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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情报是为满足经济建设和发展的需要，而搜集并整理的有关情况和材料。这里指的是广义上经济情报的范畴，既包括公开的、表面化的各类信息情报，如经济发展的目标和方向，以及财政、工业、农业、商业、矿业等方面的信息，也包括需要运用某种特殊的手段获取的机密情报。在经济实力相当或经济实力悬殊的情况下，谁掌握准确的经济情报，谁就占得先机，并因此获得彻底的胜利。正是因为经济情报的重要性，所以任何处于竞争或者斗争中的双方都会尽一切手段获取有关自己发展或者对手的行动动向的情报。
日本的经济情报活动在全世界都是有名的，从政府官员到企业，甚至是普通百姓，都十分清楚本国的地理条件和资源贫乏的现状，他们视情报为生命，在搜集和传递情报方面简直是不遗余力。日本的经济情报工作对日本的近代化和战后经济崛起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本书要考察的“政府情报与近代日本对华经济扩张”，正是指从明治维新到抗日战争之前这段时间内，日本政府对中国的经济情报活动在日本对华经济扩张中所起的作用。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以驻华日本领事馆为桥头堡，外务省、农商务省为核心的日本官方对华经济情报收集、传递网络的形成背景、运作方式，以及主要特点。二是日本政府的经济情报活动为日本企业和工商业者对华经济扩张（具体表现在日本对中国贸易的增长、对中国航运业的渗透、对中国路矿利权的争夺、对中国传统产业的赶超等方面）提供情报支持。三是为了阐明情报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本书还对清末中国海外商业情报活动作了介绍，并对同一时期清末中国政府与明治政府的海外情报思想、政策及实践进行了一定的比较，认为政府情报制度健全与否是影响一国经济发展成败的关键因素之一，并最终得出政府主导的情报活动对近代日本对华经济扩张、中日近代经济转型具有重要影响。
目前国内学术界有关近代日本对华经济调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东亚同文书院和满铁这两家民间调查机构，它们的对华调查活动在中国学术界和民间社会有着较高的知名度，一般被称为近代日本在中国的南北两大情报机构，现存调查资料非常庞大，是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研究的重要基础资料之一。
与此相反，日本政府对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的调查活动，以及所产生的大量调查资料在国内学术界尚鲜为人知。众所周知，日本的近代转型是政府强有力的干预和推动的结果，海外情报制度也是如此。在政府强有力的干预下，官方情报网络在国家情报体系中一直占据最为重要的地位。政府部门是日本对华经济调查的主力军，也是日本国内工商企业获取中国信息的主要渠道之一。
首先，从现存调查资料来看，这些部门的调查活动和调查成果无论从持续时间、涵盖空间还是涉及领域来看都是东亚同文书院、满铁等民间调查团体所无法比拟的。因此，非常有必要对日本政府对华经济调查活动、调查成果，以及作用进行全面梳理和重新认识。
其次，国内学术界对于近代日本对华调查资料最常见的使用方法是利用其较高的史料价值来研究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史中的一些问题，研究的立足点是在于调查资料本身，也由此涌现过大量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但是，如果透过这些调查资料，我们会进一步发现这些调查资料不仅仅是一份珍贵的历史档案资料，它还是日本对华经济情报活动的最鲜活、最原始、最全面的记录。通过这些调查资料可以真实地还原近代日本政府对华情报收集、传递、交换、公布和利用的整个过程，以及由此编织而成的一张严密、高效、有机的情报网络。这张情报网络为近代日本制定产业政策、发展对外贸易和对华经济扩张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助推作用。因此，有必要从经济情报的视角对近代日本政府对华经济调查资料作全新的解读和利用。
