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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世纪以前，德国人已经遍布那不勒斯、罗马和威尼斯，到处是德国的王公贵族、富商豪绅、朝圣者、艺术家和游客。然而，当时的意大利并没有像日后那样被动，离开意大利的民众是来访游客的四倍；来到德国的意大利人和远赴意大利的德国人一样多。三十年战争让神圣罗马帝国民生凋敝，意大利从中获益匪浅，意大利的艺术作品和艺术家遍及巴伐利亚、黑森、萨克森、图林根和奥地利，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音乐和歌剧院留下的足迹。在慕尼黑，有卡瓦利（Cavalli）、伯纳贝（Bernabei）、斯特凡尼（Steffani）；在德累斯顿，有邦滕皮（Bontempi）和帕拉维奇诺（Pallavicino）；在维也纳，有切斯蒂（Cesti）、德拉吉（Draghi）、齐亚尼（Ziani）、博农奇尼（Bononcini）、卡尔达拉（Caldara）；维瓦尔第（Vivaldi）是黑森-达姆施塔特的乐队指挥，托雷利（Torelli）任职于勃兰登堡-安斯波。成千上万的歌剧作家、布景画家、女高音歌唱家、女低音歌唱家和阉人歌手，众多的小提琴家和羽管键琴乐师，鲁特琴乐手、长笛手、吉他手和器乐演奏家，纷纷跟随这些音乐领袖来到德国。他们远赴德国的巨大动力就是歌剧，这是文艺复兴衰落时期的杰出作品；德累斯顿成为意大利艺术的宣传中心，此地的意大利剧院始建于1662年，整整一个世纪都在欧洲享有盛誉，直到音乐家哈塞离开这里为止。萨克森的古城莱比锡，也没有摆脱这波日渐蔓延的浪潮。1693年，歌剧院在这座城市德国艺术的中心城市落地生根；创始人毫不掩饰希望为德累斯顿歌剧院开辟领地的意愿，几年后，他们的愿望变成了现实。歌剧音乐不再满足于剧院的舞台，而是迈进神圣的教堂，最终成为了德国人思想的慰藉。光华灿烂的悲怆旋律取代了古典音乐大师庄重严肃的乐曲；人群为聆听这激动人心的吟诵争相涌入；圣托马斯大教堂的歌手和学生，纷纷摒弃自己的职责，涌向其他的乐派，让德意志民族传统最后的捍卫者陷入了空虚迷茫。
当时，担任莱比锡圣托马斯大教堂乐长的是德国作曲家约翰·库瑙（Johann Kuhnau）。库瑙富有魅力，多才多艺，代表了那个艺术界英雄辈出的时代，马特松（Mattheson）说道，“他精通神学、法律、修辞学、诗歌、数学、语言和音乐。”他是一名成功的辩护律师，通晓希腊语；他具有雄辩的口才，潜心研究希腊和希伯来的哲学思想，翻译法语和意大利语的作品，本人也有著作问世，在科学和文学领域均有涉猎。音乐理论家雅各布·阿德龙（Jacob Adlung）曾经评价，“他不知道库瑙究竟是对音乐的贡献大，还是对科学的贡献大。”身为音乐家，他无可辩驳地成为了德国古典艺术的支柱。席伯认为，库瑙和凯泽（Keiser）、泰勒曼、亨德尔（Handel）一样，是十八世纪最伟大的四位德国作曲家。的确，库瑙的音乐拥有深刻的情感，优美的形式，把雄浑有力和明朗轻快优雅地融合在一起，他的名字即使在今天依然家喻户晓 ——如果社会对艺术产生真挚的兴趣，就免不了追逐时尚潮流。库瑙是现代奏鸣曲的创始人；他谱写的键盘组曲依然是优雅活泼的典范，常常渲染出幻想曲的色彩。他创作过标题音乐《圣经奏鸣曲》，以及康塔塔、宗教音乐和世俗乐曲；他是巴赫在莱比锡圣托马斯大教堂的前任乐长，实际上，库瑙谱写的耶稣受难曲，不仅使他成为巴赫的先行者，而且在很多方面都是巴赫无可置疑的典范。
