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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四面环海，自古以来对外部世界充满好奇，同时又抱有较强的戒备心理。传统观点认为：从1633年至1639年，德川幕府先后五次颁布“锁国令”，日本由此进入锁国时代。从1633年始，日本船只获得政府允许方能出海，到了1637年，所有的日本船都被限制在内水不得出海，所有日本人也不得通过任何方式出国从事贸易，违者通常被放逐或处以死刑。1639年，除长崎一港允许中国人和荷兰人进入及从事贸易外，所有外国人均被拒之国门之外。由此日本对世界关闭了国门。从17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的锁国时期，在许多人看来是封闭的、僵化的和停滞的。
但是，近年来的研究表明：江户锁国时期，日本的对外贸易和人员交往虽然受阻，但并不是自始至终完全把国家封闭起来，不与外国发生关系。日本学者信夫清三郎认为：“所谓锁国令的着眼点其实在于垄断贸易和情报。”
德川幕府为了垄断利润丰厚的对外贸易和海外情报，有选择地与部分国家保持正常往来。幕府虽然禁止平民百姓打探海外情报，但是自身却十分关注海外信息，垄断了内外信息交流渠道。
首先，江户幕府通过长崎、对马、萨摩、松前四个藩建立起一个分别通过中国和荷兰、朝鲜、琉球、北方的虾夷获取海外信息的渠道，特别是在当时唯一开放的长崎港，每年有大量中国商船入港贸易。据统计，1633年日本锁国之后的十二年内平均每年入港的中国商船达到57艘，1659年之前的十年内平均每年入港的中国商船为41艘，1661年受清政府“迁界令”影响当年入港中国商船下降至39艘，“迁界令”废除后的1688年又立刻增加到193艘。可见，除了个别年份，整个江户时代的中日贸易和人员往来是非常频繁的。
幕府一般会要求入港的外国商人提供一份有关中国、东南亚及西方各国的情报，即“风说书”。其中，中国商人提供的风说书被编成《唐船风说书》；荷兰商人提供的风说书被编成《荷兰风说书》；还有担任翻译的通事根据外国商人的口述或摘译外国报纸上的新闻编成的《别段风说书》。通过风说书，幕府在锁国的环境里，通过长崎一孔仍可窥见海外世界的变化。例如，19世纪中叶，日本了解到的中英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起义的情报，都是来自风说书，风说书对日本的幕末“开国”产生了重要影响。
这些海外情报主要通过中国商船·荷兰商船→长崎通事→长崎奉行→江户幕府（老中）的途径进行传递和有效管理。
其次，“漂流民”带来的海外情报。“漂流民”是特指锁国时代的日本船民在遇到风暴袭击后漂流到海外国家，或者是外国船民漂流到日本。到了外国的日本漂流民，除了极少数人留在外国外，大多数人都通过来往于长崎的中国贸易船返回日本。按照禁令漂流民不许回国或被判处死刑，但由于不是故意触犯禁令，幕府对他们也不能判处死刑。幕府一般先把他们拘留在长崎，对他们的漂流经过和在外国逗留期间的活动进行严格审讯，在判明他们没有皈依基督教之后才把他们送回家乡。漂流者将自己的海外经历记录下来，这些记录连同幕府和长崎奉行等官厅的审判记录一起被通称为“漂流记”。例如，1751年，日本漂流民又五郎等八人乘坐“神力丸”连同货物一起漂到福建福鼎县；1752年11月，日本宫城县“春日丸”商船在航行途中突遇暴风，漂到浙江定海县。
据川合颜弃的《近代日本漂流编年略史》统计，在1637年至l867年的230年间，有254起日本人漂流事件。漂流地主要有中国、朝鲜、菲律宾、俄罗斯、美国阿拉斯加等地。这些漂流经历以及写成的“漂流记”使日本人了解到陌生的海外世界，此种状况不胜枚举。
同样，大量中国、朝鲜、东南亚等国家或地区的船只也漂流到日本沿岸。日本在对这些漂流船只开展施救和送还的过程中，通过这些漂流船的救助记录、遭难船只提交的说明、公私间笔谈录、当事者的日记、第三者的见闻录等资料使得日本幕府了解到丰富的异国文化和海外政治形势。
