光中来了又去。午后涨潮时，我看到他的宾客们从高高搭起的木排上往下跳水，或者在他滚烫的海滩上沐日光浴，同时他的两条汽艇划破海湾的水面，拖着滑木板在飞溅的泡沫中前进。到了周末，他的那辆劳斯莱斯变成了一辆公共汽车，从上午九点到半夜穿梭在城中接送一批批宾客，而他的那辆旅行车则像一只敏捷的黄色甲虫奔跑着接送一趟趟的火车车次。到了周一，八个仆人，外加一名园丁用拖把、硬毛刷、锤子和园艺剪刀得辛辛苦苦干上个一整天，收拾头天晚上留下的残迹。
每逢周五，五箱从纽约的某个水果商那儿批发的橘子和柠檬会如约而至，到了周一，同样是这些水果，被榨干了汁水后，变成了半拉半拉的果皮，像金字塔般高高地被堆放在他家后门旁。厨房里有一台榨汁机，只要仆人的拇指按下那个小小的按钮达两百次，就能在半小时之内榨出两百个橘子的果汁。
至少两周有一次，一个宴会承办团会从城里赶到这儿，带着好几百英尺的篷布和足够数量的彩灯把盖茨比巨大的花园装扮得像棵圣诞树。自助餐桌上摆满了各种食物，应有尽有。香喷喷的烤火腿周围摆满了各式各样的沙拉以及粉皮猪肉和烘烤得黄灿灿的火鸡。主宴会厅里有一个用真正的铜杆搭建的酒吧，上面陈列着杜松子酒和烈酒，以及早已被人忘怀的甘露酒，来的女宾大多是年轻人，根本分不清楚到底是哪种酒。
乐队在七点以前已经到达，并不是什么只有五件乐器的小乐队，而是一支拥有双簧管、长号、萨克斯管、大小提琴、短号、短笛、高低音铜鼓等全套乐器的大型乐队。最后一批客人已经从海滩游泳归来，此刻正在楼上更衣，从纽约开来的汽车五辆一排停在车道，大厅、会客室和走廊变得色彩斑斓，女宾们的发型争奇斗艳，她们身披的各式披肩足以令生产纱巾闻名的卡斯蒂尔也黯然失色。酒吧那边忙得热火朝天，一巡又一巡的鸡尾酒香气弥漫着整个花园，直到空气中充满了唧唧喳喳的谈话声、笑语声以及偶然的、转眼便忘的打趣和寒暄，还有从未谋面的女宾们之间热情洋溢的交谈。
随着大地渐渐褪尽了落日的余晖，灯光变得更加明亮。此时，乐队演奏起温馨的鸡尾酒乐曲。众宾客像演唱歌剧一样，提高了一个音调，越来越容易引起欢笑，一会儿便会迸发出一阵笑声，一句玩笑话就会把大家逗得大乐。人流动得越来越快，时而随着新客人的加入而扩大，时而又散开，一眨眼又重新聚拢起来。有些人已经开始到处徘徊游窜，一些脸皮较厚的女孩儿在比较固定的人群中穿行，一会儿在欢乐的短暂瞬间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把气氛弄得热烈而欢快，一会儿芳踪又扬长而去。她们在不断变换的灯光下，在变幻不定的面孔、话语和色彩中来回穿梭。
突然，在这群吉普赛人似的姑娘中，有浑身珠光宝气的一位，随手抓了一杯鸡尾酒一饮而尽，壮了壮胆子，然后像弗里斯克般挥动着双手，一个人在篷布搭的舞池里手舞足蹈起来。沉静了片刻之后，乐队指挥殷勤地为她变换了曲子的节奏，随后人群中爆发出一阵叽叽喳喳的说话声，因为有人误传她就是“愚人舞蹈团”里的吉尔达·格瑞的替角儿。晚会正式开始了。
第一次去盖茨比家的那个晚上，我相信我是少数几个得到正式邀请的客人之一。大多数人并没有受到邀请——他们是自己来的。他们坐上汽车，车子把他们带到长岛，不知怎么地就停在了盖茨比的家门口。到了那儿，只要有个认识盖茨比的人引见一下，随后，他们就像在娱乐场所一样，各行其是。有时候，他们从来到走，压根儿就没有见过盖茨比，他们怀着一颗真心来参加派对，这份儿诚意便是他们的入场券了。
