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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韬》《鬼谷子》的导读
熊建平 谷振诣
《六韬》的政治与兵学思想
《六韬》是中国古代一部著名的兵书，同时也是一部非常重要的先秦典籍。在北宋时期，它一度被列为《武经七书》之一，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该书旧题为姜太公吕尚所撰，但据历代学者考证，它显然不是殷周时期的作品，今天的学者普遍认为，从书中所表现出的儒、法、道杂糅，以及大量讨论骑兵战术等情况可以大致判断，该书著作年代为战国晚期，是一部战国晚期才出现的托名之作。由于时代久远，该书的真实作者已经无从知晓，大抵我们只能视之为无名氏的作品。
《六韬》共分为“文韬”“武韬”“龙韬”“虎韬”“豹韬”“犬韬”六个部分内容。全书共6卷60篇，均以姜太公同文王、武王问答的形式写成。“六韬”之“韬”，与“弢”字相通，原指“弓套”，因为含有深藏不露之意，故而可以引申为谋略。所谓“六韬”，可理解为六大类的战争谋略。
《六韬》的传世版本有不少，其中比较重要、被广泛采用的是《武经七书》本（即本书所采底本）。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中出土了竹简本《六韬》，虽然残损严重，但也为我们提供了不少相关《六韬》古本的重要信息，在贡献了重要的文献学价值的同时，也有力地证明了《六韬》本是先秦时期就已诞生的兵书。
《六韬》是一部系统探讨军事问题的兵学著作，我们需要更加关注的当然是该书系统而深刻的政治思想和兵学思想，尤其是兵学思想。《六韬》中儒家、道家、法家等重要学派的思想，都或多或少地述及一些。这种情况是战国中后期各学派之间相互颉颃、相互交流的结果，体现了特定历史时期学术发展及学术兼容的时代特征，同时也充分说明了该书所含思想的深刻性和系统性。
《六韬》中有一句千古名言：“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这种思想似乎源自儒家的“民贵君轻”，但是又有很大发展。因为“民贵君轻”毕竟还是停留在身份地位的贵贱比较，而“天下非一人之天下”的观点，已经多少触及到政权的归属问题，乃至政权的合法性问题。所以，这句话在当时就具有振聋发聩的效应，也对后世产生了久远的影响，经常为人们提及。
《六韬》中还有一系列“爱民”的政治主张，充分体现出其政治思想和战争观的进步性，同时也将政治与军事的关系问题引向深入。在《文韬·国务》中，作者指出：“故善为国者，驭民如父母之爱子，如兄之爱弟。见其饥寒则为之忧，见其劳苦则为之悲。赏罚如加于身，赋敛如取已物。此爱民之道也。”作者认为，只有充分考虑到人民的利益，将人民的利益放在首要地位，甚至像爱护自己的父母和兄弟一样，才能够获得最为广泛的支持，获得战争的胜利。而这无疑是进步而又高明的战争观，很好地诠释了“利天下者，天下启之”（《武韬·发启》）的道理。
《六韬》的战略思想也非常精彩。《六韬》继承了《孙子兵法》“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主张通过积极的政治、经济和外交等手段，来实现“全胜不斗，大兵无创”（《武韬·发启》）的全胜。这种全胜，付出的代价最小，得到的回报最多，但它不是轻易得到的。作者认为，要想实现这种全胜，必须要有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作后盾，故此需制定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政治和经济措施，走富国强兵之路，为达成全胜打下扎实的基础。