这就是他呈现给公众的主要音乐作品。人们会对他平静安详、温和优雅的风格和慷慨大方的个性有所了解。库瑙请求人们原谅，他在优美迷人的奏鸣曲里（《水果键盘奏鸣曲》）诠释了美妙的灵魂；他表示，自己运用了“大自然赋予的自由，等绿树枝头垂下硕果，自然赐予每棵树的果实相差无几……我谱写出这些乐章并没有花太久的时间：创作对我而言，就像在某些国家，天气热得不同寻常，万物生长的速度极快，洒下种子后一个月就能收割庄稼。我创作这七首奏鸣曲时，怀着急切的心情，并没有把每天谱写的其他作品抛到脑后，我在星期一开始写作这部奏鸣曲，等到下个星期一已经大功告成。我提到的这种情形，人们不会在其中发现非凡罕见的特质。实际上，我们不会总渴望精美绝伦的东西；我们平常吃到田野中普通的水果，高兴的心情和品尝到奇珍异果没有什么两样，尽管奇珍异果价格昂贵，来自千山万水的远方。我知道，音乐爱好者中有些美食家，只肯品尝来自法国和意大利的佳肴——最重要的是，他们身家豪富，能够呼吸这些国家的芬芳香气。而我的果实让人们随意采摘；那些口味不同的人只能去别处寻觅。至于那些评论家，他们不会白费力气；愚蠢无知的恶人对此无能为力，犹如冰冷的露水休想冻坏成熟的果实。”
就在同一年（1700年），库瑙创作了旋律优美、富有表现力的组曲《圣经故事》，同时出版了一本小说，我们将对这本书详加论述。他已到不惑之年，在意大利人和意大利化的音乐家当中显得形单影只，好友和学生纷纷离他而去。他见证了德国音乐的衰落，极力挽回德国音乐的颓势，却徒劳无益。他呼吁市议会保护公立教育，因为公立教育不仅受到外国艺术的蚕食，还受到廉价欢乐和眼前利益的危害，诱使莱比锡学校的年轻人堕落，吸引他们成群结队地涌向歌剧，而他的请求无济于事。市议会做出了不利于库瑙的决定，支持成功的一方。1722年库瑙去世的时候，意大利歌剧已经在德国取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由此可见，命运的裁决如此不公，必定让这位古典音乐大师的心中充满苦涩。然而，当时的艺术家并没有为此感到忧虑悲哀；面对讨厌的人或物，库瑙从不缺少温和的嘲讽戏谑。他通晓人情世故，对于江湖骗子胜过正人君子的事情丝毫不感到惊讶。“人们把城里初来乍到的艺术家看成新鲜的鲱鱼；人人都想品尝一番，因此舍得在他们身上破费，为此花的钱比平常餐桌上常见的精美佳肴还要破费。”不过他是个虔诚的信徒，不仅笃信宗教，而且相信艺术，他毫不担心自己的事业终将胜利；与此同时，他兴致勃勃地写了一本讽刺小说《音乐庸医》，借此报复那些愚蠢无知的糊涂虫。
1700年，这本古怪离奇的小说出版于德累斯顿，在十八世纪广为人知，迄今为止仍有两本书稿流传于世，一本收藏在柏林皇家图书馆，另一本存于莱比锡城市图书馆，德国诗人科特·本多夫（Kurt Benndorf）希望再版这本小说，收录在绍尔编写的《德国文学选集》里。
这本书用活泼通俗的德语写成，受到法语的影响，句子简短有力，混杂了法语和意大利语的词汇，时至今日依然让人们读得乐不可支。小说中充满幽默诙谐的描写，灵光四射、机智风趣。寥寥几笔就勾勒出迂腐学者的模样，暴露了那个时代的弊端，描绘出美丽风景中的细小瑕疵。本书展现了十七世纪萨克森地区多姿多彩的世态风情画卷，呈现了德国历史上那个妙趣横生的年代——那是三十年战争过后，这个国家迅速恢复元气的时期，也是伟大的古典音乐形成的时代。
