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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习惯把亨德尔称为“大熊”，他身材魁梧、肩膀宽大、粗手大脚；他的手臂和双腿壮健有力。亨德尔双手肥胖、肉不露骨，手背上满是小坑
。他走路时两腿张开，步伐沉重，左右摇摆，上身挺直，头向后仰，顶着大号的白色假发，浓密的发卷沉甸甸地垂在肩上。他脸长如马，随着年龄渐长变成牛脸；他面孔臃肿、双颊下垂，下巴有三层厚，鼻子粗厚笔直，大耳朵红通通的。亨德尔的目光直率；炯炯有神的眼睛里闪烁着好奇的光芒，有棱有角的嘴唇旁浮现出一丝笑纹
。他的神态活泼，令人难以忘怀。伯尼（Burney）这样说道，当他微笑时，“严厉坚毅的面容流露出聪明机智的神情，犹如云中升起的太阳。”
亨德尔富有幽默感。他有一派“貌似天真的狡黠神态”，自己一本正经地板着面孔，却能把严肃持重的人逗得哈哈大笑。没有人比得上他讲故事的本领。“他能把平凡无奇的琐事讲得与众不同，让别人听得津津有味。倘若亨德尔的英语说得和斯威夫特（Swift）
一样好，那么他的连珠妙语肯定和斯威夫特一样多。你要想欣赏他讲的故事，差不多要懂得四种语言：英语、法语、意大利语和德语，他总是把这些语言混杂在一起讲。”
多种语言的混杂要归结于他年轻时的境遇，当时他四处游荡，足迹遍布西欧各国，也是由于他冲动狂热的天性；他急于接腔反驳的时候，想到什么语言就说什么。他像柏辽兹（Berlioz）一样，觉得常用的记谱法太慢，需要一种速记方法来跟上自己的思路；他在谱写大型合唱曲的时候，一开始就写出所有声部的主题；他一边写，一边抛开一个声部，接着写下一个声部；最后只保留一个声部，甚至会单独以低音部结束；他开始作曲的时候，会一口气写到尾声，然后推迟一段时间把整部作品写完，一首曲子刚完成，他就紧接着写下一首，有时候还同时写两三首曲子。
他从来没有格鲁克（Gluck）那样的耐心，格鲁克对科朗斯（Corancez）说，他在动笔之前，“对每一幕都仔细斟酌，然后再把全剧衔接起来；这通常要花上一年的光景，多半还得害他生一场大病。”亨德尔常常是写出了一幕歌剧后，还不知道下面的情节如何发展，有时写完了一幕，下一幕的歌词还没有着落。
他的创作欲望非常强烈，以至于他最终与世隔绝。霍金斯（Hawkins）说道：“他从来不允许自己受到无聊来访的打扰，为了记录下脑海中不断涌现的构思，他几乎闭门不出。”他的思想从不懈怠；不论在做什么事情，他都不会意识到身边的环境。他习惯于大声喊叫，所以人们都知道他在想什么。他创作的时候，时而欣喜若狂，时而痛哭流涕！他在谱写咏叹调《他受人鄙视》的时候，竟然会嚎啕大哭。希尔德（Shield）讲述道，“我听说仆人早上给他送热可可的时候，时常惊讶地发现亨德尔感动得泪流满面，泪水打湿了他的手稿。”谈到《弥赛亚》的《哈利路亚》大合唱，亨德尔引用圣保罗的话说道，“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都不知道。只有神知道。”
亨德尔大发雷霆时，庞大的身躯会气得瑟瑟发抖，嘴里不停地赌咒骂人。在管弦乐队里，“每当看到他那副大号的白色假发晃来荡去，乐手们就会浑身哆嗦。”每当合唱团员们稍有疏忽，亨德尔就会朝着他们大喊一声“合唱团！”，咆哮如雷的喊声会把人们吓得跳起来。甚至在卡尔顿宫排演清唱剧时，当着威尔士亲王的面，如果亲王公主不准时驾到，他也毫不掩饰自己的怒气；倘若宫廷贵妇敢在演出过程中说长道短，他不但会赌咒发誓，还会怒不可遏地指名道姓。遇上这种时候，王妃总会宽宏大量地说，“嘘，别做声！亨德尔记仇了！”
