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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孙子》的经典化：一至七 |
《孙子》的经典化，有个过程，它从众多兵书中脱颖而出，很早。我想用最简单的方式讲一下这个过程，让大家知道，《孙子》的历史地位是什么样。
为了帮助大家记忆，我用从一到七这七个数字来串连我们要讲的内容。
我们先讲“一”。兵法的源头是什么？过去，我有一个说法，“兵法源于军法”
。军法就是这个源头，这个源头就是“一”。这里，我说的军法，是军中的一切制度和规定，不光指杀人，“推出辕门斩首，军法从事”；兵法，也非泛指一切兵书，而是专指讲谋略的书。
西人所谓谋略，分战略（strategy）和战术（tactics）。战术是讲战斗的指挥艺术，战略是讲战争的指挥艺术，用下棋打比方，前者是每一着、每一步怎么下，后者是全局怎么下。克劳塞维茨说，军事艺术分广狭两种，广义的军事艺术是指组建军队的全部工作：征募兵员、装备军队和训练军队；狭义的军事艺术，则是作战方法，即部署和实施战斗的方法
。
为什么我要讲这个源头？因为大家老是忘本：一切我们称为玄妙的东西，其实都是来自最普通的东西。现在我们称作兵书的书，主要是讲谋略，即狭义的军事艺术，但它的来源却是广义的军事艺术。广义的军事艺术在哪里？在军法里。
我们不要忘记这一点。
中国早期的书是写在竹简上。竹简上的文字，很多都是官文书，都是档案，即和政府的管理活动有关。军事方面的文书也不例外。这些书，记录很具体。比如打仗，总离不开人和武器。武器要登记，有兵器簿。人也要登记，有伍籍类的花名册。这些琐琐碎碎的事情，就是军法所关心。敦煌汉简、居延汉简，都有这类东西。上孙家寨汉简，就是讲军法军令。早期文书，商周时期写在竹简上的东西，我们还没发现，但从汉代文书推想，早期的情况应该差不多。有人猜，商周时期，我们就已经有兵书，如果他指的是军法类的官文书，那还说得过去，但要说当时就有专讲谋略，专讲用兵方法，像《孙子》这样的兵书，我不相信。我相信，军法和兵法，一定是军法在前，兵法在后，就像《诗》、《书》在诸子之前。从道理上讲，情况一定如此。
战国以来，军法和兵法是并行的东西，但谁是源，谁是流，要分清。打仗，总是有兵在手，才谈得上用。军法讲什么？就是讲如何“有兵在手”。军事的第一要素是人，是人组成的军队。军队是怎么征集上来？征集上来，怎么按一定的编制把他们组织起来？各级编制有多少人？配备什么样的军官？这是第一件事。其次，有了人，还要把他们武装起来，配备战车、盔甲、盾牌和各种武器，人要吃饭，马要吃草，给养怎么解决。这是第二件事。最后，什么都有，还要训练他们，让他们上下协同，熟悉武器，熟悉号令，熟悉阵法，熟悉军中的各项规定，什么该赏，什么该罚。这是第三件事。这是用兵之前的“开门三件事”，古代和现在都离不开。军队的征集，军队的组建，军队的管理，军队的后勤保障，军队的技术训练，这些规定，统统属于军法。另外，我国军法，还有很多临时性的规定、补充性的规定，是叫军令。
早期军法是什么样？《司马法》是唯一的标本。这部书，今本是选本，只有5篇，都是讲和用兵有关的大道理，比较接近后世兵书的概念，但西汉晚期，《汉书·艺文志·兵书略》著录的《司马法》有155篇
，我们从佚文看，主要是讲军事制度。上述大道理都是从制度中抽出来的，内容侧重于治兵。我估计，早期兵法，主要就是讲治兵，用兵是从治兵发展而来，这是兵法和军法的中间环节。《司马法》的“法”，汉代《军法》的“法”，都是军法。《尉缭子》的“令”，都是军令。古书中的法令，有些还是设计出来，并未实施的东西，但它们的性质摆在那里，明显不同于专讲谋略的兵书。
现在的古书，容易造成错觉，早期军法亡佚，制度的东西不知道，好像兵法是脱离制度而独立的东西。讲兵法，我们有《孙子》、《吴子》，但早期怎么打仗，是一笔糊涂账。搞影视的人很苦恼，他们要想拍个电影、电视剧，当时人怎么打扮，穿什么，戴什么，手里拿什么家伙，不知道；怎么营兵布阵，怎么野战攻城，也不知道。有关文献，宋以前很少，全靠想象。有点文物参考，也不够用。我们的古代，成天打仗，什么玩意儿没有？但东西就是保不住。传世的东西极少，即便有点出土发现，也破破烂烂。中国军事博物馆，古代部分，我看过，文物太贫乏。我们要想找点感觉，只能看宋《武经总要》、明《武备志》，知识全是晚期的。现在研究科技史，比如火炮，就是看这两本书。
军法的存在，提醒我们，大家千万不要以为，光凭兵法就能打仗。
宋以来，兵器、制度、阵法，全是当时的，但兵法是古典的，时代有断层。但我相信，战争的基础，晚期战争必备的要素，早期战争也不能少。缺了这些，就没法打仗。
兵法不是无源之水，不是无根之木，如果把军法抽掉，编制不知道，兵器不知道，阵法不知道，什么具体东西都没有，兵法就成了游戏。
古代军法，《司马法》已残剩无几；汉《军法》，也只有佚文，很可怜