再次，日本对华经济情报活动为中日近代经济转型的比较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近代中日社会经济转型的比较研究一直是经济史研究领域的热点之一，众多学者从政治制度、国家干预、国内统一市场形成、对外经济政策、传统思想、所处国际环境等多维角度对该课题展开过非常广泛而深入的探讨。
笔者认为，国家情报制度健全与否也是影响中日近代经济转型的重要因素之一。明治日本以积极的心态全面调查和学习西方制度、技术和文化，在国内企业和中小生产者无力承担高额的海外信息搜集成本时，日本政府确立了以外务省和农商务省为核心、驻外领事馆为桥头堡的对外经济情报网络，为国内各部门和基层生产者免费提供海外各类经济信息，推动国内经济和对外贸易发展。而清末中国政府一直对调查和学习西方制度和文化抱有抵触心理，政府又丧失了对外贸易和关税的主导权，主观上无意、客观上无力为国内工商业的发展提供必要的海外信息和外贸支持。直到清末新政时期才意识到“重商”和“扶商”的重要性，但已经错失了发展经济的最佳时机。
近代日本曾经对中国开展过大量的调查，但是，日本政府对华经济调查活动以及情报绩效长期受到国人忽视。笔者通过本课题的研究，系统探讨了以驻华日本领事馆为桥头堡，外务省、农商务省为核心的日本政府对华经济调查活动，并对其调查成果，以及史料价值作了目录式梳理。虽然不能说已经涵盖了全部内容，但至少是推进了国内有关近代日本对华经济调查的研究，也为今后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同时，在国内学术界，从史料价值的角度出发，利用日本对华调查资料来研究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史的方法已经非常普遍。但是，从经济情报的视角来探讨近代日本对华经济调查的研究还比较有限，即使在日本也大多是针对单个调查机构的研究。事实上，这些调查机构的活动并不是孤立的。从纵向关系看，驻外领事馆只不过是日本对华调查的一个先端机构，主要任务是负责情报收集，其情报绩效的产生需要通过一个有效的传导机制来实现。那么，这个传导机制又是怎样实现和运作的？从横向角度看，除驻外领事馆之外，农商务省、商业会议所、东亚同文会、满铁、三井物产等调查机构也在不同时期对中国开展过各项调查，它们之间是如何相互协作、相互补充、相互交换所获取的情报的？如何组成一张巨大的情报网络，并使情报的经济效益最大化？这是本书试图解决的一个问题，也希望通过本书能够推动国内“经济情报史学”研究的开展。
日本是将经济情报运用得非常成功的国家之一，日本是如何通过政府的力量建立起这个情报系统的？是如何收集、传递、利用这些情报的？日本的情报系统的特点和活动规律是什么？以外务省和农商务省为核心的情报网络在日本近代化过程中起到何种作用？日本是传统性非常强的国家，现代日本的对外情报体系以及传递方式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模式一脉相承，只是随着时代的进步在对外经济情报的方法、手段和重心上有些调整。
当前中国经济和对外贸易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在中国企业大踏步“走出去”的过程中，海外经济情报的重要性也日渐凸显。因此，建立起一套科学的、完备的对外经济情报体系是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当务之急，日本的经验对我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日本的“情报（信息）
经济史学”研究非常发达。早在20世纪80年代，随着信息技术革命的兴起，以及美国未来学者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的《第三次浪潮》在日本引起了强烈反响，经济情报史学的研究逐渐受到关注并成为日本经济史学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较多的学者开始关注该领域的研究，相继推出了一大批具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例如，杉山伸也的《情报革命》
、《情报网络的形成与地方经济》
，藤井信幸的《信息与经营革新——近代日本的轨迹》、《通讯的经济史——近代日本的电信·电话》
，石井宽治的《情报、通信的社会史——近代日本的情报化与市场化》、《情报化和国家、企业》