这本小说的主人公是个滑稽可笑的士瓦本冒险家，来自德国南部城市乌尔姆附近，他为了从德国人对意大利的崇敬中获益，不惜假扮成意大利人的模样。他曾经在意大利居住了不到一年，在那里处境卑微，担任几位著名音乐家的随从，为他们抄写乐谱；他使出浑身解数，让人们相信自己拥有音乐大师的天赋。不过，他行事小心谨慎，知道自己的阴谋很难在罗马或威尼斯得逞，不敢在意大利装腔作势；他越过了阿尔卑斯山，利用德国同胞的天真纯朴和他们对外国的盲目崇拜来崭露头角。
他径直来到了德累斯顿，这里是意大利音乐的中心，拥有知名的歌剧院。他先是改名换姓；把他父亲起的诨名托伊尔-阿菲（意为宝贝猴子）改成了那不勒斯名门望族的姓氏卡拉法。这是那个时代的一种怪癖，德国人总爱取法语或拉丁语的名字。库瑙用莫里哀（Molière）的讽刺口吻，抨击了这种荒唐的行径：“我们可以原谅那些用外国姓氏的人，这要归咎于可笑的父母；他们保留这样的姓氏也是情有可原。但是，那些更名改姓的人，凭空给自己捏造出新的民族，应该得到命运的惩罚。有位绅士原本叫做里本纳，偏偏更名为哈帕留斯；等到他请求继承自己兄弟的财产时，法官驳回了他的请求，表示他在递交的申请书里承认自己‘荒淫无度’（ 哈帕留斯的含义），因此不能继承这份财产。许多势利鬼都改了法国名字。我从前认识一个人，他名叫汉斯·耶尔梅。他的衣着服饰和教养风度都合乎法国的流行时尚，他希望自己的名字也能配得上他的风度仪表。实际上，他只会说一句法国话：‘先生，我有幸自称您谦卑的仆人。’不过，他最要紧的事情就是取个法国名字。此外，他衷心希望自己成为上等人，以为改名换姓，加上修饰装点，就能不费吹灰之力地摆出绅士派头。他从此更名为让·德·热尔梅，不过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名字在德语中的发音是施恩德-舍尔姆（意思是声名狼藉的恶棍），因此遭到了大家的鄙视和嘲讽。我真希望，那些为自己的德国姓名感到羞愧，从此改头换面的人都是这这个下场；德国人真该为他们的行径感到害臊，把他们和那些招摇撞骗的家伙赶出德国去。”
库瑙的大声疾呼犹如旷野上无人回应的呼喊。托伊尔-阿菲给自己改名为卡拉法，再说上几句意大利语，就足以让德累斯顿的音乐界匆忙赶来欢迎他。“普利尼说，这些人真是荒唐透顶，他们居然认为，如果一位作曲家没去过意大利，他就是个傻瓜，异国气息的熏陶会让艺术家变得完美无缺，连卢西塔尼亚吹来的微风，都会让母马多生小马。”此外，卡拉法使出狡猾的伎俩，激起了人们的好奇心。他不断收到欧洲各地寄给他的信，上面的头衔非常响亮，有的信上用意大利语写着：尊敬的阁下，彼得罗·卡拉法先生，前所未有的音乐大师；有的信上用德语写着：才华横溢、天赋非凡的彼得罗·卡拉法先生，意大利著名音乐家，无与伦比的演奏家。似乎是出于疏漏，这些信封上几乎都忘记了写他的住址；邮差不得不挨家挨户地打听，有没有人认识“这个时代的奥菲斯”或是“无与伦比的演奏家”。就这样过了几天，人们在他露面之前，已经对他的名字耳熟能详，他也成了受人欢迎的人物。德累斯顿的音乐协会派了代表去拜访他，邀请他参加协会的会议，发表热情洋溢的欢迎演说，仿佛是迎接王子殿下驾到。人们为他举行音乐会，纷纷请求他参加自己举办的宴会。卡拉法欣然接受大家的盛情款待；虽然他会弹一点希尔伯琴和吉他，可是他的音乐才能乏善可陈。不过他小心谨慎，想方设法找到各种借口，来拖延在公众面前的表演。据他所说，自己的嗓音优美动听，可惜只会唱意大利歌曲；音乐协会却只有德国歌曲的乐谱。他原本是位才华出众的小提琴演奏家，不过有个心怀嫉恨的竞争对手打算暗害他，用匕首划破了他的手，落下了毛病；非得等上几个月，他的手才能灵活自如。