再次，幕府主动收集海外各国情报和知识。除了众所周知的通过“兰学”学习西方科技文化之外，幕府也同样非常重视收集中国的相关知识。日本德川幕府关注和收集清朝情况是开始于德川幕府六代将军德川吉宗（1684～1752年）时代的《清朝探事》，一些幕府的“寄合儒者”（类似于学术顾问）受命专门咨询来长崎的中国商人中的下层士人编成的报告。影响更大的是1799年出版的《清俗纪闻》。日本宽政（1789～1800年）初年长崎的地方长官中川忠英邀请旅居当地经商的闽浙一带商人口述故里风土人情，由十六位“通事”专事翻译记录，还请两名画工画下中国人生活环境和各种器具。这次调查涉及中国江南一带民间风俗、传统习惯、社会情况等诸多方面，记录颇为详尽，定名为《清俗纪闻》，是当年日本人了解中国风土民情的重要参考工具书。
日本社会通过这些窗口谨慎地窥视着外部世界的变化，但是，江户时代日本社会对外部世界的关心主要还是出于统治需要和好奇心，传回的信息也大多与政治相关，或者是异国奇闻。海外经济信息对于奉行锁国体制，坐等中国和荷兰商人进入长崎港贸易的日本来说显得并不是十分有用和必要，但是，这种沉寂的局面由于幕末开国而被一举打破。
1853年6月，美国培理舰队开进江户湾，强硬要求日本开国。1854年3月，日本被迫与美国签订了《日美亲善条约》，同意美国船只在下田、箱馆两港停泊和购买物品，同意在下田设置领事等，同时规定了最惠国条款，这标志着日本结束了持续200余年的锁国体制。由于受到不平等条约的束缚，幕末日本经济陷入近乎半殖民地的境况。欧美商人凭借资金、航运、信息等方面的绝对优势，完全控制了日本的海外贸易，直到1874年，外国商人依然垄断着日本商品输出额的97.3%，输入额的94.3%。
为了突破外商垄断和连年贸易入超的被动局面，首要问题就是要夺回对外贸易的自主权，由本国商人直接从事进出口贸易。
但是，由于长时期的闭关锁国，日本国内有关海外世界的信息非常闭塞，对诸如日本商人要到哪里去从事贸易、日本商品销售到哪里去、哪些商品适合输出、如何开展对外贸易等基本问题都知之甚少。因此，海外商业规则和市场行情调查成为幕末政府开展自主贸易，振兴经济的当务之急。
在从1853年培理舰队来航到1868年明治维新的15年里，幕府实际上已经逐步意识到处理海防和外交事务已不可避免，主动地采取了一些应对措施。1855年，幕府老中任命胜海舟等人筹建洋学所，用来培养外语人才和调查外国情况。1856年，原计划的洋学所以蕃书调所的名义开始工作，起用了诸如箕作阮甫、杉田成卿、寺岛宗则、西周等一批擅长洋学的优秀人才，有组织地引进和翻译洋书，研究海外知识。
同年底，幕府上层及各地奉行已基本上倾向于对外通商，并且认识到通商贸易能够给日本带来好处，帮助摆脱幕末的财政危机，“我国海禁已有所变革，并已向各外国派遣船只。以贸易通商之利，充富国强兵之基，此乃顺乎当今形势所当然”。幕府将军接受了函馆、长崎等地奉行提出的日本应主动开辟海外贸易线路，让国民了解开国大计以安定人心的建议，任命了专管外国事务的阁僚（老中），以及对外贸易调查专员若干名，全面负责有关通商的调查和准备事宜。
同时，在幕府的推动下各地奉行主动走出国门，收集海外贸易情报。地理上较近且已经遭受西方列强侵略的中国自然成为日本了解海外世界的一扇窗口。
1860年，幕府外国挂目付向老中提出设立物产会所和向中国派遣贸易官船的建议，目的是为了调查中国市场和探索自行组船出海贸易的可能性，该建议得到了各地奉行所的积极响应。资料表明，幕末日本共五次向中国沿海地区派出过贸易官船和调查人员
，分别是：1861年，函馆奉行所向黑龙江流域派出“龟田丸”贸易官船，从俄占黑龙江入海口驶入黑龙江流域；1862年，长崎奉行所向上海派出“千岁丸”贸易官船；1863年，函馆奉行所向上海派出“健顺丸”贸易官船；1865年，由外国奉行支配调役石川岩司及所率二人，乘邮船“北京号”前往上海；1867年，由浜松藩井内河内守家来名仓予何人及所率八人，乘英商蒸汽船“恒河号”前往上海和南京，并逗留三个月之久。