等。2002年5月，日本社会经济史学会第71届年会上专门将“情报的经济史”作为大会的研讨主题，分别从信息情报、市场、制度、组织、网络等多个角度对日本经济情报史学的发展作了回顾和展望，标志着经济情报史学已经成为日本经济史研究领域中一个独立的研究方向。
日本学术界有关日本政府对华经济情报活动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下面按调查机构分类进行研究现状综述。
日本领事馆海外经济调查的综合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1983～1986年，以角山荣教授为核心的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课题组，开始着手日本领事贸易报告资料的整理和研究。课题成果《日本领事报告的研究》
对日本领事制度、领事报告发展、编纂体例、领事馆的海外经济调查活动等基础性、一般性问题作了概括性的研究，系统探讨了日本政府是如何利用驻外领事馆网络收集海外情报，并提供给国内工商业者，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成为该研究领域的开创性成果。该成果在日本学术界引起了较大反响。同时，角山荣和高岛雅明在该领域做了大量基础性的资料整理工作。
但是，正如作者在序言中指出的，“对领事制度、领事报告的一般性、资料性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是，领事个案研究、领事报告分地区、按商品类别的具体研究、商品陈列馆、博览会、移民、领事报告的国际比较等，以及与此相关的多方面的研究还没有得到深入。”
两年后，角山荣的专著《通商国家日本的情报战略》
进一步从国家情报战略的角度，对日本领事馆的海外情报活动与日本经济近代化进行了分析。
此后，该领域的研究得到不断深入和细化。山下直登、塚濑进分别以日本领事贸易报告为基本史料，系统探讨了明治时期日本对华煤炭输出的重要意义，上海煤炭市场的构造，以及对上海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片山邦雄对近代日本在中国乃至东亚海域的航运扩张作了论述，同时积极评价了日本领事馆情报对航运业的海外扩张所起的作用。
中村宗悦探讨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在中国南部和东南亚地区领事馆势力的增强，情报的收集活动，以及日本经济势力向中国南部和东南亚市场的扩张。
田方四雅史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相关理论，对中日杂货品输出竞争作了对比，他论述道，领事馆情报促使日本国内制度、组织、市场日趋规范，消除了明治初期日本输出商品粗制滥造的积弊，维护了生产和输出的秩序，扩大了日本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占有率。
林正子从领事人物研究出发，探讨了1887～1891年驻福州领事上野专一对中国华南和台湾的调查活动，认为上野专一在甲午战争前就已经认识到台湾的重要价值，其诸多建议为日本占领并经营中国台湾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还建议日本政府加大对中国华南地区的商品输出。
松本郁美通过首任驻上海领事品川忠道的情报活动，认为品川领事的情报收集和各项政策建言对明治初期日本的对华经济政策产生了积极作用。
佐藤元英利用日本外交史料馆诸多资料，对明治时期外务省的各项组织制度、驻外领事制度、调查出版物的变迁作了详细梳理，同时对驻外领事馆参与海外情报收集和情报公开作了分析，是继角山荣研究后的又一项重要的基础性研究成果。
小池圣一的研究也非常有特色，他主要关注海外贸易情报向日本国内的传递、交换系统，通过大正九·十年驻外领事馆的调查情报向日本国内各级传递的几则实例，探讨了情报由收集端驻外领事馆，通过中央官厅，向地方公共团体，再向情报利用端地方从业者的双向传递，并对其具体传递路径、方式和绩效等问题作了实证分析。
农商务省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国内殖产兴业政策的主要推动部门，有关农商务省的国内产业政策的研究比较多。