不过，他同意用羽管键琴伴奏一首协奏曲，特意表明这是首简单的曲目。可是，人们出于对他的尊敬，非要请他弹奏一段高难度的乐曲。他立即对羽管键琴大加抱怨，声称这部音乐作品倾注了他全部的心血，简直无与伦比。如果说他偶尔会漫不经心地弹几下羽管键琴，那是因为他要为自己创作的歌曲来伴奏。可是这毕竟只是他自己的消遣娱乐。此外，意大利的羽管键琴乐曲非常简单，没有旋律优美、演奏复杂的段落，而这偏偏是德国音乐品味的喜好。经过这番喧闹纷扰，他终于坐在了羽管键琴前面，弹奏了几段平淡无味的和弦作为前奏，推辞说自己得了感冒，掏出了几个鼻烟盒。“每当他看到右手难以弹奏的乐章，就从容自如地拿起右边的鼻烟盒嗅一下；此后他如法炮制，竟然把这首曲子搪塞了过去！”
库瑙精心刻画了萨克森人的个性，他们既坦率直白，又狡猾精明，举止笨拙、风趣温和。这些可敬的人热情洋溢，怀着荒唐可笑的想法去听卡拉法的演奏，对这位出色的音乐家倍加尊敬、竭诚仰慕，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位羽管键琴演奏家毫无音乐天赋可言；但是，这些宽容大度的民众尽力为此寻找借口。他们的信心难以动摇；可是，只要这些可敬的人心生猜疑，什么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睛。他们仔细把这位冒充的意大利人打量一番，卡拉法却对此一无所知；等人们终于弄清了真相，并没有对这个江湖骗子大发雷霆，把他从此地驱逐出去，而是导演了一出喜剧，把他耍得团团转。
人们怂恿卡拉法撒谎骗人、自吹自擂，让他自命不凡的愚蠢虚荣暴露无遗，一边佯装崇拜他的才华，一边暗自窃笑，等到惊慌失措的卡拉法明白过来，人们已经嘲笑了他好几个星期。尽管卡拉法谨小慎微，人们还是说服他拿出自己的几部作品，暴露了他浅薄的学识。为了确保卡拉法不能使用平常的作曲方法，其实就是厚颜无耻的剽窃，人们把他关进了化妆间，从外面盯着他的一举一动。“卡拉法使出了浑身解数。他小声哼哼，用手敲鼓点，拍打桌子，又是唱又是跳，摇头晃脑地打节拍。从来没有一个卖苦力的，像他那样费心劳力地连蹦带跳。过了一个半小时，他的脸上挂满了汗珠，背上大汗淋漓，可是还没写出一段旋律来。现在，他拿出纸和笔，蘸了墨水写起来，可总是写了又划，把纸揉成一团、撕得粉碎，然后从头再来。他尝试着谱写旋律，从座位上站起来，在屋里奔来走去，似乎准备破门而出、穿墙而过；就这样他足足磨蹭了十五分钟。最后，他求助于倒霉赌徒惯用的迷信习俗，赌徒们通常相信，换个位置会让他翻盘转运。于是他从桌子边站了起来，坐在了地板上。他耗尽了全身的力气，倾注了全部的精力，竟然没有注意到当时已近午夜，只有油灯在燃烧。终于，他的脑子里浮现了四首著名的歌曲：《晚上好，园丁》、《达蒙陷入沉思》，《这里有位美丽的小姐》，《她安然入睡》。刚刚忍受了才思枯竭的折磨，他如今又要面临文思泉涌的痛苦；他不知道哪一首优美的歌曲适合特定的情境，最重要的是，哪首歌最不为人所知。他差点要靠掷骰子来做出决定；然后他决定把几首歌混合在一起，要么就胡乱拼凑。我们可以想象得出，德累斯顿的音乐家看见这副荒唐可笑的场景会笑得乐不可支。卡拉法下一个要去的地方是莱比锡，那里的平民和学生用更残酷的方式戏弄了他。他们怂恿卡拉法和另一个可笑的音乐家争吵斗嘴，刺激两人大发脾气，最终提交稀奇古怪的法庭来裁决，这是一场意味深长、诙谐滑稽的假面舞会，两个蠢材被人连哄带骗，不禁让人想起歌剧《资产阶级绅士》中“庆典仪式”的那场戏。