比如作者的“三宝”思想，主张对农、工、商都给予足够的重视，不断地发展经济实力，打牢物质基础。作者的爱民思想，其实也是在为其全胜战略打牢政治基础。此外，作者还主张做好与诸侯的外交，一方面发展壮大同盟力量，一方面努力分化、瓦解和离间敌人，这就是著名的“文伐”十二法。而这其中表现出的杰出的外交和情报思想，也可视为其全胜战略思想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兵不接刃而敌降服”（《龙韬·立将》）的全胜，是《六韬》孜孜以求的最高战略目标，但终究还是难以轻易实现。通过战场上的实兵作战打败敌人，实现己方的战略意图，才是战争的常态。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更适合作为一种理想状态。《六韬》作者显然非常明白这个道理。从《武韬》开始，作者花费大量笔墨，讨论如何在战场通过合理的战术击败敌人。和前面所述全胜战略思想一样，这些精彩的战术思想同样是《六韬》兵学思想中非常宝贵的内容。
《六韬》中探讨了遭遇战、运动战、袭击战、突围战等多种战法，阐述了四武冲阵、鸟云之阵等多种作战阵型，对部队在各种地形条件下宿营和作战的注意事项进行了分析，对步兵、骑兵、车兵等各兵种的作战方式进行了讨论。与此同时，作者还花费了不少笔墨探讨部队司令机关的建设之道，讨论了不同兵种之间的协同作战，介绍了机密情报的传送方法，也对治军之道、人才选拔、兵器制造等有不同程度的讨论。所以，《六韬》的兵学思想和战术思想是非常丰富的，对丰富和发展古代作战理论和战争指导思想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同时也为我们留下了相关古代历史，尤其是战争史的丰富而宝贵的资料。
值得注意的是，《六韬》对于如何反败为胜进行了很多论述，探讨了在兵力处于劣势或军队处于困境的情况下，防止军队溃败和败中求胜的方法。尽管其中存有不少理想化成分，不能完全应用于战争实践，但毫无疑问的是，作者这些可贵的探讨，是对古代战争理论的重要补充，为《孙子兵法》等其他兵书所不及，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
《鬼谷子》的作者史考与纵横理论
在群雄攻伐的战国时代，纵横家提出了两种政治外交策略：一，站在秦国谋求统一天下的立场上，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对其他六国各个击破，称之为“连横”；二，站在六国谋求生存和自保的立场上，采取“约纵散横”的策略，使六国结成同盟共同抵御秦国，称之为“合纵”。《韩非子·五蠹》：“从（纵）者，合众弱以攻一强也；而衡（横）者，事一强而攻众弱也。”合纵与连横是两种针锋相对的进攻与防守战略。
张仪、范雎、蔡泽是操控连横的行家，苏秦、苏代、公孙衍则是操控合纵的高手。《孟子·滕文公下》：“景春曰：‘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息。’”《淮南子·要略》：“六国诸侯，溪异谷别，水绝山隔，各自治其境内，守其分地，握其权柄，擅其政令，下无方伯，上无天子，力征争权，胜者为右，恃连与国，约重致，剖信符，结远援，以守其国家，持其社稷，故纵横修短生焉。”《史记·苏秦列传》：“苏秦者，东周洛阳人也，东事师于齐，而习之于鬼谷先生。”《史记·张仪列传》：“张仪者，魏人也。始尝与苏秦俱事鬼谷先生学术。苏秦自以不及张仪。”鬼谷子是苏秦和张仪的老师，《鬼谷子》的初版很有可能是鬼谷子在传授纵横理论时所使用的讲义。也因此，鬼谷子被视为纵横家的鼻祖。