除了第一次黑龙江贸易外，其余几次均将考察地点选择在上海，究其原因：一是因为鸦片战争后的上海迅速成为中国乃至东亚地区贸易、交通中枢，是进行市场考察和通商贸易的理想场所；二是上海是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口岸之一，透过这扇窗口可以窥探西方文明的端倪，并获得与西方列强打交道的经验。
通过这些调查活动，日本获得了一些最基本的商业知识和海外贸易信息。例如，日本开国后使清第一船“千岁丸”使节团一行在上海港登岸后，在荷兰领事的斡旋下（由于中日尚未建交），拜会了上海道台吴煦，提出了希望建立中日正常贸易关系的意愿。
还拜会了英国、法国、美国等国驻上海领事和各国商馆，了解相关贸易规则，并且对上海市貌、港口状况、市场行情、贸易情况进行了实地考察。使节团一行在上海县城内考察了店铺商业情况，记录下市面多种商品的价格、清朝货币形制、中日货币兑换率、各国度量衡区别，还开列了中日两国互受欢迎的贸易品名单，“本朝物产中，得中国人欢迎的大概如下：刀枪、陶器、人参、赤铜、纸类、椎茸、葛粉、熊胆、晴雨伞、漆器、钱币、鸡、杂药；唐国物产中，本邦购走的如下：药种、唐纸、紫檀、陶器、书籍、笔墨、拆糖。”
这些看似最普通的商业知识，对开国不久的日本而言已经是非常珍贵了。同船来上海考察的高杉晋作、中牟田仓之助、五代友厚等日后都成为明治维新时期的重要人物。
总体而言，幕末日本正由锁国走向开国，在制度和观念方面正处于不同文明的碰撞之中，加之各种客观条件制约，幕末日本对中国的经济调查是试探性的，调查内容和范围都比较有限。
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政府在国家强有力的制度安排和经济干预下，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废除以往的封建“幕藩体制”，引进资本主义制度，全面移植西方先进技术，振兴国内产业，并确立了“贸易立国”的发展方针。1869年8月15日，政府颁布《职员令》，从根本上改革了中央政府官制，实行二官六省制，在百官之上设置神衹官，此外设置总揽大政的太政官，在太政官之下设民部、大藏、兵部、刑部、宫内、外务六省。外务省基本上沿袭了幕末海防挂（即管理海防的官员）的工作，主要掌管“外国交际、监督贸易”。从职责范围和工作便利的角度来看，外务省从成立之时就承担起了促进海外贸易、调查海外商情的任务。
1870年7月，外务省正式成立，全面负责外交、通商、航海等涉外事务。
同时，为了便于与各国打交道，日本引进欧美近代外交制度，逐步开始在海外各地设立日本领事馆并派遣领事官员。同年10月在中日建交谈判之际，日本获得上海道台的允许，在上海设立了外务省的临时办事机构。1872年1月，近代首个驻华日本领事馆——驻上海日本领事馆正式设立。
此后，在天津、厦门、福州、汉口等中国各个重要开港城市相继设立了日本领事馆。
在领事馆扩张的同时，日本外务省还不断加强领事调查制度，即领事贸易报告的规范。在品川忠道出任驻上海日本领事馆代理领事之际，外务省对其工作要点提出三项要求，“管理在上海日本人民事宜，监督中国与日本贸易事务，与中国官员和欧罗巴同盟各国官吏保持亲善。”
可见，处理中日间贸易事务是日本领事的重要职责之一。对领事经济调查工作做出如下要求，“我国（日本）商民输出入品的数量、品种调查，每月上报一次。”
这也是日本外务省对领事报告做出的最初要求。1874年，日本政府发布的“明治七年布达”，对领事报告作了规范。其主要内容应包含，“日本出口物品并由外国进口物品的数量、价格，日本商人从事贸易的类别，各地贸易盛衰，海关管理办法等相关调查。各国派出领事对在留各国商埠进行评价、调查，每一年、半年或经常向大藏省提交报告。”
经不断修订，1875年颁布了《领事官贸易报状规则》，1884年颁布了《贸易报告规则》，1890年颁布了《帝国领事报告规程》等，对驻外领事官的调查活动，领事报告的数量、形式和内容做出了各种要求。
驻外领事的调查报告最初是作为政府内部资料，并没有向社会公开发行，主要在外务省、内务省、大藏省、工部省等官厅内部传阅。例如：“清国在留日本人须知”、“上海港内规则”、“清国上海领事馆关于催缴我国邮船入港手续费及我国人清国内地旅行证书手续费”、“清国牛瘟流行禁止牛登陆”、“三菱汽船香港航线开通新泻丸入港的情况”等。