卡拉法屡受挫折、备受嘲弄、遭人耻笑，却没有感到心烦意乱。任何人面临他岌岌可危、蒙羞受辱的处境，都会有千万个理由觉得痛苦不堪。卡拉法被迫从德累斯顿匆促逃离，在这个国家暴露了真面目的江湖骗子此时毫不担忧，他说道：“呸！世上还有别的国家；一个人要是在这儿栽了跟头，总能在别的地方爬起来！你得往前走，过不了多久，其他的城市就会发现其实你什么也不懂！人永远不能饿着肚子上床睡觉，身上总得有件外套。”于是他四处游荡，和小国的乐长、管风琴师和音乐家来往，在他们的家里随意品尝佳肴、畅饮美酒、安然入睡，靠自吹自擂得到他们的崇敬。他到处利用可笑的音乐爱好者、愚蠢无知的商人，这些人乐于招待艺术家，借此冒充音乐行家。他安然自得地住在地主的乡间大宅里，那些粗俗的乡绅过着单调乏味的生活，把他的音乐和玩笑话看得至高无上；他把钱包塞得鼓鼓囊囊，自己变得大腹便便，终于有一天，他开始对主人心生厌烦；于是他立刻不辞而别，连薪水也不要，不过偶尔带走几副银勺子和银刀叉。他哄骗贫困乡村教师的积蓄，答应帮他们在一年之内成为宫廷乐队的乐长；面对找他讨要钱财的受害者，他时而放声大笑，时而痛哭流涕，时而赌咒发誓。如果有人感到愤愤不平，提起诉讼，那就正合他意：卡拉法对德国法庭的耽搁拖延早已司空见惯。
最后，这个无赖找到了永远不会让他失望的精神支柱，安慰他遭受的屈辱：女人。女人不会总是充满魅力，却总是能诱惑别人。早在《克鲁采奏鸣曲》出版以前，库瑙就指出，音乐——尤其是演奏家给女性心灵带来的伤害；他举出了几个妙趣横生的例子。其中最可笑也最完整的，就是赫尼茨城堡女主人的故事，我想说的是，如果这个故事没有那么露骨，会更具有高卢情调，而不是日耳曼情调。此外，故事的主人公并不是卡拉法，而是一位鲁特琴乐师，从前在乐队里担任第二乐手。然而，卡拉法是个唐璜式的花花公子。他用自己谱写的奏鸣曲打动了罗马贵妇人的芳心。“她们对这首乐曲赞不绝口；接着是热烈的亲吻和意味深长的凝视。我的脸颊从来没有这么滚烫火热。”卡拉法刚到莱比锡，就看到了城里最美丽的姑娘，她年轻貌美、敏感多情、家境优越，而且擅长音乐；当卡拉法弹奏羽管键琴，用沙哑的嗓音放声歌唱时，她竟然丧失了判断力，失去了理智。姑娘的父亲是位财力雄厚的商人，名叫普鲁托，他了解到这段风流韵事后，不禁勃然大怒；他怒斥自己的女儿，把这个无赖赶出了自己的家门；尽管如此，这对恋人晚上依然在他的花园里幽会；卡拉法吟唱着《奥菲欧》里的段落，把自己比作歌剧的主人公；这位姑娘准备扮演尤丽狄茜的角色，依照剧情离家出走；不过事有凑巧，到了最后一刻，一个身体强健的少妇登场亮相，原来卡拉法被判欺诈罪后，在齐陶监狱关押过一段时间，他和狱卒的女儿勾搭成奸，生下了孩子，此时真相败露。这个妇人掐住骗子的喉咙，扯着嗓子大喊，他必须和她结婚。在纷乱喧嚣中，年轻的普鲁托小姐愤然离去，再也没有回来。
这些滑稽夸张的描写都有真实的背景，经过作者准确细致的观察；这些场景来自法院和集市，市场上的江湖郎中，小酒馆里的农夫，乡间宅邸的地主乡绅，坐在桌旁的市民，做生意的商人；作者用幽默的笔调记录下了各个社会阶层的语言和礼节。最突出的是一群音乐家和大学生。在萨克森的每座城市里，他们都成立了音乐协会。城里有音乐家的社团，他们每周在特别的地方举行一两次聚会。大家修补乐器，有两个会员轮流向协会提供音乐作品：协奏曲、奏鸣曲、合唱曲和咏叹调。在聚会上，大家争相谈论音乐艺术。他们为音乐限定主题，沉浸于气氛友好的探讨。有时候，音乐协会举行宴会，演奏各种各样的作品，不论是严肃还是幽默的音乐。如果音乐家既不能演奏乐器，也不会唱歌，倒真是个例外。不过，他们都不是职业的演奏家，而是业余的音乐爱好者，大家还有其他的差事。音乐家们在德累斯顿的聚会地点就定在税务官的家里。
