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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章回体的白话通俗小说，往往是以“话说”开头，以“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结尾，中间还时不时加上些诗词。这种唯有中国所独有的小说形态，正说明了我国小说的渊源——说书。如果没有宋代说书艺人的奇思妙想和巧舌如簧，很难想象《三国》《水浒》能如此精彩绝伦。而说书人口中滔滔不绝的故事又是如何记录、整理、加工、修订而最终成为历经千百年而不衰的文学作品的呢？您面前的这部清代后期的小说《三侠五义》就是一块“活化石”，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它“说书—话本—小说”的层层演进成型的全过程。
话说清道光年间，北京城里来了一位技艺高超的说唱艺人石玉昆，他表演的“包公案”内容丰富、精彩动人，一时风靡了北京城，不论是贵族阔老，还是贩夫走卒，都被他吸引住了。这“包公案”正是我们今日所见的《三侠五义》的雏形。
石玉昆字振之，天津人。从现有资料看，他在闯京城说“包公案”时，对以前的各种包公故事传说，不论是书面上的野史笔记和小说，还是舞台上的戏曲、说唱，都进行过一定的研究，因而他说唱的包公故事就显示了较为完整、重点突出、故事定型等显著特点，为此后人们对包公故事的认识和了解提供了来源。由于石玉昆对包公故事进行了融汇和创新，加上讲唱技艺的不同凡响，使他卓然成家，誉满京城数十年。
由于石玉昆出色的表演，当时就有人把说唱内容记录下来，抄录成《龙图公案》唱本。同治年间，有个问竹主人，将《龙图公案》唱本“翻旧出新，添长补短……取名曰忠烈侠义四字，集成一百二十回”。同治十年（1871）春天，又有一个入迷道人从问竹主人那里借来一部抄录，于光绪元年（1875），重新“校阅”，“另录成编”。至光绪四年（1878）冬，有一个退思主人从入迷道人处借走此书，“爱不释手”，不忍独美，索性“付刻于珍版”了。于是，光绪五年（1879）初秋，北京聚珍堂用活字版推出了这部一百二十回的《忠烈侠义传》，又名《三侠五义》。封面题有“石玉昆述”四字，大概为了显示此书渊源，也为了宣传推广之用吧。可惜对于问竹、入迷、退思三位成书功臣的姓氏生平，书上只字未提，我们也就一无所知了。
《忠烈侠义传》一经问世，即畅行北京，几年之内，多次再版。号称据石玉昆原稿本出版的《忠烈小五义》、《续小五义》也相继出笼，流行北方地区。而此书在全国形成广泛影响，还要归功于晚清鸿儒俞樾。光绪十五年（1889），俞老先生读到《三侠五义》后，大为赞赏，叹为“如此笔墨，方许作平话小说；如此平话小说，方算得天地间另是一种笔墨”。当然，他对此书又有些挑剔，于是技痒难耐，起而参与改订，“援据史传，订正俗说”、“改题《七侠五义》，以副其实”。
光绪十六年（1890），上海广百宋斋出版了俞曲园老人的《七侠五义》。此后，江南读书风气竟为之一变，公案侠义小说一时取代言情小说，成为小说创作与出版的主流。以此为发端，全国范围内，陆续出现了百十种诸家公案，形成了一股公案侠义小说的狂潮。直到清末民初，旧派武侠小说霍然崛起，公案侠义小说才渐渐走向沉寂。
《三侠五义》是一部雅俗共赏的侠义小说作品。小说的主人公，那些智勇双全、义薄云天的侠客义士，都被赋予了撼人心魄的力量，令读者欲罢不能。鲁迅先生对此也给予了由衷的赞叹：“独于草野豪杰，辄奕奕有神，间或衬以世态，杂以诙谐，亦每令莽夫分外生色。”这也正是《三侠五义》流行一百多年来始终深受各阶层人士、尤其是平民百姓喜爱的主要原因。而其酣恣淋漓又点染细腻的文笔，更是历来为人们所推崇，使得《三侠五义》成为清代公案侠义小说的代表作品。
我们此次整理《三侠五义》，以聚珍版原刊本《忠烈侠义传》为底本，校以《龙图公案》和《七侠五义》，采用最流行的《三侠五义》作书名。我们的目的，只是想把这部流行了一百多年的小说原汁原味地奉献给今天的读者，让看惯了电视、读惯了晚报的人们也能欣赏到这“天地间另是一种笔墨”的妙处。
中华书局编辑部
2013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