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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早已是学术界注目的重点。但是其间的约略十年，似乎被首尾两大事件所掩盖，尚未多见深入的研究。特别是这段时期中国的社会思潮，应该是把握何以辛亥革命后不久即爆发五四运动的一个关键因素。其中1915年日本对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及中国的反应，又是这十年间承先启后的大事件。但仔细查阅中外文献，对这样一个中日关系史和中国反帝史上的里程碑（注：Marius B. Jansen, Japan and China: From War to Peace, 1894—1972, Chicago: Rand McNally, 1975, p.209.），却研究甚少。本来不多的既存研究中，也多是侧重外交谈判，兼及政治。对于社会和思想，涉及到的就更少了。
日本学界对中日关系史的研究素来重视，成果甚丰。可是对“二十一条”，则迄今只有堀川武夫出版于1958年的专著，其余的文章亦不足十篇。（注：参见Sadao Asada（麻田贞雄）, ed., Japan and the World, 1853—1952: A Bibliographic Guide to Japanese Scholarship in Foreign Relation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150-151, 174-175; Eto Shinkichi（卫藤沈吉）,“Japan's Policies Toward China,” in James W. Morley, ed., Japan's Foreign Policy, 1868—1941: A Research Guid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5, pp.236-264。）英文著作至今既无专书，也无专文。只有几部书从较广的角度研究了这一事件。戚世皓（Madeleine Chi）的《战时中国外交》里有一章叙述“二十一条”外交谈判的基本情况。詹森（Marius Jansen）师的《日本与中国》中有一章的一节将此放在日本历史发展和国际关系框架中进行检讨。周策纵的《五四运动》也有一节侧重于丧权辱国对中国爱国者的影响，并视之为促成五四运动的一股主要力量。（注：Madeleine Chi（戚世皓）, China Diplomacy, 1914—1918,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Jansen, Japan and China; Chow Tse tsung（周策纵）,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我们中文的研究更加惭愧。除了李毓澍二十多年前出版的《中日二十一条交涉》的第一册外，就只有王芸生在五十多年前辑出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那套资料集。（注：李书1966年出版于台北，王书1934年出版于天津，1980年出版修订本于北京。）李书重在外交谈判，第一册未涵盖完全程。第二册尚未见出版。其余则连文章也少见到，一般只是在通史著作中有所论述，亦多侧重于外交谈判，很少超出王、李二书的范围。
本文不拟对此事件进行完整的研究，仅着重于当时中国社会对“二十一条”事件的反应。上篇主要厘正中国各界抗议排货等反日活动的基本史实。在此基础上，下篇考查这一事件对中国社会及中国民众的思想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日本提出“二十一条要求”之后，在历时数月的谈判交涉期间，袁世凯政府一变过去秘密外交的方式，有意识地向英美使馆和北京的中外报界泄露日本的要求和谈判的内容。并“先与各友国推诚密商”，以寻求英美政府的同情和支持。这项政策获得相当的成功，“尤以英、美暗助为最力”（注：引文见《统率办事处就英美助我反日应表谢意致各省军政首脑密电》（1915年5月26日），收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与云南省档案馆合编：《护国运动》，11～12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此事具体经手的顾维钧叙之甚详，见《顾维钧回忆录》，第1卷，119～12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参见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6册，121、142～143、145～146、216、498页；Paul S. Reinsch, An American Diplomat in China, Garden City, N.Y.: Allen& Unwin, 1922, p.141（此书有中译本，手边没有，故径引英文本）;亦见Jansen, Japan and China, pp. 215-217; Chow,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p.21。）。由于这样的政策，日本对中国的压迫在一段时间里反促成中国举国团结的精神。直到袁接受日本要求，“人心始去”（注：章炳麟：《太炎先生自订年谱》，25页，香港，龙门书店，1965。）。
先是袁世凯在交涉初期已特赦革命党人。面对日本的威胁，黄兴与一些温和的国民党领袖通电建议暂停革命，举国一致抗日。有些温和派国民党人更试图劝导孙中山也采取类似行动。孙中山以为袁政权不足恃，所以主张反袁斗争不能停止。与此同时，这位讲实效的革命家亦不惜与日本政府秘密联络，主动提供许多优惠条件以换取日本的支持。结果造成国民党内孙派与温和派的分歧，国内形势更加有利于袁的统治。（注：参见《时报》（上海），1915年2月19日，4版；2月20日，7、8版；2月21日，4版（以下所引，除特别注明外，均为1915年，仅书月日）；薛君度：《黄兴与中国革命》，150～152页，香港，三联书店，1980；李云汉：《黄克强先生年谱》，台北，国民党党史会，384～386页，1973；Marius B. Jansen, The Japanese and Sun Yat. se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p.175-212；冯自由：《革命逸史》，399～401页，重庆，商务印书馆，1945（3）; George T. Yu（于子侨），Party Politics in Republican China: Kuomintang, 1912—1924,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6, pp.144-147。）
在这段时间里，中国人民及舆论界获得相对较多的言论自由。各种各样的反日活动或者得到政府的鼓励，或者至少得到容忍。如各省军政当局许多措词激烈的通电，便实得中央政府的鼓励。到交涉一结束，袁世凯即下令各地统兵长官于军国大计“勿许妄发通电”（注：《陆军部致各地军政长官电》（1915年5月13日），见《护国运动》，42～43页。）。在这样的情形下，中日交涉期间及结束后一段时间，各种力量汇集在一起就形成了历时数月的反日运动。
中日交涉期间，中国新闻界表达了较强烈的仇日情绪，报纸的鼓励对各地民众的激愤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从1月底起各报已开始披露日本的要求。广州、上海、北京等大城市的民众立即行动起来。2月下旬，名报人包公毅（天笑）撰文点名敦促各地商会和教育会何以仍旧“木木然无所动”？难道“尚以为刺激未深乎？”到2月底，从东北的奉天（今沈阳）到西南的成都，全国各省会纷纷发出支持政府反对日本要求的电报，其中包括以冯国璋为首的十九省将军的联名电报。（注：参见《时报》，1月28日、2月2日、3日、21及23日，均1版，引文自笑（包公毅）：《亦尚有国民意思机关乎？》，2月22日6版；《申报》，1915年1月26日，2版；27～28日，1版；2月3日，3版；3月24日，10版（以下引用除注明外，均为1915年，仅书月日）。）
实际上，各地最活跃的既存组织还是商会和教育会。有些地方如上海，商会发挥了很大作用。另外一些地方如江苏，教育会起到了主导作用。不过在反日活动勃兴最早的广东，则是报界公会在起明显的领导作用。但这些既存的组织显然未能充分应付紧急时局的需要，而且它们的活动多局限于精英层次。从2月中旬起在上海等地开始出现新成立的爱国组织，如上海2月中下旬成立的“中华国民请愿会”和“国民对日同志会”等。（注：参见《时报》，2月26日，7版；3月2日，7版；《申报》，3月24日，10版。）后来类似组织在上海成立日多，有人总结为“人民日立一会”。于是许多小团体又联合成立“各团联合会”（注：“人民日立一会”引自冷（陈景韩）：《知其名矣》，载《申报》，6月20日，2版。）。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团体的领导人多为不见经传的中小业主。他们的主张一般比较激进。上海的几次大型集会，多是由这些团体联合组织。同时，这些团体亦主办或支持一些新出的小报如《爱国晚报》、《救亡报》和《五七报》等。《五七报》后因“言论激烈”被查封并罚款一百元。另外两报因同样理由各被罚款五十元。三报经理均因无力缴付罚款而自愿受拘押十四天到一个月，足见这些团体和小报经济状况之窘。（注：参见《时报》，3月2日及5月10日，均7版；《申报》，5月25日，6月2日及6月17日，均10版。）中下层民众起而表达自己的意见，并开始进行有组织的活动，颇值得注意。
成立新组织的也不仅限于中下层民众。较早如四川成都3月2日成立的国事研究会，即是由“绅商各界”发起组织的。较晚如上海成立的中华共济会，则是唐绍仪、伍廷芳等元老为发起人。亦可见当时“日立一会”那种活跃情形之一斑。（注：参见《申报》，3月23日，6～7版；6月10日，10～11版。）