音乐在大学和辩论社里受到了同样的重视。在莱比锡，我们在器乐音乐会结束时听到了关于音乐的激烈辩论。有两个学生发表了演说，一个人称赞音乐，另一个谴责音乐。听到音乐受到一位伟大音乐家的赞扬，并不令人惊讶，不过他指责音乐造成危害，渗透到这个时代的思想，这一点实在不同寻常。他说道，“音乐让我们抛开严肃的研究，音乐剥夺了人们的思想，许多人原本会忙于正事。政治家们喜爱音乐并非没有缘由；国家对音乐的推崇也不无道理。音乐转移了人们的思绪，阻止了他们检验政府的成效。意大利就是个例子：意大利的王公贵族听任这个国家受到江湖郎中和音乐家的影响，这样他们可以就不受干扰地处理自己的事务。”实际上，意大利是个恰如其分的例子：这个国家借助音乐而光耀夺目，扩大了意大利在欧洲的影响力，最终摧毁了本国的道德准则和政治才能。至于十八世纪的意大利，我们可以对古罗马历史学家阿米亚诺斯·马切利努斯（Ammienus Marcellinus）在大入侵时代说过的话稍加改动，他在很久以前说过：“意大利是游乐胜地。人们在这里只能听到音乐，清脆悦耳的弦乐声从四面八方传来。人们见到的不是思想家，而是歌唱家，美德良知让位给了演奏大师。”
在1700年左右，意大利的演奏大师多半精神空虚，卡拉法就是个突出的例子，尽管对他的描写有些夸张。卡拉法最感兴趣的就是音乐，在音乐中最感兴趣的就是精湛的技艺。他与当时著名的作曲家素不相识，把德国作曲家罗森缪勒（Rosenmuller）当成意大利人。他在和声方面一窍不通，对于单纯欢快的旋律一无所知。他口里谈论的只有他的鲁特琴、小提琴和吉他，说到自己就滔滔不绝。不管人们讨论什么样的话题，无论是战争贸易、讲经布道还是头痛感冒，他都能主宰谈话的主题，总是喜欢用第三人称提到自己：“我的卡拉法在做什么呢？”“可怜的卡拉法！”除了他的音乐会，世上一切都空虚无聊。“他压根不知道，伦敦和斯德哥尔摩究竟是在荷兰还是在法国，北方的统治者是不是土耳其人，奥斯曼帝国是不是西班牙人的国度。他的脑子就像个小柜橱，一个抽屉里放着几篇文章，其他的抽屉里空空如也。”音乐把他变成了一个怪物。这些演奏大师遍布十八世纪的意大利。甚至时至今日他们并非无名之辈，没有哪个国家看不到他们的身影。
在那个时代的德国，音乐并没有这样的缺点。德国人在哲学和文学的研究中取得了平衡，时常把音乐作为补充。音乐并没有成为人们空虚无聊的娱乐。十八世纪伟大的德国作曲家，比如舒尔茨、库瑙、亨德尔，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他们对法律知识有深入的研究，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在成为职业音乐家以前都犹豫再三。十八世纪的意大利演奏大师，仅仅是叮当作响的铜钹。在德国音乐家身上，依然保留着理性的特质，甚至远远超过音乐的魅力。不过，意大利音乐的诱惑力渐渐削弱了这种充满活力的智慧。
在德累斯顿和莱比锡，就像佛罗伦萨和罗马一样，库瑙亲眼看到王公贵族成为艺术的资助人，这种注重美感、颓废萎靡的艺术简直是专制独裁的天然盟友。他的小说向我们证明，意大利演奏家对各个社会阶层都产生了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当卡拉法走进乡村客栈时，他确信自己像在富有的城市商人家中一样，会受到热情的欢迎。公众的音乐品味简直令人腻烦。