后来，内务省和大藏省也会选择部分相关的领事报告编入《劝商杂报》、《商务局杂报》、《输出入商况日报》等自己的机关刊物。
从1882年开始，外务省记录局正式将上一年度驻外领事调查报告汇编成册，以《通商汇编》的名称向社会公开发行。日本领事贸易报告最初为年刊，形式和内容均比较简单。发行后各方对一年一期的发行体制颇感不满，无法适应瞬息万变的市场变化。自1883年开始，《通商汇编》分上下半年两次发行。1886年12月18日更名为《通商报告》继续发行，最初计划为旬刊，但实际的发行数量更多，每个月分3～4号以周刊形式发行。内容以商业信息为主，包括蚕丝部、棉花部、织物部、制茶部、米谷部、海产部、货币及金银属部、杂货部、贸易统计表部等栏目。在信息渠道并不十分活跃的19世纪后期，驻外领事送来的海外各地贸易情报具有较高价值，特别是利用外交特权保护而获取的市场调查报告，在激烈的国际贸易竞争中，对刚刚打开国门的明治日本政府和商人来说是一份不可替代的情报来源。
明治维新时期，国内殖产兴业政策的主要执行和推动部门大藏省（1869年设立）、内务省（1873年），以及随后成立的农商务省（1881年）也曾经派出了一些官员直接到中国进行实地调查，或者与驻外领事馆联合举办“日本商品样本海外试卖”活动来调查日本商品的销路。据不完全统计：仅1872年至1878年间，大藏省、内务省和北海道开拓使就向中国派出调查团9次，共计25人。
但由于受到交通、经费、人员等各方面条件的制约，这些调查与驻华日本领事馆的系统、持续调查相比，在规模和范围上都显得比较有限。
同样，明治前期日本工商企业正处于成长期，工矿企业自不待言，商社规模也比较有限。据1889年各驻华日本领事馆的调查显示：在上海，稍具规模的日本商社仅有4家，分别是三井洋行、广业洋行、藤井店、锦芝洋行；香港4家，分别是三井洋行、日下部商店、宫野杂货商店、立林杂货商店；福州、芝罘、天津、广东的情况更差一些，在中国规模最大的商社普遍为三井洋行的在华分店，大多是以经营杂货、海产品为主的小商店。
因此，日本的工商企业在该阶段实力非常弱小，缺乏进行大规模情报活动的能力。
大陆浪人虽然在中国进行了一些刺探情报活动，诸如曾根俊虎、福岛九成、荒尾精等，但这些人的活动范围和影响毕竟有限，而且，这些大陆浪人事实上也是受日本官方，甚至是军方的派遣。
总之，明治初期的日本尚缺乏对华经济扩张的能力，这是一个总的时代背景。因此，由外务省主导，驻华领事馆具体承担对华经济情报工作是这一阶段无奈而又必然的选择。
甲午战争后，日本对外扩张的野心膨胀，巨额战争赔款也给日本经济发展带去了充足的资金，日本对华经济调查体制得到进一步强化，调查数量、内容和范围空前扩张。
首先，外务省在原有的基础上，继续强化驻华领事馆的各项组织和制度建设。主要表现在：
1.驻华领事馆的数量得到较大扩充。《马关条约》后，日本先后在重庆、沙市、苏州、杭州设置了领事馆，加大了对中国长江中上游地区的调查和渗透。截至1896年，日本驻华领事馆数量达到16个，遍布中国沿海沿江主要开港口岸，对华情报收集网络初步形成。日俄战争后，日本在东北地区的奉天、吉林、哈尔滨、安东、辽阳、铁岭、齐齐哈尔、间岛等地设置了领事馆。据1921年2月10日发布的日本在外公使馆调查显示，日本驻中国总领事馆有16个（其中包含4个分馆），领事馆24个（其中包含4个分馆）。
日本领事馆不仅遍布中国主要开港城市，甚至还深入四川、云南等内陆地区，在中国逐步形成一张规模庞大的日本领事馆情报网。
2.领事的选拔和任命引入领事官试验制度。明治初期的公使、领事大多任用自薩摩藩、长州藩、原幕府的留学生，以及长崎通事。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录用了部分外务省语言学校、东京大学的毕业生。1893年，《外交官领事官制度》正式颁布，原则上通过外交官领事官考试来选拔驻外领事，使得驻外领事的选拔更加制度化、规范化、透明化，提高了驻外领事的素质和领事调查报告的质量。