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指》列出的先秦诸子之学有：阴阳、儒者、墨者、法家、名家、道家。东汉的班固，根据西汉末年刘向和刘歆的分类，在《汉书·艺文志》中将先秦诸子之学扩展为十家：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十家”中没有兵家，因而在汉代，纵横家的学术地位高于兵家。
以汉代学者的学术眼光看，纵横家属于先秦子学之一，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汉书·艺文志》列出的纵横家的著作目录中没提到《鬼谷子》，所列出的著作绝大多数已经失传。假如《鬼谷子》是先秦的作品，其作者鬼谷子则是先秦诸子中的第一隐士。
证明鬼谷子为隐士的理由是：《鬼谷子》论述的纵横学说，在传统社会属于可做而不可说的学问。据《韩非子·难一》记述：城濮之战前，舅犯主张用诈，雍季反对用诈，晋文公用舅犯谋败楚，归而论功，雍季在舅犯之上。舅犯说：“繁礼君子，不厌忠信；战阵之间，不厌诈伪。”实际作战可以用计使诈，朝堂论功行赏断然不可以鼓励使诈。做一套，说一套。考虑到写这本书会留下千古骂名，谁还敢用真名实姓来发表呢？所以，作者用了一个让你永远无法知道他是谁的笔名。今天看来，作者的目的达到了，我们根本不知道他是谁；作者的预测也兑现了，从汉唐到宋明清，痛斥《鬼谷子》的声音不绝于耳。
证明鬼谷子为先秦诸子第一隐士的理由是：对非常有名气或者非常有争议的人来说，与他相关的真实的事情知道得越少，与他相关的传说就会越多，二者是成反比的。比如，与老子相比，有关孔子的真实事迹我们知道得多一些，相应地，与孔子相关的传说就比老子少得多。据台湾学者萧登福先生考证，在两汉的文献记载中，鬼谷子是纯粹的纵横家之祖，人们对他的乡里族姓一无所知。从东晋王嘉的《拾遗记》开始，有了鬼谷子的传奇，五代十国时后蜀的杜光庭，在《录异记》中把鬼谷子描写成“真仙”。到宋明时期，鬼谷子的离奇传说蜂起，他是谋略家、兵法家、神仙家、命相家等。在《东周列国志》和《薛丁山征西》等通俗小说中，鬼谷子更是名声大作（萧登福《鬼谷子研究》，台北：台湾文津出版公司，1985年）。与先秦诸子相比，鬼谷子的传说最多、最离奇。由此反证，人们对鬼谷子真实事迹知道得最少。
判定鬼谷子为诸子第一隐士，最关键的是《鬼谷子》是不是先秦的作品。《柳河东集·鬼谷子辩》：“《鬼谷子》要为无取，汉时刘向、班固录书，无《鬼谷子》，《鬼谷子》后出，而险盩峭薄，恐其妄言乱世，难信。”以“刘向和班固录书无《鬼谷子》”推论“《鬼谷子》后出”，必须假设：刘向和班固收录了历史上所有著作的书目，而且不存在同书而书名和作者不同的情况。这一假设难以成立。据著名目录学家余嘉锡考证，今本《鬼谷子》是《汉书·艺文志》所列的《苏子》32篇中的一部分（余嘉锡《古书通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43-46页）。
《鬼谷子》一书最早见录于《隋书·经籍志》：“《鬼谷子》三卷，皇甫谧注。鬼谷子，周世隐于鬼谷。《鬼谷子》三卷，乐壹注。”最早引用《鬼谷子》的是西汉刘向的《说苑·善说》：“鬼谷子曰：‘人之不善而能矫之者，难矣。说之不行，言之不从者，其辩之不明也；既明而不行者，持之不固也；既固而不行者，未中其心之所善也。辩之、明之、持之、固之，又中其人之所善，其言神而珍，白而分，能入于人之心。如此而说不行者，天下未尝闻也。此之谓善说。’”刘向用这段引文定义本篇的关键词“善说”，这证明西汉时期就有《鬼谷子》这本书。
但是，这段引文却不见今本《鬼谷子》。对此有两种解释：今本《鬼谷子》中的《转丸》和《胠乱》两篇已失传，《持枢》很短，疑其残缺。在残缺不全的《鬼谷子》中找不到刘向的引文是正常的；另外，今本《鬼谷子》有两个源流，一个是正统道藏本，另一个是清初钱遵王据宋本传录而来的述古堂钞本。前者只《内揵》一篇便脱去正文和注文共四百余字。刘向引文所依据的版本与今本不是同一个源流，这也是很有可能的。
