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一

西谚云，战争是死亡的筵席（War is death feast）。

还有什么动物，比人更残忍，饥餐渴饮，自相残杀，

至今想不出办法，可以制止它。

以暴易暴，怨怨相报何时了？

可是，我们还要活下去——别被我们的同类吃掉。

兵法是生存哲学，我这么想。

葛兆光说，李零有兵法，时常拿我打镲。

他请我到清华演讲，特意向学生这么讲。

司马迁说，孙膑、吴起不会保护自己，

就像商鞅和韩非，作法自毙，下场很惨。

中国，玩兵法于生活者太多，我是虽讲而不会用。

《孙子》是一部兵书。

但《孙子》不仅是一部兵书，还是一部讲中国智慧的书。

智慧是个中性词汇，可以做各种解释，

学以致用不是学以致庸。

如果我们把它当作一部生意经，或传授阴谋诡计的书，那就错了。

有人说，华人最滑。

其实，聪明过头，就是傻。

谭嗣同说，“众生绝顶聪明处，只在虚无飘渺间”（七律《题江标修书图》）。

最近，“尊孔读经”又成热门话题。

这对中国的形象是帮倒忙。

我的看法，中国的经典，不是没人读（五四以来，一直有人读），而是经典的概念发生变化，读法和以前不一样，用不着哭天抹泪，说不读经典，就天塌地陷、亡国灭种，更不必瞎扯，人家的文明走进死胡同，非得求咱们拉一把，看在孔子的面上。

五四以来，孔子走下圣坛，重归诸子，提高了诸子的地位，五经也各得其所。

这是好事。

如《诗经》，现在多放在文学专业，和集部的书搁在一块儿讲；《尚书》、《左传》，也放在历史专业，和史部的书搁在一块儿讲；《易经》、《论语》和《孟子》，则放在哲学专业，和《老子》、《庄子》搁在一块儿讲。三礼，王文锦先生讲课，是在我们的考古系。

经典，当一般古书读，本来就五味杂陈，是个大杂烩。近代，大卸八块，解构重组，这很正常。不是不读，而是换个方法读。

另外，打利玛窦来中国，400多年了，咱们的书，不光中国人读，外国人也读，比如国外的书店，汉籍之中，译本最多，要数《老子》、《周易》和《孙子》。《论语》是咱们的看家宝，翻译最早，但广大外国老百姓，读者寥寥，反而排在这三本书的后面。

道理何在，值得思考。

近代，有个毫无道理的说法，一直有人讲：

西洋科技好，中国道德高。

中国的道德，哪点比人高？

现在的道德，更是糟之又糟。

贪官豪夺，奸商巧取，

老百姓也无心学好（光靠勤劳，只能当“杨白劳”），

良心都揣在了裤裆里。

当年，西方初遇中国，他们对我们的看法，和我们的感受不一样。比如黑格尔讲中国哲学，第一是《论语》，第二是《周易》，第三是《老子》。三段论，排在前头的，最低级；排在后面的，反而高级。他最看不上《论语》，说这本书，一点哲学味道都没有，读过原书，只有一个印象，就是为孔子的名誉着想，要是他的书从来没人翻译，就更好了。

西化后的中国，我们有了“哲学”概念，当然是西方的哲学概念。

1930—1934年，冯友兰写《中国哲学史》，一上来，先讲取材标准，什么是哲学。日人高濑武次《支那哲学史》为兵书作提要，特别推重《孙子》，冯先生以为大谬。他说，兵家著述是哲学以外的东西，本书不能收，书中没有《孙子》。1962年，他写《中国哲学史新编》，才把《孙子》收进来。

兵法里面有哲学吗？

北魏，魏太祖不懂中国书，他问李先：“天下何书最善，可以益人神智？”李先说：“唯有经书。三皇五帝治化之典，可以补王者神智。”（《魏书·李先传》）。这是尊孔读经风气下的传统说法。

然而，1984年，李泽厚先生写了篇文章，叫《孙老韩合说》。他说，从孙子到老子到韩非子，“由兵家到道家到法家再到道法家，是一根很有意思的思想线索”，中国思想，从《孙子》的军事辩证法发展为《老子》的哲学思想，从《老子》的哲学思想发展为《韩非子》的帝王术，最后到《韩非子》，才“益人神智”，一字一句，“多么犀利、冷静和‘清醒’，然而又都是不可辩驳的事实”。汉以来的儒家，外面是儒术，里面是这类东西，《易传》代表的儒家世界观是继老，汉儒的统治术是承韩。