亨德尔并没有怀恨在心。伯尼说：“他的个性尽管粗鲁专横，却完全没有恶意。就算暴跳如雷，他也会别出心裁，再加上他那口蹩脚的英语，总让人们觉得滑稽可笑。像吕利和格鲁克那样，他拥有发号施令的天赋；和他们相似的是，亨德尔身上融合着两种特质，既有压倒一切反对意见的暴躁脾气，又有温和聪敏的本性，尽管会刺伤别人的自尊心，他也有力量抚平这种创伤。” 在排练中，他一贯独断专行；但是他的批评和斥责却充满幽默感，让人觉得滑稽好笑。有一段时间，伦敦的歌剧院成了歌唱家弗斯蒂娜（Faustina）和库佐尼（Cuzzoni）的支持者的战场，甚至在威尔士王妃资助的演出中，两位歌剧红伶竟然揪住对方的头发大打出手，引得满场观众鼓掌喝彩，科里·吉波（Colley Gibber）特意写了剧本，来描述这场历史上出名的打架斗殴，他认为在这场喧嚣的闹剧里，亨德尔是唯一冷静的人。他说道，“照我看来，就该由着她们平心静气地打个你死我活。你要是劝她们罢手，简直是火上浇油。等到她们打累了，火气自然就消了。”为了让这场打闹速战速决，亨德尔指挥乐手把定音鼓敲得隆隆作响。”
就连亨德尔大发雷霆时，也让人觉得他在暗自窃笑。性情暴躁的库佐尼不肯演唱他的一首歌曲，他就掐住库佐尼的腰，一把推到窗口，扬言要把她扔到大街上去，他带着开玩笑的神气说道：“你瞧，夫人，你向来就是个女妖怪，我知道得一清二楚；可我得让你明白，我就是魔王别西卜，妖魔鬼怪的主子！”
他这一生都喜爱自由自在，讨厌一切束缚限制，对所有的官职避之不及；我们说不出他给公主王妃担任教师的掌故；即使在入籍成为英国公民后，他也从未获得重要的宫廷乐职和丰厚的薪水；这些美差都落到了无足轻重的作曲家头上
。亨德尔毫不费力地拿这些事情打趣；他提起自己的英国同行，免不了连讥带讽地挖苦一番。除了音乐以外，他所受的教育有限
，对学院派和学者风范的音乐家不屑一顾。他没有上过牛津大学，却被授予牛津的博士学位。据说他满口抱怨：“真是活见鬼！难不成我得自己掏钱好跟这些蠢货一个样儿？这辈子休想！”
后来在都柏林，演出的布告上称他为“亨德尔博士”，这个错误把他气得火冒三丈，立即让人在节目单做了改正，改为“亨德尔先生”。
尽管亨德尔并非对名利嗤之以鼻——比如说，他在遗嘱中花了很长篇幅提及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举行的葬礼，仔细规定了葬礼的开销，希望限制自己所用墓碑的花费——却对评论家的各种意见不屑一顾。马特松无论如何也没能从亨德尔那里获得写作他本人传记的材料。他那卢梭式的坦荡态度让奉承吹捧的人满心愤恨。有些上流人士总爱缠着艺术家不放，让人觉得不耐烦，却不能流露不满，亨德尔生性心高气傲、不爱交际，把这些人拒于千里之外，使他们怀恨在心。1719年，陆军元帅弗莱明伯爵（Count Flemming）在寄给亨德尔的学生德舒伦堡小姐的信中写道：
小姐！-我本来希望能和亨德尔先生交谈，代表您向他略表敬意，可是至今也没有机会见面；我借用了您的芳名，想劝他光临我的府邸，可每次他不是不在家，就是身体欠佳；在我看来，他真是怪得离谱，就我个人而言，考虑到同为音乐家的身份，本不该受到这样的怠慢……小姐，我十分荣幸，能自称为您最忠实谦卑的仆人，您正是他最喜爱的学生；我应该对您直言不讳地说，您也许该给您的老师上几课。（1719年10月6日，德累斯顿）
在1741年，《伦敦每日邮报》收到了一封匿名信，信里提到“许多位高权重的绅士表示，对亨德尔对待他们的态度相当不满”。