不过，最早的有组织的行动，是海外留学生和华侨发起推动的。身在海外，民族主义的感触通常要比国内的同胞更强烈。留日学生地处日本，距祖国也近，所受刺激更切，对“二十一条”的反应也更快并更加情绪化。早在2月11日，获悉了日本要求的三千多留日学生在东京集会，议决电政府“死力拒绝日人要求，不可放松一步”。同时决定推举代表十八人回国，其中两人到北京督劝政府，并请批准集体退学归国；余则往上海市组织临时机关，联络海内外爱国人士，发起召开国民大会。另一方面他们也开始准备全体学生回国事宜，以备届时不致临事张皇。2月20日这些代表已启程回国。3月初，陈文岵等四代表到京谒见教育总长汤化龙，请准退学归国。留日学生同时在北京上海两地刊布《泣告全国同胞书》，指出“政府之强弱，全视国民之强弱以为准”。中国过去外交失败，皆因“吾国民置诸不问，一任政府少数独当其冲”。该书号召中国人心未死者，“坚持爱国之毅力，由少数人而团结多数人，由一乡而团结一邑一省以至全国……以为现政府之后盾”。不过，学生们对政府的支持是有条件的，即要“拒绝日本的任何要求”。否则“即吾政府承认之，吾国民也绝对不能承认”。该书最后说，学生本宜潜心功课，不侈谈国事。但“国已不国，学何所用”？所以终不得不起而干涉国事，很能代表当时学生的心情。教育部随发通告，不准退学归国。惟希望留日学生忍辱负重，“奋发求学，兼程并进，以吸输世界学术之新潮，为全国人精神智识根本刷新之计。……舍此之外，别无救国之法。”尽管如此，约四千留日学生仍然集体退学归国，以示抗议。（注：参见《时报》，2月20日，2版；2月21日，4版；3月2日，2、7版；3月6日，3版；3月8日，3版；《申报》，2月22日，3版。关于留日学生的情况，可参见当时在日本的杨步伟之《一个女人的自传》，143～147页，台北，传记文学社，1967。杨氏所在班十五个中国学生中有十一个返国，但后来又回到学校。其中四人在学业上受到日本校方刁难，进一步引起中国学生的仇日情绪。关于《泣告书》需要说明一下，有人以为学生刊发者即是李大钊所写那篇《警告全国父老书》，误。两书文字相差甚远。各报均摘发此《泣告书》，另有全文收在前引《护国运动》一书中（26～29页），系云南官方档案所藏，足见流布之远。惟该书编者据内容将此书断为是年5月，则误，盖不迟于3月初也。）
袁世凯政府接受日本要求后，教育部通电命令所有学生不得再干涉政治，各回学业。公费学生因有中断接济之虞，相继返校。另有学生王淇等人不愿返日，商请上海各著名大学为其另开特别班，以继续学业。各大学初亦愿支持，表示如果留日生能邀集五十人以上，即可开特别班并延请中外著名教师任课。后因各方阻挠终未成功。最后多数留日生还是回到日本继续学业。实际上，这既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留日学生集体归国。除了最后一次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那次外，每次都以十分失望终于再赴日本的同样结局告终。（注：参见《申报》，5月19日，10版；Chow，The May Fourth Movement，pp.33-35；参见黄福庆：《五四前夕留日学生的排日运动》，收入张玉法主编：《中国现代史论文集》，139～165页，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1。）不过，这次归国的留日学生对上海的反日救亡运动，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日本的“二十一条”消息传到美国，立即激起了中国学生的义愤。（注：本节对美国留学生的讨论，除注明者外，很多材料自Chow，The May Fourth Movement，pp.26-28；胡适：《胡适留学日记》，567～581、591～596、621～626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3）；及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57～62、79页，台北，传记文学社，1981。）2月下旬，哥伦比亚大学全体中国学生电袁大总统：“日苛求，请坚拒。宁战死，勿奴死。”伊利诺伊州中国学生公电国内，呼吁“全国男女贫富，务望一律奋发，起而卫国”。《留美学生月报》（The Chinese Students Monthly）也在2月下旬致电袁大总统：“请拒日不让”（注：《时报》，2月22日，3版；2月24日，2版；2月27日，2版。）。
该刊同时用了三月号的几乎全部篇幅来讨论“二十一条”的问题。许多学生正像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学生的电报一样，主张中国应该对日作战，舍此别无他途。他们认为中国应学比利时抵抗外敌入侵，而不应学朝鲜不抵抗而沦于亡国。有人警告中国有被“日本化”的危险。更有人提出中国目前的危机要求海外学子做出“巨大牺牲，立即根本放弃原定［学习］计划”。一言以蔽之，“我们的责任……很简单：回国！”（注：Dean W.K. Chung（钟荣光），“Korea or Belgium?” Chinese Students’ Monthly（hereafter as CSM）, X: 6（March 1915）, pp.333-334; Hsu kun Kwong（邝煦堃）, “China Should not be Japaned,” ibid., pp.335-341, “Our Duty（editorial）,” ibid., p.331: 均引在Chow,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p.26。）
为可能的战争作准备，有的学生计划到美国陆军部主办的军营去接受暑期训练。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的中国学生发起组织了国防会，宣言由后来《学衡》派的主将梅光迪起草。国防会的活动持续到20年代，1919年末在上海刊发《民心周报》，主旨就是强调国防的重要。（注：“Military Training Camps for Chinese Students（editorial）,” CSM, X:7（April 1915）, p.413;引在Chow,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p.26;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16～18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胡光麃：《波逐六十年》，167、170页，香港，新闻天地社，1964。）
如果说留美学生的活动尚主要集中在言论上，旅美侨商则立即反应在抵制日货的行动上。2月下旬，旅居旧金山的侨商电广东主张抵制日货。表面上这个主张未获同意，理由是恐怕会使正在谈判的政府为难，且授日本人以口实。同时，广东报界公会定于2月底开会征集意见，以纾国难。广东当局随即出示禁止，报界公会以国难当头，情势紧急，据理驳之。当局让步，准开会讨论提倡国货振兴实业，但不准讨论日本的要求。会议于3月2日召开。这是日本提出要求后国内第一次较大的集会，各界出席人甚众。主持者先宣布不许讨论国事，请大家谅解。进步党的徐勉即起而发言，力主“报界不言国事，尚有何言？”会众热烈鼓掌支持。会上提出的主张有提倡国货、请政府召开国民大会以解决外交危机等，并公电袁世凯请坚拒某国要求。（注：参见《时报》，2月27日、28日，3月2日、3日，均2版；3月2日、4日，4版；3月9日，5版。 ）
3月18日，由国民对日同志会和归国留日学生代表共同发起，三万多人在上海公共租界的张园召开国民大会。到会之人“以小店商人为多，间有学界中人，而上流华人绝鲜，著名之人则绝无仅有。”会议致电袁世凯，要求“中止谈判，宣示条件，筹备武事”。与会人愿意“毁家捐躯，以纾国难”。大会同时正式决议抵制日货。（注：参见《申报》，3月23日，6、7版；3月24日，10版；《时报》，3月19日，7版，引文在3月20日，7版；参见Chow,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p.23。）
其实，自侨商提出排货后，在海外华埠、广州和东南沿海一些地方，抵制日货早已不宣而行。2、3月之交，旧金山和广州等地已成立“非买同盟”，拒购日货。上海国民大会之前，北京政府已在日本压力下电令广东当局禁止集会排货。上海集会后，排货活动很快在南方各地以及北方的一些城市发展开来。抵制的范围也不仅是日货，凡与日本做生意者均在抵制之列。上海的银行家拒绝与那些和日本有联系的商家进行金融业务往来，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样，所有与日本有来往的商家，不论愿意与否，都参加了排货的活动。到3月底，除天津外所有口岸与日本的贸易不是完全停顿，就是大幅度削减。从3月份起，在北京、上海及各省会都纷纷建立起各种排货组织。（注：参见《时报》，3月12日，3版；3月15日，3版；3月16日，3、4版；4月17日，2版；5月14日，3版；《申报》，3月31日，6版；参见［江］问渔：《二十五年间两次抵制日货运动征略》，载《人文月刊》（上海），3卷1期（1932年10月），引在Chow,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p.24; Charles F. Remer, A Study of Chinese Boycotts,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33, pp.46-54。）3月25日，袁世凯策令各省军政当局禁止排货活动。（注：原文收在《护国运动》，32页。）
不仅排货，仇日情绪亦造成各地民众与在华日人之间的冲突。在这种情况下，汉口的日人“纷纷回国，间有日铺收歇”。江西则“游历及九南铁路工作日人，均纷纷故意回浔”。日资的九江台湾银行也于5月5日“停止交易，将现款分还沪、汉两处”。在华日人情形已渐成惊弓之鸟之势，内务部注意到“各处日侨又复纷纷迁徙”。在广东，当局不得不“凡日人商店，均饬加派军警保护”（注：《湖北将军段芝贵复财政部密电》，1915年5月7日；《江西将军李纯致大总统府电》，1915年5月11日；《内务部致各省军政当局电》，1915年5月8日；《广东巡按使李国筠致大总统电》，1915年5月22日，《护国运动》，24～26、35～37页。）。
到日本提出最后通牒后，仇日情绪更加高涨，在有些地方发展为激烈的对抗。5月13日，由于传闻在汉口的日本人要举行提灯游行以庆祝日本对中国的胜利，汉口的排货示威演化成一场暴力事件。先是全体中国商店关门闭市，接下来所有中国居民均熄灯自儆。随着情绪逐渐激化，被动的抵制发展成主动的进攻。至少三家日本商店被捣毁，两名日本人受伤。中国军队出面弹压，未及现场，民众已为英、俄军队驱散。在汉口的日本警备队亦曾出动，见人群已散乃撤回。日本政府乘机提出惩凶赔款的要求，北洋政府又遇到新的外交难题。（注：参见《时报》5月14日，2版；5月15日，1版；5月18日，5版；5月28日，6版；《申报》5月18日，6、7版；5月20日，7版；6月16日，6版；New York Times，May 16，1915，p.5。）
日本方面早就十分不安，一直迫袁世凯压制各地的反日活动。6月中旬，日本政府就中国的排日活动提出了正式抗议。（注：New York Times，June 17，1915，p.3.）6月底，北洋政府的参政院通过了一项“惩治国贼条例”，其中规定对“与外人私结契约损害国家或人民之权利者”，予以惩治。这条例本是针对孙中山的，因为当时盛传他与日本人私结优惠条约（孙中山致日政府的书信被日本用来压袁世凯让步，同时孙的连襟孔祥熙专门致信袁的顾问莫理循（G. E. Morrison），举报日人向孙示好之事，故北洋政府对孙的活动是了解的）。（注：参见H.H. Kung to Morrison, April 3, 1915，及附件，The Correspondence of G.E. Morrison, Vol. II, 1912—1920, ed., by Lo Huimin,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388-391。孔指出孙在日本即会为日本所用，所以希望莫理循能影响袁将孙请回中国。孔并指出，假如孙被请而不回，则会失去声望及许多追随者。Ernest T. Young在其关于袁世凯的书中已注意到此信，见氏著The Presidency of Yuan Shihkai: Liberalism and Dictatorship in Early Republican China,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77, pp.190, 301。）对这样的条例，日本人也心虚地又向中国提出了正式抗议。（注：参见《申报》，5月31日，2版；6月6日，2版；6月14日，3、6版；6月16日，6版；6月23日，6版；6月24日，2版；7月10日，2版。）
