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接着讨论食物问题。乔治说：

“从早餐开始说。”（乔治很实际。）“做早餐我们需要一个煎锅”——（哈里斯说吃那个不好消化；不过我们劝他别傻了，乔治就继续了）——“还要茶壶，水壶，一个酒精炉。”

“一个不烧油的炉子，”乔治意味深长地说；我和哈里斯表示赞同。

我们曾经用过一个油炉，然后“就没有然后”了。那一整周我们都像生活在油铺里一样。石蜡油气味四处飘散。我从没见过什么东西像石蜡油一样这么能挥发。我们把它放在船头，它的味道却渗透到了船舵，一路飘满整个船舱，甚至飘到了河上，饱和了风景，也污染了大气。一时刮西油风，一时刮东油风，有时刮北油风，有时又刮南油风；但不管风来自南极皑皑的冰雪还是沙漠荒芜的空地，对我们这些浑身油味儿的家伙来说都一样。

油的外渗破坏了夕阳西下的美景；月光嘛，也积极地散发着油臭味儿。

我们试图在马洛 摆脱那味道。我们把船扔在桥边，特意在城里散了会儿步，但那味道紧随其后。于是整个城镇都充满了油味。我们穿过教堂后院，闻起来似乎那里的人都用油来下葬。城里的主街道也是一股油味；真搞不懂那里的人怎么受得了。我们朝着伯明翰 走了好几英里；但是没用，整个郡都沉浸在油里了。

旅行的尾声是在午夜时分，我们在荒野里一棵枯萎的橡树下碰面，发毒誓说（这件事我们都用经典的国骂讨论一整个星期了，实在太奇葩了。）——再也不带石蜡油灯上船了——当然，除非我们得了神经病。

因此，这次我们只允许自己使用酒精。尽管那味道也很糟糕。你知道那些工业酒心馅饼或者工业酒心蛋糕的危害。但要是吃很多的话，酒精还是比石蜡油健康些。

至于早餐的其他食物，乔治推荐带便于烹调的鸡蛋和咸肉，还有冷肉、茶叶、黄油面包和果酱。午餐的话，他说我们可以吃饼干、冷肉、黄油面包和果酱——但是不要带奶酪。奶酪像石蜡油一样，气味太强烈了。它妄图把整个船都据为己有。奶酪味会从装食品的篮子透出来，把所有东西都弄得臭烘烘。你根本分辨不出自己是在吃苹果派、德国香肠还是鲜奶油草莓。它们闻起来都像奶酪。奶酪总散发太多气味。

我想起有个朋友在利物浦买了几块奶酪。奶酪太好了，醇厚圆润，散发着两百马力的气味，携带此物三英里，足可以让两百码之外的人倒地不起。我当时正在利物浦，我那朋友说，可以的话就帮他把奶酪带回伦敦去，因为他自己可能要在那逗留一两日，而他觉得奶酪保质期不够长。

“噢，亲爱的，我乐意效劳，”我答道，“乐意至极。”

我拿到奶酪，把它们带上马车。那家伙摇摇晃晃，被它的主人拖拽着慢慢行走，它的主人长着一双八字脚，总气喘吁吁的，走路像梦游一般，在交谈的时候，他还一时兴起，把那家伙唤作一匹马。我把奶酪放在车顶，马车开始蹒跚前行，那速度慢得可以，堪比一部极速蒸汽压路机，一切欢快得像是葬礼的钟声，直到我们转了弯。在那儿，风裹挟着淡淡的奶酪味，朝我们的坐骑袭来。马儿被唤醒了，他恐惧地喷了个响鼻，以每小时三英里的速度开始狂奔。风仍然朝他的方向吹着，在我们抵达街尾之前，他几乎把自己的时速锁定在四英里，把跛子和矫健的老太太们轻松甩在了身后。

在车站，车夫又动用了两个搬运工才拦下那匹马；其实，要不是当时有个人镇定自若地用手帕捂住马鼻子，又烧了一张牛皮纸除臭，我觉着他们可能还拦不下。

我拿着我的票，带着我的奶酪，骄傲地向站台走去。两侧人们纷纷谦恭地后仰。火车很拥挤，我不得不钻进一个塞了七人的包厢。尽管一个顽固的老绅士反对，但我仍然挤了进去；我把奶酪塞进行李架，挤着坐下来，愉快地笑着说，天气真暖和。