3.对华调查范围扩大。1894年，改版后的《通商汇纂》在情报数量和质量上均比原先的领事报告《通商报告》有大幅度提高。而且调查范围从单纯的商品信息扩大到一般经济、工业、农业、财政金融、交通航运、人口移民等相关经济领域。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又逐步增加了电报、时报、特报、关税、移民、企业、林业、畜牧、财政与经济、巡回报告、视察复命书、各地事情、条约与诸法规、居留地与居留民、移民及劳动、卫生及检疫、博览会及各种会议、海外贸易商介绍等新的调查栏目。
4.情报传递速度加快。以电报为主的时报、特报栏目经常迅速刊登来自中国的经济信息。在19世纪末期，领事馆的调查以电报的形式发回外务省，等信息传递到工商业者手中至少需要一个月。20世纪初期，该过程基本上缩短至一周以内。
其次，该时期变化较大的就是农商务省和日本商业会议所，它们并不满足于从外务省获取海外情报，明显加大了独立的海外调查力度，主动参与到对外经济情报收集中来。
农商务省在甲午战争后，利用中国的战争赔款设立了数目庞大的“外国贸易扩张费”财政预算，以推动日本对外贸易和海外经济情报的收集。资助内容主要包括向中国派遣工商业视察员、实业练习生，在中国设立日本商品陈列馆，资助各类调查报告的刊行等。1896年至1898年，农商务省连续召开三届全国农商工高等会议，召集相关政府部门、工商界人士共同商讨和制定各项贸易振兴方案，其中多项方案与加强海外调查有关。例如，第一届农商工高等咨询会议上共提出和商讨了七项议案：（1）长江航路调查员的派遣；（2）海外金融机构的扩张；（3）保税仓库的设置；（4）重要输出品销路的扩张；（5）海外通信设施的扩充；（6）海上保险业的发展；（7）职工的管理与保护。第二届农商工高等咨询会议上共讨论了五项议案：（1）实行金本位制后对内地农商工业的影响；（2）实行金本位制后对海外贸易的影响；（3）消除上述不利影响的方案；（4）奖励制茶输出的方案；（5）奖励生丝输出的方案。
不仅如此，农商务省还试图在中国建立长期的情报据点，日本商品陈列馆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从1896年开始，农商务省陆续在沙市、厦门、牛庄、宜昌、上海、汉口、重庆、铁岭、辽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吉林、海龙、锦州、奉天、多伦、洮南、天津、杭州、青岛等城市开设了日本商品陈列所。
在华日本商品陈列所不纯粹是日本商品样本的展示、销售场所，更重要的是作为农商务省为开展中国商况调查而在中国设立的情报收集据点之一。包括日本商品在中国市场的评价、销售状况、质量改进、顾客需求、新商品开发等商业信息。这些信息源源不断地发回国内，农商务省再转发给国内商业会议所，以实际指导生产。
同时，各地商业会议所，特别是东京、横滨、大阪、神户、名古屋等商业发达地区的商业会议所，按照地方经济发展需要，通过参加农商务省调查计划、独自派遣调查员、民间外交等方式积极开展对华经济情报收集活动。通过上述措施，农商务省和商业会议所建立了依托外务省所属驻外领事馆，或者是独立开展调查这两条情报收集途径，逐步实现了信息渠道和内容的多元化。
再次，在政府部门不断加大对华调查力度的同时，在19世纪后期，日清贸易研究所、东亚同文书院、亚细亚协会、东邦协会等民间团体开始形成。同时，以三井物产、三菱商社为代表的日本企业在中国的势力不断增强。这些团体和企业在中国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曾经开展过形式各异的经济调查活动，具有一定的影响。但是从整体上看，这些民间组织的力量依然薄弱，情报收集活动仅限于某个地区或某个领域，与政府部门的系统性、持续性调查尚无法相比，只能说在一定程度上与官方调查机构形成某种补充。
总之，在政府的不断干预和制度供给下，该时期以驻外领事馆为桥头堡，外务省、农商务省为核心，国内商业会议所为基础的官方调查和传递网络继续得到强化，民间调查团体也开始大量出现，两者既独立开展工作又互相协助，形成独具日本特色的以政府为主导的“官民一体”对华经济调查网络。