实际上，袁世凯在接受日本要求后已竭力不刺激日本人，他于5月23日和6月26日又两次下令禁止排货。即使是纪念国耻的活动也被政府“切实劝导，免生意外”。结果，抵制日货的行动渐渐衰落，但是提倡国货的活动在各地“劝用国货会”的推动下仍然持续活跃了相当长的时间。概言之，抵制日货的时间从2月起基本持续到是年年底，其中最为活跃的是3月到7月的五个月。在此期间日本对华贸易损失甚大。但反过来，从一开始日本人就预言排货不可能持续很久，这一点不幸被他们言中了。（注：参见《申报》，6月17日，10版；7月1日，1、2版；6月14日，10版；3月25日，10版；6月3日，6、10版；6月7日，10版；5月21日，6月14日及24日，均2版；《时报》，3月12日，3版。）
“二十一条”的内容全部披露后，举国震动，纷纷觉得中国将要蹈朝鲜的覆辙而亡国。“救国”一词的使用频率激增，中国民众的爱国热情也激发到高潮。从3月中旬起，许多广东籍侨商开始表示愿捐产给国家充军实。3月27日，上海商人马佐臣以“爱国华人一份子”的名义投书《字林西报》，提议全体国民每人以产业的十分之一捐输，存入中国银行。倘到本年所收不足五千万元，准自由取回且予年息五厘；倘已满五千万元，则不许取回，由存款人开会以三分之一多数议决下列三项用途：一、造兵工厂；二、练陆军或建海军；三、振兴国内工业。3月30日，《时报》转载此信，次日投函赞成者逾千人。《申报》也于3月31日转载此信并开始逐日报导事情的发展。由于银行家的参与，此事进展十分迅速。到4月3日，上海已建立起“救国储金临时通讯处”。中国银行总行准上海分行收金，惟要求将名称由“救国”改为“爱国”，免生刺激。可是临时通讯处诸人以为正要用“救”字方使人“触目惊心”，决定仍维持原议。4月8日，通讯处改名称为“中华救国储金团总事务所”。10日，推举虞洽卿为临时正干事，贝润生、马佐臣等为副干事，主事者显然多是上层银行家和商人，捐金者则各行各业都有，特别是下层民众十分踊跃。（注：参见《时报》，3月17日，5版；3月20日，5版；3月30日，2版；3月31日，8版；4月7日，1、7版；4月11日，1版；《申报》，3月31日、4月1日、2日、3日，均10版；5月14日，11版。）
但是，“救国”二字虽然触目惊心，储金的热情却并未能持续很长。在储金的早期主要进行地上海，刚开始时每日约可收金二万至三万元（银元，下同），到4月底即已剧跌到每日仅收五千元。日本提出最后通牒后，上海民众的激情曾短期高涨，但很快又迅速跌落，如表1所示，在前一个半月，日平均收金额还维持在一万元以上。到6月，日平均收金额即已跌至三千五百元。到9月，一半以上的天数无人储金，能收到储金的十二天日平均收金额已不足二百元，全月收金额尚不如较平淡的6月的日平均数，上海的储金活动已名存实亡。
不过，在上海储金热下降的时候，其他地方的储金热却因日本提出最后通牒而达到高峰，有十多万人参加了5月11日在北京中央公园召开的首次储金大会。副总统黎元洪以及政府各部长均与会捐金。5月23日的北京第二次储金大会更盛况空前，参加者约达三十万人。两次集会筹金都在七十万元以上（包括现金和签认的数字）。人们的情绪确实高昂，但也有不少人签认之后并未兑现。较大的储金集会在汉口、济南、天津、成都等省会都曾召开。如果说上海的筹金活动主要是银行家和商人在起主导作用的话，在其他许多地方，教育界特别是青年学生发挥了至少是同样重要的作用。比如在成都，教育界就一直起着积极的推动和领导作用。在储金运动的初期，受中央政府大员参加北京储金大会的影响，许多省的当局都是支持储金活动的。在上海以外的地区，储金活动最为踊跃的是从5月中旬到7月初，截至7月31日，在全国各地的储金分会已达252处。（注：关于北京的两次储金大会，参见《时报》，5月12日，2版；5月15日和16日，4版；《申报》5月13日和17日，2版；5月28日，6版；5月30日，2版。关于汉口，见《申报》5月20日，10版；5月22日，6版；7月9日6版。关于山东济南，见《申报》5月25日，6版；6月2日和3日，6版。关于天津，见《申报》5月31日，6版。关于成都，见《申报》6月24日，6版；《教育杂志》（上海），7卷8期（1915年8月），73～74页。其他地方参见《申报》5月17日、5月31日及6月3日，均6版；6月5日、7日、10日、30日及7月3日，均10版；6月25日，2版；6月27日6、10版；《时报》，4月19日，7版；5月14日，1版；5月28日，5版；8月7日，8版；8月8日，7版。）
从表2可见上海以外地区储金的几个特点：一是多集中在省会或几个商埠；二是常常一蹴而成。许多大城市都是靠一次或数次的大型储金集会突击性收集，以后便无大的变化。只有江苏、吉林、浙江三省呈稳步发展的态势。其中江苏、浙江的许多中小县镇均设有储金分所，活动开展得颇不错。但富庶如江苏，收金总数仅列第十三，浙江更列第十九，可知储金者大约多为中下层民众。不过，大抵稳步发展者，其数目为实数，一蹴而成者则认储而未缴的比例甚大。故江浙二省与他省的实际差距，或较表列要小。三是许多地方虽一哄而起设有储金分所，但实际上所收甚微。表列统计数仅包括储金分所122处，不及当时的半数，而收金额已达9月统计数字的90%。9月时储金分所已达400处，即使表列储金分所在8、9月间一无所收，其余近300处储金分所收到的储金也不过总数的10%。足见在许多地方，储金分所只不过形同虚设罢了。
值得注意的是湖南湖北民众不仅在集会行动上反应激烈，储金数字也为各省之冠。特别是长沙，在全国尚不算特别大的商埠，却在5月份就一举收金80万元，远远超过京沪之外其他城市，足见民气之盛。实际上，湖南总商会于5月16日即集会筹认军饷。并议决如果政府能废约宣战，则该商会即认解第一批军饷50万元，以后还要续筹。在当时全国一片请战声中，湖南总商会已落实于行动，亦颇难得。（注：参见《时报》，5月24日，4～5版。）另一点值得注意的是东北三省和山东这些日本人势力最盛的地方，储金活动丝毫不落人后。奉天的收金数字高居第八，山东、黑龙江、吉林的收金数字亦与江苏埒。地处极北的龙江县（齐齐哈尔），收金数竟过10万元，还在江、浙各市县之上，给人印象十分深刻。
然而上海以外其他地区的民气也未能维持长久。到7月底，很明显原定的储集5000万元的目标已不可能实现。储金总团决定于9月9日在上海召开一次全国各省代表联合会，以决定储金的继续进行与否。9月间实际到会者共20省的代表69人，其中还包括一些华侨代表。会议选上海虞洽卿、江西邹静斋为正副会长。此时全国各地的储金分所达400处。所收储金总额为800余万元，其中仅半数为现金。若仅以现金计，则上海收金共73万余元，其余地区收金达370万元。以当时上海金融在全国举足轻重的地位，可以说外地收金的成绩是相当可观的。但是这些数字距原定目标实在相距尚远，所以各省代表联合会曾一度决定将原定目标之5000万元改为1250万元，但后仍决定维持5000万元的目标。储金用途则改为专用于发展国内工业。（注：本段与下段，参见《申报》，7月26日，9月10日、12日、15日、17日及23日，均10版；9月30日，2版；11月4日，1版；《时报》，9月25日，7版；9月27日和28日，8版。）
会议期间的一个倾向是许多人要求按原定章程，未收足5000万元则储金人可取回所储之金。这些人担心的是储金被挪作他用，不信任的情绪是很明显的。虞洽卿在会上拍胸大声保证：上海之储金约75万元均由他个人担保发还，决不让储金人损失毫厘。使不信任的情绪得以纾减。最后决定储金照旧进行，惟愿意取回者可自由取出。但是储金活动实在已是强弩之末，不久终不了了之。到11月底，直隶（河北）商民王悝昌电呈政府续办救国储金，被认为“措词奇谬”而遭“驳斥”，并令地方官查处。（注：参见《时报》，12月1日，1版。一般的说法，储金后来被袁世凯政府强制挪用于打内战，不过那已超出本题的范围，故不细考。）
总体言之，全国各地领导储金团者，“皆达官贵人，巨绅名士”。但主要的储金者，却多为“苦学生也、小车夫也、小伙计也、仆妇佣工也”（注：秋桐（章士钊）：《救国储金》，载《甲寅》，1卷8号（1915年8月），1页；讷：《嗟乎痛哉》，载《申报》，5月14日，11版（按：讷的文章甚多，第11版的评论率出其手，但其真姓名尚未查到）。）。在成立团体和举行集会方面隐约可见的精英层次与大众的疏离，在储金活动中似乎有所弥合。不论从地缘分布的广度，还是参加人数、阶层的众多，这样举国一致的群众活动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早在3月18日的上海国民大会上，已提出了组织国耻会的要求。日本对华发出最后通牒更被中国人视为奇耻大辱。5月9日，北京总商会通电全国各省商会，痛陈此次日本提出的要求，与日本昔年向朝鲜提出的要求相仿。朝鲜接受要求后，不旋踵即为日本所灭。今“权利丧失，国几不国。呜呼！痛深矣！嗟我国民，受此奇辱，尚有何面目以自存于社会？……我国民苟欲自列于人类，五月七日之耻，此生此世、我子我孙，誓不一刻相忘！今请自本年五月七日始，我四万万人立此大誓：共奋全力，以助国家。时日无书，奋发有期。此身可灭，此志不死，特此哀电全国商会，请即普告全体商民，永存此志，勿忘国耻”（注：《时报》，3月20日，7版；5月10日，1版；5月11日，2版；《申报》，5月12日，6版。）。
数日之间，北京总商会的通电在全国各地散发，中国各主要报章无不一再疾呼“勿忘国耻”！不仅报纸、墙上、商标上、信笺上到处可见“勿忘国耻”四字。一时间，国耻茶壶、国耻花瓶、国耻扇、国耻摄影等，无所不有。（注：参见《时报》，5月10日，8版；5月11日和15日，1版；《申报》，5月12日，2版；5月20日，10版；参见Chow,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p.22。周氏的叙述本Minch'ien T.Z. Tyau（刁敏谦）, China Awakened, New York: Macmillan, 1922, pp. 119, 141。）《申报·自由谈》一篇文章指出最不要纪念国耻的是各级官吏，作者建议制国耻纪念章颁给大小官吏，使其不能忘。北京周筱侯建议各报纸每日于报端刊印“五月七日国耻纪念”字样，至雪耻之日止。如每日做不到，则至少每月7日或每周年书之，务期不忘国耻。湖南第二中学全体学生捐集三百四十多串铜钱制“国耻牌”“悬挂通衢，以触目惊心”。当时各种集会、演说、漫画甚至报纸的消遣版面上，也都无一不在纪念国耻。各省将军也不甘落后，电请举行军人国耻纪念会，为北京统率办事处所阻止。（注：参见觉迷：《国耻纪念》，载《申报·自由谈》，5月18日，14版；《申报》，5月17日及26日，6版；6月9日，6版。）
另一方面，在此全国群情激愤之时，纪念国耻的活动有时也流于形式：杯箸上刻国耻纪念而花酒照样吃；舞台广告皆书国耻字样而戏照样看；特别是麻将牌刻上国耻纪念后照样打。无怪乎有人叹息道：如此乐不可支，则对国耻其实又“愤于何有”（注：息游：《国耻纪念》，载《申报·自由谈》，5月28日，14版。）。