从经济情报角度出发，比较重要、规模也较大的是通商产业省主编的《商工政策史》，该系列研究资料共计24册，其中第5册和第6册贸易卷，详细论述了农商务省为了推动国内传统产业的转型、对外贸易的发展，积极开展各项海外调查活动。该研究成果中辑录了各项调查活动的大量原始资料，是对农商务省海外经济调查与商业政策的重要基础研究成果之一。
高岛雅明对农商务省及其附属部门的海外情报活动作了较多个案研究，例如日本商品样本海外试卖、海外日本商品陈列所、大阪贸易调查所等活动。他充分肯定了农商务省在情报收集和传递过程中，与驻外领事馆、外务省紧密配合，构成日本独特的政府主导的官方情报网络，较大地降低了日本企业海外信息搜寻成本，努力消除信息不对称，最终促进日本对外贸易的发展这一点。
堀江保藏探讨了甲午战争后农商务省在“外国贸易扩张费”的资助下，通过设立农商工高等会议等一系列举措，扩大对华直接经济调查的力度，并努力摆脱对外务省情报的依赖，试图建立自己的情报收集系统。
本宫一男对明治后期设立的商务官制度作了综合分析，论述了商务官制度是在世界贸易竞争进入白热化的情况下，为适应新的贸易格局而形成的一种新型的情报收集制度，它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官方情报网络的缺陷，提高了情报收集的准确度和速度，但是，由于外务省和农商务省对商务官管辖权之争，它又影响到绩效的进一步提高。
最近十年，日本商业会议所的情报活动也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目前对国内和国外现存的有关日本商业会议所的资料的整理已经取得了较大的成果。如饭岛涉的《战前期日本人商业会议所（中国）及国内主要商业会议所中国关系出版物目录（稿）》
，吉田健一郎的《〈大连商业会议所月报〉〈满蒙实业汇报〉记事目录（1915～1917）》
，他们都通过艰苦的调查，制作了比较完整的调查文献目录。
饭岛涉在资料整理的基础上还做了一些专题研究，系统探讨了国内和国外日本商业会议所的设立过程、调查出版物，以及相关调查活动。认为商业会议所在接受情报的同时，又是日本对华经济调查的重要机构之一，特别是，它在甲午战争后对中国展开过大量调查，且基于这些调查形成的政策建议对日本的经济政策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高岛雅明的研究重点是，作为一个海外情报传递的末端组织，日本国内商业会议所是如何接受海外情报，如何参与到日本官方情报传递网络中，并通过自身活动，使情报传递系统更趋合理化和效率化的。
片冈丰认为商业会议所不仅是各行业的联合体，又是情报与意见交换的中介组织，商业会议所对内传递各方信息、沟通不同意见，对外采取一致行动，致力于国内外贸易的开展。
须永德武的论文从情报网络的角度出发，论述了商业会议所的情报接受路径，情报流通系统，它与国内外务省、农商务省和国外各种经济团体之间实现的定期情报交换机制，以及以它为中心的亚洲经济情报网络等相关内容。
若林幸男以东京商业会议所的出版物《月报》为例，探讨了商业会议所的内部情报管理系统。
柳生正文、桥本哲哉、平野隆的论文则分别以新泻、金泽、小樽商业会议所的情报活动个案，分析了地方商业会议所是如何通过自身的情报收集活动，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
此外，美国日本政策研究所所长查默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的研究也比较引人注目。约翰逊的《通产省与日本奇迹》一书，论述了作为农商务省的后继部门通产省在日本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对通产省借助政府力量，为国内企业提供准确、快速、廉价的海外商业情报这一点作出了较高的评价。
国内学术界对日本政府对华经济调查这一课题的研究非常少，且多集中在东亚同文书院和满铁两大民间调查机构。此外，在研究方法上主要侧重于史料学的方法，真正把这些调查资料视为情报，从经济情报的角度来探讨日本对华经济扩张的研究在目前国内学术界尚不多见，只是在周启乾
、解学诗
、冯天瑜
、陈锋
、翟新
、曹大臣
、王宝平
等学者的论著中略有涉及。
晚清政府基本上丧失了正常行使管理国家之权力的能力，在相当长时间内一直没有建立起政府层面的信息情报网络，商业情报活动主要活跃于民间经济组织。下面从商人和企业两个角度来阐述。
古田和子的《关于经济史的情报和制度——中国商人与情报》、《中国的市场、中介、情报》
，对秘密的和公共的这两类商业情报在中国商人之间流动的制度、框架作了专题探讨，并认为中国商人间的商业情报流动与中国特殊的人情社会和社会结构有着密切关系，客帮、中介、镇都是中国商人情报交换的重要媒介。