20世纪初期，世界经济和贸易格局发生了较大变化，日本在华势力不断增强，交通、通信也日益便利。此时，日本对华经济调查呈现出多头出击的态势，信息渠道实现多元化，并且直接调查方式渐成主流。
首先，官方情报网络的重要性依旧，但情报的独占性相对下降。面对日益激烈的贸易竞争，日本国内工商业者对海外经济情报的快速性、准确性、个性化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日本政府为此做了大量改进工作。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日本外务省在上海、香港等海外重要商埠设置了“商务官”。1925年，由农商务省改组而成的商工省也在天津、汉口、广东、满洲里等商埠设置了商工省“贸易通信员”，以加快情报的收集和传递。但是，官方情报网络主要以提供公共商业信息为己任，在制度安排上显然无法满足众多零散企业的具体信息要求。因此，工商业者在保持对官方情报网络需求的同时，积极寻求新的信息渠道。
其次，在华经济调查团体的作用不断增强。随着日本对华扩张和在华势力的逐步增强，在华经济调查团体在数量和规模上得到极大增强。东亚同文书院的大旅行调查和满铁调查部的诸多情报活动已广为人知。事实上，从经济情报的角度来看，在华日本人商业会议所的经济情报收集和交换作用并不逊于上述两大组织。一是在华日本人商业会议所数量众多、分布范围广阔，从1908年奉天日本人商业会议所成立开始，到1937年达到34个之多，几乎遍及中国主要商业城市，这些商业会议所又组成在华日本人商业会议所联合会，从各地商业会议所发行的定期刊物《月报》来看，其内部情报交换异常活跃。二是在华日本人商业会议所的骨干基本上是由日本国内财阀在华分支机构的负责人构成，其活动能力和影响力不可小觑。三是到20世纪初期面对应接不暇的调查任务，驻华领事馆显然无法全部独立完成，日本领事会将部分调查委托给当地日本人商业会议所完成，在华日本人商业会议所事实上已经成为日本领事馆情报收集的下线组织和重要情报源之一。
再次，经济团体间的信息交流日益频繁。由于大量日本企业、经济团体、商人来华，加之中日间信息流动成本较低，日本国内企业和工商业者纷纷寻求建立直接或间接的信息沟通渠道，以期获得快速、准确、个性化的情报。日本国内部分府县、经济团体、行业协会甚至直接向中国各大城市派出“驻在员”，建立固定的情报收集点。日本国内商业会议所则与在华日本人商业会议所或其他经济团体建立固定的委托调查和情报交换机制。通过这种民间团体之间的直接信息交换，极大地降低了信息搜寻成本，扩充了信息沟通路径，满足了情报的个性化、快捷化要求。
近代日本国家情报体系的主要特点就是建立了一套以中央部门为核心的官方情报收集、传递网络。
早在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引进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政府强有力介入，建立了以驻外领事馆为桥头堡、外务省为中心的情报系统，为国内各部门和基层生产者免费提供海外各类经济信息。甲午战争后，国内产业主管部门农商务省不满足于单纯从外务省获取二手信息，在“外国贸易扩张费”的资助下，向海外各地大量派遣实业练习生，并设立日本商品陈列所，作为海外情报收集据点，农商务省也逐步建立了属于自己的信息渠道。到19世纪末，以外务省、农商务省为核心的官方情报体系基本形成，20世纪初期在制度建设方面得到进一步强化。20～30年代，虽然在华日本人商业会议所与日本国内商业会议所的直接情报交换，以及各府县直接向中国派遣“驻在员”等新的情报收集方式出现，但是，以传播公共商业信息为主要任务的官方情报体系的地位和作用仍然是举足轻重的。据统计：日本国内基层经济组织获取的中国市场信息中有70%以上是来自政府部门，其中，外务省情报占51%，农商务省情报占13%。