。我们只能拿晚期军事制度往上推，从考古发现找一点线索。但道理摆在那里，这样的东西是基础。
西方军事传统，他们没有像样的兵法，但推崇实力。他们重财力、重兵器、重技术、重制度、重训练，看重的正是最基础的东西。
任何兵法都离不开这些扎扎实实的东西。
“二”是说军法生兵法，兵法包括治兵和用兵。兵法，英文叫art of war，直译是战争艺术。他们的art是方法、技巧和技术，“美术”（fine art）、“武术”（martial art）和“房中术”（art of bedchamber）的“术”，全是这种东西。“兵法”的“法”和“军法”的“法”，咱们中文都叫“法”，但性质完全不一样。军法，英文叫military law，law是法规。这些法规，都是硬性规定，一条条写下来，叫人照章办事，军令如山，不能想改就改。可是兵法的法不一样。它是指挥艺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要的就是不循常规，不依常法。
李小龙，截拳道，下手特别狠，出脚特别快。他在香港拍电影，不幸短命夭殇，死葬西雅图，我曾两次凭吊。他的墓碑，上面有两行字，“以无限为有限，以无法为有法”。中国兵法，靠的是“兵不厌诈”。“兵不厌诈”，就是无法之法。如果照字面直译，“用兵最讲用诈，诡诈越多越好”，似乎不能曲尽其妙。我以为最好的翻译是“没有规则，就是唯一的规则”。
军法和兵法，正好相反。军法讲的是法度，兵法讲的是兵无常法。现在称为兵法和兵书的东西，名称很模糊，其实，它是以谋略类的兵法为主，军法军令类的东西，有点，但保留下来，很少。
用兵的前提是治兵，治兵的结果是用兵，治兵和用兵不一样，但谁也离不开谁。
《宋史·岳飞传》，宗泽夸岳飞，说他“勇智才艺，古良将不能过”，但怕他太爱“野战”（这里的“野战”是指乱打），打起来，没有章法，“非万全计”，“因授以阵图”。你猜岳飞怎么说？他说，阵法当然要有，“阵而后战，兵法之常”，但“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怎么用，是另一回事。
兵法的特点就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它是一定基础上的胡来。没有基础不行，没有胡来也不行，和艺术的道理一样。
我要讲的“三”是先秦兵书的三大经典和三大类型。
春秋战国，国家很多，各国有各国的兵书。北方有秦、晋（韩、赵、魏）、齐、燕，南方有楚、吴、越。但成就最突出，是北方的齐、魏、秦三国。三国之中，又以齐国的兵法最发达。我有一篇文章
，就是专门讨论这一问题，《汉志》著录的兵书，差不多都谈到了，大家可以找来看。这里长话短说，我只着重说一下，先秦兵书，经历史淘汰，还剩哪几种，咱们的家底是什么。
我先说齐。
齐是周天子的舅氏，外姓中与王室经常通婚的一支。齐的开国之君是有名的太公。周文王、周武王克殷取天下，有不少外族谋士，太公最有名。传说，他在渭水边上钓鱼，“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文王思贤若渴，总算找到他，他有一肚子阴谋诡计。战国和汉代，凡讲阴谋诡计的，都拿他当祖师爷。《太公兵法》就是托名于他。这是西周时期齐国的大名人。
春秋时期，和军事有关，齐国还有两大名人，一是春秋中期，齐桓公的名臣管仲。今《管子》中的《七法》、《兵法》、《地图》、《参患》、《制分》、《九变》，原来单行，《七略》收为兵书；二是春秋晚期，齐景公手下管军事的司马穰苴，他的兵法在古本《司马法》里。
还有，就是被称为孙子的孙武和孙膑，孙武有《孙子兵法》（《吴孙子兵法》），孙膑也有《孙子兵法》（《齐孙子兵法》），都叫《孙子兵法》。孙武的活动时间是春秋末期，早一点。孙膑是战国中期齐威王时的人。
战国中期，齐威王时，齐国国力最盛，学术最发达。齐威王下令整理齐国的军法，把司马穰苴的兵法放在后面，号称《司马兵法》或《司马法》。我怀疑，《太公兵法》、《管子》中的兵法，还有《孙子兵法》和《司马法》，都是这一时期整理出来的东西。
齐国的兵法为什么发达？可能和山东人的某些特点有关。中国的文艺作品，语言是地区符号。知识分子，小白脸，娘娘腔，说上海话；做买卖的说广东话；油嘴滑舌，流氓，说北京话；老农民，说山东话、山西话、陕西话。今天的山东人，影视、相声和小品，形象是老实巴交，特别憨厚。但古人，说法不一样，“齐人多诈而无情实”（《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舒缓阔达而足智”，“言与行谬，虚诈不情”（《汉书·地理志下》）。齐人鬼大，原因有二，一是齐擅鱼盐之利，商业发达，做买卖的心眼活；二是齐为东方大国，历史悠久，文化发达，战国中期，齐都临淄是国际性的大都市，稷下学宫是国际性的学术中心，知识分子扎堆，他们的脑瓜特别灵。
兵法，是事后诸葛亮，往往是打了败仗才一个劲儿地琢磨，光会打仗写不出，没有智慧也不行。
齐国的兵法最发达，保留最多，对后世影响最大。