除了把歌剧《拉达米斯托》题献给英王乔治一世——他这么做也不失尊严——他强烈反对在富豪权贵的资助下作曲，这种习俗有利可图，却让人丢脸蒙羞；他只有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深陷贫病交加的困境，才决心举办一场慈善音乐会，还把这叫做“乞讨要饭的手段”。
从1720年到1759年他去世为止，他一直投入与公众永无休止的争斗。和吕利一样，他经营了一家歌剧院，掌管着音乐学院，力图改革或者说创立一个国家的音乐风格。但是他从来没有吕利那种控制局面的能力；因为吕利是法国音乐的绝对领袖；即使亨德尔依靠英国国王的恩典，但这份恩典对他来说，远远不及对吕利的影响那么重要。亨德尔所在的这个国家，人民不肯听从身居高位的人士发号施令；国民不愿意受到国家的奴役；这是个充满批评、难以驾驭的自由国度；这个国家除了少数人以外，对一切外国人都怀有敌意。而亨德尔恰恰是个外国人，看重他的英王乔治一世曾是汉诺威选帝侯，国王的庇护与其说让他受益，不如说让他受害。
他身边围绕着一群呲牙咧嘴的斗牛狗和狂嗥乱叫的文人雅士，他们同样出口伤人，还有心怀嫉妒的同行，目中无人的演奏家，自相残害的剧团，上流社会的小圈子，太太小姐的阴谋伎俩和爱国主义的团体。他备受经济窘境的折磨，生活日益拮据；他时常被迫谱写新作品，来满足公众的好奇心，这些人贪得无厌，对一切都不感兴趣，他还要面对滑稽表演和狗熊拳击的竞争；他不停地作曲，作曲，再作曲；不像吕利那样安逸悠闲地每年只写一部歌剧，他常常在一个冬天就写出两三部歌剧，还不算上被迫指挥和排练其他作曲家的作品。还有哪位天才能连续20年这样拼命创作呢？
在这场永无休止的争斗中，他从来没有做出让步妥协，也没有出于慎重采取权宜之计；他对人们一视同仁，不论是手下的歌剧红伶及其保护人，还是王公贵族、文人墨客，以及那些决定剧院财源和艺术家名利成败的社会圈子。他面对伦敦的权贵人士坚持自己的观点。这场斗争艰难激烈、残酷无情，而他的敌人使出了不光彩的手段；为了让亨德尔倾家荡产，他们简直无所不用其极。
在1733年，伦敦的新闻界和上流社会经过长期不懈的战斗，亨德尔的敌人设法策划了阴谋，让演出亨德尔首批清唱剧的音乐会遭遇冷场；他们成功地扼杀了这些作品，人们得意洋洋地争相转告，这个垂头丧气的德国佬不久就会回到自己的国家。在1741年，上流社会的阴谋集团甚至雇佣了一帮街头流浪儿，去撕毁大街上张贴的亨德尔音乐会的广告，“用尽了各种卑劣的手段，让他受到伤害”
。亨德尔原本很有可能就此离开英国，不料在爱尔兰获得了民众的同情，于是他在那里度过了一年的时光。1745年，他的所有传世佳作，包括《弥赛亚》、《参孙》》、《伯沙撒》和《赫拉克勒斯》都已问世，这个阴谋集团卷土重来，比以前更加猖獗。博林布鲁克（Bolingbroke）和斯摩莱特（Smollet）提到过，有些贵妇名媛偏偏选在在亨德尔举行音乐会的时候，举办茶会、招待宴会和戏剧演出，而这些活动在四旬斋期间通常是禁止的，她们就是为了抢走亨德尔的观众。英国作家霍勒斯·沃波尔（Horace Walpole）曾经津津乐道地说，当亨德尔演出清唱剧的时候，人们流行去看意大利歌剧。
