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威廉·萨缪尔·哈里斯和我，再加上蒙特莫伦西 ，我们四个坐在我的房间里，一边抽着烟，一边谈论着我们糟透了的身体——当然啦，我是指从医学角度来讲的“糟糕”。

我们都颇为不适，并对此忧心忡忡。哈里斯说他时不时来一阵异乎寻常的晕眩，让他简直搞不清自己在干什么；接着，乔治说他也时不时来一阵晕眩，也不知道他在做什么。至于我，我是肝脏出了毛病。我之所以知道是我的肝出了毛病，是因为我刚刚读了一份肝病专利药的广告，里面详细介绍了肝出毛病后的各种症状，而这些症状我都有。

这事非同小可，可我每次阅读专利药品广告都难免得出这样的结论：我患有其中论及的那种疾病，而且已然病入膏肓。对每一例病症的诊断似乎都和我的不适感完全相符。

我记得有一天我去大英博物馆，想查询一下我患的某种小毛病——我猜想大概是花粉过敏——该怎么治。我从书架上拿下我要的书，埋头把想读的统统读了一遍；然后，我开始漫不经心地翻起书页，有一搭无一搭地浏览起各种病症。我不记得我最开始读到的是哪种病症了（但我确信是某种恐怖至极的瘟疫）——那张“先兆症状”列表还没读到一半，我就确信我得了这个病。

我骇然呆坐了一阵子；然后，在绝望的萎靡之中，我再次翻了几页书。我瞥见了伤寒——读了症状之后——我发现自己患了伤寒症，必是已经染病数月而不自知——真好奇我还得了别的什么病；翻页，是亨延顿病（舞蹈病）——不出所料，这病我也有，——我起了兴致，决定索性一查到底，于是按照字母顺序开始看——我发现，我依次感染了疟疾（正深受其折磨，大约再过两周将迎来急性发作期）、肾小球肾炎（真庆幸我只有轻微病变，这么说来我还可以活很多年）、霍乱（伴有严重的并发症）、白喉（似乎是天生的）。我孜孜矻矻啃完了整本书二十六个字母下所有的病，而唯一一种幸免于难的是膝盖囊肿。

一开始为这事我着实还挺伤心；似乎我受到了那么点怠慢。为什么我没有患上膝盖囊肿呢？为什么偏偏落下了这个？可是过了一会儿，我还是放宽了心。我思忖着，我已经身患除此以外的、药理学已知的所有疾病了，所以我应当无私点，不要觊觎膝盖囊肿了。痛风已经在不知不觉间攫住了我，最恶性的阶段也快来临了；真菌感染更是打从我童年时代就如影随形。鉴于真菌感染是书上所列的最后一种病，于是我得出结论，我没什么其他病好担心的了。

我坐在那里，陷入沉思。我想，从医学角度来看，我是一个多么有趣的病例啊。医学课堂有了我可谓如获至宝！有了我，学生们再也不需要“医院实习”了。我乃集医院之病于大成之士。学生们只要绕着我转悠，就可以拿学位啦。

不知道我好死赖活究竟还有多少时日。我试着给自己做了检查。起初其实连脉搏也压根感觉不到，突然之间，它居然开始蹦跶了。我取下手表测了测心率，测到每分钟一百四十七下。我试着去感觉自己的心跳。没有心跳。它停止了跳动。人们说心脏一直都在那儿砰砰跳动，我以前也深信不疑，但我没证据来证明。我把前身拍了个遍，就是我称之为腰以上头顶以下的部分，又拍了拍身子两侧和后背上方。但我依旧什么也听不到感觉不到。我试着去检查舌苔。我使劲把舌头往外伸，然后眯起一只眼睛用另一只眼睛来检查，但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只看见了舌尖。我唯一的收获就是比以前更加确信自己得了猩红热。

走进阅览室时我健康快乐似神仙，结果化作一具破烂的残骸爬出来。

我去找我的医生。他可是个老朋友了，一般给我把把脉搏，看看舌头，谈谈天气。我幻想自己生病时，他却从没发现过任何问题；所以我决定立刻去会会他来帮他一把。“医生最需要的，”我说道，“就是实践。他一定肯接诊，因为从我这他能获得更多的实践。我一个人顶得上1700个你们这些平庸无奇的普通病人，你们每个人撑死了也就得个一两种病。”所以我直接上楼找到他，于是他问：