总的说来，全国各地纪念国耻的情绪甚为高昂。北京总商会最先发起召开了国耻纪念大会。5月10日出版的《甲寅》杂志上，主笔章士钊撰有《时局痛言》一文，并注明是作于“五月九日即国耻纪念日”（注：秋桐：《时局痛言》，载《甲寅》1卷5号（1915年5月），8页。）。5月16日，上海企业家、留美学生穆湘玥（藕初）致电正在天津开会的全国教育联合会，要求与会代表通告本省大中小各校成员，勿忘5月7日国耻。5月20日，有实权的江苏教育会通告全省各学校，以每年5月9日为国耻纪念日，并列入校历，以免中辍。届时要集合全体学生讲述此次中日交涉经过，以为“发愤自强之计”。全国教育联合会随复电穆湘玥，“本会已决议每年五月九日开会为国耻纪念。并经通电全国教育界唤起自觉心”（注：《申报》，5月16日，2、10版；5月22日，10版；《时报》，5月20日，7～8版；《教育杂志》7卷6期（1915年6月），41页。）。
值得注意的是在江苏教育会的决定之前，一般都将5月7日即日本提出最后通牒之日为国耻日。在该决定之后，则越来越多的人将5月9日即袁世凯政府接受“二十一条”之日为国耻日。另外，无论是在北京、上海市还是其他地方，商界通常都取5月7日为国耻日，而学界则通常取5月9日。两个国耻日的不同揭示出人们的义愤在开始时多指向日本人，但从5月下旬起矛头同时也指向了袁世凯政府。另外，商界似乎更靠拢政府，而学界则开始逐渐转向批评政府。（注：参见《申报》，5月20日，10版。这种情形也有例外，如西南之四川、贵州均采5月7日。参见《申报》6月7日，6版；6月22日，2版；载《教育杂志》7卷8期（1915年8月），74页。亦偶有采5月8日为国耻日者，但理由不详。参见《时报》，5月15日，4版。北伐统一后国民党中常会于1930年正式定5月9日为国定国耻纪念日，其选择的倾向是明显的。到1940年5月国民党中执委常会决定将5月9日并入7月7日抗战建国日一起纪念，国耻日才不再为正式的纪念节日。参见国民党中宣部编《革命纪念日史略》，237～283、102～112页，无出版地，1941年修正版；谢海华：《纪念节日手册》，163～164页，上海，独立出版社，1948；高荫祖：《纪念节日汇编》，63～64页，台北，“中央”文物社，1955。）在某种意义上，中日谈判初期形成的举国一致的精神已渐式微。
各地对国耻的反应，最初多集中在支持政府修武备战一端。但许多知识分子很快开始讨论知耻救国的根本大计，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教育之上。从4月20日到5月21日在天津召开的全国各省教育联合会上，代表们着重讨论了如何使下一代不忘此次的国耻。他们要求将这次的国耻经历写入教科书，这个建议被纳入全国教育计划并在参政院通过。教育总长汤化龙在教联会讲话，提出今后教育要注重道德教育，使学生“急公好义，爱国忘家。乐善好施，培国本于现在；卧薪尝胆，期雪耻于将来”（注：《教育杂志》7卷6期（1915年6月），40～41页，汤化龙讲话见41页；《时报》，5月12日，2版；5月20日，1版；《申报》，6月4日，2版。参见Chow,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p.22。）。
教育部并于6月中旬发出关于“精神教育”的咨文，致送各省巡按使。咨文说：“知耻乃能近勇，多难足以兴邦。”现在既是民国，则政府与人民“休戚既相关，斯利害得失，谊当公晓”。咨文特别提到甲午之后，日本因俄国等三国干涉而退还辽东半岛于中国，即“引为大耻，至编入小学教科书中”这样的“前例可师”，故要求各省当局注重“精神教育”（注：《申报》，6月14日，6版。）。为贯彻执行教育部的咨文，6月下旬召开的江苏省校长会议通过一项决议，要“将此次之国耻，设法灌施生徒脑中”。北京各校学生议决，每日课余诵最后通牒一遍，以不忘国耻。成都学生提出举行学生宣誓会，要求所有学生齐集文庙宣誓，终身不忘5月7日之耻。宣誓后还要以木牌刻誓词悬挂各校礼堂中。（注：参见侯鸿鉴：《述江苏省校长会议概略》，载《教育杂志》，7卷8期（1915年8月），53～54页；李新、李宗一主编：《中华民国史》，第2编第1卷，下册，56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7；《教育杂志》7卷8期，73～74页。）
民国大学学生周寝昌上书教育总长，以为人民有无爱国心，以教育是否普及为转移。当此危急存亡之际，“非人人爱国，则殊不足以救危而图存”。现今国中因“国耻未深悉”，所以爱国心还不盛。周氏请求速行三条“捷径教育大纲”：一是编辑“国耻读本”，“使一般青年，一入学校即悉国家奇耻大辱”；二是编辑“国耻唱本”，“俾使之流行社会”，使一般未入学校稍识文字之人，“亦知国家之耻辱宜雪……而振励其独立之决心”；三是“口头教育”，责令高等小学以上学生，放假时编成二人小队，宣讲国耻读本于闾里之中，“使一班不识文字之人，亦均洞晓国耻之雪不容缓”（注：《申报》，6月5日，1～2版。）。周氏用心良苦，特别是为那些稍识文字的边缘读书人考虑，很有见地。以后中国各项政治活动，正是这些念书不多的人最为活跃。
旅京江南人张士琳等同样注意到通俗文化的重要。他们上书大总统请内务部提倡改良戏剧，以补教育之不足。具体的作法是“将戏剧中迷信诲淫之事一并删去，另编爱国新剧”，特别是将“波兰、犹太、安南、高丽等亡国惨史编成新剧”，人们观剧后“爱国之心自能油然而生”（注：《申报》，5月17日，6版。）。7月中，教育部呈准设立“通俗教育研究会”，旨在“研究通俗教育事项，改良社会，普及教育”。9月6日，该会正式成立，梁善济受教育总长汤化龙委托，阐明宗旨，提出“本会此后当有二种目的：一、引起国民之自动力，一、激发国民之爱国心”（注：转引自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鲁迅年谱》，第1卷，332～33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近代中国受辱的国耻，早已不是第一次。呼吁不忘，强调明耻救国也由来已久，但是多未出士大夫的范围。像这一次的广泛普及，特别是在通俗文化的层次，则是前所未有的。定出国耻日，写进教科书，都是第一次。至于强调对不识字者的口头教育和对稍识文字者的通俗教育的重要，以戏剧补教育之不足等，也不是始于此次。但明确将文艺作为宣传工具，固然是继承了“文以载道”的传统，却也为这传统注入了新的意思。这个特征在此次特别明显。（注：关于清末民初的通俗教育与通俗文学，王尔敏有很详细的叙述。参见氏著：《中国近代知识普及运动与通俗文学之兴起》，收在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编印：《中华民国初期历史研讨会论文集，1911—1927》（1984），921～988页。惟王氏叙述中未谈及1915年这一次。）
外患多牵动内部事务的发展。“二十一条”时期的外患，使许多人进一步看清了中国本身的问题。在袁世凯帝制活动兴起之前，舆论界的注意力已渐由外及内。归根结蒂，外交上的国荣与国耻还是取决于内政，正孟子所谓“仁则荣，不仁则辱”（《孟子·公孙丑上》）也。本部分主要依据时人言论，讨论中试多采当时的报纸言论，并结合一些精英人物的见解。
我们史学界对于报纸材料，向存疑虑，使用十分谨慎。惟今日使用档案仍十分不便，时人文集涉及民气民风者不多。报纸材料确实浮散，但只要仔细分析鉴别，仍为研究民国初年社会的唯一大宗资料来源。特别是二次革命后袁世凯解散国会并对革命党人大加迫害，结果是“两年以来，廉洁之士，无不远举高蹈，或潦倒租界，或漂泊异乡；其中多富于学识、道德高尚”（注：鲁尚：《责任心》，载《甲寅》1卷10号（1915年10月），8页（通讯栏页）。者。这种情形造成言论界一定程度的空缺，实间接提高了报纸在舆论界的影响。另外，中日交涉期间袁政府对舆论控制的相对放松，也使一向胆怯稳健的商业大报如《申报》、《时报》等更趋于敢言。则研究这一特定时期，报纸的作用又超过平时。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报纸论评本身即是第一手资料，应无疑义。许多对民初的思想史研究，因题目的关系，常侧重于革命、立宪两大政治派别和一些倾向明显的精英杂志，或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对商业报纸的言论，似重视不够。其实民初上海报人如陈景韩（冷血）、包公毅（天笑）、张蕴和（默）、戈公振等，不仅对当时的舆论有相当的影响，且与江苏实力人物张謇、赵凤昌、黄炎培等，有亲疏不等的关系，其言论亦有一定的代表性。（注：参见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及《钏影楼回忆续录》，香港，大华出版社，1971、1973。再者，商业报纸面向大众，以读者为对象，如先后任《时》、《申》二报总主笔的陈景韩对胡适所说，日报“当依多数看报人的趋向做去”（注：《胡适的日记》，上册，20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比一些精英杂志更能反映社会中处于中间地位的多数人的意趣。
1915年的反日运动，基本上都只是在城市开展，是一次全国性的城市运动。运动起于2月，盛于3至6月，7月后即迅速跌落。在运动最蓬勃的上海，则衰落的时间还要更早。5月底，陈景韩已在提醒：储金活动在“上海已入衰途也”。6月7日即日本提出最后通牒一周月时，《申报》的一篇杂评比较一月来运动的发展时指出：5月7日时，“国人愤激之状，几莫能遏。人人言勿忘国耻；人人以国耻故而激励奋发”，气象何等蓬勃。到如今，则“提倡国货之声浪渐低矣，救国储金之收数日缩矣，社会上昏昏迷迷、渐复原象矣。国耻之留于脑中尚有几分之几耶？”一月之差，而前后情形已如此不同，遑论后来。该作者慨然叹道：“我甚惧‘永永勿忘’之徒托空言也！”语甚沉痛。6月12日，陈景韩再次提醒道：“自中日风潮过后，而中国上下至于今日，遂入于无声无臭之景象。此有心人所极当注意者也”（注：冷（陈景韩）：《救国储金》，载《申报》，5月25日，2版；讷：《一月之纪念》，载《申报》，6月7日，10版；冷：《无声无臭》，载《申报》，6月12日，3版。6月30日，默（张蕴和）再次发表杂评《沉静》，其文字与《一月之纪念》几乎相同。《申报》，6月30日，10版。）。
一般而言，如胡适所说，“群众的运动总是不能持久的”（注：胡适：《爱国运动与求学》，见《胡适文存》，三集卷九，1147页，上海，亚东图书馆，1930。）。不过每次运动的跌落，亦有其具体的原因。整个反日运动急剧跌落的一个原因是袁世凯很快即筹备帝制，使舆论重心迅速移向国体问题。排货之不能持久，或可说因政府在日人压迫下一再禁止。但使用国货并无人阻碍，且对中国工商界自身发展有直接好处，应无跌落之理，何以仍不能持久？张謇点出了其中关键：抵制日货“必我有可以相当之物。我而无斯物也。是所谓空言抵制”。《申报》的一篇杂评进而分析说：提倡国货者所用尽皆宣传一类“空虚手段”，并不曾努力于“自制足代外货之货”。但是，“审别美恶之知识，人人皆有。即一时感触于心而勉用不适宜之国货，然久而久之终不能逃此优胜劣败之公例”，是知其“提倡之力不久也”（注：张謇：《对于救国储金之感言（续）》，载《申报》，5月24日，11版；讷：《告提倡国货者》，载《申报》，6月3日，10版。）。