齐国的邻居，燕国也有一部兵书，叫《苏秦》。余嘉锡考证，今《鬼谷子》是汉代《苏秦》三十二篇中的一部分
。《苏秦》是传太公术，可以归入《太公》一系。
另外，应该说明一下，为什么我要把《孙子兵法》归入齐系统。孙武的兵法，不是应该归入吴系统吗？我把我的考虑说一下。
我有两个考虑。第一，孙武入吴，在吴做事，可以称为吴孙子，但他本来是齐人，学术渊源是齐国；第二，先秦的《孙子兵法》，本来是孙武兵法和孙膑兵法的合称，《汉志》把这本书一分为二，《吴孙子》是《吴孙子》，《齐孙子》是《齐孙子》，把他们区别开来，但他们俩是一家之人，两本书是一家之学。早期的“孙、吴之术”，“孙”是两个孙子，孙武和孙膑。
银雀山汉简《孙膑兵法·田忌问垒》篇有一条残简，说“明之吴越，言之于齐，曰智（知）孙氏之道者，必合于天地”。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老孙家的学问固然是在吴越出的名（“明”有显赫之义，这里是出名的意思），但写出来是在齐国。我一直怀疑，老孙子的东西，很可能是出于小孙子的整理，并且和小孙子的东西一起传世，就像《司马穰苴兵法》是附《古司马兵法》而传，广义的《孙子兵法》还是成书于齐国，带有齐特点，属于齐系统。
下面，再说魏。
魏是三晋之一。晋在周成王时就已立国。东周，周天子从陕西搬到河南洛阳来，是靠晋、郑保护。郑是执政大臣，在畿内有封地，春秋早期，活跃过一段，后来衰落。长期拱卫京师的，是晋国。春秋晚期，晋是北方的超级大国，楚是南方的超级大国，战车最多，军队最庞大。
岳麓书院，门口有对联，“惟楚有材，于斯为盛”。曾国藩以来的湖南，人材济济。当地特产是革命家，国民党，共产党，两边都有。但春秋时期的楚，主要是湖北一带。楚国出贤大夫，但经常叛逃，主要是上晋国。晋国是当时的“美国”。这叫“虽楚有材，晋实用之”（《左传》襄公二十六年）。春秋晚期，晋、吴是一拨，楚、秦是一拨。南北对抗，主要是晋、楚之争。
晋国很重要。
晋国的兵书有《孙轸》（先轸的兵法）、《师旷》、《苌弘》，都已失传。
战国时期是兵书的黄金时代，三晋仍很重要。早期，三家分晋，魏国最强大；中期，齐国最强大；晚期，秦国最强大。魏国曾显赫一时。
魏国的兵书，有《吴起》、《李子》（李悝的兵法）、《尉缭》、《魏公子》（信陵君无忌的兵法）。流传后世的，是《吴起》和《尉缭》。
同属三晋的韩、赵，也顺便说一下。
韩国没有兵书传世。
赵国，战国晚期，也是军事大国，它有两种兵书，一是今《荀子》中的《议兵》篇，原来也是单行，《七略》收为兵书；二是《庞煖》，庞煖是赵孝成王的将军，号称临武君。他的老师是楚国的鹖冠子。《庞煖》只有三篇，今《鹖冠子》有《近迭》、《度万》、《王
》、《兵政》、《学问》、《世贤》、《武灵王》六篇，内容是记庞子问兵于鹖冠子。庞子即庞煖（《武灵王》作庞焕，陆佃注说煖“或作焕”，但又说“庞焕盖煖之兄”）。这六篇东西，或与《庞煖》有关。
三晋之外，北方的军事大国，还有秦国。秦有《公孙鞅》（商鞅的兵法）、《繇叙》（由余的兵法），没有留下来。
楚国兵法有《楚兵法》、《景子》、《蒲苴子兵法》，也都亡佚。但《鹖冠子》，其中有谈兵的内容，如上言庞、鹖问对，还有《世兵》篇，都是谈兵，《七略》也列为兵书。
吴有《五子胥》（伍子胥的兵法），越有《范蠡》、《大夫种》（文种的兵法），都是托名吴、越两国的名人。
南方的兵书，大多亡佚。只有《五子胥》，两《唐志》还有《伍子胥兵法》，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卷六有《伍子胥水战法》的佚文。
另外，出土发现，也有一些兵书，如《吴孙子兵法》佚篇、《齐孙子兵法》（即《孙膑兵法》）、《地典》、《守法》、《守令》、《王兵》、《奇正》、《盖庐》、《曹沫之陈》等，我在《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中做过介绍
，可参看。
上面说的《议兵》，是记赵孝成王时，荀卿和临武君的辩论。这篇东西，等于一篇军事评论，它对战国的军队做了比较和总结，值得一读。
荀子是赵国人。三晋地区，儒学发达，刑名法术之学也发达。他是儒家，但不是一般的儒家，而是制度派的儒家，讲帝王术的儒家。韩非、李斯都出自他的门下。荀子老寿，活了九十多岁，整个战国晚期，他都见过。他是当时的国际学者，在临淄的稷下学宫留过学、讲过学，三为祭酒，是学宫的主持人，等于齐国科学院的院长，他还游历过秦国和楚国，东西南北，全都转过，见多而识广。
荀子的辩论对手是临武君，他和荀子辩论“兵要”。临武君推崇孙、吴之术，荀子不同意。他把古今的用兵分为三等，上等是三代的王者之兵，中等是春秋的霸者之兵，下等是战国的盗兵。他骂盗兵，但给我们介绍了这些虎狼之兵。盗兵分三等，谁最厉害？荀子的说法是，齐国的军队不如魏国的军队，魏国的军队不如秦国的军队。总之是东不如西。语云，“关西出将，关东出相”（《后汉书·虞诩传》），东边的人文化高，西边的人能打仗。