但是，库瑙过于看重人性的力量，并没有提出严重的警告。他看到世间的罪恶，只是一笑置之，相信罪恶会自生自灭。他抱有温和的乐观主义，甚至相信恶人会改邪归正。在小说的结尾，卡拉法听从了一位可敬神父的规劝，决定痛改前非；尽管这样一个角色都不大可能悔过自新，但无论如何，作者在小说中以宏伟的篇章，描写了真正的演奏大师和快乐的音乐家。
他对自己有更多的要求。提到音乐，他认为要成为训练有素的作曲家，必须精通各种乐器，与歌唱家和演奏家（最重要的是羽管键琴乐师）关系密切。不过拥有这些专业训练还远远不够。库瑙认为，作曲家应该懂得一些科学常识，最重要的是数学和物理知识，这些是音乐的基础，他要求音乐家对自己的艺术进行思考，熟悉音乐理论家，不仅是当代的音乐理论家，还有过去——尤其是古代的音乐理论家；他不希望人们步卡拉法的后尘，对历史、政治和自己所处时代的生活都毫无兴趣。
不过，没有道德品质的支撑，文化特质将毫无优势。音乐大师只有以自己生活的美德来衬托艺术的道德，才真正配得上音乐大师的称号。正如圣奥古斯丁所说：“以你的声音来歌唱、以你的生活来歌唱、以你的行为来歌唱。”不要把作品奉献给自己的成就，而是敬献给上帝的荣耀。音乐家不能只想到公众，考虑公众的音乐品味和鼓掌喝彩。“如果你唱歌是为了讨得人的欢心，而不是取悦上帝，如果你追求别人的赞扬，而不是上帝的赞许，那么你就在卖弄你的歌声，你的灵魂不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别人。”让艺术家在上帝面前保持谦虚；让他意识到自己的价值所在。训练有素的音乐家知道自己拥有精湛的技艺，就不会过于谦卑恭顺，也不会黯然失色。如果音乐家有话要对世人倾诉，就不会让自己默默无闻，也不会退隐幕后。才华横溢的人掩饰自己的才能，证明这个可怜人不相信上帝会赐予他强健有力的翅膀，让他飞上云霄。这是懦夫的行为，害怕努力的心理；这也许是罪恶的情感，不可告人的妒忌，不愿与别人分享自己的珍宝，就像普利尼说的那样，“犹如垂死的牡鹿，掩埋好自己的鹿角，不肯献给人类成为良药。”音乐家们往往有这样的心态。有些人创作了优美动听的作品，宁愿卖掉身上的衬衫，也不肯泄漏一个音符。让那些经济拮据的艺术家意识到他的品质、他的思想、他的能力！让他慷慨地传播思想，不要因他的作品二爱慕虚荣，把所有的荣耀献给神圣的源泉。让他尽其所能，多行善事。如果他没有受到人们的感谢（这是世间的准则），清白的良心就是他最好的报酬；让他预见到身后等待他的天堂极乐，当他受到召唤，来到全能上帝的城堡教堂，会见到“那里有天使在演奏甜美婉转的音乐。”
这些思想和整本小说一样，充满了均衡的判断、充足的自信，隐藏的力量，解释了十八世纪的德国古典音乐大师平静安宁的特质——比如舒尔茨、约翰·克里斯蒂安·巴赫（Johann Christian Bach）、约翰·米夏埃尔·巴赫（Johann Michael Bach）、帕赫贝尔（Pachelbel）、布克斯特胡德（Buxtehude）对未来的看法。他们衡量了世间万物，权衡了自己的力量。他们等到了属于自己的时代。
对德国人而言，时间已经悄然流逝；过去的岁月一去不返。回顾十九世纪末的德国艺术家表现出的火热激情和往昔岁月的沉稳平静，你会发现两者具有多么大的差别！辉煌的胜利耗尽了获胜者的精神；等到最初的陶醉感消失殆尽，他们已经消磨了意志，失去了创作的动力。洋洋得意的音乐天才瓦格纳断送了德国音乐未来的道路。平静安详的库瑙却拥有德国艺术未来的思想，预示了他伟大的继任者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