总之，亨德尔垮了；尽管他最终获得了胜利，但他的胜利已经和艺术毫无关联。他在1746年的处境和贝多芬在1813年的境遇一样，贝多芬当时谱写了《维托里亚战役》，为反抗拿破仑的德国创作了爱国主义歌曲后声名鹊起，亨德尔在写了《卡洛登战役》和两部爱国主义清唱剧《应时清唱剧》和《马加布斯的犹大》后，迅速成为了国民诗人。从那时起，他的事业大获成功，阴谋集团变得静默无声；他成了英格兰的国宝，和英国雄狮相提并论。从此之后，即使英格兰不再对他的名声心怀嫉恨，也使他为名誉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亨德尔在职业生涯中没有死于穷困潦倒、屈辱愤恨，丝毫也不是伦敦公众的过错。他曾经两次破产（分别在1735年和1745年），在剧团倒闭后中风偏瘫（1737年）。然而他却再次站了起来，从来不肯屈服。“他只要做出一点让步，就能重新获得财富；但是他的本性和这种事格格不入。他憎恨一切束缚他自由的东西，对影响他艺术荣誉的事情毫不通融。他不愿意把自己的成功归功于他人，只肯指望自己。”
有位英国漫画家考克斯（Coxe）为他画了幅漫画，上面的题目是《魔力四射的猛兽》，画中的亨德尔脚下踩着一面旗帜，上面写着“年金、特权、尊贵、恩宠”的字样；面对灾难厄运，他像庞大固埃
那样放声大笑。有天傍晚在音乐会上，他面对空荡荡的大厅毅然说道：“这样我的音乐会更美妙！”
这位音乐大师虽然暴躁易怒，才华横溢，却能用超强的自制力约束自己的性情。晚婚夫妻养育的孩子有些会显得安静稳重，在亨德尔身上就体现了这一点
。他毕生都在音乐作品中保留了这份深沉的宁静。在他敬爱的母亲弥留之际，他写下了轻松欢快、自由奔放的歌剧《波罗》
。在可怕的1737年，当他处于生死关头，深陷灾难的深渊时，先后写下了两部轻快欢乐、活力四射的清唱剧：《亚历山大的盛宴》（1736年）和《扫罗》（1738年），还有两部妙趣横生的歌剧，散发着田园气息的《朱斯蒂诺》和充满喜剧色彩的《瑟西》。
在宁静清新的《朱斯蒂诺》结尾，有这样一段歌词，“平静的歌声，平和的内心，安宁的灵魂”，而此时亨德尔饱受忧虑的折磨，已经到了精神崩溃的边缘！
那些反对心理学的人找到了庆贺的理由，宣称了解艺术家的生活对理解他的作品毫无价值，不过他们最好不要匆忙下结论；因为亨德尔的音乐独立于他的生活之外，这一点对理解他的音乐至关重要。内心痛苦、热情四射的贝多芬能从表现苦难和激情的作品中找到灵魂的慰藉，人们对此很容易理解。然而，身患疾病、满怀忧虑的亨德尔，能以体现欢快和宁静的作品排遣苦闷，表明他拥有超出常人的心理平衡能力。贝多芬在创造《第九交响曲》的过程中，很自然地为亨德尔感到心醉神迷！他肯定用羡慕的眼光看待亨德尔对世间万物和自我命运的掌控，这是他满怀抱负，通过热情洋溢的英雄主义而实现的目标。我们对贝多芬的努力感到钦佩：这的确是崇高的情怀。然而，亨德尔超凡脱俗的宁静难道不高尚吗？人们习惯把他的平静看做英国人固有的无动于衷、不露声色：
人们吞咽下鲜红的牛肉，亨德尔写出充满活力的圣歌。
——莫里斯·布歇（Maurice Boucher）
没有人会怀疑，他必须以紧张的精神和过人的毅力，来保持内心的这种平静。有时候，他的精神也会出现问题，他那无比健康的身体和意志从根本上受到动摇。在1737年，亨德尔的朋友曾经认为他永远丧失了理智。但是这次危机在他的人生中并不是空前绝后的。1745年，伦敦社会对他恨之入骨，变本加厉地攻击他的清唱剧《伯沙撒王》和《赫拉克勒斯》，导致他再度破产，使他到了精神崩溃的边缘。最近出版的亨德尔书信恰巧让我们了解到这段往事
。沙夫茨伯里伯爵夫人（Countess of Shaftesbury）在1745年3月13日的信中写道：
我怀着喜忧参半的心情去看了《亚历山大的盛宴》。当我见到伟大而不幸的亨德尔时，不禁流下了痛苦的泪水，他垂头丧气，神情忧郁，两颊下垂，黯然坐在无力弹奏的古钢琴边；看到这幅景象，我心里真是难过，他为了献身音乐，穷尽了毕生精力。
在同年8月29日，威廉·哈里斯牧师（William Harris）在寄给妻子的信中写道：
我在街上遇见了亨德尔。我叫住他，提醒他我是谁，我敢说，你要是看见他这幅怪样子，肯定觉得好笑。他滔滔不绝地提到自己糟糕的身体状况。