至于救国储金，本“居至美之名，处至顺之势”，尤不应衰竭得这样快。除了许多人明显的不信任情绪外，归根结底，正如周策纵所说：“危机的加剧尚未足以使中国人完全摆脱那种传统的对政治和国事的漠然”（注：秋桐：《救国储金》，载《甲寅》，1卷8号，3页；Chow，The May Fourth Movement，p.25。）。关怀国是，本是中国士人的传统，但某种程度上亦成了士人的专责。这种情形在“二十一条”时期已有很大的改变，但尚不是根本性的改变。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甚多，此处不能一一申论。但对于这个事实，当时不少知识分子深有感触。
实际上，当日本提出最后通牒后，一些在华的西报惊讶地发现一般中国人民“异常沉静”。报人戈公振对此甚觉难过，他虽然怀疑这些国民究竟是“一任人之宰割，漠然无动于中”呢？还是“勉为抑制以忍负重”？但随即强调：“当此存亡一息千钧一发之时，已无忍辱负重之余地矣！”戈氏沉痛地警告说：“必待他人之挟迫欺侮而后自觉，其自觉已末矣。虽然，犹未为晚也。苟于挟迫欺侮之后而仍不自觉，则是终无挽救之时矣！”当时一篇日本文章指中国人一般人民对“政治之良否是非……绝不闻问，彼等但屈从强有势力者而已”。陈独秀对这不能“强颜不承认”的事实，痛感“此真堪痛哭也！”（注：《时报》，5月12日，2版；［戈］公振：《吾国民果长此沉静乎？》，载《时报》，5月9日，7版；公振：《自觉心》，载《时报》，5月22日，8版；陈独秀：《抵抗力》，载《青年杂志》，1卷3号（1915年11月），1～5页。）
陈景韩曾悲叹：“中国所以弱者，自私自利自暴自弃自怠自惰而已矣！”《申报》另一主要撰稿人也强调：“我们之所以弱，其大原因何在？在不能合群也。不能合群之故何在？在重私利逞意气自破团体也”（注：冷：《国民，尔忘五月七日之哀的美敦乎？》，载《申报》，5月12日，2版；冷：《中国难救之原因》，载《申报》，6月6日，2版；讷：《失败之原因何在？》，载《申报》，5月16日，11版。）。的确，1915年的反日救亡运动之所以早夭的另一个原因，就是缺乏一种全国性的联合行动。尽管确曾有一种举国一致的团结精神，各项活动也是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但整个运动未能达到全国一致行动的效果。相反，各地的各种力量相互间实际上存在着某种对控制力和影响力的竞争。在这场权势竞争中，许多竞争者显然是毫无获胜的希望的，但是他们通常却能保持自己行动的独立性。所谓“人民日立一会”正是这种情形的典型表现。如果仔细考查新立各组织的名称，则大多冠以中华、中国、国民一类的大称呼，几乎未见自承为地方性组织者。
同时，尽管新成立各组织都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气概，整个运动既未能形成一个精神上的领导中心，也没能产生一个组织上的领导中心。新立的组织如此；既存的各省市商会和教育会虽然起了很大的作用，但仍未达到能承担起领导中心任务的程度。最有影响的救国储金团总事务所也是自封的，其实际控制力难出上海之外。另一方面，“人民日立一会”特别是各地青年学生的积极活跃，表现了中小业主阶层和相对边缘的知识阶层的奋起。问题在于，当这些边缘人物（注：关于边缘人物，可参见余英时：《知识分子与“光棍”》一文，载《百姓》（香港），第201期（1989年10月1日），22～24页。）处于梁启超所说的“其气无道以养之”（注：梁启超：《痛定罪言》，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三，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的状态之时，思想界的精英基本上未能负起“传道解惑”的引导责任。这种持“气”与持“道”的人相分而不相合的局面，也是运动无精神领导中心而不能持久的一个重要因素。
早在中日交涉刚结束时，《时报》就一再提醒国人不要健忘。有一文指出：“吾国恒性，每过一事之发生，怒发冲冠，愤不可遏，若将末齿不忘者。然历一时而情绪愈淡，再历一时而境过情迁，淡焉若忘矣。”该文希望这一次大家要“发愤为雄，慎勿事过境迁而再健忘也”（注：一鸣：《国民永永之新纪念》，载《时报》，5月11日，1版。类似的提醒还有：笑：《敬告勿健忘之国人》，载《时报》，5月10日，2版；公振：《毋忘此次之耻辱》，载《时报》，5月10日，8版；公振：《储金与国货》，载《时报》，5月15日，8版；自助：《何谓不忘》，载《时报》，5月15日，1版；萍（邵飘萍）：《得失之林》，载《时报》，5月21日，5版。《申报》亦刊出类似的提醒：默：《吾之除弊观》，6月22日，7版。）。但是这些提醒并未能阻止运动的衰落。的确，一部中国近代史，难多而频；临难则愤言尚武，遇敌则装备不足，已成常景。政府屡不争气，老百姓安能不健忘！到那年年底，极度失望的戈公振在总结一年的“最足令人系念”之事时，竟不复提起“二十一条”这件大事。惟慨叹曰：“呜呼！事绪纷纭，已不惶记忆，且亦不欲记忆之矣！”（注：公振：《今年之上海》，载《时报》，12月31日，7版。）《时报》自己也跟着“健忘”了。
健忘只是个表面现象。梁启超有更深一层的认识，他认为运动虽然能轰轰轰烈烈，很多人不过是凑热闹而已。有“少数血气方刚之青年，为国耻观念所刺激……跃然思有所以自效”。他们之所以不能持久，盖因“其气无道以养之，则安能经时而不瘪”。所以他预计，“阅三数月后，中日交涉事，非特不挂诸全国人之齿颊，且永不萦及全国人之魂梦矣”（注：梁启超：《痛定罪言》，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三，2页。）。
北京丁义华对此早有预见。他把1915年5月间各报痛哭国耻的文章收集包藏，并对记者说：“中国外交失败已非一次。中国人若引以为耻，实耻不胜耻。最可惧者……今日则痛哭流涕，明日即嬉笑自若，此大患也。”丁氏欲储藏这些报纸到次年5月7日，届时“静观各报馆哭不哭耻不耻”。若各报不哭，则丁氏将为各报馆“放声一哭”（注：《申报》，5月17日，6版。按此丁义华不知是否即美国传教士Edward W. Thwing，倘是，则此系旅京外人见解。）。不幸丁氏并非杞人忧天，最迟到当年9月，关于国耻的讨论已不复见诸报端。次年5月初，居上海之各省绅商拟在静安寺召开国耻纪念会，旋被政府以“好事之徒……意欲牵动外交”而查办禁止。各报也不复为国耻而哭。相反，5月9日，北京中日报界记者在大和俱乐部召开“恳亲会”，日公使日置益，中国方面梁士诒、王揖唐、金邦平及曹汝霖等相继演说，饮宴从夜七时到十一时，“尽欢而散！”（注：《时报》，1916年5月8日，7版；5月11日，4版。）
由此可见，日本提出“二十一条要求”的确激起了中国民族主义情绪高潮，但持续时间不长，很快即跌落。不过，因舆论和教育界的努力，国耻感和民间的仇日情绪持续得更加长久。而日本在中国的形象也发生了一个根本的转变。
“二十一条”的国耻标志着中国人心目中日本形象急转的一个里程碑。如果说以前中国人对日态度是好恶参半、憎恨中夹有羡慕的话，到“二十一条”之时，憎恨达到高峰而羡慕已不复存在。不过，过去流行的关于1915年后中国人仇日情绪甚高的说法，似乎也有些夸大。总的说来，在九·一八事变激起中国人进一步的仇日情绪之前，“二十一条”后到整个20年代，中国人的仇日情绪只是整个反帝排外情绪的一个组成部分。
中日交涉结束后，美国政府于5月11日发出一份被广为引用的照会，声明不承认中日条约中“任何损害美国及其公民在华的条约权利、损害中华民国的政治或领土完整、或者损害……门户开放政策的协定或协议”。这对孱弱的中国是有些支持作用的。但是美国照会也援引最惠国条款，要均沾日本从中国获得的权利。（注：U.S. Department of State, 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15,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28, p.146.）陈景韩立即指出，美国照会“最要之点，则为均沾一语”。《时报》在头版发表长篇文章，指列强对华侵略之心略同，其对中国的要求将继日本而起，哪有什么外援可恃。又有人撰文痛责多年来中国“外交唯一之政策，惟是周容诡随，因循苟且，食息于所谓‘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主义’之下”。照此下去，欧战结束后恐怕终难免遭瓜分。正如李大钊所说：“日本今番之行动，吾人认为异日瓜分之戎首可也”（注：冷：《美国之通牒》，载《申报》，5月24日，2版；挈瓶：《呜呼和平》，连载于《时报》，5月17～18日，1版；淇：《思痛赘言》，载《时报》，5月25日，6版；李大钊：《国民之薪胆》，见《李大钊选集》，1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这样，在这次事件之后的中国政治和中国社会中，已不复有任何亲日情绪，也没有什么公然的“亲日”力量存在了。诚然，日本在中国军界、政界、财界甚至文坛，都还有巨大的不容忽视的影响。舒新城在20年代后期观察到，“二十年来中国军界之重要人物的姓名，十之九可以从明治四十年振武学校一览之学生名册查出，其影响于中国军政者可谓大矣”（注：舒新城：《近代中国留学史》，63～64页，台北，“中国”出版社，1973年重印。）。民初政府中，留日学生相当多。如法务部即“为留日学生盘踞地，而律师亦泰半留日学生”（注：沃邱仲子（费行简）：《民国十年官僚腐败史》，收在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8辑，22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汪一驹统计了中央银行成立之前中国十二位最重要的银行家，半数为留日学生。其中北四行（大陆、金城、盐业、中南）则全为留日生所领导。（注：Y.C. Wang（汪一驹）,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West, 1872—1949,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66, pp.478-482.）. 留日生郭沫若在20年代末曾宣称：“中国文坛大半是日本留学生建筑成的”（注：麦克昂（郭沫若）：《桌子的跳舞》，载《创造月刊》，1卷11期（1928年5月），3页。有一点要说明的是，文坛这些留日生许多并不亲日。）。
1915年后，有些军阀政客如段祺瑞、张作霖，某种程度上也包括孙中山，都还在继续寻求并得到日本的支持。但是这些人往往掩盖或甚而否认其与日本的关系这一点，正好提示出日本在中国已无人缘，其影响力实际上也下降了。
对中日关系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教育发展计划的方向转变。甲午以后，日本曾是中国变法维新的榜样，中国士人竞往日本求学。恰如《时报》一篇文章所说：“甲午以来，吾人崇拜扶桑之风大炽。学子联袂东渡，以习其语文学术……全国社会，被其影响，至今谈教育者，动以日本为师。”（注：天放：《软化术》，载《时报》，3月15日，2版。）
1915年1月，教育总长汤化龙曾条呈“教育政策三十条”，认为中国目下各校现况，实不足以造就人才；应多选取青年子弟，派往日本留学。此事为袁世凯所批驳。但教育部以为“日本整理教育，为事不过数十年，而收效之巨，进步之猛，实足为吾国之先导”；为刷新中国教育，仍拟师法日本。但是在“二十一条”事件后，汤化龙拟定的“养成师范人材条陈”已经是仿照德国制度了。（注：参见《时报》，1月28日，2版；2月2日，3版；《申报》，6月8日，2版。）这个象征性的转向表明，日本已不再是中国学习的榜样了。