在他看来，中国智慧是孙子的遗产。近来，何炳棣先生再申此说，也强调了《孙子》的重要性。

李先生说，《老子》受《孙子》影响，《易传》受《老子》影响，只是假说，未必被普遍接受，也很难被证明，但在以往的研究中，这是最高屋建瓴、洞察隐微，启发我们做深入思考的卓见，难怪屡被引用。

今天，读经典，有两本书不能没有，一本是《孙子》，上面说了，最有智慧，百代谈兵之祖；一本是《老子》，教我们放下“人”的架子，别跟人逞能，要谈宇宙人生，老子天下第一。

这两本书很短，都在五六千字左右，连读带讲，一学期，正好。还有一本，也很短，是儒经中的《周易》，但《易经》本身，离开《易传》，也就没意思，加上《易传》，字数也不少。数术无经典，《易传》很重要，研究中国的自然哲学，它是必读书。《论语》，我也很重视，没有理由不重视，但不是学哲学，也不是学道德（我有《论语》讲义，另外讨论）。这书的篇幅大了点。上面三本书，《孙子》、《老子》和《周易》，全都加起来，才顶得上一部《论语》。其他子书，多是皇皇巨著，不选没法讲。

《孙子》不是经典，什么是经典？

二

说起讲授《孙子》，我想向读者做点介绍，介绍一下我自己的讲课经验。

我是1985年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调入北京大学，早先没有讲课的经验，头一回在北大讲课，就是讲《孙子》。北大，我是外来户。古文献，我是外行（原来是学商周考古和古文字）。人太嫩，名太小，地位一点没有。

1986年，备课一年，我开始试讲，讲授对象是古文献专业的研究生，人很少，大概只有十人左右。当时，出于对北大的敬畏，我想学术一点。我给他们讲银雀山汉简，讲《孙子》中的疑难点，但效果不理想。

第二堂课，课堂里只剩两个学生。一个是中文系的学生，叫韩振宇，后来在某家报社当记者。他来，是代表其他学生跟我宣布他们的决定。韩说，同学们反映，您的课太深，听不懂，他们不打算再来听课，委托我跟您讲一声，我们都很忙，以后就不来了。

这是我头一回上课，头一回就给我来了个下马威。

我能说什么呢？人家不爱听，总不能拉着别人听。

走就走吧。

还有一个学生，叫魏立德（François Wildt），岁数跟我差不多，法国来的，留在教室里，不肯走。他说，老师，他们不听，我想听。我说，就俩人，还占这么大个教室，太没意思了。你要听，就到家里来吧。

那阵儿，我还住人大林园六楼我父母家里。没房，学校不分，我也不要。除了上课，不去学校。现在正好，彻底不去了。每次上课，魏立德都很守时，总是提前一点到，不到正点不上楼。我从窗子往外瞧，他在树下抽烟。

后来，他成了专家，真正的专家。他翻译过《三十六计》，在法国卖得很好。在我认识的西方学者中，他最懂法国理论，也最通中国兵法。特别是他讲奇正的文章，是理解最深刻的一篇（参看本书第七讲）。

1989年以前，学生经常不听课，在宿舍睡大觉，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课堂里稀稀拉拉。他们还喝酒，我带的那个班，他们就拉我到宿舍喝酒。后来，发生了“柴庆丰事件”，学校规定，酒不能喝了。但毕业是例外。为了庆祝，他们照例要和老师撮一顿。我记得，有一个班，他们拿啤酒一杯一杯灌我，碰杯时，总是说，谢谢您教我们兵法。我头有点重，但不及于乱，回家还能骑自行车，天不旋，地不转。