这种情形持续了七八个月。同年10月24日，沙夫茨伯里伯爵夫人写信给哈里斯：
可怜的亨德尔看起来有些好转。尽管他已经完全精神错乱，我还是希望他能彻底康复。
他果然彻底康复了，当年11月创作了《应时清唱剧》，不久后写下了清唱剧《马加布斯的犹大》。然而我们知道，痛苦的深渊随时会把他吞噬。这位头脑清醒的天才只有咬紧牙关才能勉强支撑，此时他已经差不多精神失常，这些书信恰好透露了他出现的器官病变。必然还有许多情形，是我们不得而知的。让我们铭记这一点，亨德尔的平静外表下掩盖着情绪的剧烈波动，无动于衷和不露声色不过是他的面具。
那些设想他无动于衷的人永远不会理解他，永远不会洞察他内心变幻的热情、骄傲、喜怒哀乐；有时，他的内心几乎到了痴狂恍惚的地步。但是对他来说，音乐是一片安静平和的净土，不容许纷乱无序的生活来侵扰；每当他臣服在音乐的脚下，就会全身心地投入其中，有时进入如醉如痴的幻境，犹如摩西和先知的上帝出现在他的赞美诗和清唱剧中，有时因为悲天悯人而流露出他内心的情感，却没有丝毫的多愁善感。
在艺术上，他和歌德（Goethe）是同一种人，站在伟大的高度，从很远的地方审视自己的人生。我们现代人的多愁善感不免流露出自得意满的轻率，和他们高傲的含蓄相比，显得窘迫不安。这座艺术的王国，让变幻无常的人生难以接近，在我们看来，艺术主流有时过于单调呆板。这里是极乐世界；这里的人们远离尘世；有人会为此感到遗憾。在这位音乐大师平静的外表下，在他经历的磨难，紧缩的眉头和无忧无虑的内心中，难道没有什么东西影响他的辉煌成就吗？
亨德尔这样完全为艺术而活的人，并不打算讨女人的欢心；他也很少为女性费心劳神。然而，女性依然是他最热情的支持者和最恶毒的反对者。英国的小册子作家总拿他的一位崇拜者打趣，此人化名为“奥菲莉娅”，在他的歌剧《朱里乌斯·凯撒》上演时，送给他一顶月桂花冠和一首热情洋溢的诗，称赞他为最伟大的音乐家和当时英国最伟大的诗人。我在前面提到过，有些上流社会的贵妇名媛心怀嫉恨，企图把他打垮。亨德尔依然我行我素，对崇拜和仇恨都一概不理不睬。
他二十岁时在意大利有过几段短暂的恋情，这在他写的几首意大利语康塔塔中有迹可循。有传闻说，他在汉堡歌剧院担任第二小提琴手的时候，曾经坠入爱河。他爱上了自己的一个学生，这是位门第高贵的小姐，亨德尔打算和她结婚；但是这位小姐的母亲宣称，绝不会让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拉小提琴的乐手。后来这位母亲黯然离世，亨德尔声名鹊起，有人提醒他婚姻的障碍已经不复存在；他却回答说，时光一去永不复返；他的朋友施密特（Schmidt）是个生性浪漫的德国人，乐于渲染历史，据此人回忆，“那位年轻小姐身体日渐衰弱，最终郁郁而终。”此后在伦敦，他又和一位上流社会的大家闺秀谈婚论嫁；这位贵族小姐也是他的学生，但是她希望亨德尔放弃自己的音乐事业。亨德尔一怒之下，“和这个禁锢他才能的女人断绝了来往。”
霍金斯告诉我们：“他的社交天赋并不突出；毫无疑问，他因此终身未婚；可以断定他从未和女人有任何来往。”施密特比霍金斯更了解亨德尔的个性，他反驳了亨德尔不善交际的说法，认为他只是不顾一切地渴望独立，“害怕自己受到轻视，担心自己陷入不能解脱的关系”。
因为缺少爱情，他对友谊深信不疑。比如，他和施密特拥有一段真诚感人的友情，施密特在1726年去国离家，追随他左右，对他不离不弃，直到去世。他的朋友当中有当时的知识分子精英：比如说，机智诙谐的阿巴斯诺特医生（Dr. Arbuthnot），就在享乐主义的外表下掩藏着对人性的冷静批判，他在最后给斯威夫特的信中写下了这句至理名言：“为了世俗的缘故，远离道德和荣誉的道路，这个世界不值得这样去做。”亨德尔对家人怀有深厚虔诚的感情，这种情感永难磨灭，在他塑造的感人角色身上有所体现，比如歌剧《所罗门》中的约瑟夫和慈爱的母亲。
