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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李伯元、吴趼人这样的职业小说家相比，刘鹗写《老残游记》只能算是客串。但正是刘鹗一时兴起留下的笔墨，却以独特的立意和优美的文字，使晚清小说达到一个新的境界。
刘鹗（1857－1909），字铁云，江苏丹徒（今镇江）人。他出身于官宦世家，个性放旷不羁，注重学习实用的学问，如治河、算学、医学、兵学等，唯独不喜欢八股。二十四岁时，刘鹗到扬州拜太谷学派的传人李龙川为师，接受了“尊良知，尚实行”的观念，确立了“以出世之心做入世的事业，于拯民于水火中而得解脱”的人生理想。1887年，刘鹗在河南和山东投效河工，治理黄河，显示了卓越的治河才能，并被保举以知府任用。
甲午战争之后，刘鹗痛感国弊民穷，力主实业救国。他积极倡导引进外资，修筑铁路，开发矿山，但受到旧官僚的激烈反对和排挤，被人骂作勾结洋人的“汉奸”。庚子事变，北京被八国联军占领，陷入饥荒。刘鹗慨然筹资进京，赈济饥民，掩埋死者，救助官员。其后，刘鹗在南方积极兴办实业，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1908年，刘鹗以“勾结洋人，盗卖仓米”的罪名被逮捕，发配新疆，第二年病逝。
作为一个思想开明、勇于进取的实业家，刘鹗的作为在当时不能被人理解，事业屡屡失败。他在《老残游记·自序》中说：“吾人生今之时，有身世之感情，有家国之感情，有社会之感情，有种教之感情。其感情愈深者，其哭泣愈痛：此鸿都百炼生所以有《老残游记》之作也。”所以，《老残游记》是他痛惜家国之命运，希望唤醒民众、补救残世的“哭泣”之作。
小说以一个摇串铃的走方郎中老残为主人公，记述他在中国大地上游历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第一回是全书的总纲。作者所写一只在洪波巨浪中行将沉没的大船，便是中国的象征；老残送去“最准的向盘”，却被当作“汉奸”赶下船，正表现了他对中国命运的担忧和自己理想不得实现的痛苦。
《老残游记》也像其他谴责小说一样，批评晚清社会的腐败，但视角更为独特，着重揭露“清官”之恶。刘鹗成功塑造了两个“清廉的格登登的”酷吏形象：玉贤、刚弼（以毓贤、刚毅为原型），他们肆意残害百姓，滥杀无辜。刘鹗评论道：“赃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清官则自以为我不要钱，何所不可，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把批判的矛头直指封建政治的统治支柱，可谓切中要害。
刘鹗还刻画了一个“好官”的形象：张宫保（以山东巡抚刘曜为原型）。他求贤若渴，却昏谬无能，纵容“清官”肆虐；还轻信书生愚见，造成黄河决口，使数十万生灵涂炭。刘鹗写道：“只因但会读书，不谙世故，举手动足便错……天下大事，坏于奸臣者十之三四，坏于不谙世故之君子者，倒有十分之六七也！”从更深处揭示了晚清官场无可救药的沉疴痼疾。
刘鹗不是职业小说家，但他在小说艺术上的贡献却绝非李伯元、吴趼人等可比。在叙事模式方面，小说成功地实现了从说书人叙事向作家叙事的艰难转变，体现出浓郁的主观感情色彩，作家的创作个性和主体意识得到了充分展示。
《老残游记》的描写艺术从它一问世就受到了人们的称赞。胡适先生对它的推崇最为热烈：“无论写人写景，作者都不肯用套语烂调，总想熔铸新词，作实地的描画。”鲁迅先生则冷静地称此书“叙景状物，时有可观”。的确，在小说中，无论是景色描写，还是形象刻画，无论是心理活动，还是气氛渲染，刘鹗的文笔都举重若轻，清新朴素，情境逼真，气韵生动。书中关于音乐的两段描写，即白妞说书和玙姑奏琴，尤其受人称道，堪称精妙绝伦，实在是中国语言艺术的瑰宝。
《老残游记》二十回，于1903年8月首次在《绣像小说》上连载。此后，又重新在天津《日日新闻》报上逐日连载。1907年，刘鹗又写了《老残游记续集》，共九回，于同年7月也在天津《日日新闻》报上连载。1929年，在刘鹗家中，又发现了《老残游记》的十五张残稿，仅四千七百多字，这就是《老残游记外编》。此次出版，我们以天津《日日新闻》本为底本，参校亚东图书馆本，并参考了其他通行本，进行整理，特此说明。
中华书局编辑部
20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