过了一会儿，那个老绅士开始坐立不安了。

“这里太挤了，”他说。

“实在难以忍受，”他旁边的男人说。

他们俩开始四处嗅，嗅到第三次，他们发现怪味正是从箱子上发出的，他们一跃而起，一言不发地逃了出去。接着，一位结实的夫人站起身，愤怒地说，一位可敬的已婚妇人被这样骚扰实在太可耻了，随即她收起一个大包和八个小包离开了。剩下的四名乘客又坐了一会儿。一位绅士神情肃穆地坐在角落里，从衣着和外表看像个葬礼承办人，他发话了，说这让他想起死婴的气味；另外三名乘客听后，都想立刻夺门而出，结果伤到了自己。

我冲那个黑衣绅士微笑道，我认为我们将独享这个包厢；他也友好地笑着说，有些人就爱大惊小怪。但在我们开始交谈后，他也诡异地沮丧起来，所以，到达克鲁郡 后，我问他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喝一杯。他同意了，然后我们开辟出一条路，到了餐厅，我们大呼小叫，捶胸顿足，挥舞着雨伞闹了一刻钟；然后一位年轻女士来了，问我们都需要些什么。

“你想来点什么？”我转向我的朋友。

“我要半克朗白兰地，请别掺水，小姐。”他答道。

他喝完之后静静地走掉了，去了另一个包厢，我觉得他那么做很卑鄙。

整列火车仍旧拥挤，但离开克鲁郡以后，那包厢就完全归我自己了。当我们停靠不同车站的时候，人们瞧见我的空包厢，总会一股脑地冲进来。“来这里，玛丽亚；快过来，这里地方大。”“好的，汤姆；我们进去，”他们喊道。然后他们会提着重重的包一路跑来，为了争第一个进来而在门口大打出手。之后一个人会打开门冲上台阶，却突然犹豫地停下来，撞到后面人的胳膊；他们都上来闻了闻，之后垂头丧气地挤进了别的包厢，或者付差价进了头等车厢。

到了尤斯顿站 ，我取下奶酪去了朋友家。他妻子进屋后，四下闻了片刻，然后问：

“到底发生了什么？把最坏的情况告诉我。”

我说：

“是奶酪啦。汤姆在利物浦买了让我带回来的。”

我又补充说，我希望她明白这味儿和我无关；她说当然不怪我，但她会等汤姆回来后和他谈谈。

我那朋友在利物浦耽搁了些天，比预计返回时间要迟；三天后，他还没回家，他妻子登门拜访我，问道：

“汤姆说了什么关于奶酪的事吗？”

我回答说，他吩咐把它们保存在潮湿的地方，别让人碰。

她说：

“没人想碰那玩意儿。他自己闻了那味儿吗？”

我想他闻过了，我还说，他似乎很喜欢它们。

“如果我叫一个人过来把奶酪拿走并埋起来，”她问道，“你觉得他会沮丧吗？”

我回答说，我觉得他永远都不会笑了。

突然一个念头闪过她脑海。她说：

“你愿意替他保管吗？让我把它们送回给你吧。”

“夫人，”我答道，“我自己还算喜欢奶酪的味道，无论何时想起，我觉得那天带着它们从利物浦回来的旅途，都是个欢乐假日的圆满结局。”但在这世上，我们必须考虑到别人。我有幸租住一位女士的房子，就我所知，她丈夫已不在人世，她也许还是个孤儿。她强烈地反对我‘欺负’她，我看她还挺雄辩的。我有种直觉，如果你丈夫的奶酪出现在她的房子里，她会觉得我在‘欺负’她；我可永远不想被人说，我欺负一个既孤又寡的女人。

“非常好，那么，”我朋友的妻子站起来说，“我就只能说，我会带着孩子们去住旅馆，直到奶酪被谁吃掉。和它们同在一屋檐下，我再也受不了了。”

她说到做到，把房子交给了一名女仆照管，该女仆在被问及能不能忍受那气味时，反问道“什么气味？”，当奶酪靠近她，让她再使劲闻一下时，她说她能察觉到一种淡淡的香瓜味。这么说来，这点空气中的小伤害对那女仆来说可能影响不大，于是我朋友的妻子就离开了。

旅馆的账单是整整15个畿尼 ；而我那朋友，在清算了所有费用之后，发现一磅奶酪才花了他86便士。他说他是很喜欢来一点奶酪，但那个量已远远超出他的可承受范围；所以他决定丢了算了。他把奶酪扔进了下水道；但之后又不得不把它们捞出来，因为货船船员总抱怨。他们说那东西让他们头晕脑胀。那以后，在一个月黑风高夜，他把奶酪遗弃在教区停尸间。但被验尸官发现了，为此掀起了一场骇人风波。

验尸官说那是个阴谋，说有人试图把尸体唤醒来剥夺他的生计。

不过我朋友最后还是摆脱了奶酪，他带着它们去了一个海边小镇，并把它们埋在了沙滩里。奶酪让那地方名声大噪。游客们都说，以前从没发觉那里的空气气味如此强烈，之后的几年，那个地方都挤满了胸腔虚弱者和肺病患者。