可见官方情报网络在日本近代化和对华经济扩张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日本政府主导的官方情报体系形成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在近代通信、交通条件下，对海外市场行情的调查对生产者和中小工商业者而言是比较困难，甚至是很难实现的。像信息服务等社会公共产品，通过政府介入可以有效地降低信息搜寻成本，提高效率，并最大限度地扩大受益面。
2.日本1868年实行明治维新时，欧美发达国家已处于垄断资本主义的前夕。欧美大公司已经确立了世界贸易霸权地位并建立了发达的情报网络，作为后发国家日本，只有在政府强有力的支持下才能与欧美列强相抗衡。
3.政府主导的模式符合日本的历史和传统习惯。东亚国家日本是一个有着中央集权制传统的国家，早在江户时期幕府就建立了以老中为首的，通过长崎、对马、萨摩、松前等路径获取海外情报的全国信息管理制度。日本的近代化和战后崛起，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政府推动，政府主导是日本经济取得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近代日本国家情报体系的另一个主要特点是“官民一体”。“官”即外务省、驻外领事馆、农商务省、大藏省等政府部门。“民”即满铁、东亚同文书院、三井物产等民间组织。政府与民间调查机构在信息收集方面既保持相对独立，同时又相互协作，构成一个有机的信息收集网络。
驻外领事馆、驻外组织、国内政府部门、工商机构、企业之间打破行政界限，相互协作，相互交换信息。驻外领事馆是日本在海外情报收集的大本营，在华实业练习生、日本商品陈列馆、在华日本商业会议所、东亚同文书院等在华组织基本上受当地领事馆的管理，并在具体情报工作中受领事馆的指导和协调，各组织都有义务将调查报告上交到领事馆。
同时，领事馆的调查报告除转发各政府机关和国内民间团体外，甚至还转送驻外机构，1909年，外务省要求驻满洲各领事馆将调查报告抄送关东都督府就是典型一例。
农商务省在编制机关杂志《农商工公报》、《输出重要品要览》、《重要输出工产品要览》时，大量直接引用驻外领事的调查，如《输出重要品要览》中“各需求地输入趋势”、“需求状况并用途嗜好”、“当地市场本邦品的竞争品”、“优缺点并改良要点”等章节都是转载了驻华领事馆的调查报告。东邦协会《中国汇报》上刊登的“关于清国贸易的意见”、“中国福建省的贸易”是援引了福州领事上野专一的调查。
另外，领事馆在进行调查时，也采纳一些驻华日本商业组织的意见。如1882年《通商汇编》上刊登了广业洋行上海分店负责人鹤田幸吉提出的“日本海带对华贸易得失和海带生产改良的建议书”，以及“对日本根室海带商况的调查意见书”。特别是到了明治后期，三井物产煤炭调查报告成为领事贸易报告编纂的重要参考资料。20世纪20年代开始，在华日本人商业会议所承担了驻华日本领事馆的大量委托调查工作，事实上已经成为领事馆情报收集的下线组织。
海外经济信息可以顺利传递到国内工商业者手中，地方组织也可以根据实际生产需要，通过外务省委托驻外领事馆在海外展开某项商品或某一地区的市场调查，实现信息渠道的上下互通，真正实现对华情报活动的“官民一体”。
上面已经论述过，近代日本对华经济调查模式是政府主导的“官民一体”调查网络，政府和民间调查机构在信息收集方面既保持相对独立，同时又紧密协作，构成一个有机的信息收集网络，而政府则起着主导作用。
但是，在中国的学术界和民间社会，作为民间调查机构的东亚同文书院、满铁的对华调查活动有着较高的知名度，一般被称为日本在中国的南北两大情报收集机构，现存调查资料非常庞大，是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研究的重要基础资料之一。难道这些调查机构的活动不重要吗？笔者并不否认上述机构调查活动的重要性、现存调查资料的学术价值，只是认为从经济情报的角度来分析，其价值不如官方情报体系。其主要原因如下：