由于《鬼谷子》以作者的人名为书名，其书与其人的相关性就很大。在汉代，除司马迁提到鬼谷子外，扬雄《法言·渊骞》：“或问：‘仪秦学乎鬼谷术，而习乎纵横言，安中国者各十余年，是夫？’曰：‘诈人也。圣人恶诸。’”王充《论衡·答佞篇》：“苏秦、张仪纵横习之鬼谷先生，掘地为坑，曰：‘下说，令我泣出，则耐（能）分人君之地。’苏秦下说，鬼谷先生泣下沾襟。张仪不若。”从汉代学者的记述看，先秦有名叫鬼谷子的人。
清嘉庆十年（1805）江都秦恩复刻本《鬼谷子》，有上、中、下三卷，现存15篇，正文不算标点、标题和注释，约有7850个字。基于汉代学者对《鬼谷子》的引用和对鬼谷子的记述，我们相信《鬼谷子》是先秦的作品，作者是鬼谷子，《鬼谷子》是纵横家独存的子书。
先秦哲学关注的主要对象是人的生存和秩序，而不是物的存在和本原。诸子之学具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希望人能快乐幸福地生活。人生存在特定的组织（如家庭组织）和社会秩序中，人与人之间、家与家之间乃至国与国之间的冲突和争斗是导致痛苦和不幸的重要根源，于是，如何控制和解决人类行为的冲突，就成了先秦诸子思考的主题。
儒、道两家从防患于未然，也就是从预防冲突发生和尖锐化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讲的是应该如何的道理。比如，《论语·颜渊》：“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克己复礼”就是靠人的意志力控制自己的欲望和情感，使自己的行为符合礼的规范。为什么要这样呢？《论语·学而》：“礼之用，和为贵。”“和”就是和谐，和谐就是把有贫富贵贱、男女老幼等差别的人纳入礼的秩序，防乱于未然。
欲望是行为的第一动力。如果我们什么都不想要，大脑就会处于休眠的状态，什么也不想，人的情感也会无动于衷。有了想要的东西，大脑才会被激活，理智才会出来帮忙，并按着自己所确信的真理而行动，以便达到预期的目标。如果愿望实现了，人就会快乐，否则就会感到痛苦。欲望、理性和情感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支配着人的行为。如果人的行为单纯受欲望驱使，人就会变成野兽；如果人的行为单纯按理性行事，人就会变成机器；如果人的行为完全受情感支配，人就会变成疯子。
儒家强调意志力的培养，靠人的意志力对欲望和情感进行合理的节制，这对控制人类行为的冲突、防乱于未然具有重要的作用。道家则有所不同，《老子·四十六章》：“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老子用釜底抽薪的办法来减损人的欲望，欲不欲，为无为。如果人的欲望得到消解，就用不着靠意志力来进行克制了。所以，《老子》试图从根上解决问题。因而，道家思想比儒家更加理想化，或者说儒家是入世的哲学，道家是出世的哲学。
然而，无论我们从防患于未然的角度做出多大努力，人类行为的冲突总是不可避免的。一旦发生冲突和战乱，儒家和道家就会退居幕后，纵横家和兵家就该出场了。
解决冲突和摩擦的常规手段是沟通、磋商、说服、谈判、调解等，统称为“游说”。假如通过游说的最大努力仍然不能解决问题，冲突尖锐化的结果就是战争，有了战争，孙子兵法便有了用武之地。战争是解决冲突的非常规手段，迫不得已才用的手段。纵横家和兵家不关心人应该怎么做，关心人正在做什么，直面现实的冲突或战争，用尽各种可能的手段来化解危机，或打赢战争。简明地说，纵横术就是在不诉诸武力的前提下，以言辞和谋略为手段，动之以形势，诱之以利害，通过调动人的行为来化解冲突和危机。《鬼谷子》讲的就是如何借助言辞和谋略对人的行为进行操控的理论。