滨下武志一直致力于东亚海域华人华侨的研究，其论文《人、物、财、情报与网络——与华侨世界的对比》，从华人网络的视角分析了商业情报流动的特点。《香港——亚洲的网络都市》则以中国香港为分析舞台，华人华侨为纽带，探讨了东亚海域内的贸易、交流活动。
有关海外华商与商业情报的研究莫过于长崎泰益号，近年来日本、中国台湾和中国大陆学者围绕着泰益号文书涌现了大量研究成果，有市川信爱和戴一峰合编的《近代旅日华侨与东亚沿海地区交易圈》
、朱德兰的《长崎华商贸易史的研究》
、廖赤阳的《长崎华商与东亚交易网的形成》
等。泰益号的文书资料，为后人研究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东亚的海上贸易情报网络、商品结构、资金流通、贸易形态等问题，提供了极其丰富而生动的实例。
台湾学者林玉茹的论文《商业网络与委托贸易制度的形成：十九世纪末鹿港泉郊商人与中国大陆的帆船贸易》，
通过对台湾鹿港泉郊商人许志湖家贸易文书的分析，论述了清末东亚海域贸易圈内的贸易形态和商业信息流动的状况。
以戴一峰、庄国土为代表的国内学者，在东南亚华人华侨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戴一峰的《近代环中国海华商跨国网络研究论纲》
，庄国土的《论15～19世纪初海外华商经贸网络的发展》
最具代表性，它们解析了华人社会结构和人、财、物、信息流动网络。
美国学者高家龙的《大公司与关系网——中国境内的西方、日本和华商大企业》一书，分别对美孚石油公司、英美烟草公司、三井物产株式会社、内外棉株式会社、申新纱厂、大中华火柴公司六家中外企业的经营活动作了分析，证明了不论是西方资本的、日资的，还是中国自己资本的大公司，在中国的企业经营活动中都同时依靠了社会关系网和公司管理层级结构，商业信息的流动与关系网息息相关，相互影响。
高家龙的《中国的大企业——烟草工业中的中外竞争》
和王强的《商战与商情：论近代驻华英美烟草公司的商业情报活动》
，都是从情报的角度分析英美烟草公司在华经销活动的专题论文，论述了英美烟草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具有较强的情报意识，其情报活动具有内容多样化、渠道网络化和活动制度化等特点，对商业情报的重视和充分利用是其能够在近代中国市场竞争中胜出的成功之道。
总体来看，国内学者对信息情报与经济发展二者之间相互作用的研究还非常有限，有关情报制度对近代经济转型之影响的专题研究尚未展开。
经济史学的理论和方法是本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经济史是历史学与经济学的交叉学科，它注重资料的积累和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也体现了中国经济史研究的良好传统。著名经济史学家熊彼特曾经说过：“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能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他还进一步指出，“经济学的内容，实质上是历史长河中一个独特的过程，由于理论的不可靠性，我个人认为历史的研究在经济分析史方面不仅是最好的也是唯一的方法”。
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本研究将本着“用史实说话”的原则，尽可能利用多方面的史料来解读历史，论证观点。在占有大量资料和研究文献的基础上，采用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着重分析了驻华日本领事馆、外务省、农商务省、日本商业会议所对华经济调查，官方情报收集、传递、交换网络的形成，以及情报网络对日本经济增长、对华经济扩张的促进作用。同时，通过中日对比，剖析国家情报体系对中日近代经济发展的影响等问题。
不论是在欧美、日本，还是在中国，情报学的形成与发展是同它们的情报活动、情报事业的发展紧密相连的。现代情报学理论主要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但是，源于19世纪中叶的近代信息革命，不仅较大地改变了传统经济的面貌，而且使情报学有了诞生的社会需要和基础。电报、电话、海底电缆的出现使人类信息交流与传递的速度大大加快。与此同时，铁路的铺设、轮船的远洋航行和苏伊士运河的通航，交通工具的进步大大缩短了区域间经济活动的距离。新型通信、交通方式不仅突破了人类经济活动的时空障碍，加速了区域乃至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同时也降低了商品的交易成本，改变了传统商业模式，促进了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发展，有力地推动了世界经济的迅猛发展。