不过，他身上最高尚、最纯洁的情感还是他的仁慈慷慨、热情无私。在十八世纪，这个国度里见证了人类团结的繁盛浪潮
，许多人真诚地投入了这项扶助贫弱的事业，亨德尔正是其中之一。他的慷慨不仅限于他熟悉的人士，比如说他的老师拉霍夫（Lachow）的遗孀；他还为了各种慈善事业的利益不断慷慨解囊，尤其是两个让他倍感兴趣的慈善组织：音乐家协会和育婴堂。
音乐家协会始建于1738年，由伦敦一群主要的艺术家创办，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旨在帮助贫困的音乐家及其家人。上了年纪的乐师每周能收到10先令的补贴；乐师的遗孀每周能收到7先令。音乐家协会还负责给乐师举办体面的葬礼。亨德尔尽管经济窘迫，却表现得比其他同行更慷慨大方。在1739年3月20日，他为了筹集音乐家协会的资金，承担了演出《亚历山大的盛宴》的全部花费，同时加演了一首特意为此次活动谱写的管风琴协奏曲。在1740年3月28日，他身处人生低潮之际，排演了《阿喀斯与伽拉忒亚》和《圣塞西莉亚节日颂歌》。在1741年3月18日，他举行了《文坛盛会》的盛大公演，对他来说这是个艰巨的任务，这部清唱剧布景辉煌、服装华丽，还有五首知名演奏家表演的独奏协奏曲。他把收到的大部分捐款留给了音乐家协会。
育婴堂是老水手托马斯·克拉姆（Thomas Coram）在1739年创办的，“旨在救助和教育弃儿”，作家梅因沃林写道，“可以说，育婴堂的建立和繁荣要归功于亨德尔。”在1749年，亨德尔写下了旋律优美的《育婴堂赞美诗》
。在1750年，亨德尔被育婴堂推选为负责人，后来他送了一架管风琴给育婴堂。我们知道，他的清唱剧《弥赛亚》就是为了慈善事业筹款而首演，从此成为了保留曲目。1742年4月12日，《弥赛亚》在都柏林举行了首演，目的就是给穷人募捐。这次音乐会的收益全部捐给了坐牢债务人救济会、济贫医院
和布商公会医院。1750年，《弥赛亚》历经周折在伦敦成功上演，亨德尔决定每年为育婴堂举办一次《弥赛亚》的演出。即使在他眼睛失明后，还依然坚持指导演出。从1750年到1759年亨德尔逝世前，《弥赛亚》为育婴堂筹集了6955英镑的资金。亨德尔曾经禁止自己的出版商沃尔什出版这部作品的章节，《弥赛亚》的首版乐谱直到1763年才面世；他把一份总谱捐赠给了育婴堂。他还把另一份乐谱赠给了都柏林的坐牢债务人救济会，允许这家机构用这份乐谱筹集善款。
对穷人的同情激发了亨德尔的灵感，谱写了几部独具特色的作品，比如说《育婴堂赞美诗》的某些乐章充满了悲天悯人的仁慈，《葬礼赞美诗》无伴奏的胜利合唱中，孤儿们用纯净响亮的歌声表达悲伤的呼唤，体现了过世女王的仁慈慷慨。
就在亨德尔去世的前一年，差不多是同一天，育婴堂的花名册上出现了一个小女孩的名字，她叫做玛利亚·奥古斯塔·亨德尔，出生于1758年4月15日。是亨德尔把自己的姓氏给了这个可怜的弃婴。
对他来说，行善才是真正的宗教。他热爱穷人信仰的上帝。
除此以外，他谈不上严格意义上的虔诚，除了在他的晚年，双眼完全失明使他中断了和朋友的联系，几乎与世隔绝，才笃信上帝。在他生命的最后三年里，霍金斯经常看到他积极参加本教区教堂——汉诺威广场的圣乔治大教堂——的礼拜仪式，他双膝跪地，“以庄重虔诚的姿态，流露出最强烈的宗教热情”。他在弥留之际说道，“但愿我能在耶稣受难日（复活节前的星期五）离世，希望我能在耶稣复活的那天，追随上帝的脚步，与亲爱的上帝和救世主同行。”