战国的兵法，情况正相反，是西不如东。孙子比吴起出名，吴起比商鞅出名。有学问才有好兵法。
上面，我们说，齐国兵法最发达。齐国兵法是以《孙子兵法》、《司马法》和《太公兵法》为代表。这三本书，又以《孙子兵法》最著名。
《孙子兵法》是讲谋略的代表，《司马法》是讲军法的代表，《太公兵法》是依托文武阴谋取天下的故事，有点像老农民听说书，把《三国演义》当阴谋诡计的教材，是更通俗也更神秘的兵法。它们是先秦兵书的三大经典，同时，也代表了早期兵书的三大类型。兵书的经典化，这三本书是核心。
魏国的兵法，《吴起》属谋略类，与《孙子兵法》齐名，《尉缭》讲制度，则和《司马法》类似，只有两个类型。
阴谋类的兵书，是齐、燕的特产。
先秦兵书，主要是这三个类型。
还有一个知识，大家应该有，是“兵书四种”。“兵书四种”就是“四”。
上面，我们讲先秦兵书，有很多种。这些兵书往下传，秦代的情况不清楚。但西汉的情况，我们知道一点。
西汉时期，官方对兵书有三次整理（《汉志·兵书略》）。
第一次，是汉初张良、韩信的整理。据说，一共有182种书，最后选了一下，留下35种。
张良是韩国贵族，热血青年，博浪一击，天下震动，是个全国通缉的要犯。他跟刘邦起事，当画策臣，经常在刘邦身边，躲在中军大帐里，拿几根算筹（急了也用筷子）为刘邦擘划，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类似诸葛亮，是个军师谋士型，专为刘邦出大主意的人。
韩信，淮阴人，出身卑贱，是亲自在前方带兵打仗，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百战百胜的布衣将军。
李靖说，上面提到的三大经典，正是二人所学，张良是学《太公兵法》，韩信是学《孙子兵法》和《司马法》（《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上）。
张良学《太公兵法》，据说是由一位号称黄石公的白胡子老头秘密传授。阴谋诡计，还是老头子会讲。《太公兵法》是《太公》三书的一部分。《太公》三书，一种叫《谋》，一种叫《言》，一种叫《兵》，《太公兵法》就是其中的《兵》（司马迁是叫《太公兵法》，见《史记·留侯世家》）。《太公》三书是阴谋大全，治国用兵，马上马下，全都涉及。他在刘邦身边当画策臣，这种兵书最有用。
韩信学《孙子兵法》和《司马法》，和他的身份也很合适。他读《孙子兵法》，是用来带兵打仗。我们读《史记》，不难发现，他对此书很熟悉。《司马法》，讲制度，对他也很有用。汉初的制度建设，靠四个人，“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史记·太史公自序》），军法是由韩信定。他读《司马法》，和制定军法有很大关系。汉《军法》，还有佚文保留，有些内容，如军制，不是讲汉代制度，而是讲先秦制度，就是抄《司马法》。司马迁所谓“申军法”的“申”，含有承继沿用之义。
总之，他们看重的还是三大经典。汉代影响最大的，其实就是这三种书，特别是《孙子兵法》和《太公兵法》。
第二次，是汉武帝时杨仆的整理。整理的起因，是吕后当政时，国家收藏的兵书，被吕家的人偷走，残缺不全。汉武帝即位后，命军政杨仆查一查，敛一敛，看看还剩多少，该补什么。杨仆整理后，写了一本目录，叫《兵录》。此书已经亡佚，书中到底有多少种，班固没有讲，只说“犹未能备”。
杨仆，《兵书略》说他的职务是军政。军政，即军正，是古代军中负责执法的官员。此人即《史记·酷吏列传》中的杨仆。汉代的酷吏是法家的嫡脉。杨仆，宜阳人，买千夫爵为吏，当过御史，当过主爵都尉。汉武帝征南越、东越，拜楼船将军，有功，封将梁侯（《史记》的《南越列传》、《东越列传》）；征朝鲜，和左将军荀彘争功，被荀彘绑起来。他们回国后，都被查办，荀彘弃市，他也是死罪，花钱赎身，免为庶人（《史记·朝鲜列传》）。杨仆什么时候当军政，《史》、《汉》二书都没讲，估计是在元鼎五年（前112年）秋汉武帝征南越之前。
第三次，是汉成帝时任宏的整理。这次整理，是由光禄大夫刘向负责，他把古书分成六类：六艺、诸子、诗赋，他自己校；兵书、数术、方技，找专家整理。兵书，找的是步兵校尉任宏。步兵校尉，是北军八校尉之一，负责戍卫京师，把守上林苑门。《汉书·哀帝纪》说绥和元年（前8年）任宏还升官当了执金吾，相当卫戍部队的总司令。这次整理的结果，写进刘向《别录》和刘歆《七略》，我们已经看不到。我们能够看到的，是《汉志·兵书略》。《汉志·兵书略》著录的兵书有56种，原来有66种。
这次整理，最值得注意，是任宏把兵书分成四种，即权谋、形势、阴阳、技巧。李靖说的“三门四种”，“四种”就是这四种（《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上）。