本书以情报学为理论指导，从信息情报生产率角度出发，研究情报这一特殊商品的价值生产、流通、利用，以及经济效益，以此来解读信息情报与日本经济增长、对华经济扩张的关系。譬如，在日本近代化转型的初期，由于海外市场的瞬间放大，在日本商品输出过程中，粗制滥造品大量出现，针对商品质量买卖双方容易产生“信息的不对称”，引起“逆向选择”问题的发生，最终使得海外市场严重萎缩。日本政府通过无偿提供海外经济情报，建立统一的输出检查制度，努力提高国内商品质量，尽量回避粗制滥造行为的发生，确保对外贸易的顺利发展。这一点与清末中国政府职责缺位，海外经济情报服务体系不健全，直接引起生丝、茶叶等主要商品在海外市场上全面衰退形成鲜明对比。
西方国家的国家干预经济理论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自由资本主义时代以商业企业为主体，以价格为经济运行的调节机制。国家仅仅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守夜人，为市场经济的顺利运行提供外部条件。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扩大化，市场经济的弊端进一步暴露，经济危机不断周期性爆发，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进一步被具体化。
著名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斯·诺思甚至认为，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这一悖论使国家成为经济史研究的核心。诺思在评论斯蒂格利茨的《政府为什么干预经济》这本书时，认为国家最重要也最困难的任务是建立一系列的游戏规则，并将之付诸实施。
近代日本对包括经济情报在内的各项制度进行强有力的政府干预，建立起高效率、低成本的情报网络，推动了日本的近代化和对华经济扩张。而清末政府没有切实履行管理国家的职责，长期放任经济的发展，与日本形成鲜明对比。
近代日本究竟有多少机构开展过对中国的经济调查？这恐怕是一个很难做出确切回答的问题。粗略估计，抗日战争之前日本对华经济调查机构大致可以分为四类：
第一类：政府部门。
包括外务省（含驻华日本领事馆）、农商务省（含商务局、工务局、农务局、山林局、水产局等）、大藏省、递信省等明治以来政府的主要职能部门。
还包括企画院（1937年）、兴亚院
（1938年）、大东亚省（1941年）等昭和时期成立的政府部门。
还包括台湾总督府（1895年）、关东都督府（1906年）、朝鲜总督府（1910年）等殖民机构。
另外还有日本国内各府、县、市经济产业局，商工课等地方政府部门。
广义上讲，甚至还应该包括这些政府部门直属的一些调查机构，这些机构形式多样，五花八门，难以计数。诸如农商务省商品陈列所、生丝检查所、蚕业试验场、盐业调查所、水产调查所、农商工高等会议、海外贸易通信员等，大藏省货币制度调查会、驻外财务官等，大阪府立商品陈列所、上海事务所等，静冈县农事试验场等，台湾总督府临时台湾旧惯习调查会、热带产业调查会等，企画院下属东亚研究所
等，兴亚院华北、华中、厦门、蒙疆联络部等。
第二类：军方。
日本陆军、海军、参谋本部都曾经对中国开展过各类经济调查，这类调查数量也非常多，尤其是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以后，驻扎在中国各地的驻屯军对当地有过不少经济调查活动。
第三类：民间经济组织。
包括在华日本人商业会议所、日本国内各地商业会议所、高等商业学校
、日清贸易研究所、东亚同文书院、亚细亚协会、东邦协会、日清起业调查会、殖民协会、日本纺织联合会，以及各种形式的兴亚团体和在华调查机构。
还有蚕丝业同业组合、日本茶业中央会、日本茶业输出组合、日本棉布满洲输出组合、满洲重要物产同业组合等数量庞大的各类组合。
第四类：企业。
满铁（含上海事务所、天津事务所等）、三井物产、三菱商事、大仓组、横滨正金银行、朝鲜银行、台湾银行、东亚兴业公司、中日实业公司等。