“你又得什么病啦？”

我说：“我不会告诉你我得什么病了，这事儿太费时间。小伙子，生命如此短暂，也许我还没讲完你就去世了。但我会告诉你我没得什么病。我没得膝盖囊肿。至于我为什么没得膝盖囊肿，我无可奉告；但事实就是如此。不论如何，剩下的病我都有。”

接着我把事情的原委向他娓娓道来。

后来他掰开我的嘴往里看了看，又抓了抓我的手腕，还趁我不备给了我的胸部一拳——我说这还真是懦夫的行为——随后他又突然用头撞了我。最后，他坐下来，开了一副药方，折叠起来交给我，我就装进口袋走出了门。

我没打开那药方，而是拿着径直走到最近的药房，递了进去。药剂师看了看，又递回给我。

他说他无能为力。

我说：

“你是药剂师吧？”

他回答：

“我是药剂师。假使我这是个联营商店和家庭旅馆的结合体，兴许还可以帮你。但我只是个药剂师，能力实在太有限。”

我自己看了看药方。上面写道：

“每6小时1磅牛排，配以1品脱啤酒。每早步行10英里，每晚11点整睡觉1次。别往脑子里乱塞你不懂的事。”

我遵循了这些医嘱，效果很不错——至少在我看来——我的小命保住了，而且生活依旧。

言归正传回到肝丸小册子，别的症状是不是误读先不管，我最要命的一个症状是“对各种工作一概不感兴趣。”

这症状对我的荼毒简直不可名状。我从婴儿时期就深受其害。这种症状几乎一天也没离开过孩童时代的我。他们那时还不知道竟是因为我的肝出了问题。当年的医学真是没现在先进，他们那时还把这归咎于懒惰。

“咳，你这偷偷摸摸的小鬼头，就是你，”他们会这么说，“爬起来干活，听见没？”——这口气明显不知道我那是生病闹的。

他们自然也没给我吃药；只是给我头上来了几记暴栗。而奇怪的是，这些暴栗总能消除我的病——暂时好一阵子。自此我明白，与现在这一盒药丸相比，头上一块包对我的肝脏更有效，它让我急不可耐地投身于该做的一切，而且一刻也不浪费。

你知道，事情往往是这样的——那些简单、老套的办法有时比药房的各种玩意儿都有效。

我们在那儿坐了半个小时，各自描述着自己的顽疾。我对乔治和威廉·哈里斯解释着我早起时的感受，威廉·哈里斯告诉我们他上床睡觉时的感受；乔治站在炉前地毯上，绘声绘色地给我们表演了他在夜里的感受。

乔治幻想自己病了；但他压根没病，你懂的。

这时，珀佩夫人敲门问我们准备好吃晚餐了没有，我们苦笑着面面相觑，我们就强吃点吧。哈里斯说，胃里只要有点儿东西，疾病就会被抑制；珀佩夫人端着托盘进来了，我们聚拢在桌旁，拨弄起一点洋葱肉排和一些大黄馅饼。

我那时准是虚弱极了；因为我知道，刚开始的半个来小时，我似乎对我的食物没有一点儿兴趣——这对我来说很诡异——我甚至连奶酪也不想吃。

吃饭的大任终于完成，我们把酒满上，点起烟斗，继续就健康状况展开讨论。鬼晓得我们的身体究竟怎么了；但是我们全体一致赞成的就是——不管怎样——肯定是过度操劳造成的。

“我们需要休息，”哈里斯说。

“休息，换个全新的环境”乔治说。“大脑过劳使得抑郁反应遍布整个身体系统。换个无须思考的新环境，脑力就能恢复平衡了。”

乔治有个表兄，交通罚单记录里说他是医科学生。所以乔治说话自然带着某种家族医学论的腔调。

我赞成乔治的说法，并提议去一个幽闭老式的地方，远离尘嚣，在沉寂的里弄间遐想连连，度一个阳光明媚的礼拜——那些被精灵隐匿而遗忘了大半的与世隔绝的角落——那些栖息在时间峭壁上的古雅城堡，从那里十九世纪的惊涛骇浪还发出遥远而微弱的激荡声响。