任宏整理的兵书，说是四种，其实是两大类。权谋、形势，讲指挥艺术，战略战术，这是一类；阴阳、技巧，讲天文、地理、兵器、武术，属军事技术，是又一类。它们的区别是什么？以后还要谈。以下各讲，我把《孙子》十三篇分成四组，第一组的三篇和权谋有关，我还要谈权谋；第二组的三篇和形势有关，我还要谈形势；第三、第四组的七篇，因为涉及阴阳、技巧，阴阳、技巧的概念，也会插着讲。这里先简单解释一下。
权谋，是讲计谋。计谋有大小，权谋是大计。大计是战略，处理的是战争全局。战争全局，和政治有关，和战前的计算和实力准备有关。战争全局，无所不包。这类兵书，带综合性，战术和技术，也有所涉及，就像医经可以包括经方、房中和神仙家说。我们说的三大经典，都属这一类，《吴起》也是。
形势，概念很复杂，暂时不往深里谈。我想用最简单的一句话，最形象的一句话，来描述形势。形势是什么？就是兵力的配方，这里多一点，那里少一点，有虚就有实，有众就有寡，怎么分配，奥妙无穷。大计和小计，权谋是大计，它是小计。形势是因敌制宜、因地制宜的各种对策，好像医生对症下药开药方。它的特点，是遇什么问题，讲什么对策，解决战斗中的实际问题。权谋讲战略，它讲战术。战术的要求，是机动、灵活、快速、多变，一是运动，路线和速度怎么样，二是打击，是不是意外和突然。诡诈，绝对不可少。先秦的形势书，多已散亡。《汉志·兵书略》的形势类有《尉缭》（三十一篇），《诸子略》杂家也有《尉缭》（二十九篇）。今本《尉缭子》是哪一种《尉缭》，一直有争论。其实，我们看原书，它是兵书，很明显。两种《尉缭子》，只剩一种，应该放在哪一类？只能是兵家。《隋志》和两《唐志》放在杂家，恐怕不对。今本《尉缭子》，后半部是讲军令。古代兵书，讲军法军令的书比较特殊，在兵书中很难归类，讲谋略，它不是；讲技术，它也不是。《司马法》，讲军法，本来在权谋类，班固觉得别扭，把它搬走，当礼书。《尉缭》，讲军令，原地不动，可能是无法转移，其他各类都不合适。我怀疑，任宏的考虑，是以军法拟权谋，军令拟形势，所以把《司马法》归入权谋，《尉缭》归入形势。其实，它并不是一般的形势家言。真正的形势家言，《汉志》中的书，一本也没留下来。我们要研究形势的概念，只能看《孙子》的有关论述。
阴阳，是数术之学和阴阳五行说在军事上的应用。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就是靠这种学问。阴阳是讲人以外的东西。比如，古代军人要学式法、风角、鸟情、五音、占星候气、推算历日、选择地形，等等，不是与天有关，就是与地有关，里面既有科学，也有迷信，是个大杂烩。现在的军事气象学、军事地理学，有关知识，属于这一类。它和一般的数术书，其实没有截然的界限，特别是讲式法、风角、鸟情、五音的书。《兵书略》的这一类，多已散亡，几乎全靠出土发现。只有《地典》，银雀山汉简有，属于亡而复出。
技巧，和人有关，和武器的使用和军事训练有关。比如城守、水攻、火攻、武术和军事体育，全都和人有关。古代武术，原来叫技击。徒手，拳击叫手搏，摔跤叫角牴。器械，有剑道和射法。军事体育，则包括射箭、投壶、蹴鞠、博弈等游戏。蹴鞠是足球，博是六博棋，弈是围棋。这类古书，年代早一点，多已散亡，但《墨子》城守各篇还在，是古技巧家说的经典之作，国内没人理，国外很重视。
任宏的分类，《别录》、《七略》的分类，《汉志》有些改动，一是把权谋类的《司马法》归入《六艺略》的礼类，改叫《军礼司马法》，不再当兵书；二是把《伊尹》、《太公》、《管子》、《孙卿子》（即《荀子》）、《鹖冠子》、《苏子》、《蒯通》、《陆贾》、《淮南王》、《墨子》中有单行本的兵书，加以省并，只保留《诸子略》中的全书；三是在技巧类加了《蹴鞠》一书。
西汉兵书，有《广武君》（李左车的兵法）、《韩信》、《李良》、《丁子》、《项王》（项羽的兵法）。李左车、韩信、张良、项羽，都是楚汉战争中的风云人物。这几种兵法，都没有保留下来。唯一保留下来的，反而是和张良有关的《黄石公三略》。张良是著名军事家，他是太公术的汉代传人。汉以来，《太公》在续写，黄石公的书也在续写。很多书都托名太公和黄石公。
任宏的分类，为我们划出了后世兵书的基本范围，也排出了四类兵书的长幼尊卑。权谋最尊，纯用古典，越古越好，后世保存最多；形势，也很重要，但不如前者，大多亡佚；阴阳、技巧，很多是随作随弃，后世保存最少。我国传统，尚谋轻技，和这种阅读结构有关。
“五”是什么？是先秦留下的五部兵书和曹操整理的五部兵书。
先秦兵书，传到西汉，主要是五部，即三大经典，《孙子兵法》、《太公》三书和《司马法》，外加《吴子》和《尉缭子》。
这一时期，诸子中的兵书，已不算兵书。
曹操整理的兵书也有五部。
东汉时期，中国社会很乱。三国，魏晋南北朝，更是天下大乱。这种乱，不是一般的乱，而是人心思乱，大家一块儿作乱。上面乱，下面也乱，里面乱，外面也乱。俗话说，乱世英雄起四方。这个时代的特点就是群雄并起，好像街头流氓火并，一定要掐出几个最大的头。《三国演义》，说破英雄惊煞人。天下英雄，“使君与操”，当然还有孙仲谋（第二十一回）。“英雄”这个词，出自《六韬》，《三略》反复说，《三国志》和该书裴松之注频频引用的《英雄记》，更是不绝于耳，很有时代特征。《三略》流行于东汉、三国，“英雄”是流行术语。曹操，文韬武略，都是一流，难怪苏东坡说，“固一世之雄也”（《前赤壁赋》），鲁迅也说，“其实，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