1.调查目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日本国内企业和中小生产者搜集海外信息的成本较高，政府介入调查的目的是尽可能减轻国内生产者负担，为其生产、销售提供信息支持，推动对外贸易发展。东亚同文书院的调查目的主要是为了配合教学，培养商业人才，在某一时期内曾经向日本国内工商业者提供过中国经济情报，同时，还接受日本经济界的委托，为其提供有关中国经济情况的服务。但从时间和数量上来看比较有限。东亚同文书院的后期调查活动有为政府、军部服务的目的。满铁调查部则主要是为满铁在中国东北地区的经济开发和侵略提供情报支持。
2.调查受益面。在政府参与的官方情报体系中，情报从海外调查机构到国内生产者之间有着一套高效的、稳定的信息传递机制，即驻华日本领事馆→外务省→农商务省→国内商业会议所→生产者，面向普通生产者、工商业者无偿提供服务，其情报受益面非常广。而东亚同文书院的调查成果提交给外务省、军部，或部分以文献的形式向社会发行。满铁主要是自用或提供给军部。这两大机构的情报收集系统比较发达，调查成果也比较丰富，但缺乏一套向国内生产者传递信息的机制，目前也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日本民间从上述两大组织长期、稳定地接受过何种经济信息。
3.调查时间。驻华领事馆的调查从1870年上海临时日本领事馆设立之日起就已经开始，到1945年战败先后持续了75年时间。东亚同文会成立于1898年，1907年从外务省获得为期三年共三万日元的调查补助费，以此为契机正式开始实施被称作“中国大旅行”的实地调查事业。满铁调查部成立于1908年，要远远晚于驻外领事馆的调查。
4.调查广度。从1870年上海临时日本领事馆设立开始，领事馆数量不断得到扩充，到1928年日本驻中国领事馆达39个之多，不仅遍布于中国各主要沿海、沿江开港口岸，甚至还深入四川、云南等内陆地区，加上世界其他地区的日本领事馆总计达到140个。在华实业练习生和日本商品陈列所也是农商务省在世界各地实施计划中的一环，以外务省和农商务省为中心构筑起一个庞大的情报网络。而东亚同文书院和满铁的调查活动主要集中在中国大陆，且偏重于东部沿海或东北地区。
我们来比较一下商社情报的作用。到20世纪初期，像三井物产、三菱商事、铃木商社等综合商社都已经成长为具有一定竞争力的跨国企业，在世界各地设有分支机构。比如三井物产到1913年在中国拥有分店26家、美国4家、欧洲5家，以及东南亚地区众多海外分店。
其内部情报收集、传递和交换系统非常发达。据统计，仅1904年下半年，三井物产上海分店发出商情电报2 683封，收到2 574封。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各综合商社甚至还专门设立“情报课”以处理日益增加的经济信息量。
但是，这些综合商社情报系统的最大缺陷就是情报共享性较低。为了应对激烈的贸易竞争，竞相引进加密电报传输技术，除了在对其供货商进行产品质量和技术指导时会提供必要商业信息之外，很难期待其向社会公众提供有价值的商业信息，这与旨在向民间工商业者免费提供海外经济信息的官方情报体系显然有着本质的区别。
综上所述，日本历来重视经济情报工作，明治时代就已经确立了制度化的情报系统，即以政府部门为主导、民间机构紧密配合的“官民一体”对华经济情报模式。这套情报系统的特点非常鲜明：一是虽然历经时代变迁，但是政府对情报工作的干预是贯穿始终的。早在明治维新时期，为推动对华贸易发展，日本政府就主动介入对华情报收集。明治后期为配合对华经济侵略，日本政府进一步加大了对华情报收集、利用的力度和广度，形成了以外务省、农商务省为中心的对华情报网络，免费向社会公众提供商业信息，直到日本战败投降。二是民间机构作为日本政府对华经济调查的补充力量，20世纪初期以后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官方情报系统的缺陷，使得情报的时效性大为提高。三是这套情报模式是日本近代化过程中政府干预模式在情报领域的反映，也是后发国家日本快速实现赶超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