但是在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当他精力充沛的时候，几乎从不去教堂。他出生在路德派教徒的家庭中，他在罗马学习的时候，人们试图改变他的宗教信仰，他带着讽刺的口吻回答道，“决定到死也不背叛把他养大的宗教，无论这种宗教是真是假，”虽说如此，他还是毫不费力地成为了英国圣公会教徒，还被人看做不大虔诚的信徒。
无论他的信仰如何，他在内心里都是虔诚的教徒。他对艺术的道德责任有着崇高的理念。《弥赛亚》在伦敦首演成功后，他对一位出身贵族的音乐爱好者说，“阁下，如果说我的音乐给人们带来了快乐，我感到十分遗憾，我本来打算让他们变得心地善良。”
在他的一生中，用贝多芬自豪的自我评价来说，“他的道德情操得到了公众的认可”。即使在他备受争议的时期，眼光敏锐的仰慕者也能从他的艺术作品中发现道德和社会价值。1745年，英国报纸上刊登了诗歌，赞扬他的清唱剧《扫罗》拥有颂扬受难从而抚平创伤的神奇力量。1739年4月13日，《伦敦每日邮报》发表的一封信中写道，“能够欣赏《以色列人在埃及》音乐的民族，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不会感到恐惧，哪怕面临外敌入侵也会奋起反抗。”
世上再没有别的音乐会产生如此强大的信仰。这种信仰像摩西的手杖那样，能够排山倒海，开凿坚固的岩石，流出永恒的泉水。亨德尔清唱剧中的某些章节，比如耶稣复活的呐喊，如同拉撒路从坟墓中重生一样，简直是活生生的奇迹。在《狄奥多拉》的第二幕，上帝雷鸣般的召唤打破了死亡悲哀的沉睡：
他大声喊道，“起来吧”，年轻人站起来了。
在《葬礼赞美诗》中，再次出现了如痴如醉的呼喊，快乐中掺杂着痛苦，这呼声出自不朽的灵魂，抛去肉身，向上帝伸出双臂。
最有道德气魄的段落，莫过于《耶夫塔》第二幕结束时的合唱。再没有什么比这部歌剧的创作更能让我们洞察亨德尔英勇的信念。
1751年1月21日，他开始创作这部歌剧，尽管他当时已经66岁，但是身体非常健康。他用了12天就写完了第一幕，期间创作从未间断。作品中完全没有令人忧虑的迹象。他的思想从来没有这么自由奔放，完全不在乎创作的主题
。就在谱写第二幕的过程中，他的视力突然变得微弱模糊。开头清晰可见的笔迹，此时已经混乱无序，横倒竖歪。后面的旋律也变得悲伤起来
。此时他开始谱写第二幕结尾的大合唱：“上帝，你指引我的道路多么神秘！”。他刚刚写下起始乐章，就不得不停下笔，这是一段抑扬顿挫的悲伤慢板。他在这一页乐谱的下面写道：
“2月13日，星期三，到此为止。因为左眼看不清，我写不下去了。”
他中断了十天。到了第十一天，他在手稿上写道：
“2月23日，略有好转，恢复创作。”
他为这句歌词谱了曲，其中的悲剧意味暗示了他的不幸命运：
我们的欢乐化为悲伤，如同白昼变成了黑夜。
他非常吃力地用了五天时间——通常他在五天内可以写完一幕歌剧——勉强写完了这首悲伤忧郁的合唱，音乐的光辉照亮了围绕他的黑暗，证明了他深受病痛折磨时坚定的信念。在低沉舒缓的旋律结束后，几个声部（男高音和男低音）轻柔低回地唱道：
毕竟一切……
歌声迟疑了片刻，似乎是在调整气息，接着各个声部加入进来，坚定了不可动摇的信念，毕竟一切——
……都是美好的。
亨德尔的英雄主义和他无所畏惧的音乐，充满勇气和信念的旋律，就这样在垂死的赫拉克勒斯般的呼喊中画上了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