我确实是受到了邀请。那个星期六的清晨，一个身穿蓝色制服的司机穿过我家的草坪，带来了一份他主人发出的措辞非常正式的请柬，上面写着：如蒙大驾光临今晚举行的“小型聚会”，他本人将感到十分荣幸。上面还说，他见过我几次，很久之前就想登门拜访，却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如愿，深表遗憾等等。最后签名是杰伊·盖茨比，落笔很有气势。
晚上7点刚过，我就穿上白色法兰绒便装走过他家的草坪参加聚会。我局促不安地在素不相识的人群中转来转去，虽然偶尔也会跟在上下班火车上见过的人打个照面。令我感到吃惊的是，有不少英国年轻人，他们衣着考究，却面露饥色，都在热情地与成功富有的美国人低声交谈。我能确定他们是在推销什么东西：债券、保险或者汽车什么的。他们个个都很焦急，知道好赚的钱触手可及，他们深信只要说话得体，这些钱就是他们的了。
我到那儿就试图找男主人，但当我问两三个人他的行踪时，他们都用很吃惊的表情盯着我，并夸张地说不知道主人的踪迹，于是我悄悄地溜回摆放着鸡尾酒的餐桌——这是花园里唯一一个单身汉可以逗留但又不至于显得无所事事和孤孤单单的地方。
正当我想喝个酩酊大醉，以摆脱这种窘境时，乔丹·贝克从屋子里走了出来，站在大理石台阶的顶部，身子微微向后倾斜，带着轻蔑的神情俯视着整个花园。
不管人家欢迎与否，在我跟身边经过的人莫名其妙地打招呼前，我得给自己找个伴儿。“你好啊！”我大声喊着，朝她走过去。我的嗓音在花园里听起来大得很不自然。
“我想你也许会来，”当我走到她跟前时，她心不在焉地回应了一句。“我记得你住谁家隔壁……”
她满不在乎地跟我握了握手，表示她待会儿再来关照我。接着去听两个停在台阶底下、身穿一模一样黄色衣裙的姑娘说话。
“嗨！”她们一起喊道，“真遗憾你没赢。”
说的是高尔夫联赛，在上周的决赛中她输了。
“你不认识我们，”其中一个穿黄衣服的女孩说道，“但我们一个月前在这儿见过你。”
“从那以后你们就染了头发，”乔丹说道。我吃了一惊，但是这两个女孩已经漫不经心地走开了，所以她的话就像是对刚升起的月亮说的。毫无疑问，月亮就像被做成了晚餐，出自宴会承办者的食篮。乔丹用她那纤细的、晒成金黄色的胳臂挽着我，我们走下台阶，在花园里漫步。月色溶溶中，扑鼻而来的是一阵鸡尾酒香，随后我们和那两个穿黄衣裙的女孩儿以及三位先生坐在一张桌旁，互相喃喃地咕哝着介绍自己。
“你经常来参加这样的聚会吗？”乔丹问她身边坐着的女孩儿。
“上一次就是见到你的那次。”女孩机敏而自信地回答道，接着她转向同伴，“你不是吗，露西尔？”
露西尔也是这样。
“我喜欢来，”露西尔说道，“我从不在意干什么，所以我总能玩得很开心。上次我来这时，我的礼服勾住了椅子，划破了，他问了我的姓名和地址，不到一周我就收到了一个来自克罗里的邮包，里面是一件簇新的晚礼服。”
“你收下它了吗？”乔丹问道。
“当然收下了，我原打算今晚穿它的，但是领口太开了，得改改。衣服是浅蓝色的，上面镶着淡紫色的珠子，值260美元呢。”
“一个家伙做出这样的事，真是有趣，”另一个女孩急切地说道，“他不想惹任何人的麻烦。”
“谁不想？”我问道。
“盖茨比，有人告诉我说……”
这两个女孩和乔丹神秘地凑到一块儿。
“有人跟我说他曾经杀过人。”
我们都打了个冷颤，那三个还叫不上名字的先生也把身子向前倾，想听个明白。
“我认为事情并不如此，”露西尔不相信地辩论道，“他更有可能是战争期间的一个德国间谍。”
其中一位先生附和地点了点头。
“我是从一个知道他全部事情的人那里听说的，他们一起在德国长大。”他肯定地说，设法使我们相信。