同时，日本在中国教育界既存的影响也在衰减。在1915年以前，教育部直辖的成都高等师范学校的外籍教员几乎全为日籍。1915年后则全部改聘英美教习。（注：据成都高师档案，转引自王廷科主编：《四川大学史稿》，37页，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85。停聘日人也不只限于教育界，湖南印刷业在抵制日货的同时就明确提出要“停聘某国人员”。参见《时报》，5月24日，5版。）类似的情形极有可能也在其他学校发生。“二十一条”中有一条即是满洲的中国学校要聘外国教习时，日本人得优先受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条要求尚未实现时，受聘于中国其他地方学校里的许多日本教习先已失业了。而满洲恐怕是聘不完这些失业的日本教习的。
对那些在日本受过教育而与日本有着更近的关系的人，“二十一条”引起的心理震动尤其严重。日本经营的青岛胶济铁路总公司雇员秦立均，奉天人，自幼从父留学日本，后在满铁服务多年，1915年3月始调山东；5月26日秦氏失踪，随发现已自缢身亡。秦给其日本上司留下遗书云：“楚材晋用，自古为昭。东亚同胞，不相扶而相欺；吴越势难两立，私恩宁忘公仇。况脑筋已损，十年苦心所学之日文日语，已于五月七日之刺激上忽全忘却。”今后既难供职，又不能供养家人衣食，只能一死百了云云。言极哀痛。（注：参见《申报》，6月4日，6版。）自杀的虽然是少数，但秦氏的感受大约还是有一定的代表性。
就是有些日本人自己，也在检讨留日学生“多抱排日思想，对曾奉为师表者而首先反对之”（注：《时报》，3月14日，4版，摘引日人末广重雄之《日之国交观》。）的现象。中日交涉结束后，日本也曾在留日学生中实施“中日亲善”的努力。但侵略政策不改，亲善自不可能收成效。（注：参阅杨步伟：《一个女人的自传》，145～147页。）先后留日的周树人、周作人兄弟，1915年时在日本的李大钊、陈独秀等，在五四期间都以反日著称。（注：周作人的情形要复杂些，有人或会将他列入亲日之流。抗战期间周氏出任伪职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之内。无论如何，在20年代上半段（我采广义的五四说），周氏有一系列文章指名攻击日本在华的“帝国主义报纸”《顺天时报》，是不移的事实。这些文章多收在周氏的《谈虎集》，下卷，495～568页，台北，里仁书局，1982。）他们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人物，其对“二十一条”的具体反应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一事件的严重性质无疑使他们都在思考救中国的根本方法。他们提出的救国方法路径也不尽一致。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们中没有一个人着眼于走日本式的道路。
更有甚者，在大量留日学生变得仇日的同时，许多留美学生在这前后陆续回国并且发挥了重要的影响。顾维钧在政界的迅速上升和胡适在学界的“暴得大名”，在某种程度上象征着一种在那时主要还是潜在的权势转移——美国在华影响的上升和日本在华影响的下降。（注：留美学生在中国的政治影响是短暂的。由于留美生通常都“亲美”且主张中国走靠拢美国的路线，威尔逊在凡尔赛和会上对中国的“背叛”实导致留美生政治影响的急剧下降。此事本文无法详论。到20年代中，随着在苏联支持下的国共两党的兴起，留美的所谓自由主义者在中国政治生活中已不具多少实际影响。然而，胡适等人在学界的影响却要长远得多。）美日在中国的利益冲突日深而终成双方开仗的一个要因虽是后话，这种权势转移的格局在一定意义上表明，日本要扩大在中国的影响恐怕只有诉诸外交以外的方式了。
实际上，“二十一条”事件对中国内部事务的推动或者还要大些。孟子说：“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盖“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孟子·告子下》）。在这个意义上，如当时一篇报纸时评指出的：“五月七日之纪念，亡国恒于斯，兴国恒于斯。是在我上下之自择而已。”（注：天放：《薪胆语（一）》，载《时报》，5月21日，1版。）。
从一开始，报界就告诫政府，此次中日交涉是“国家存亡之问题”。其“得失之间，间不容发。稍一不慎，则内忧外患，相因而至，其不致于土崩瓦解者几稀”（注：警眼：《国民之决心》，载《时报》，2月7日，1版。）。2月初，内务部已发觉各报“对于中日交涉发表言论，有过于激烈处”。交涉结束后，则不仅“各处函电，语多激烈”（注：《内务部致各省巡按使电》，1915年2月8日；《大总统申令》，1915年5月28日，见《护国运动》，30、22页。），报界对政府的批评也渐多，且面也更宽。5月中《申报》刊出一份来件，指斥共和以来，为立国之生死要素的教育，不仅“不见有进步，即以南方各省言，反现退化”（注：椒青：《考察美国纽约省教育近况感言》，载《申报》，5月12日，11版。）。北洋政府接受日本条件后，袁世凯密谕各级官员要“痛定思痛”。陈景韩即指出：“必先使其觉痛……而后可使之思”。不然的话，不过是继续“争权夺利”罢了。陈氏更批评政府所谓的改革，实是“甲乙两派藉作争夺掌握财权的名词”。张蕴和呼应道，虽然外敌伺于门，国内“政争，方剧烈进行而未艾也”（注：无名（陈景韩）：《痛定思痛》，载《申报》，5月28日，3版；冷：《改革》，载《申报》，6月21日，2版；默：《政争益烈》，载《申报》，6月27日，7版。）。《时报》刊出一篇长文指责道：交涉方毕，“系派之政争”已“再接再励”，“而各省武人，亦得以其暇颉颃作气势，睥睨一方。……谁肯卧薪尝胆，以国耻为念？”大总统本人既不曾“深自贬抑”；各将帅更未“以不能捍御外侮、拥护国权之罪，引为己咎；各自镌一级，以谢天下”。不过是“对内则颐指气使，对外则屈膝股栗”（注：壮游：《痛定痛（一）》，载《时报》，5月14日，1版。）而已。
其实这些批评，都不如袁世凯的密谕对中国官场的总结更恰当。袁氏说：“我国官吏，积习太深。不肖者竟敢假公济私，庸谨者亦多玩物丧志。敌国外患，漠不动心；文恬武嬉，几成风气。因循敷衍，病在不仁。”（注：《大总统密谕》（1915年5月14日），见《护国运动》，9页。）
不过，外患的刺激，舆论的批评，对政界也非全无触动。如前引教育总长汤化龙关于“期雪耻于将来”的讲话，就表现出某种积极的回应。《时报》要各省武人“自镌一级”的文章发表后三日，即闻副总统兼参谋总长黎元洪因身“负全国作战计划之责，而不能盾外交当局之后，以致丧权辱国……实属内咎神明”，故决定辞去参谋总长兼职，“以谢国人”。黎的辞职固是一种姿态，与前引《时报》的文章也未必有因果关系，至少思路是接近的。张蕴和注意到，国务卿对考试后的知事训话时，要各官“必具大同知识，应时势要求；必有世界新知，方足与语至计；必须晓导世界观念，振作国家思想”等等，与前大不相同。凡此种种，似也是官场的一点新气象。（注：关于黎元洪辞职，见《申报》，5月17日，6版。国务卿训词见默：《国务卿训词之趋时》，载《申报》，6月20日，7版。）
这时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地位与权限均较模糊不清的参政院突然异常活跃。虽然参政院最多不过“亦秘书厅与法制局同一种类之物也”，但从中日交涉后期起就不断试图影响政局。到交涉结束后不久，参政院更藉那段时间政治相对活络之机，在6月间突然欲发挥前朝御史的作用，大参各级贪官污吏。一时参案之大且多，“日出不穷”，“各省将军几尽被参”。陈景韩对此颇有感触：“以中国官界之腐败言，尽参之岂得为过。特我所未解者，官吏污浊，岂忽发于今日？今日之前，奈无一人参之者？”陈氏和张蕴和均认为，这其中“别有用意”，不过是“借题发挥”而已。实际上，无权之参政院能奈各省将军何？对这些贪官污吏也无法“严厉追查”（注：冷：《中日二国之对内问题》，载《申报》，6月30日，2版；默：《问题》，载《申报》，6月30日，7版。）。但参政院乘机介入，力图在政治上发挥更大作用的倾向是非常明显的。
参政院的活跃提示出一个问题：中国虽为民国（共和国），却无代民议政的国会。对此问题，报界亦早有认识。还在2月下旬，包公毅已表示，自议会取消后，“国民意思之机关，久矣夫无所托矣！故纵欲发起国民奋慨之热心，［却］无一正常之机关以代表民意”。《申报》一位重要撰稿人进一步分析道：“国家之大病，国与民泛泛无关系也。无关系之故，由于无联络之机关。国自为国，民自为民。故民虽欲爱国，而无法可爱。民虽欲救国，而无法可救”（注：笑：《亦有国民意思之机关乎？》，载《时报》，2月22日，6版；讷：《我国人亦思及此乎？》，载《申报》，5月11日，11版。）。章士钊一言以蔽之为“国与人民全然打成两橛”，结果乃如梁启超所说，“人民与国家休戚漠不相关”（注：秋桐：《爱国储金》，载《甲寅》1卷8号，6页；梁启超：《痛定罪言》，6页。）。
实际上，反日运动的急剧衰歇已引出一个萦绕于当时知识分子心怀的问题：“中国人究竟有爱国心否耶？”当储金活动开始时，许多人将此“目为爱国之实验。认为吾国人素喜空谈，不足为真爱国之表现。必输款始足真爱国矣”。但储金虽一时轰轰烈烈，结果却甚不如人意。张謇曾自问：“岂中国人爱国热心或有或无或多或少如是其不齐欤？”他的看法是悲观的：中国人“于国，知其关联身家者，千不得一；知其关联而真实爱之者，万不得一”。章士钊的看法亦近之：“果爱国储金四字联属成一名词而有意味，则吾中华民国爱国心全量仅值二百万元，而其值又为吾人所自定，非由他人抑价贱酬者”（注：梁启超：《痛定罪言》，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三，3页；张农：《某氏挽救危局之实际办法》，载《甲寅》1卷5号，19页；张謇：《对于救国储金之感言》，载《申报》，5月23、24日，均11版；秋桐：《爱国储金》，2页。按章士钊当时据日本报纸报导，储金之实收数到7月20日仅约200万元。）。
在梁启超看来，中国人看上去不甚爱国，还得归因于“人民与国家休戚漠不相关”。盖“国与民之休戚既相一致，则民之爱国，其天性也”。“国民而至于不爱其国，则必执国命者厝其国于不可爱之地而已”。梁氏进一步剖析道：中国人虽有国，但参政权力、学习政治知识、发展政治能力之机会，及生命财产受法律保障等方面，尚不如波兰印度等已亡之国。所以中国人实在是“求国之所以可爱者而不可得”。在这种情形下，中国还有那么多人踊跃输将，则“普世界之爱国者莫中国人若矣”。（注：参见梁启超：《痛定罪言》，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三，4～7页。）
所以梁氏对于民与国家，“日日谋所以起而联属之”。章士钊则主张要使人民在“一国公私相与之际，有其相宜之位置”。问题在于，梁启超之“国”的概念不甚清楚，多数时候他其实指的是政府而不是国。章认为这一点很要紧：“今兹之所招厌于国民而吐弃之者，政府耳。于国家无与也。”他进而提出一个民初知识分子常混淆的重要命题：要“严为国家与政府之分”。故“爱国可耳。决不能使此倚国家为祟之恶政府并享吾爱也”。梁章均同意是北洋政府使“国”不可爱，但章认为许多中国人之所以看上去不爱国，是“不乐夫致吾爱而于国无与也”。说到底，这不过是“政府素以国民为易欺”而长期“颠倒卖弄国民情感”的自然后果。（注：参见梁启超：《痛定罪言》，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三，4页；秋桐：《爱国储金》，2～6页。）