好比学武术，既要学套路，也要练内功。《鬼谷子》的上、中两卷教的是游说的套路，讲的是游说的原理、方法和技术。了解天下局势的兴衰和人主内情的隐匿动静是游说必须获取的第一手资料，因而《鬼谷子》把量权与揣情视为“谋之本也，而说之法也”（《揣篇》）；游说以进言献策为职业，若要对方言听计从，就必须获得对方高度的信任，使双方的信任达到“出无间，入无朕，独往独来，莫之能止”的程度（《内揵》）；计谋生于有隙，“自天地之合离终始，必有巇隙，不可不察也”（《抵巇》），“墙坏于其隙，木毁于其节”，有隙则有变，故言“变生事，事生谋，谋生计”（《谋篇》）。计谋用于无隙，“计谋之用，公不如私，私不如结，结比而无隙者也”（《谋篇》）；计谋的运作是通过调动对方的行为来完成的，“审其意，知其所好恶，乃就说其所重”（《飞箝》），“摩之以其欲”、“摩之以其类”，“如操钩而临深渊”（《摩篇》），调动役使对方的行为；智泽于内，言溢于外，内设计谋，外陈言辞，言辞的使用是纵横家最重要的职业技术。出言举事，若能“睹要得理”，又能“参调而应，利道而动”（《权篇》），便能繁辞烂然而不乱其理，翱翔翻飞而不迷其道，变易改常而不害其事。
如何进行量权揣情？如何获得对方高度的信任？怎样才能洞察几微之变、因化说事、通达计谋？怎样才能调动役使对方的行为？怎样才能使对方言听计从？怎样才能做出英明果断的决策？这些都是上、中两卷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下卷教的是练内功的方法，讲的是如何充盛精气神和锤炼心理素质的方法。比如，“本经阴符七术”教人模仿六种聪明的动物和一种有灵性的神草来充盛自己的精气神，以及如何高效率地运用自己的精神力。《鬼谷子》认为人的欲望、理智、情感是相互影响的。比如，说到欲望与理智的关系：“欲多则心散，心散则志衰，志衰则思不达。故心气一则欲不徨，欲不徨则志意不衰，志意不衰则思理达矣。”（《本经阴符七术·养志法灵龟》）；说到情感与理智的关系：“心欲安静，虑欲深远。心安静则神策生，虑深远则计谋成。”（《本经阴符七术·实意法螣蛇》）纵横家以出谋划策为职业，通过“养志”和“实意”，对欲望和情感进行合理的调控，最大限度地减少其对理智的负面影响，也就是最大限度地发挥理智的作用，使理智能穷神知化，待间而动，应于无方。
纵横家不是一般的外交官，他们的游说行为也不同于一般的说服行为，他们身处复杂的国际政治、军事斗争的旋涡之中，这种国际斗争又时常与国内的政治斗争纠缠在一起，生存环境异常险恶。司马迁称苏秦和张仪为“倾危之士”，这话一语双关。一方面可理解为他们身系一国的安危；另一方面可理解为他们自己的身家性命时刻处在危险之中。正如子贡所言：“出言陈辞，身之得失，国之安危也。”（《说苑·善说》）纵横家是在刀尖上跳舞的人，从事这种职业的风险极大，需要有过硬的心理素质，下卷中的许多内容都与训练人的心理素质息息相关。
纵横术是以言辞和谋略调动行为的艺术。在政治外交上，如果运用得好，便可“折冲樽俎之间，决胜千里之外”，它与兵法有异曲同工之妙。研究这种艺术的理论称为纵横理论，《鬼谷子》的纵横理论是处理人类行为冲突和摩擦的经典理论，它与《孙子兵法》的军事理论一样，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
本书以清嘉庆十年（1810）江都秦恩复刻本为底本，参考正统道藏本《鬼谷子》、俞樾《诸子平议补录·鬼谷子》和萧登福《鬼谷子》（台湾：金枫出版有限公司，1987年）进行校注。谨对萧登福先生致以诚挚的感谢！
（作者单位：熊建平 南京国际关系学院
谷振诣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