因为我还比较喜欢奶酪，所以我对乔治不带奶酪上船的想法持保留意见。

“我们应该用不到下午茶，”乔治说（哈里斯听到这脸色变了）；“但我们七点开饭，圆的、方的、新式的大餐——正餐、晚饭、下午茶三顿一体的组合。”

哈里斯乐呵起来。乔治建议的晚餐内容是肉和水果派、冷肉、番茄和蔬菜。喝的嘛，我们会带一些粘稠的混合物，那是哈里斯亲手调制的，兑上水就算柠檬汁了。还带了一大堆茶叶和一瓶子威士忌，像乔治说的，以备我们沮丧时喝。

我觉得乔治喋喋不休说了过多沮丧的想法。对我来说，这种心情实在不适合在旅途中出现。

但我很高兴我们带上了威士忌。

我们没带啤酒或葡萄酒。泛舟途中带那些东西是大错特错。他们使你头脑困乏。晚上绕城遛弯和偷瞄姑娘时喝上一杯就足够了；但是，可别在太阳当头而你又有繁重工作的时候喝酒。

那晚分开前，我们列好了清单，挺长的一张单子。第二天是个星期五，我们带齐了东西，晚上碰头收拾行李。我们拿了个很大的格莱斯通旅行袋装衣服，又拿了几个篮子装食物和厨具。我们把桌子搬到窗边，把所有东西都放在地板中间，然后围着这座小山坐下望着它。

我说我来收拾。

我为自己收拾行李的水平感到十分自豪。收拾行李是我最在行的事。（有时这种事还真是多得让我惊讶。）我向乔治和哈里斯婉转地透露了这件事，并告诉他们最好把整件事都交给我。他们异常迅速地同意了这个建议。乔治点起了烟斗，四肢舒展地躺进安乐椅，哈里斯双脚交叉放在桌子上，燃了支雪茄。

这绝不是我想要的。我的意思当然是，由我下令指挥，哈里斯和乔治听我的指令搬东西，而我只需不时地推推他们，说两句类似这样的话“噢，你——！”“这样吧，让我来。”“这不就行了么，简单至极！”——你可能要说，这其实是在教他们做事。他们对这件事的理解和做法激怒了我。别人干坐着看我忙活，我最生气了。

我曾经和一个总这样惹我发狂的人住在一起。他会懒洋洋地靠在沙发上连续几小时，看我做这做那，眼睛追随着我在屋子里跑来跑去。他说坐在那儿看我瞎忙对他很有益。他说，那让他觉得生活不是一个哈欠连天的慵懒梦，而是一项神圣的使命，满是责任和严苛的工作。他说自己现在常常好奇，碰见我以前他是怎么生活的，别人在工作的时候都没让人直盯盯地看过。

但我不是那样的人。我不能忍受看见别人忙前忙后而自己纹丝不动。我得站起来监督，手插在兜里走来走去，告诉别人应该怎么做。我天生就是如此精力充沛，不能自持。

不过这次，我什么也没说就开始收拾了。这活儿比我原来想的要费时；但最后还是干完了，我坐在行李上开始用绳子捆绑。

“你不打算把靴子放进去吗？”哈里斯问。

我四处看了看，发现自己把它们漏掉了。哈里斯就是这种人，非要在我把包整理好拿皮带固定好了才会发话。乔治居然还笑——就是他那种令人恼怒、没心没肺、前仰后合、下巴脱臼的笑，这笑实在让我抓狂。

我打开包，把靴子装了进去；正要合上时，突然有了个可怕的想法。我装牙刷了吗？装我的牙刷了吗？我不知这是怎么了，但我的确不清楚，自己到底装牙刷没有。牙刷是我旅行时的噩梦，是人生中的痛楚。我总梦见自己没把牙刷装进行李，然后半夜冷汗淋漓地醒来，跳下床去搜寻它。到了早晨，我总最先把它装进行李，之后发现自己要用，再把行李拆开，在行李最下面翻到它；之后我再收拾行李，却又忘记装它，不得不在最后一秒冲上楼，用口袋里的手帕包着它，直接带到火车站。

所以，现在我当然得把所有有形的物件再掏出来一遍，而且我找不到我的牙刷也是情理之中。我翻了个底儿朝天，重现了混乱，创世纪前的混沌之初它们一定就是那个样子。当然，我翻到哈里斯和乔治的牙刷十八次了，但就是找不到自己的。我把东西一个一个放回去，又挨个拿起来晃了晃。最后在一只靴子里找到了。我再一次把行李打包完毕。