。大众心理不同，专疼倒霉蛋，他们受《三国演义》误导，又替刘备着急，又为诸葛亮下泪，恰好中了正统史观的奸计。王莽是外戚，不是东西；曹操是宦官的孙子，也好不了，这是偏见。他们只承认许劭许子将的评语，曹操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三国志·魏志·武帝纪》裴注引孙盛《异同杂语》），英雄也是个奸的，京剧扮相是白脸。
曹操是大军事家，不但善于用兵，还读过不少兵书，写过不少兵书。《三国演义》讲张松献地图，有一段故事，根据是《太平御览》卷三八九引《益部耆旧传》。《益部耆旧传》只说杨修拿曹操的兵书给张松看，张松过目成诵，没说曹操剽窃《孙子》。小说添油加醋，有歪曲。张松说，你这本《孟德新书》，是曹丞相剽窃《孙子》十三篇，《孙子》原书，我蜀中三尺小儿都会背，只能瞒足下（第六十回）。这是作者瞎编。实际上，曹操不但没剽窃《孙子》，还对整理《孙子》有大功。
我们现在看到的《孙子》，其实就是靠曹操传下来的本子，第一个给《孙子》作注的，也是曹操。他的书叫《孙子略解》，原书有序，保存在《太平御览》卷六〇六中。曹操说，“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所著深矣。……审计重举，明画深图，不可相诬”，认为《孙子》是所有兵书中写得最好的一部，但原书无注，读不懂，篇幅太大，让读者不得要领。所以，他只给《孙子》十三篇作注，其他东西，剔除。曹操如果真想偷《孙子》，何必多此一举，一边偷还一边注，说原书怎么怎么好，这不是太愚蠢了吗？可见这都是小说的编造。
曹操对整理古代兵书有大功。东汉、三国时期，他的整理最关键。大众喜欢诸葛亮，拿他当中国智慧的象征。其实，在军事史上，他比诸葛亮重要得多。
曹操整理兵书，有如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独尊儒术，不是废弃百家，而是把百家摆在儒家之下，起陪衬作用。曹操也是这样，他独尊《孙子》，也是把其他兵书摆在《孙子》的下边。
曹操整理过的兵书，我叫“曹公五书”。它们是：
（1）《孙子略解》（两卷）。即上所说《孙子》十三篇的注本，今存，注文很简短。
（2）《太公阴谋解》（三卷）。可能是注《太公》三书中的《谋》，已佚。
（3）《司马法注》（卷数不详）。是《司马法》的注本，有佚文。
（4）《续孙子兵法》（两卷）。可能是《孙子》十三篇以外，其他《孙子》书的选编，既包括《吴孙子兵法》的佚篇，也包括《齐孙子兵法》。杜牧说，《孙子兵法》原来有“数十万言”，曹操“削其繁剩，笔其精切，凡十三篇，成为一编”（《孙子》序），剩下的《孙子》书怎么办？看来不是扔掉，而是另编一书。《续孙子兵法》，就是这样的书。
（5）《兵书接要》（有一卷、二卷、三卷、五卷、七卷、九卷、十卷等不同的本子）。此书有许多不同叫法，如《兵法接要》、《兵书捷要》、《兵书略要》（或《兵书要略》）、《兵书论要》（或《兵书要论》）。孙盛《异同杂语》说，“（太祖）博览群书，特好兵法，抄集诸家兵法，名曰《接要》，又注孙武十三篇，皆传于世”（《三国志·魏志·武帝纪》裴注引）。此书是古代兵书的选本。我们从佚文看，它也包括《孙子兵法》的佚文。
除整理古代兵书，曹操还有自己的兵法，叫《魏武帝兵法》或《魏武帝兵书》，俗称《曹公新书》（有一卷和十三卷两种）。上面说，《孙子略解》太简略，杜牧说，他是十句话注不了一句，因为他根本就不想全面注《孙子》，“惜其所得，自为《新书》”，好东西是放在自己的书里（《孙子》序）。这本书，就是曹操自己的著作。《孙子·作战》张预注引过它。
曹公五书，后世散亡，只有《孙子略解》保存下来，但曹操的整理，有重要意义。
第一，是独尊《孙子》。
第二，他只给三大经典作注，说明这三本书最重要。
第三，他把汉以来很庞大的《孙子》书做了区分，只为十三篇作注，不为其他《孙子》书作注，但也不把它们废掉，而是另编一书，可能既包括《吴孙子兵法》的佚篇，也包括《齐孙子兵法》，他的独尊《孙子》，其实是独尊《孙子》十三篇，无形中，已经降低了其他的《孙子》书；
第四，除三大经典，其他兵书，他做了删选。
他为兵书排座次，是在所有兵书中，突出三大经典；三大经典中，突出《孙子》；《孙子》中，突出十三篇。
这个“三突出”，对兵书存废起了很大作用。
另外，应该指出的是，《黄石公三略》在这一时期很流行。
当时，《三略》是新典，不是古典。我说的五大经典，还没包括这一种。
“六”是六大经典和《孙子》六家注。
六大经典是《孙子兵法》、《太公》三书、《司马法》、《吴子》、《尉缭子》和《黄石公三略》，即五大经典加《三略》。