由于日本近代化过程中政府强有力干预的特殊性，日本对外经济扩张活动中大都具有官方势力，即使是民间经济组织和企业。
例如，日本国内、国外商业会议所，东亚同文书院以及各类组合一般都接受政府资金资助并受政府领导。而满铁、横滨正金银行都是比较典型的国策会社，朝鲜银行、台湾银行是殖民地“中央银行”，日清起业调查会、东亚兴业公司、中日实业公司是日本政界和商界共同参与的对华投资机构。哪怕是貌似纯粹企业的三井物产、三菱商事、大仓组等事实上也都是政商性质的企业，具有浓厚的官方背景，在对华军事侵略和经济扩张活动中与政府保持着密切配合。
由于近代日本对华调查机构众多、资料庞杂，本书在研究过程中，不可能全面展开。因此，根据“突出重点、点面结合”的原则，以外务省（含驻华日本领事馆）、农商务省、商业会议所的对华经济调查活动为分析重点，同时在叙述过程中根据需要也结合诸如大藏省货币制度调查会、大阪商船会社、三井物产等其他调查机构和企业的对华情报活动进行分析。
本书的通篇建构，除绪论和结语外，正文部分共分十二章。
第一章是日本政府对华经济调查概观。主要考察了从幕末明治初期开始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对中国经济调查的历史变迁、调查模式，及其活动规律。同时，指出近代日本对华经济调查具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建立了一套以中央部门为核心的官方情报搜集、传递体系；二是官民一体模式，即政府和民间调查机构之间既保持相对独立，又相互协作，分工明确，构成一个有机整体。
第二章是驻华日本领事馆的对华经济调查。驻华日本领事馆是日本对华经济调查的桥头堡，在日本外务省的统一部署和指示下，从1870年设立至1945年战败，领事馆势力从上海一直深入到昆明等中国内陆腹地，最多时通过遍布中国的50多处日本领事馆，对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展开了有组织、有计划、全方位的调查。驻华日本领事馆提交的调查报告包括财政、金融、交通、工业、农业、矿业等，还大量涉及中国的风土人情、嗜好习惯、市场行情、政策变动等信息。这些情报传回日本国内，对日本政府改进国内生产、调整输出战略、确定对华经济政策方面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三章是农商务省的对华经济调查。明治初期，农商务省在对外情报收集方面较多依赖于驻外领事馆的信息提供，甲午战争后，农商务省逐步加大了直接调查力度。在情报收集方面农商务省虽然不如外务省，但是，农商务省是国内殖产兴业、发展经济的主要执行部门，因此在情报的后期处理、情报受益人群的扩大、情报的贯彻执行方面作用巨大。同时，农商务省的对华调查目的更加明确、人员更加专业、内容更具特色、信息量更加庞大。
第四章是日本商业会议所的对华经济调查。日本商业会议所是在政府的指导下设立的具有半官半民性质的经济组织，它是日本政府和民间工商业者之间的桥梁。其作用不仅体现在情报收集方面，更重要的是作为日本国内情报传递的末端组织，对情报的宣传、贯彻，以及监督执行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而20世纪初期在中国各地设立的在华日本人商业会议所，则成为又一个对华经济情报的收集据点。
第五章是日本官方对华经济情报的传递网络。这一章着重探讨了日本对华经济情报的传递、交换系统，这是日本对华经济调查活动中情报价值体现的重要环节。一方面，海外经济情报如何通过合理、便捷、高效的途径传递到国内工商业者手中，并发挥最大经济效益。另一方面，基层组织、工商业者又如何将信息需求反馈给调查部门，实现信息渠道的上下互通。最后，各个机构在经济情报收集方面既保持相对独立，分工明确，同时在经济情报互享方面又相互协作，构成一个有机的对华经济情报网络。
第六章是政府情报与日本对华贸易增长。在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由于东亚经济的相似性，中国和日本的主要出口商品，如茶叶、生丝、杂货等在世界市场上构成了激烈竞争。日本政府积极干预经济，建立政府主导的竞争情报体系，主动引导国内生产、产品有序流通、商品出口检查和传统产业改造，促进对外贸易增长。而中国由于政府职能缺失，主要依靠传统民间情报网络，对外贸易又主要被外国洋行把持，因而在国际贸易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第七章是政府情报与日本的货币制度改革。19世纪后期世界银价持续下跌，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纷纷从银本位制度向金本位制度过渡。为了探讨币制改革的可行性，日本政府组建了专门的货币制度调查会，对海外各国货币本位制度的得失展开调查，在经过细致调查和充分论证的基础上，日本政府决定向金本位制度过渡，这对日本近代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也给中国带来了不少负面影响。