我觉得，他们只是客气。

这是往事，走麦城的事。

卖个破绽给你听。

凡是上我的课，我的态度一贯是，爱听就听，不爱听就不听，人来人去两由之。

有个学期，我做过试验，把《孙子》课扩讲，不光讲《孙子》，还讲其他兵书，学生不多。

那学期，有两个外国学生听课，一个是美国人，叫郭锦（Laura A．Skosey）；一个是加拿大人，叫江忆恩（Alastair I．Johnson）。郭锦曾带安乐哲（Roger Ames）教授到我家谈话，看我和魏立德一起用英文翻译《孙子兵法》的讨论稿。后来，他做了一个新的《孙子兵法》译本，参考银雀山汉简的译本。在申谢中，他说他曾受益于我。江忆恩，后来在哈佛大学教书，我在美国，跟他通过电话。1995年，他写过一本讲明代战略文化的书。他说，西方人一直有个印象，中国传统，重视战略防御，崇尚有限战争，低估“纯暴力”，其实，它还有另一面。我的印象是，中国传统，确实不够凶蛮，但也不是“和平鸽”。

再往后，现在在康奈尔大学执教的罗斌（Robin McNeal）也听我的课，他在美国也讲兵书。

中国学生，我只辅导过顾青，研究《尉缭子》；还有张大超和田天，研究《六韬》。日本来的石井真美子，写过不少研究《孙子》的文章，最近也来听我的课。

1989年、1990年和1992年，我参加过三次《孙子兵法》研究会举办的国际研讨会。这最初的三届，我都参加了。在会上，我认识了不少军队学者，如军事科学院的吴如嵩、于汝波、黄朴民、刘庆等先生。地方学者，如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的杨炳安先生，北京的穆志超先生，齐鲁书社的李兴斌先生等，也是在会上认识的。还有吴九龙先生，以前就认识。军事科学院组织的《孙子兵法》研究会，要我担任理事，但我尸位素餐，以后的会议，全都没参加。

我喜欢业余身份。除极个别有东西可看、有消息可听的会，我已不参加。

陆达节以后，许宝林、杨炳安、穆志超、于汝波先生，他们对文献著录的考证，对后学贡献较大，可惜不在了。

国外，对兵书感兴趣，有几位学者，我比较熟悉，如叶山（Robin D．S．Yates）教授和石施道（Krzystor Gawlikowski）教授。他们都是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第六分册（讲军事技术）的作者。这本书的作者有三位，还有一位，我不认识。鲁威仪（Mark Edward Lewis）教授的书，《早期中国的合法暴力》，也很有意思。我从这些学者，学到很多东西。特别是叶山教授的书，我在这部讲义的第五讲引用了他的成果。

二十年过去，我讲过多少回《孙子》，已经记不清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感觉一天一天好起来。

一是手中有书，心里不慌。我出了两本书：《〈孙子〉古本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和《吴孙子发微》（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这两本书，对有关研究做了全面清理，基础是有了。最近，中华书局把这两本书合在一起，稍加修订，取名为《〈孙子〉十三篇综合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进行再版，是本书的研究基础和辅助读物。

二是对时间的掌握，对语速的控制，比以前好一点。《孙子》只有五六千字，一堂课只有四五百字，稍微发挥一下，时间就满了。不能讲太多，也不能讲太少。有书，用不着满黑板抄。

三是我爱离开书本，东拉西扯。故事会，学生喜欢。北大老师，有经验之谈，千万不能编教材，教材出版之时就是课程结束之日，有书，学生不爱听，老师没法讲。我的理解不一样。我不怕出书。没书，一定要讲出本书；有书，正好神游物外，可以离开书本，讲很多有关的话题。课下读书，课上吹风，各有各的用。

我也是学生。

我是我最好的学生。

现在，学生很多，教室里，装不下，即使凑热闹的人走了，也还是很多。每次讲完，他们都给我鼓掌。

但我对自己还很不满意，原来的书，是基础和毛坯，文献学的基础是有了，思想文化的东西还展不开，上课全凭一张嘴。

我不相信自己的嘴。

写作新书，我也考虑过，但不是眼前这本书，而是一九九九年许的愿，我要写本叫《兵不厌诈》的书。我想，同一主题谈两遍，是精力的浪费，时间已经不多了。但中华书局的领导徐俊先生说，没关系，我们可以帮你整理。上个学期，他几次来北大，安排樊玉兰女史（本书的责任编辑）来我校听课，随堂录音，进行整理，让我非常感动。我只好自己安慰自己，就算练手，朝目标再挪一步吧。

我这本小书，重点是讲兵法中的哲学：一是兵法本身，二是兵法中的思想。为此，我在书中加进了有关的军事知识，还有思想史的讨论，内容比以前丰富，结构比以前清晰，讲法也轻松愉快。

希望读者喜欢它。

2006年6月5日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