（1）《孙子兵法》。不管一卷本，两卷本，还是三卷本，都是十三篇本，同于《孙子略解》，而有别于曹操编的《续孙子兵法》和其他挂孙子之名的单行本，如《孙子八阵图》、《孙子战斗六甲兵法》、《吴孙子牝牡八变阵图》、《孙子兵法杂占》、《吴孙子三十二垒经》。前者是走上坡路，越来越突出，成为经典，后者是走下坡路，逐渐归于散亡。
（2）《太公》三书。是单本流行，《谋》变为《太公阴谋》（《七录》是六卷本，《隋志》是一卷本，曹注是三卷本），《言》变为《太公金匮》（《隋志》是两卷本），《兵》变为《太公兵法》（《七录》是三卷本和六卷本，《隋志》是两卷本和六卷本）。还有《太公六韬》（《七录》是六卷本）和其他托名太公的书。《六韬》，《庄子·徐无鬼》已有这个书名，只不过是作《六弢》。《隋志》的《太公》三书是《太公阴谋》、《太公金匮》、《太公兵法》，两《唐志》的《太公》三书是《太公阴谋》、《太公金匮》、《太公六韬》。《隋志》的《太公兵法》和《太公六韬》都有六卷本。我很怀疑，《太公六韬》是《太公兵法》的另一种本子。这是《太公》三书中专门讲兵事的一种。后来的《太公》书，只剩这一种。今本《六韬》也是六卷。
（3）《司马法》。《隋志》和两《唐志》只有三卷，和今本卷数一样，显然是删节本。
以上三种是齐系统的三大经典。
（4）《吴起兵法》。地位不如前三种。《隋志》有贾诩注《吴起兵法》，只有一卷，肯定是删节本。两《唐志》没有吴起的兵法。
（5）《尉缭子》。地位也不如前三种。这本书，性质很复杂，学者有争论。《汉志》有两部《尉缭》，兵书《尉缭》（二十九篇）和杂家《尉缭》（三十一篇），这两种《尉缭》，篇幅差不多，大概都是五六卷的样子，什么关系，不清楚。《七录》，兵书有《尉缭子兵书》（一卷），杂家有《尉缭子》（六卷）。《隋志》，只有杂家《尉缭子》（五卷）。两《唐志》，也只有杂家《尉缭子》（六卷）。今本《尉缭子》是五卷，只有二十四篇，比《汉志》的两种《尉缭》都要小一点。它的前十二篇是泛论兵事，后十二篇是讲军令，很明显是兵书。
（4）（5）两种是魏系统的兵书。
（6）《黄石公三略》。今天读起来，好像没什么意思，但东汉时期，借太公、黄石公和张良的大名，《三略》是时髦书（《七录》、《隋志》、两《唐志》都是三卷）。《七录》有《张良经》（一卷），“与《三略》往往同”，大概是《三略》的另一种本子。两《唐志》也有《张良经》（一卷），以及《张氏七篇》（七卷，题张良撰）。南北朝和隋唐，托名黄石公的书很多，这是太公书的余脉。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汉以后，诸子中的兵书已不再单行，但《隋志》有《老子兵书》一卷。唐人王真说《老子》的每一章都是谈兵（《道德经论兵要义述》），毛泽东很欣赏。看来，这种读法早就有，并不始于王真。
曹操整理的五部书，加上他的《新书》，也是六部书。它们的命运怎么样？这也值得注意：
（1）《孙子略解》。一直传世，后世《武经七书》本的《孙子》和《十一家注孙子》中的曹注，都是来自此书。
（2）《太公阴谋解》。南北朝和隋唐的《太公阴谋》，有一卷本、三卷本和六卷本，三卷本就是他的《太公阴谋解》，两《唐志》的《太公阴谋》就是三卷本，当时还在。
（3）《司马法注》。见《文选》引用，可见南北朝还在。
（4）《续孙子兵法》。见《隋志》和《新唐志》著录。
（5）《兵书接要》。见《七录》、《隋志》和两《唐志》著录。
（6）《曹公新书》。见《隋志》著录（一卷），两《唐志》不载，但《日本国见在书目》仍有（十三卷）。
这六种书，隋唐时期还在。
三国以来，注释《孙子》，有魏曹操，梁孟氏，吴沈友，隋张子尚、萧吉，唐李筌、杜牧、陈皞、贾林。但沈友、张子尚、萧吉的注都已失传，其他都在《十一家注孙子》内，我叫“六家注”。
曹操注，有一卷本、两卷本和三卷本。特点是简明。此书有影宋本《孙武司马法》（可能是元丰初刻本的残本）中的曹注本，和《十一家注孙子》不同，我在《〈孙子〉古本研究》中利用古书引文做过集校，可参看。
孟氏注，两卷。孟氏，生平不详，旧题“梁孟氏”，只是因为他的书见于《七录》，《隋志》便题为“梁有”。他的注，见于《十一家注孙子》，比曹注更简，话很少。
李筌注，三卷。李筌著有《太白阴经》，精通兵学，包括兵阴阳，晁公武说，他“以魏武所解多误，约历代史，依遁甲，注成三卷”（《郡斋读书志》卷三下）。《孙子》中，凡涉及兵阴阳，可看他的注。
杜牧注，三卷。杜牧是有名的诗人，他的注属于文人谈兵。他嫌曹注太简，注释比较详细。晁公武说，“世谓牧慨然最喜论兵，欲试而不得”。他的注，特点是爱引战例，“其学能道春秋战国时事，甚博而详，知兵者将有取焉”（《郡斋读书志》卷三下）。
陈皞注，三卷。陈皞，生平不详。他对曹注和杜注都不太满意，晁公武说，“皞以曹公注隐微，杜牧注阔疏，重为之注云”（《郡斋读书志》卷三下）。
贾林注，三卷。贾林，生平不详。
另外，《通典·兵典》大量引《孙子》，附有杜佑注。佑书抄撮群书，为之注，并非专门注《孙子》，可以不算。如果加上杜佑注，唐代的注家就有五家。杜佑注，我在《〈孙子〉古本研究》中也做过集校，可参看。