这事结束后，乔治问香皂在不在里面。我说，我一点也不关心香皂在不在里面；然后砰地把包合上，拿带子捆好，却发现我不小心把烟草袋子装了进去，于是不得不再次把包打开。晚上10：05，尘埃落定，还有些食品篮需要收拾。哈里斯说，由于我们会在十二个小时后出发，也许应该让他和乔治来收拾剩下的杂物；我同意之后坐了下来，他们开始打包。

他们带着轻松的劲头干起活，明显是做给我看的。我一语不发；只是安静地等着。等到乔治烦得要上吊，哈里斯成为世界上最烂的打包者；我幸灾乐祸地望着成堆的碗盘杯盏、水壶、瓶瓶罐罐、馅饼、炉子、蛋糕和番茄之类的东西，感到这一切马上将变得令人兴奋起来。

果然如此。他们打碎了一个杯子，这仅仅是开了个头。他们这么做就是要你知道他们的本事，吊你的胃口。

随后，哈里斯把一罐草莓酱压在了一个番茄上，番茄被挤得稀烂。他们不得不用茶匙把番茄舀出来。

接下来轮到乔治了，他一脚踩在了黄油上。我依旧一言不发，但我走过去，坐在桌边注视着他们。我能感觉到，我的行为惹得他们恨得咬牙切齿。我的目光让他们既激动又紧张，他们不时地踩碎东西，把东西放在身后，需要的时候又找不到；把馅饼放在行李底部，重东西放在上面，馅饼被压得粉碎。

他们把盐洒得到处都是，还有黄油！我这辈子没见过哪两个人能把一块一两便士的黄油弄成这副摸样。当乔治把那块黄油从拖鞋底取下后，他们试着把黄油放进水壶。可黄油不愿进去，已经进去的部分也不愿出来。最后，他们把它挖了出来，放在椅子上，然后哈里斯没在意竟一屁股坐了上去，之后黄油就一直跟着他，后来他们为了找它翻遍了整个屋子。

“我发誓我放在了椅子上，”乔治瞪着空荡荡的椅子说。

“不到一分钟前，我也亲眼看见，”哈里斯说。

然后他们再次开始绕着屋子找；最后在房子中间碰了头，又分别找对方找过的地方。

“这可真是闻所未闻的奇事，”乔治说。

“如此神秘！”哈里斯说。

乔治转到哈里斯身后，瞧见了黄油。

“嘿，它一直在这儿哪，”他愤怒地大呼小叫。

“哪儿？”哈里斯嚷道，急忙转身。

“你给我站好了行不！”乔治咆哮道，飞奔到他身后。

之后他们把黄油取下放进了茶壶。

蒙特莫伦西自然一直都在。蒙特莫伦西生命中最大的追求，就是挡别人的道儿，然后等着被训斥。他要在自己特别不受待见的地方扭两下，成为最讨嫌的东西，或者把人弄疯，被人用东西砸头，那他才觉得自己的一天没有浪费。

他的至高目标就是把某人绊倒，然后被人毫不间断地骂上个把钟头；当这目标成功达成，他就变得令人难以忍受地狂妄自大起来。

他会直直走过来，坐在他们要收拾的东西上；他心怀一个坚定的信仰，那就是无论何时，只要乔治或哈里斯的手伸过来，就一定是为了触摸他冰冷湿润的鼻子。他把腿放进果酱里，折磨茶匙，把柠檬当做老鼠追逐，钻进一个食品篮并顺利撞翻三个，最终被哈里斯一煎锅拍倒在地。

哈里斯说是我指使他干的。我才没指使他。那样一只狗不需要任何指使。那是他的天性，与生俱来的原罪驱使他做出那样的事情。

12：50我们把行李打包完；哈里斯坐在大食品篮上，说他不希望任何东西被弄坏。乔治说该弄坏的已经都弄坏了，这想法让他舒服了不少。他还说自己想睡觉了。

我们都想睡觉了。乔治当晚睡我们那儿，我们上了楼。

我们掷硬币来挑选床位。哈里斯和我一床。他说：

“你睡里面还是外面，老杰？”

我说我总是睡床里面的。

哈里斯说这笑话老掉牙了。

乔治问：

“我几点叫醒你俩？”

哈里斯说：“七点。”

我说：

“不行——六点，”因为我想写几封信。

哈里斯和我因此争了起来，但最后折中为六点半。

“6：30叫我们吧，乔治。”我们说。

乔治没出声，我们发现我俩打闹那会儿，他已经睡着好一阵了；于是我们把浴盆摆在他床边，等他早上一起来，就会跌进去，然后我俩各自睡去了。 tBbzKZxTjSXizBPR3cSCSedVwdSht468M4xZTF5De5YLvpZ/x0tpe/Eh5NAb35O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