第八章是政府情报与日本对华航运业的渗透。航运业涉及中国的主权，日本一直窥视着被欧美列强控制的中国内河航运市场。甲午战争后，日本政府利用驻华领事馆和农商务省调查员所收集的情报，在政府的资助下陆续在长江中上游开辟了多条航线，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将航线扩展到其他水域，以达到控制中国交通命脉的目的。
第九章是政府情报与日本对华矿业资源的争夺。19世纪末期日本加紧争夺中国的路矿利权，派出大量专业技术人员到中国各地调查矿产资源。江西省因紧靠福建省，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引起了日本政府高度关注，不仅多次派人赴实地调查，而且当地日本领事馆也发回了大量调查报告，协助大仓组和中日实业会社争夺江西省内煤矿资源。
第十章是政府情报与近代中日传统产业的竞争。对后发国家而言，借鉴和吸收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是实现经济赶超的重要手段之一。在现代化早期，日本在传统产业方面仍然落后于中国。日本政府派出大量调查人员到欧美和中国学习生产技术，在政府情报支持下，经历了从学习到改良，再到赶超的三个阶段，在茶业、丝业、陶瓷业、漆器业、纺织业等方面实现了由传统产业向近代产业的过渡，并在国际市场上击败中国竞争品。
第十一章是清末中国海外商业信息。这一章重点介绍了清末中国海外商业信息环境，其一，外国洋行垄断了近代中国的海外商业信息，中国商人的信息圈、贸易圈基本上被局限在东亚、东南亚区域；其二，近代中国海外公共商业信息的传播主要通过中外商人创办的新闻报刊；其三，晚清政府长期以来没有试图通过建立国家情报体系以推动经济发展，直到清末新政时期才注意到海外经济情报的重要性。
第十二章是近代中日国家情报制度的比较与原因分析。这一章从情报的收集、传递和发布三个环节对近代中日国家情报制度进行了比较，显然对后发国家来说，由政府主导的国家情报制度在其现代化过程中具有相对优势。同时，中日两国形成不同的国家情报制度有着多方面的原因。
近代日本政府对中国经济调查持续时间较长、包含内容较广、涉及领域众多，现存调查资料非常丰富。本书在资料的选择和利用方面主要贯穿“点面结合”的原则：一方面，大部分资料仅作了目录式梳理和介绍，目的是为了探明日本政府究竟对中国开展过哪些调查；另一方面，重点利用部分资料，主要是为了说明日本政府对调查报告的利用，以及所发挥的作用。下面就论文中所涉及的主要资料作简要介绍。
本书探讨的是日本对华的情报活动，特别是驻外领事馆、外务省、农商务省、商业会议所，以及三井物产等企业之间的公函往来、情报交换，以及驻华领事制度、领事馆建设等，涉及大量外交档案资料。这些档案资料将有效地弥补调查报告的不足，使本书研究的资料更丰富、更客观，对于全面认识日本政府对华经济调查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日本政府各部门的对华调查报告资料基本上完好地保存在各大图书馆，这些资料主要包括日本领事贸易报告和外务省通商局、农商务省商工局、商业会议所出版的各类调查报告。除原始资料之外，近年来日本还加大了对原始资料的影印出版工作。比如，日本领事贸易报告已经陆续影印出版，外务省和农商务省的大量调查报告编入《明治后期产业发达史资料》影印出版。这些调查报告是本研究最基本的史料依据。
目前，国内学术界对该领域的研究不多，日本学术界主要是以个案研究为主，综合性的研究尚不多见，但这些个案研究是本书研究的基础，有一些相关成果值得关注。例如，角山荣的《日本领事报告的研究》，高岛雅明的《明治初期直输出政策与海外试卖》、《输出贸易政策与海外商品陈列所》、《杂货品输出和市场调查》，松本贵典的《战前期日本的贸易和组织间关系》，戴一峰的《近代环中国海华商跨国网络研究论纲》等。这些学界研究的成果，为我们进一步深入探讨这一课题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