日本提出“二十一条”的消息甫出，北京各政党公会及商会即举定代表，要求政府宣布交涉内容。他们的理由即是“中国乃人民之国家，非官吏之国家也”。安徽省商会、教育会和进步党联电政府拒绝日本要求时，曾表示“即生意外，民与政府共之”（注：《时报》，2月3日，1版；2月21日，1版。）。此虽对政府的支持，而弦外之音，即民与政府在过去和现在其他许多事情上，原是不共的。李大钊为留日学生会写的《警告全国父老书》表达得更为直截了当：“首须认定中国者为四万万国民之中国……政府于兹国家存亡之大计，实无权命我国民屈顺于敌。此事既已认定，则当更进而督励我政府，俾秉国民之公意，为最后之解决。纵有若何牺牲，皆我国民承担之。”正如前引的留日学生《泣告全国同胞书》宣布的：对于“二十一条”，“既吾政府承认之，吾国民也绝对不能承认”（注：《李大钊选集》，27页；《护国运动》，29页。）。
当时一般的舆论，这次中日交涉期间，中国人民“可谓无负于国家矣。关心国事，而未尝妄动；各自尽其力之所能以助政府，而未尝一掣政府之肘”。但是政府是否能稍“示振作之一二以答国民之望”呢？答曰不能。不仅不能，在张蕴和看来，国民虽然“谨慎又谨慎”以顺应政府，却仍“并不见谅于政府”。政府反而“事前始终不令国人与闻，事后犹侈言日本让步，主权无损。一若此次交涉胜利而非失败；绝无一剀切沉痛之言，开诚意与我相见者。斯诚我人所不能解也”。更有甚者，政府本身不能独负救国之责，偏偏又专事“搜刮之策”，反“剥丧国民负责之能力”（注：冷：《毋负我国民》，载《申报》，5月23日，2版；无名：《国民之望》，载《申报》，5月29日，3版；默：《我国人自问如何？》，载《申报》，5月30日，7版；默：《国民之责任》，载《申报》，5月11日，7版；默：《负责之能力》，载《申报》，5月26日，7版。）。
实际上，对于一般绅商来说，只要袁世凯能改良中国政治，发展中国经济，镇压革命党是可以接受的。在那内忧外患交迫之时，许多人可能都倾向于支持一个强有力的统治者。但是袁世凯解散国会，便很不为绅商各界所谅解。高压之下，不满只得收敛。一有机会，总要表达出来。国与民既然打成两橛，大家也知道其联络之机关“即昔日我国取消之民意机关是，即今日彼国所督促之国会是”。在3月初，四川成立国事研究会时，就已提出要练兵只有加赋。练兵加赋，固袁政府所乐于听，但该会同时强调：要加赋则必须“速开国会”。当后来储金团又有人提出加田赋兴海军的主张时，包公毅立即指出加赋是议会之权，无议会则不必谈加赋。（注：参见讷：《我国人亦思及此乎？》载《申报》，5月11日，11版；《申报》，3月23日，6版；笑：《加赋非储金团所应倡》，载《时报》，5月14日，2版。）
有一点要说明的是，此时很多人所谈的国会，大约不过起沟通民意、加赋或起监督作用等。从三权分立之立法这一角度去看问题的，并不多见。亦可知时人对西制的借鉴，有明显的选择性。其乐于选用的部分，多少接近中国的传统制度或观念。但就是这样的国会，即使召开，在“民国成立，军焰熏天”（注：沃邱仲子：《民国十年官僚腐败史》，17页。）的情形下，亦必受制于当局之武人，能代表的民意和所起的监督作用，实在也很有限。
一位未披露姓名的学者，一方面认为“吾国今日交涉受病之根即在无国会”；同时也指出“吾国前此国会受病之根即在无基金”。因无基金，则所谓国民代表之议员即易为当局以行政费所购买，而不能独立于行政，这样有国会与无国会也差别不大。这位学者认为中国的根本问题在社会，所以储金养兵并不能救中国。只有改储金为社会基金，“树立社会共产制度，扩张劳动社会势力，庶几可谓救国”。如果说那目标太遥远，则退而求其次，将救国储金作为国会基金，使国会能独立于行政，“亦救国之根本论也”（注：《时报》，5月14日，2版。）。
但即使不独立的国会，毕竟为袁世凯所解散，重开谈何容易。这年5月下旬日本国会召开时，包公毅不禁慨叹道：“今日本以君主立宪而引开国会矣。吾以共和政体而无之。我诚不知吾国人民将以何年何月何日何时有此开国会之资格，开国会之程度也”（注：笑：《见人开国会有感》，载《时报》，5月24日，2版。）。
中日交涉甫结束，梁启超已警告说：今日之民气，乃“一线国命所藉以援系”，其“继长增高”抑或“摧萌拉孽”之二者孰择，“则惟视政府之所向”。袁世凯政府随后的所作所为，已表明其选择。所以陈景韩公开宣称：“今后之所望者，非他国之援助也，非政府之作为也，我国民而已。”（注：梁启超：《痛定罪言》，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三，7页；冷：《沉毅果决之国民》，载《申报》，5月13日，2版。）
中国历来的读书人，传统的士也好，现代的知识分子也好，多视天下为己任，有救国救民的承担。从这个视角看，中国知识分子是把自己放在一种相对超越的位置之上的。（注：关于中国士的超越性，参见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一书的《自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本文这里讲的超越，仅及一点，视角也略不同。）知识分子的这种超越精神，章士钊表达得很清楚：“故知吾国即亡，而收拾民族之责仍然不了。”（注：秋桐：《国家与我》，载《甲寅》，1卷8号，11页。）但是在“国与人民全然打成两橛”的情况下，救国与救民已非一致之事业。如四川国事研究会的黄羡涵（云鹏）一开始提出的问题：“今日究竟先救民抑先救国？”（注：《申报》，3月23日，6版。）竟是认同于“国”，还是认同于民？民初不少读书人，实际处于一种既不能完全认同于“国”，又不能完全认同于民的两难窘境之中。
本来，民与国之间的关系在中国传统中就未能厘清。虽然一直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书·五子之歌》）的思想，孟子也强调“民为贵，社稷次之”（《孟子·尽心下》），以及稍后的“有人此有土”（《礼记·大学》）等观念，但民本思想正像中国许多传统思想一样，没有进一步落实到制度上。从而既未必为过去的执国柄者所遵奉，也难成为民初的知识分子有效的思想武器。
中日交涉期间，由于外敌当前，许多知识分子是偏重于先救国的。由于袁世凯政府的不足恃，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逐步倾向于在救民方面做文章。这个倾向在中日交涉结束后日益明晰。同时，不少知识分子开始先检讨自身的问题。一度对袁政府比较客气的黄远庸反省道：造成中国这样的恶象，“吾自身亦实躬与其罪恶。以前种种昨日而死；以后种种今日生。今日乃复活之日；乃大觉悟大忏悔之日矣”（注：黄远庸：《反省》，见《远生遗著》，卷一，108页，上海，申报馆，1938年增订版。）。
曾认同于袁世凯的梁启超甚有同感。梁氏认为，“恶劣之政府，惟恶劣之人民乃能产之”。而中国之“大多数地位低微之人民，什九皆其善良者也。少数地位优越之人民，什九皆其不善良者也”。也就是说，“今日国事败坏之大原”，即种因于中国之士大夫（梁氏定义为“全国上中等社会之人”）之恶劣。盖蠹国之官僚、病国之党人，皆士大夫也。“劝老百姓以爱国者，士大夫也；而视国家之危难漠然无所动于中者，即此士大夫也；利用老百姓之爱国以自为进身之径、谋食之资者，亦即此士大夫也”。然而，“一国之命运，其枢纽全系于士大夫”。所以，“欲国耻之一洒，其在我辈之自新。我辈革面，然后国事始有所寄……然后可以宁于内而谋御于外”（注：梁启超：《痛定罪言》，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三，8～9页。）。
《甲寅》作者容孙曾一言以蔽之：“祖国之病，上在政治，下在风俗。二者交相为因，交相为果。”（注：容孙：《国耻》，载《甲寅》，1卷7号（1915年7月），11页。）政治虽为武人把持，固士人素所关怀者；风俗则士夫向为庶人之准则。假如两者皆病，则梁启超的针砭不无道理。20世纪中国的当局者，常喜将中国的问题归咎于读书人，那出发点是全然不同的。但士人的自省，就又当别论了。大悔大悟后的黄远庸认识到，中国之病，乃国人受一种公毒，即“无系统、无实质、无个性、无差别”的“思想界的笼统”。尤其是“根本不认有个人之人格与自由。必使一切人没入于家族、没入于宗法社会”。他特别提醒说：今日的新人在强调国家的重要时，仍是沿着这公毒的老路欲将一切人“没入国家”（注：黄远庸：《国人之公毒》，见《远生遗著》，卷一，118～119页。）。
站在袁政府对立面的章士钊亦强调自我的重要。他一面高倡收拾民族之责，同时要求凡“读书明理、号称社会中坚之人，人人不忘其我”。章氏本卢梭的《民约论》精神，认为既然中国人民对国家之一切法已不能行公民复决之权，则人民委托政府统治的契约即已解除，即章氏所谓“国家解散”也。解散之后，“人人既复其自由，即重谋所以建国之道”。而建设之道即人人“尽其在我”。章氏分析说，暴政得以行，即因人人忘其在我。“故今之人辄怨政府之暴詈，哀吾民之无自由矣。不知自由本有代价，非能如明珠之无因而至前也”。人人失其我的结果就是“通国无一独立之人；到处无一敢言之报”。所以现在只有“视国家为已解散”，由少数有主义肯奋斗的先进起而带头尽其在我，负起整理民族建设新国家的责任。（注：参见秋桐：《国家与我》，7～11页。）他最后还是着眼在少数“先知先觉”的读书人之上。
胡适后来划1905到1915年这十年为“政论文章的发达时期。这一个时代的代表作家是章士钊”，评价甚高。但是胡适也指出一个严重的问题，即章氏等人的政论文字之“读者仍旧只限于极少数的人”（注：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见《胡适文存》，二集卷二，158～163页，上海，亚东图书馆，1924。）。此即本文前面提到的精英与边缘知识分子的疏隔。身为报人而对社会思潮更为敏感的黄远庸，当时即看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他在给章士钊的信中，提出今后根本的救济方法，是要“使吾辈思潮如何能与现代思潮相接触……而其要义，须与一般之人生出交涉”（注：黄远庸：《致甲寅记者》，见《远生遗著》，卷二，360页。胡适注意到这段话的重要，认为“可算是中国文学革命的预言”。但黄本非《甲寅》中人，且此信含有批评之意。胡却误将黄氏列入甲寅阵营。见胡著：《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见《胡适文存》，二集卷二，164～165页。附带地说，黄氏不仅预见及文学革命的必要，且于其作于1915年的《国人之公毒》中提出解决方法，即“曰科学主义，曰历史主义，曰自由主义”（《远生遗著》，卷一，119页），此正胡适一生提倡之主义也。黄著刊于《东方杂志》，胡适当能见到，两人思想之间，或许还有些渊源。）。
可是当时有黄氏那样见解的实在不多。即使文学革命的倡导人胡适，那时也还基本上持与章士钊等人相类的看法。中日交涉时期胡适是《留美学生月报》的“国内通讯”编辑。他对许多留美学生的激愤情绪很为不安，即在该刊发表一致全体留美学生的公开信，呼吁采取他所称的“理智爱国”（patriotic sanity），即坚持学业；若中国真亡，以后再努力使其起死回生。这封公开信激起了中国学生对胡适的猛烈攻击。胡本人后来把他的态度归诸他的“世界主义、和平主义和国际主义”，那时他已在思考一个关于中国问题的“远为深奥”的“真正的最后解决”。（注：参见本书《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特殊表现形式：以胡适的世界主义与反传统思想为个案》。）