“噢，不是的，”第一个女孩儿说道，“不是那样的，他战争期间待在美国军队。”看到我们又倾向于相信她的话，她便兴致勃勃地探过身子，“在他以为没人看他的时候你看他一眼，我敢打赌他杀过人。”
她眯起眼睛，身子哆嗦起来，露西尔也跟着哆嗦起来。我们都转过身，四下搜寻着盖茨比。有些人认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值得窃窃私语了，可正是这些人在窃窃私语地谈论盖茨比，这就足以证明他可以引起人们多少浪漫的遐想了。
第一顿晚餐——午后又会有一顿，拉开了序幕，乔丹邀请我加入她的小团体，他们独自围坐在花园另一边的一张餐桌旁。有三对已婚夫妇和乔丹的爱慕者，一名执拗的大学生，说话喜欢含沙射影，并且显然认为乔丹早晚都会委身于他。不同于派对上的自由散漫，这个团体个个正襟危坐，俨然一副代表庄重的乡间贵族姿态——东埃格村人屈尊莅临西埃格，小心谨慎地绕开着这儿的寻欢作乐，怕有损体面。
“我们出去吧，”在白白浪费了半个小时后，乔丹悄声对我说道，“这儿的人对我太斯文了。”
我们站起身，接着她向大伙儿解释说我们想去拜访男主人，她说我从没见过他，这话让我很不舒服。那位大学生玩世不恭而又略带忧郁地点了点头。
第一眼，我们扫向酒吧，那儿挤满了人，但盖茨比不在那儿。她望向台阶，也没发现他，他也没在走廊上。偶然间，我们走进了一扇看上去很气派的门，进入一座高耸的哥特式图书馆，墙壁上嵌着英国橡树浮雕，也许是从海外的某处遗址被整块儿运过来的。
一个胖胖的中年男人，戴着一副硕大的猫头鹰眼式的眼镜，有点微醉地坐在一个大桌旁，眼神游离地盯着架上的书。当我们进去时，他兴奋地转过头，把乔丹从上到下打量了一番。
“你觉得怎么样？”他唐突地问道。
“什么怎么样？”
他把手朝书架一扬。
“关于那个。事实上你们不需要去一探究竟，我敢保证，它们是真的。”
“这些书吗？”
他点了点头。
“绝对是真的，有页码，该有的都有。我原以为他们只是好看经用的空壳儿，事实上，它们全是真正的书，一页一页。来，让我拿一本给你们瞧。”
他想当然地以为我们也对那些书存有怀疑，他急急忙忙地跑到书架旁，取回了《斯托达德演说集》的第一卷。
“瞧瞧！”他大声嚷嚷，“这是本货真价实的印刷品。他把我搞懵了。这家伙是个十足的贝拉斯科。太了不起了，这么完美，真是惟妙惟肖！知道什么时候及时收手——连书页都没裁开。你还想要什么呢？你还盼着什么呢？”
他把书一把从我手中夺去，然后急急忙忙地把它重放回了书架上。嘴里咕哝着什么哪怕抽掉一块儿砖，整个图书馆都有可能塌掉这样的话。
“谁带你们来的？”他追问道，“还是你们擅自闯入？我是被人领进来的，大多数客人也是。”
乔丹满含笑意又略带机警地看着他，没作回答。
“我是被一位叫罗斯福的女士带进来的，”他继续说道，“克劳德·罗斯福太太，你们认识她吗？昨晚我在哪儿碰到了她。我已经醉了快一个礼拜了，我想坐在图书馆里能让我清醒点儿。”
“有用吗？”
“我觉得有点儿用，确切地我也说不清，我只在这儿待了一个小时。我告诉你关于这些书了吗？它们是真的，它们……”
“你已经告诉我们了。”
我们一本正经地跟他握手后退了回去。
