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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是一部经过宋元两代数百年的酝酿、积累而最终完成的长篇历史小说。它和《三国演义》不同，不是通俗化的历史教科书，而是一部集合了无数英雄好汉生生死死的悲壮故事、凝聚了无数中国人的理想、感情和才思的英雄传奇。
书中描写的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反抗官军、杀富济贫的故事是有历史根据的。宋宣和年间，“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拒者”（《宋史·侯蒙传》）。此事在当时朝野上下引起极大的震动。在民间，有关宋江好汉的传闻轶事更是喧腾众口，流传不息。宋代的说书人热衷于水浒故事，留下了《青面兽》、《花和尚》、《武行者》等说书名目。到了元初，更有《大宋宣和遗事》话本传至今日；戏曲家们则把水泊梁山搬上了舞台，现存的还有《李逵负荆》、《宋公明劫法场》、《燕青博鱼》等杂剧。正是这些民间传说、说书、戏曲的不断创造，为长篇小说《水浒传》在元末明初的诞生奠定了丰厚的基础。
写小说的作者是谁？这实在是一个至今难以解开的谜。有人说是罗贯中，有人说是施耐庵，更多人认为《水浒传》是罗、施二人合作完成。这个难题只能留待以后再考证了。
《水浒传》的故事可以以宋江受招安前后分成两个部分，受招安前是梁山英雄发展壮大、对抗朝廷的过程，受招安后是起义军为国尽忠、损失殆尽的悲剧。贯穿始终的，是一种在特殊历史环境下的“忠君报国”思想，和具有浓重平民色彩的英雄主义精神。
北宋宣和年间，国家贫弊，政治腐败，外寇不断，内乱四起，忠臣义士走投无路，平民百姓难以自存。宋江、林冲、武松等揭竿而起，与其说是被逼无奈、自求生存，不如说是对罪恶现实的最激烈的反抗。他们树起“替天行道”的大旗，惩治贪官污吏，攻杀恶霸豪强，用暴力来维护广大百姓所认可的社会正义。因此，明代思想家李贽热烈地称赞道：“水浒之众皆大力大贤、有忠有义之人。”“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是他们忠义的准则，所以，一旦皇帝招安，宋江便满心欢喜，率领部下为国征战，最终伤亡殆尽、身死非命仍无怨无悔。这种“忠君报国”的思想正是《水浒传》作者努力鼓吹、推崇的。
而在每一个好汉个人身上，支配其行为的则是凝聚着平民道德倾向的英雄主义精神：嫉恶如仇，杀富济贫，急公好义，尚武疏财等。这些品质正是当时社会平民百姓所景仰的最高的道德境界。正因如此，李逵、林冲、鲁智深、武松才会这样受人喜爱，被李贽看作“活佛”、“上上人物”。
《水浒传》在艺术上达到的成就是空前的。它给人印象最深刻最强烈的，是塑造了一大群性格鲜明、光彩夺目的传奇英雄。读着小说，果敢刚烈的武松，忠勇莽直的李逵，粗鲁质朴的鲁智深，悍勇精明的石秀，仗义干练的宋江等会在你眼前活起来。清代评论家金圣叹说：“《水浒》所叙，叙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诚如斯言！
《水浒传》的语言也堪称炉火纯青。它继承了宋元话本的传统，以北方方言为基础，锤炼出生动的、极富表现力的、异常丰富多彩的文学语言。叙述情节时，它平实朴素，用白描手法勾画，在具体细节上雕琢；在人物对话上，则突出其个性，使人物的语言与性格、身份、地位、处境相协调，往往是一句话、一个词便画龙点睛地揭示出人物的精神风貌。
《水浒传》在问世之后的几百年间广为流传，深受人们的喜爱，多次出版，因而版本十分复杂。概括地说，有繁本和简本两大系统。繁本的文字丰富多彩，文学价值明显高于简本。目前我们读到的《水浒传》一般多是根据繁本整理的。
一九九七年，我们出版了由李永祜先生整理的《水浒传》，它是以北京图书馆所藏《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容与堂刻本为底本进行整理的。此次出版，我们征得李先生的同意，删去了评语和校记，保留了全部小说原文。在此，我们再一次对李先生杰出的工作表示感谢。
中华书局编辑部
200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