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仪礼》其书

《周礼》、《仪礼》、《礼记》，习称“三礼”。《仪礼》是礼的本经，故又称《礼经》，在“三礼”中，成书最早，而且首先取得经的地位。

《仪礼》本名《礼》。《汉书·景十三王传》：“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其中的《礼》，就是指《仪礼》。《汉书·艺文志》也称“礼”，不称“仪礼”。汉人还每每把《仪礼》称为《礼记》，如《史记·孔子世家》说“故《书传》、《礼记》自孔氏出”，此处的《礼记》，是指《仪礼》。《后汉书·卢植传》也称《仪礼》为《礼记》。此外，郭璞注《尔雅》称引《仪礼》文字，屡屡称其为《礼记》。这可能是《士礼》的经文之后大多附有记的缘故。何休《公羊》注引及《仪礼》经文或记，则每每混称，而不加区别。据段玉裁考证，《礼》十七篇的标题，在汉代均无“仪”字。东晋元帝时，荀崧奏请置《仪礼》博士，始有《仪礼》之名，但未成通称。如唐人张参《五经文字》引《仪礼》文字很多，但都只说“见《礼经》”。唐文宗开成年间石刻九经，《礼经》用《仪礼》之名，遂成为通称，沿用至今。

仪礼前言先秦、汉初人好以篇首之字作为篇名或书名，《仪礼》十七篇的首篇为《士冠礼》，故又摘其篇首之字而名之为《士礼》。有的学者认为，《士礼》的名，当由内容而起，因为此书所记，以士的礼仪为主。

汉代《仪礼》的传本有大戴本、小戴本、刘向《别录》本等几种，都将《仪礼》十七篇分为冠昏、朝聘、丧祭、乡射等四类，但只有《士冠礼》、《士昏礼》、《士相见礼》三篇的次序完全相同，其余各篇则不尽相同。几种传本的次序，以戴德本最为合理，此书以冠、昏、丧、祭、乡、射、朝、聘等八大纲为序排列各篇，《丧服》一篇相传为子夏所作，故列在最后。刘向《别录》本则以有关冠、昏、乡、射、朝、聘的十篇居先，有关丧、祭的七篇列后，可能是前十篇为吉礼，后七篇属凶礼，全书依吉、凶、人神为序。戴圣本所定次序最乱，似无条理可寻。郑玄注《仪礼》，鉴于二戴本“尊卑吉凶杂乱”，刘向《别录》本“尊卑吉凶次第伦序”，所以采用的是刘向《别录》本。1957年，甘肃武威磨嘴子6号汉墓出土一批西汉晚期抄写的《仪礼》竹、木简，共496支。据简的形制及内容，可以分为甲、乙、丙三种文本。甲本木简包括《士相见》、《服传》、《特牲》、《少牢》、《有司》、《燕礼》、《泰射》等七篇；乙本木简只有《服传》一篇；丙本为竹简，仅《丧服》一篇。从文字上看，丙本的《丧服》为单经本，甲本和乙本的《服传》为单传本，与今天所见经、传合一的文本不同，证明西汉时经文和传文是各自独立成书的。

据《汉书·艺文志》，汉代的《仪礼》有古文经和今文经两种，古文经是用先秦古文字书写的，今文经则是用汉代通行的隶书书写的。《汉书·艺文志》目录有“《礼古经》五十六卷，《经》七十篇”，前者为古文，后者为今文。所谓《礼古经》，出于鲁壁中，有五十六篇。“《经》七十篇”，指高堂生所传的十七篇《士礼》，“七十”乃“十七”之误倒。今文经只有十七篇，比古文经少三十九篇。今、古文《仪礼》都有的十七篇，内容基本相同，仅文字上有差异，因此，《仪礼》实际上无所谓今古文的问题。古文经多出的三十九篇不在当时通行的礼经之中，所以人们多不传习，后来渐渐失传，人们称之为“逸礼”。《周礼》、《礼记》的郑玄注，以及其他一些古书的注中，曾提及《天子巡狩礼》、《朝贡礼》、《烝尝礼》、《王居明堂礼》、《古大明堂礼》等篇名，王应麟认为就是三十九篇“逸礼”之属。元儒吴澄又将这些文字分类汇辑，附在《仪礼》各篇之后。有学者认为，三十九篇“逸礼”传授不明，又无师说，可能是子虚乌有之物。清人邵懿辰认为，后人所引及吴氏所辑，内容与十七篇所记不相类，文字也不古朴，可能是后人的伪作。

关于《仪礼》的作者与成书年代，学术界的看法一直有分歧。古文经学家认为出于周公，今文经学家认为出于孔子，古代学者大都踵此二说。如崔灵恩、陆德明、贾公彦、郑樵、朱熹、胡培翚等均持周公手作说。《礼记·明堂位》说：“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他们认定，周公所制之“礼”，就是《仪礼》、《周官》等书，是周公损益三代之制而成；《仪礼》词意简严，仪节详备，非周公不能作。司马迁、班固等则认为《仪礼》是孔子慨叹周室衰微，礼崩乐坏，乃追迹三代之礼而作。《礼记·杂记》记载，恤由死后，鲁哀公派孺悲到孔子处学习士丧礼，皮锡瑞《三礼通论》、梁启超《古书真伪及其年代》据此认为，这是孔子作《仪礼》的明证，进而推定其余十六篇也是孔子所作；此外，《仪礼》的文字风格与《论语》颇有相同处，内容也与孔子的礼学思想相一致，例如孔子很重视冠、昏、丧、祭、朝、聘、乡、射等八礼，而《仪礼》十七篇所记正是这八种礼仪。邵懿辰等断言，《仪礼》并非因秦火而残缺，而是孔子用以教弟子的原典，十七篇已足以总揽礼的大纲。清人崔述《丰镐考信录》则说：“今《士丧礼》未必即孔子之所书。”从周代金文以及《尚书》、《逸周书》、《国语》、《左传》、《毛诗》等文献看，周代已经出现某些比较程式化的礼仪，如冠礼、觐礼、聘礼、飨礼、丧礼等，仪节与《仪礼》所见有相同或相似之处。近人沈文倬先生认为，《仪礼》一书是公元前5世纪中期到前4世纪中期的一百多年中，由孔门弟子及后学陆续撰作的。其中有关丧礼的四篇内容相贯通，著成年代当相近，约在鲁哀公末年至鲁悼公初年，即周元王、定王之际。其说较为公允。

《仪礼》十七篇，除《士相见礼》、《大射礼》、《少牢馈食礼》、《有司彻》等四篇之外，其余各篇之末都有“记”。一般认为，记是孔门七十子之徒所作。《丧服》一篇体例较为特殊，“经”与“记”均分章分节，其下又有“传”。传统的说法认为，“传”是孔子门人子夏所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