花园里，人们已经开始在铺着帆布的地上跳舞。上了年纪的男人们搂着年轻姑娘旋转着翩翩起舞，舞姿不甚优雅，自以为高人一等的男男女女成双成对地搂在一起，踏着流行的舞步，守在舞池的边角，一些落单的女孩则独自舞着，或者有时去接替一下乐队的班卓琴手和鼓手，好让他们歇口气。午夜时分，欢乐的气氛更浓烈了。一个著名的男高音歌唱家唱了一首意大利歌曲，一个声名狼藉的女低音歌手则唱了支爵士曲。花园里其他人则亮出了自家的“拿手好戏”，伴随着一阵阵欢乐而空洞的笑声响彻夏日的星空。舞台上有一对双胞胎，应该是那两个穿黄衣裙的女孩，也身穿舞服表演了一支儿童舞蹈。香槟酒用比洗指碗大的玻璃杯盛着，一杯一杯地被端出来。月亮升得更高了，一个银色天平样的三角形星座悬浮在海湾的上空，随着草坪上生硬的、细细的班卓琴音微微震颤。
我仍和乔丹·贝克待在一块儿。我们坐在一张餐桌旁，同坐的还有一位年纪和我相仿的先生和一个爱吵闹的年轻姑娘，她动不动就放声大笑。现在我也开始惬意地享受了，我已经喝了两大杯香槟，眼前的景象变得充满意义、质朴自然而又深远莫测。
在表演的空当，这位先生看着我，笑了。
“你看起来面熟，”他有礼貌地说，“你是不是在战争期间被编在第一师？”
“怎么，是的。我在第九机枪营。”
“我在第七步兵营，一直待到1918年6月。我就知道我以前在哪见过你。”
我们谈了一会儿法国的那些潮湿、灰白的小村庄，显然他就住在附近，因为他告诉我他刚刚买了一架水上飞机，并打算在第二天早上试飞。“想跟我一起吗，老伙计？就在海湾附近的海岸边。”
“什么时候？”
“只要你觉得方便，任何时候都行。”
我正想问他的名字，就在这时，乔丹转过头看着我，笑了笑。
“现在玩得开心了吧？”她问道。
“好多啦。”我又转过身，面对着新相识的这位。“对我来说，这是个特别的宴会。我连男主人都没见到，我住在那边……”我朝远处看不见的地方扬了一下手，“一个叫盖茨比的人让他的司机给了我一份请帖。”
他看了我一会儿，好像没弄明白我说什么。
“我就是盖茨比。”他突然说。
“什么？”我惊呼道，“噢，真是对不起。”
“我以为你认识我，老伙计。恐怕我不是一个好主人。”
他善解人意地笑了笑——不仅仅是善解人意。它是那种让你感到十分放心的很罕见的一种笑，这种笑，也许在你的一生中只能碰到四五次。这种微笑只是在那么一瞬间面对着，或似乎面对着整个永恒的世界，随后又集中到你身上，表现出对你的一种不能抗拒的偏爱。它能够理解你，恰好就到你需要被理解的程度；信任你，就好像你自己信任自己一样，并且能令你十分相信，你给他留下了你能给别人留下的最好印象。就在那时，笑容消失了，我眼前是一位文雅的年轻的壮年男子，不过三十一二岁，措词文雅，文绉绉的举止显得有点可笑。就在他介绍自己的前一刻，我突然间强烈地觉得他的话语一定是经过再三斟酌的。
就在盖茨比先生要介绍自己时，一个男管家匆匆跑来，告诉他芝加哥来了电话。于是，他依次向我们每个人微微鞠了个躬，以表歉意。
“如果你需要什么，请尽管开口，老伙计，”他恳切地说道，“请原谅，待会儿再过来陪你。”
当他走后，我立马转向乔丹，迫不及待地想要她知道我的惊讶。我原以为盖茨比先生是个红光满面、肥肠大耳的中年男人。
“他是谁？”我迫切地问道，“你知道吗？”
“就是个名叫盖茨比的人呗。”
“我是说，他从哪儿来，做什么的？”
“现在你开始对这个话题感兴趣了，”她懒洋洋地笑着说道。“好吧，他曾经跟我说他念过牛津大学。”
一个模糊的背景开始在他身后形成，不过她的下一句话立马就让它消失了。
“但是，我不相信。”
“为什么不信？”
“我也不知道，”她坚持道，“我认为他没去过那儿。”她说话的语调让我想起了另一个姑娘说的话：“我认为他杀过人”，于是更激起了我的好奇心。我本来会毫不怀疑地相信人家跟我说的盖茨比是从路易斯安那州的沼泽地里蹦出来的，或者是从纽约东部的贫民窟底层走出来的，等等诸如此类的话，那还好理解一些。但是，年纪轻轻的人——至少依据我有限的经验，我不相信他们怎么能，如此酷地不知从哪个地方冒出来，然后在长岛海湾买了一栋皇宫一样的豪宅。