旧注，只有曹注和杜佑注可以校。
关于《通典》，我想就中华书局校点本（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王文锦等校点）说两句话。第一，这个本子是以浙江书局本为底本，校以宋明善本，这是倒着校，如果以宋本作底本，当更存原貌，更有条理，还可简化校语；第二，《孙子》杜佑注，《十一家注孙子》是抄《通典》的《兵典》，因为该书是集注本，位置和词句都有所变动，但中华版以《十一家注孙子》中的杜佑注为准，反过来改《通典》，此亦欠妥。
剩下的注，大家只能看《十一家注孙子》。
曹操、孟氏的注，我叫“前唐注”，李筌、杜牧、陈皞、贾林的注，我叫“唐四家注”。
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孙子》版本，典型版本，其实只有三种，一种是影宋本《魏武帝注》本（《平津馆丛书》本）
，一种是宋本《武经七书》本（有日本静嘉堂文库本），一种是宋本《十一家注孙子》本（有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藏本）。三种也可以说是两种。《魏武帝注》本，是《武经七书》元丰初刻本的残本，与白文本的《武经七书》是同一系统。
宋朝，是兵书经典化的终结，《武经七书》的出现是它的标志。我说的“七”，就是指《武经七书》。它包括《孙子》、《吴子》、《司马法》、《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尉缭子》、《黄石公三略》、《六韬》。这七本书，是由先秦齐系统的三大经典，加先秦魏系统的《吴子》、《尉缭子》，加西汉的《黄石公三略》，加唐代的《唐太宗李卫公问对》而构成。
《武经七书》，是国子司业朱服和武学教授何去非奉宋神宗诏校定。他们定下来的《武经七书》，基本面貌是：
（1）《孙子》。三卷，十三篇，是曹操传下来的本子，面貌与银雀山汉简本相似，可见是最早经典化的本子。
（2）《吴子》，二卷，六篇，隋代已经是节本。宋晁公武说，当时的《吴子》是“唐陆希声类次，为之说”（《郡斋读书志》卷三下），即唐代的改编本。
（3）《司马法》。三卷，五篇，隋唐以来流行的本子都是三卷本，估计早就是节本，大量讲制度的文字都被删掉。此书，三国，魏有贾诩注；宋代，也有吴章注，均佚。
（4）《唐太宗李卫公问对》。是宋代新编的古书，其材料来源是个谜。李靖是唐代的大军事家，他的兵书，两《唐志》只有《六军镜》一种，《宋志》则增加《阴符机》、《韬钤秘术》、《韬钤总要》、《卫国公手记》、《兵钤新书》、《弓诀》六种。这些书都已亡佚，无从判断它的取材。大家都知道，元丰三年（1080年）刻武经，《武经七书》中的这一种，其实是新书。熙宁初年，神宗已下诏校定李靖兵法，说“唐李靖兵法，世无完书，杂见《通典》，离析讹舛”，嫌《通典》中的官名、物名已经过时，军人读不懂，所以是甩开《通典》，另外编书。过去，学者都说《问对》是阮逸伪造，真李靖兵法是《通典》的引文。如清汪宗沂的《卫公兵法辑本》，就是以《通典》的引文为主。其实，《问对》是故意不收《通典》中的东西，不能因为不收，就说是假的。阮逸伪造说，出陈师道，来源是苏洵、苏轼和苏轼的学生何去非，他们只是怀疑猜测。卫公之书，当时很多，只不过没有一个是汇集各书的全本。此书可能是个选本或改编本，但不一定是伪书。皇帝下令编的书，怎么好随便造假。此事和政治斗争有关，难免掺杂偏见，下一讲还要说到。
（5）《尉缭子》。五卷，二十四篇。
（6）《黄石公三略》。三卷，分上略、中略、下略。
（7）《六韬》。六卷，每一韬是一卷。银雀山汉简、八角廊汉简有《太公》古本，其中与今《六韬》有关的文字，面貌差距很大，《群书治要》引《六韬》和敦煌本《六韬》也不同于今本《六韬》。《六韬》也是一个改编本。
《武经七书》是刻于宋神宗元丰三年到六年（1080—1083年）。但《太平御览·引书目》有《兵法七书》，可能是它的前身。《兵法七书》和《武经七书》可能不完全一样。比如《问对》，可能就是重新整理。
宋代的注家，主要有四家：梅尧臣、王皙、何延锡、张预。
梅尧臣的注，三卷，原有欧阳修的序。
王皙的注，三卷，对原文有校正。
何延锡的注，三卷。何延锡，生平不详。
张预的注，三卷。张预，字公立，北宋东光人（今河北东光县人），生平不详，除《孙子》注，还有《百将传》，在名将传类的古书中，它是第一部。
这四家注，我叫“宋四家注”，单行本都已亡佚，只能看《十一家注孙子》。《十一家注孙子》，后面还附有郑友贤《十家注孙子遗说并序》。郑友贤，生平不详。《遗说》也不是专门的注。
《十一家注孙子》，也叫《十家注孙子》，“十家”是前唐二家注，加唐四家注，加宋四家注。“十一家注”是再加杜佑注。元明以前的旧注，凡是留下来的，几乎全都进了此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