胡适以为，中国即使亡国，也非留学生所能拯救。目前应该做的，是“打定主意，从根本下手，为祖国造不能亡之因”。具体办法，就是兴教育。而“今日最先之要务”，则为办大学，以防止中国固有文明的沦亡和输入文明之扞格不适用的问题。（注：参见胡适致许怡荪，1916年1月25日，转引自耿云志：《胡适研究论稿》，349～350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胡适：《致甲寅杂志记者》，载《甲寅》，1卷10号（1915年10月），21页。）一面“为祖国造不能亡之因”，却可以置祖国目下是否即亡于不问，仍表现出中国读书人自居于国与民之上的超越地位。陈独秀痛疾而倡言“国不足爱，国亡不足惧”（注：陈独秀：《爱国心与自觉心》，载《甲寅》，1卷4号（1914年11月），1～6页。）；章士钊视国为已解散而主张“尽其在我”；与胡适的见解的一个共同点即此种超越性。在“人家用机关枪打来”（注：吴稚晖：《箴洋八股化之理学》，转引自Chow,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p.319。）的时代，在举国民族主义情绪昂奋的危机时期，身为“国内通讯”的编辑而被有的留美学生视为“知国内情形最悉”（注：《胡适留学日记》，二册，377页。）的胡适，却能笃守其“国际主义、和平主义和世界主义”，足见其了解的国内情形，大约只是一些精英观念罢了。
胡适后来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暴得大名”，同时以一套中西兼承的思想典范填补了中国思想界的典范危机。（注：参见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收入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519～574页，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7。）他参与的《新青年》，其读者范围也确实超过了《甲寅》的政论文章，尤适合许多青年边缘知识分子的需要，故新文化运动领袖们在某种程度上填补了“二十一条”时反日运动所暴露出的中国精神领导中心的真空。但陈独秀、胡适等人在“二十一条”时期对亡国等问题所持的超越立场，从一个侧面隐隐然显露出这些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与民众情绪的脱节。也可以说，新文化运动在向着“与一般人生出交涉”这条路走的同时，已伏下与“一般人”疏离的趋向了。
无论如何，新文化运动可以视为1915年反日救亡运动后知识分子走向“救民”一途的逻辑发展。陈景韩等报人只是指出中国国民不合群等毛病，陈独秀、鲁迅等却得出“最重要的是改革国民性”（注：《鲁迅景宋通信集》，22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这样的观念并付诸行动。“二十一条”的当年，陈独秀已创办《青年杂志》。次年，主张“世界一战场，人生一恶斗”的陈独秀已在强调现代世界“兴亡之数不待战争而决”，提倡从精神道德入手的“持续的、治本的爱国主义”（注：陈独秀：《抵抗力》，载《青年杂志》，1卷3号（1915年11月），1～5页；《我之爱国主义》，载《新青年》，2卷2号（1916年10月），1～6页。）了。
陈景韩当时曾说：“中国之事，往往突然而起，悠悠然而止者。其起也，挟万钧之力，其势似不可当。然而其止也，则又云消烟没，依然如故。”他把这种现象名之曰“风”。风成于气，“气动则暴发……气静则一无留印”（注：冷：《风》，载《申报》，6月28日，2版。）。本文所考查的，正是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期间中国的民风民气。气有盛衰，风有微疾。“二十一条”时的几个月，就是中国民族主义气盛风疾之时。但如陈所言，“大风过后气即竭”，一切似乎又暂归沉寂。
不过，“二十一条”时这股大风，并非“一无留印”。“二十一条”的提出使中国人摈弃了以日本为学习榜样的取向，当时欧美留学生的大量归国意味着中国能直接读“蟹行文字”者突然增多，不仅在人力上为各中国学校取缔日本教员提供了经济上可负担的替换者，而且增加了直接“以欧美为榜样”的可行性。甲午中日战争后中国人向外国学习的大潮此后基本落实在陈独秀所说的“拿英美作榜样”特别是“以俄为师”方面，两者均非日本所乐闻（尤其是英日同盟不久即废止，而美、俄乃成为日本在东亚国际关系中的主要竞争者）。可以说，这一事件对日本在华影响甚而在东亚地位的打击，虽潜在却长期而深远。
同时，日本的险恶要求再次向辛亥革命后的中国人民提醒了帝国主义侵略威胁的存在。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衰而复盛，成为20世纪中国政治中一个决定性的推动力量。五四学生运动就是这股风气继“二十一条”时的反日运动后的一次更大爆发。这种情绪在一些人的思想中进一步发展，逐渐形成一种把中国的一切问题归诸帝国主义侵略压迫的极端民族主义倾向，从而导致了许多人忽略中国自身社会改造的需要。
另一方面，清季以来，相当多的士人咸认帝制是中国一切毛病的根源。辛亥革命推翻两千年的帝制，建立了民国。很多人以为中国的问题从此有了转机，中国会逐渐走上复苏的道路。“二十一条”时期举国一致的情绪，正是各界对共和政府尚存期望的一种表现。
本来国家事，“成败因人心”（注：王禹偁《唱山歌》：“乃知国家事，成败因人心”。）。袁世凯是可以抓住举国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之机与日本摊牌的，但他选择了妥协的道路。（注：Ernest Young曾论及此点，见其The Presidency of Yuan Shih-k'ai，pp.186，189-192。）以当时日本国内对华政策主张不一的情形看，摊牌或未必打仗。即使打起来，中国的军力是否就像一般的看法那样不堪一战，尚难肯定。这里不能一一申论。但1915年袁世凯的地位、中日财力军力之对比等方面，似乎比蒋介石在1937年面临的情形还好些。则袁氏若选择作民意领袖，其个人结局会很不一样，中日交战的结局也未必就像一般想象那样糟。但袁氏既然选择了对日妥协，已是“失之乎势”，再欲“求之乎国”，安能不“危”（参《吕氏春秋·慎势》）！于是有进步党国民党等的“再造共和”的努力。
对另外的许多知识分子，特别是一些归国留学生来说，袁的倒行逆施已打破了“共和”的美梦。他们进而体认到中国的问题不仅是帝制与共和的问题，而且是专制与民主的问题。同时，他们中一部分人更因袁的帝制活动与读经复礼的联系，认为中国的问题不仅是政治体制的问题，而且是传统文化造成的国民性的问题。结果产生五四时期以西方的科学与民主为口号同时又反传统的新文化运动。
孔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但“二十一条”时期这股大风，已是清风与野草齐飞，君子共小人一气。中国的传统，“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论语·季氏》）。若无道，庶人就要议政。至大乱，则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注：顾炎武《日知录·正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匹夫而有天下责，已无所谓“士庶之分”了。自科举制废除以来，士大夫与老百姓的社会等级之分已渐式微，但精英与民众在思想上的沟通，却未曾有较好的解决，终成为20世纪中国社会和中国政治中一个长期存在的重要问题。这个问题在“二十一条”时的反日运动中有比较清晰的反映。
另外，由于种种原因，国民党人基本未包括在“二十一条”时期这股君子共小人一气的大风之中。因二次革命后袁政府的迫害，国民党领袖人物多流亡海外并出现分裂，影响力大降。外患深重亦未能使国民党举党一致因应局势。黄兴等温和派虽主张停止革命、一致对外，但并未积极参与反日救亡运动。孙派的中华革命党人在举国民族主义情绪高昂之时仍倡反袁为主，置内忧于外患之上，实与民气相悖，为当时国人所不谅解。就是中华革命党内部，对此亦有疑虑。该党中央党务部乃由居正签发一通告向党人解释；通告除痛诋黄兴、林虎等外，更责国人“迁怒于人，并欲嫁祸于吾党”；指斥“国人之昏愦若此，尚何言哉！”（注：《中华革命党第八号通告》（1915年3月10日），原载《中央党务月刊》四期，转引自李命希、曾业英、徐辉琪合编：《护国运动资料选编》，上册，46～4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则此时革命党不仅未能与国人呼应，反有自外于国人的倾向。
孙派革命党人的态度，张继曾有一形象表白。张氏以为黄兴等不过“藉口外患而投降北京”。实际上，“今即袁政府忽尔谢罪国民，将自解散国会起一切对内的法令全盘取消，回复正式之国会，吾辈与之融合，尚恐无面目对死者于地下”张（注：溥：《中日交涉谈》，载《甲寅》，1卷8号，3～6页。）。袁世凯自然无意谢罪国民，恢复国会。但张氏讲得很明白，革命党的目的首先是去袁而代之，然后才谈得上宪政一类。联系孙中山对日本政府的许诺，可以见到孙派党人重实用不计手段的取向。后来的联军阀打军阀，以俄为师、联俄容共等，均是这一取向的发展。
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实际上脱离了中国政治和思想的主流。“再造共和”之由进步党唱主角，此即原因之一。后来北洋体系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崩溃，而国民党在改组和容共时吸收了不少受新文化运动熏染的边缘知识青年，并以“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口号传承了“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五四口号，才渐从边缘回到中心。但勉强统一全国后，对文化教育阵地却也只能以“党化”的方式来占领，亦良有以也。
鲁迅曾道：“说起民元的事来，那时确是光明得多。那时我也……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一到二年……之后，即渐渐坏下去。”“其实这不是新添的坏，乃是涂饰的新漆剥落已尽，于是旧相又显了出来。……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注：《鲁迅景宋通信集》，21～22页。）。“二十一条”时期反日运动的大风，因国耻起而维国信，复由外及内，恰吹散了国人对“共和”的期望，凸显了政体转换未能解决的问题。中国的国信虽仍待立，袁政府的民信实已大坠。从这个角度看，可以说“二十一条”时期的反日运动正是承辛亥革命启五四运动的转折点。
（原刊台北《新史学》，3卷3期，1992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