“不管怎样，他会举办大型宴会，”乔丹说道，像一般城里人一样，讨厌深究细枝末节，于是就换了个话题。“并且我也喜欢大型聚会，大家可以亲亲热热的，而在小宴会上就感觉完全没有个人隐私。”
这时响起一阵低音鼓的隆隆声，接着便突然听到乐队指挥开腔，他的声音盖过了荡漾在花园上空的回音。
“女士们，先生们，”他大声说道，“应盖茨比先生的请求，我们决定为你们呈上迪米尔·托斯托夫先生的最新作品，去年五月，它在卡耐基大厅演奏时获得了极大的关注。如果各位看过报纸，就知道它曾经轰动一时。”他带着居高临下的神情欢快地微微一笑，接着说：“真是轰动一时啊！”话音刚落，大伙儿全乐了。
“这首曲子叫作，”他兴致勃勃地准备结束讲话，“迪米尔·托斯托夫的世界爵士史。”
托斯托夫先生的作品没有吸引我，因为演奏一开始，我的眼睛就落在了盖茨比身上。他正独自站在大理石台阶上，用满意的目光对人群看来看去。他的棕褐色的皮肤紧紧贴在脸上，显得很有魅力，他的短头发看起来就像是每天都经过修剪似的。在他身上，我实在看不出有什么邪恶的地方。我怀疑是不是因为他不喝酒才使他跟众宾客不同，因为在我看来，随着来宾们越来越放纵开怀，他的仪态变得越来越沉稳庄重了。当这首“世界爵士史”乐曲演奏完毕时，姑娘们像哈巴狗似地快乐地一头栽在男士们的肩头，有的姑娘嬉闹着后仰晕倒在先生们的怀里，甚至有的还往人群里倒，因为她们知道肯定会有人把她们扶住。但是没有人倒在盖茨比身上，也没有法式的波波头靠上盖茨比的肩，更没有四重唱小组拉着盖茨比先生加入。
“请原谅。”
盖茨比的男管家突然站到我们身边。
“是贝克小姐吗？”他问道，“请原谅，盖茨比先生想要跟您单独谈谈。”
“跟我吗？”她吃惊地大声问道。
“是的，女士。”
她慢慢站起来，吃惊地向我挑了挑眉，随后就跟着男管家向屋里走去。我注意到她穿晚礼服，确切的说是所有的衣服，都跟穿运动服一样——一举一动都充满了激情和活力，就好像是在清新爽亮的早晨初次学习如何行走在高尔夫球场上。
我又孤身一人了，时间差不多两点了。有那么一会儿，一阵嘈杂的声音从平台上面那间长长的、嵌有许多玻璃的屋里传出来，吸引了宾客们的注意。乔丹的追求者，那个大学生，此刻正和两个歌舞团的女孩大谈助产术，并极力邀请我加入他们的谈话，但我走进了屋子，脱身溜掉了。
大房间里挤满了人。那两个穿黄衣裙女孩中的一个正在弹钢琴，在她身边站着一个身材高挑的、红头发的年轻女士，她来自一个著名的合唱队，此刻正唱着歌。她已经喝了不少香槟，并且在唱的过程中，不合时宜地认定万事万物都值得悲哀，所以她不仅是在唱，简直是在哭了。每当稍有停顿时，她就开始哽咽，时断时续地哭泣，随后又继续用震颤的女高音歌唱。眼泪顺着她的两颊流下来——但显得很不自然，因为当它们与她那画得很浓的眼睫毛混在一块儿时，就变得漆黑，最后在她脸上汇成了一道道缓缓流淌的小溪。于是有人开玩笑地建议她演唱一首用脸上的音符谱成的乐曲，听了这话，她两手往上一甩，栽倒在一张椅子上，醉醺醺地呼呼大睡起来。
“她刚才跟一个自称是她丈夫的男人打了一架。”站在我旁边的一个女孩儿解释道。
我四下里看了看，发现大多数留下未走的女客都在跟自称是她们丈夫的男人们吵架，甚至是乔丹的同伴，那个来自东埃格村的四人组合，也因意见不合而分裂。其中有个男人正趣味盎然地跟一个女演员攀谈，他的妻子，起先还试图对这种情形不失尊严、不以为然地置之一笑，最后终于彻底爆发了，开始从侧面对他攻击——冷不丁地突然出现在他身边，像一条被激怒的毒蛇一样在他耳边嘶嘶地吐着信子：“你保证过的。”
不愿回家的还不只是那些任性的男人们。此刻大厅里还有两个很清醒的先生和他们怒气冲冲的太太，两位太太在用稍微提高的声音互相安慰着。
“每当他见我玩得很高兴，他就想回家。”
“在我人生中从没见过这么自私的家伙。”
“我们总是最先告辞的一对儿。”
“我们也是。”
“唉，今晚我们成最晚离开的了。”其中一位先生怯生生地说，“乐队半个小时之前就离开了。”
尽管两位太太一致认为这样恶毒的话语简直难以置信，这场争辩还是以短暂的打斗收场了，两位太太被抱起来，手扭脚踢地，冲进了夜色之中。
当我在大厅里等着拿帽子时，藏书室的门打开了，乔丹·贝克和盖茨比一起走了出来。他正在跟她说最后一句话，但是当很多人走过来跟他告别时，他之前热切的态度立马变得一本正经了。
乔丹的同伴们在走廊上不耐烦地召唤她，但她还是逗留了一会儿，跟我握手道别。
“我刚才听到了一件非常令人惊奇的事，”她小声说道，“我们在这多久了？”
“怎么，大概一个小时吧。”
“它……真令人惊奇。”她心不在焉地重复道。“但我发过誓不说出去，可我现在却在这儿吊你的胃口了。”她在我面前优雅地打了个呵欠，“有时间来看看我吧……在电话簿的……西古奈·霍华德太太名下找……我的姨妈……”她边说边急急忙忙地离开了，挥动着她晒得棕褐色的手，轻快地敬了个礼，然后加入到正在门口等待的同伴当中。
第一次做客就待到这么晚，我感到很不好意思，于是我加入到盖茨比最后一批客人当中去，此刻他们正簇拥在他身边。我向他解释其实在晚会刚开始的时候我就想去找他，并为没在花园里认出他来致歉。
“不用客气，”他恳切地说道，“别再想它了，老伙计。”这个熟悉的称呼比之前他亲昵地用手拍过我的肩膀更让我觉得亲切。“别忘了明天上午九点我们还要驾着水上飞机飞上天呢。”
随后男管家走近前，站在他身后：“先生，费城来电话。”
“好的，等会儿。告诉他们我一会儿就来……晚安。”
“晚安。”
“晚安。”他笑了笑，突然间我觉得作为最后一批客人离去，有某种令人愉悦的意义，似乎他也一直这样希望着。“晚安，老伙计……晚安。”
但是当我走下台阶时，我发现这个夜晚并没有就此终结。门外五十英尺开外的地方，十几盏车灯照出了一个混乱喧嚣的场景。路边的沟渠里，在距离盖茨比家车道两分钟路程的地方，翻着一辆崭新的四轮轿式汽车，右侧向上，有个车轮被撞飞了，是墙上很突出的一角把这个轮子撞掉的，现在有五六个好奇的司机正在那里围观。但是，由于他们把车停在路上，造成道路拥堵，背后的那些车就不停地按着喇叭，声音嘈杂刺耳，给这个原本就混乱不堪的画面更添上了一层乱。
一个身穿长风衣的男人从失事汽车里爬了出来，站在马路中间，轻松而又迷惑地看看车子，又看看轮胎，最后又看看围观者。
“瞧！”他解释道，“它翻到沟里去了。”
显然这个事令他很惊讶，开始我只是觉得他的这种惊讶与众不同，然后我认出了他——那个早先光顾盖茨比藏书室的人。
“怎么回事啊？”
他送了耸肩。
“我对机械一无所知。”他毅然决然地说。
“但这是怎么发生的？你把车开到墙上去了吗？”
“别问我，”“猫头鹰眼”（译者注：此人一直带着一副类似猫头鹰眼的眼镜）说道，把事情推卸得一干二净。“我对开车知道的很少，几乎一无所知。就这么发生了，这就是我知道的全部。”
“好吧，既然你不太会开车，就不应该在夜里瞎开。”
“可我连试也没试，”他愤愤不平地解释说，“我连试都没试。”
围观的人都变得目瞪口呆。
“你想自杀吗？”
“你应该庆幸，只掉了个轮子！不会开车，还连试都不试。”
“你不明白，”肇事者解释道，“我没开车，车里还有另外一个人。”
这句话引起的震惊招来了一阵“啊—啊—啊”的声音，同时那小轿车的门被摇摇晃晃地打开了。围观的群众——此时已是一大帮人了，不由自主地往后退了一步。当车门打开时，一片死一般的沉寂。接着，慢慢地，一点一点地，一个脸色苍白的、晃晃悠悠的人从失事车辆里跨了出来，着地时还用他那只大舞鞋试探性地在地上蹭。
被车鸣声弄晕了头，这个幽灵般的人站在那儿晃了一会儿，然后才看清那个穿着长风衣的男人。
“出什么事了？”他平静地问道，“我们用光汽油了吗？”
“瞧！”
五六根手指一齐指向那个被撞掉的车轮，他盯着它看了一会儿，然后又抬头往上瞅，好像怀疑轮子是从天上掉下来似的。
“它被撞掉了，”有人解释道。
他点点头。
“刚开始我没注意到车子停下来了。”
顿了顿，然后他深吸了口气，挺直了肩膀，用一种坚定的语气说道：“谁能告诉我哪儿有加油站吗？”
至少有十几个人，其中有几个脑子比他清醒一些，向他解释说车轮和车身已经完全分家了。
“倒车，”过了一会儿，他提议道，“把车子正过来。”
“但是轮子已经掉了！”
他犹豫了一下。
“试试无妨。”他说道。
嘈杂的车鸣声越来越高，我扭头穿过草坪向家走去，中途回头望了一眼。一轮明月照耀在盖茨比豪宅的上空，夜色依旧美好，花园里依旧华灯璀璨，但欢声笑语已悄然消逝。华丽的门窗突然透出一股死一般的空虚沉寂，映衬着主人的身影愈发显得孤独，此刻他正站在走廊上，举起一只手一本正经地跟大家道别。
通读目前我所写的这些，我发现我已给大家造成这样的印象：这几周里连续三个夜晚断断续续的发生的一些事已经占据了我整个的身心。但恰恰相反，它们只是这个喧嚣夏季里一些偶然事件，并且，很久以后，我对它们的关注远不如我对自己事情的关注。
大多数时间我都在工作。每天清晨，我就匆匆穿过纽约南部摩天大楼之间的白色缝隙赶往诚记信托公司去上班，一路上，迎着太阳，影子偏西。我跟公司里的其他职员和一些年轻的债券推销员混熟了，并且跟他们一起在阴暗拥挤的小餐馆儿里共进午餐，吃的是小猪肉香肠、土豆泥，饮料是咖啡。我甚至还跟一名住在泽西城的女孩儿谈了场短暂的恋爱，她在会计部门工作，但是她的哥哥开始向我投来鄙夷的目光，所以当她七月份去度假时，我赶紧结束了这段恋情。
我经常在耶鲁俱乐部吃晚饭——不知为什么，我觉得这是我一天中最糟糕的时光。然后就爬上楼，到图书馆里专心致志地学习一个小时关于投资和有价证券方面的知识。通常周围会有一些吵吵闹闹的人，但他们从不到图书馆来，所以这是个学习的好去处。之后，如果夜色撩人，我就顺着麦迪逊大街溜达，经过那家古老的默里山酒馆，然后穿过33号大街，一直到达宾夕法尼亚车站。
我开始喜欢纽约，这里的夜晚充满着冒险刺激，显得活泼奔放，还可以心满意足地看着不断闪过的红男绿女，还有川流不息的车辆，这些令你眼花缭乱、目不暇接。我喜欢沿着第五大街漫步，从熙熙攘攘的人流中挑出几个妙龄女子，遐想着几分钟后进入她们的生活，没有人会发现或是反对。有时候，我会想象着我跟随她们，来到她们藏在隐秘街角的公寓，然后她们在进门之前朝我回眸一笑，接着便消失在温馨的夜色中。在这个大都市朦胧撩人的夜色中，有时我会产生一种孤独感，它缱绻缭绕在心头，久久挥之不去，我觉得其他人也有这种孤独感。那些年轻的穷职员，在窗前久久徘徊，一直等到进餐馆独自吃上一顿晚饭，以打发每个夜晚和生活中最令人难熬的时光。
时间又到晚上八点，四十几号街那一带昏暗的巷道里挤满了响着马达声的出租车，五辆一排地向剧院驶去，这时我感到心猛地一沉。当出租车停下的时候，你可以看见车里的人依偎在一起，听见他们在唱歌，还有无法听见的说笑逗乐，还能看见车里点燃的香烟形成的一道道莫可名状的烟圈。同时，我也在头脑中想象着急匆匆赶着去寻欢作乐并分享着他们的快乐，于是我为他们祝福。
有一段时间我没见到乔丹·贝克，然后在仲夏的时候我又见到了她。起初我很高兴能到处跟着她跑，因为她是个高尔夫球冠军，所有人都知道她的名字。然后我发现不仅仅只是这些，事实上我并没有真正爱上她，只是感到有点好奇。那张对世事厌倦、不可一世的面孔，背后藏着什么——大多数虚伪做作最终都会掩藏着一些什么，即使在开头它们并不这样，有一天，我发现了这点。那天我们一起去参加沃里克家的家庭宴会，她把一辆借来的车没盖上车顶就停在雨里淋，还对此事撒谎。突然间我记起来了那晚没在黛西家想起来的关于她的一些事，在她第一次参加的一个很重要的高尔夫联赛上，发生了一场风波，闹到了差点儿要上报的地步。有人说在半决赛中，她挪动了她的处于不利地位的一个球，这件事酿成了一场丑闻，然后不知怎么的就悄无声息了。一个球童撤回了他的证词，唯一的另外一个目击者也宣称也许是他弄错了。这件事和这个名字一起都留在了我的脑海里。
乔丹·贝克本能地避开头脑精明的男人，现在我明白这是为什么了，因为当事情维持在一个恒定的水平面上，来自各方的歧义都不可能时，她就会有安全感。她的不诚实已经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她不能忍受处于劣势地位，又不心甘情愿。我猜想她年纪还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耍各种花招了，以向世人维持她那种冷峻的又傲慢无礼的微笑，同时还满足她那矫健结实躯体的要求。
不过我对这些感到无所谓，一个女人的不诚实并不值得人们过多地去苛责，我只是偶感遗憾，随后便忘了。同样是在那次家庭聚会上，我们之间展开了一场关于开车的有趣的谈话。谈话因这而起——在她开车经过几个工人身边时，挨得太近了，以致车的挡泥板蹭掉了一个工人外衣上的一粒扣子。
“你开车太大意了，”我严肃地对她说，“你要么就小心点开，要么就别开。”
“我已经很小心了。”
“不，你并不小心。”
“唉，只要别人小心点就行了。”她轻轻地说道。
“这跟你开车有什么关系？”
“他们会给我让道，”她固执己见，“双方不小心才会出事呢。”
“假如你遇到跟你一样不小心的人呢？”
“我希望我永远也不会，”她回答说，“我讨厌粗心的人，这就是我为什么会喜欢你。”
她那双灰白的、因阳光照射而眯起的眼睛此刻正直视前方，但她故意转变了我俩的关系，有那么一会儿我以为自己爱上了她，但我是个思维迟钝的人，并且内心充满的各种清规戒律在抑制着我的种种欲望，我明白我首先要做的事情是把自己彻彻底底地从老家那场纠纷中解脱出来。我仍然在一周一封地写信，并署上：“爱你的尼克。”可我满脑子里想的倒是那个打网球的姑娘，她的上嘴唇上密密地沁出一排小汗珠是怎样一幅图景。不管怎样，我模模糊糊地意识到要想重获自由，就必须首先巧妙地摆脱那个纠纷。
每个人都会设想自己至少拥有四种主要美德中的一个，而我的是这个：我是我认识的为数不多的诚实的人中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