哈里斯却说他觉得那样很闷。他说他知道我说的那种偏僻地儿；所有人在晚八点就上床睡觉，你找个底儿朝天也没有一个身份体面的介绍人，买包烟还要跑十里地。

“那可行不通。”哈里斯说，“你要想换个环境散散心，再没有比一次航海旅行更好的了。”

我强烈反对海上旅行。若是去几个月还挺有好处。去一个星期，实在瞎闹。

你星期一出发，心里觉得自己将会度过一段美好时光。你朝岸上的小伙子们挥别，点起你的大烟斗，在甲板上昂首阔步，仿佛自己把库克船长 ，弗朗西斯·德雷克勋爵 和克里斯托弗·哥伦布 兼于一身了。星期二，你真希望自己当初没来这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你宁愿自己已经死了。星期六，你能够吃下一点牛肉羹了，你坐在甲板上，向所有询问你现在感觉如何的好心人报以一个苍白甜美的笑容。星期天，你又开始行走，还能正常进食了。之后的星期一早上，你手握你的包和雨伞，站在船缘板边等着上岸，这才发现你开始非常喜欢这场旅行。

记得我姐夫为了疗养曾经去过一次短途航海旅行。他买了从伦敦到利物浦的往返船票；等他一到利物浦，就急不可耐地卖掉了他的返程票。

据我所知，他的返程票在镇子附近以一个相当低的折扣价出售；最终十八便士卖给了一个横小子，他的医生刚建议他去海边做做运动。

“去海边！”我姐夫说，他满怀深情地把船票揉进了手掌心；“你一辈子多的是时间去海边；运动嘛！哎哟，单单坐在那艘船上你的运动量就会比在陆地上翻筋斗还大。”

我姐夫——他自己——则是坐火车回来的。他说西北铁路对他的健康已足够有益。

我认识的另一个家伙则参加了一周环岸游，在他出发之前，乘务员过来问他是吃一餐付一餐款还是预先安排全餐。

乘务员建议选择后者，因为那样便宜得多。他说全餐制一周餐费只需两英镑五便士。早餐有鱼，还配烤肉。午餐一点开始，包括四道菜。正餐六点钟开始——有汤、鱼肉、开胃菜、鸡鸭肉、沙拉、糖果、奶酪和甜点。十点钟还有一顿白肉 夜宵。

我的朋友觉得他差不多能吃完这两英镑五便士的饭（他是个胃口极好的家伙），于是同意了。

午餐的时候他们刚离开希尔内斯 。他并没自己设想的那样饿，只吃了一点煮牛肉和鲜奶油草莓。下午他琢磨了好久，一会儿觉得自己好像几个星期以来都只吃煮牛肉，一会儿又觉得自己肯定吃了好几年的奶油草莓。

煮牛肉和奶油草莓似乎也不开心——好像是极为不满的那种。

六点钟，他们过来告诉他正餐准备好了。这消息一点儿也没唤醒他的热情，但他觉得不能让那两英镑五便士打了水漂，于是扶着绳子之类的东西下了楼。走到梯子底部，香喷喷的洋葱烤热火腿混着炸鱼和蔬菜的味道迎面扑来；乘务员谄媚地冲他笑道：

“先生您想吃点什么？”

“把我弄出去，”他虚弱地回应道。

他们迅速把他扶起来，支撑着他走到一个背风的地方，然后离开了他。

接下来的四天他依靠瘦薄的船长饼干和苏打水惨淡度日（我是说饼干是瘦薄的，不是船长是瘦薄的）；但到了星期六，他开始自大起来，竟进船舱要了些淡茶和干面包片，星期一更变本加厉，狼吞虎咽喝起鸡肉浓汤。星期二他下了船，站在码头上万分懊恼地看着船喷吐着蒸汽离他远去。

“她就这么离开了，”他说，“带着我付了两英镑的食物走了，那些吃的我还一点儿没碰呢。”

他说，如果他们再给他一天时间，他一定一口气把那些吃的全塞进嘴里。

所以我不赞成海上旅行。正如我所说，我不是为自己考虑。我从不特立独行。我是在担心乔治。乔治说他应该没问题，甚至会很喜欢，但他建议哈里斯和我想都别想泛舟海上，因为他确信我俩都会生病。哈里斯则说，对他而言，人们是怎么设法晕船的一直是个谜——他觉得他们肯定是故意做给别人看的——他说自己总想体验一回晕船，可从没成功过。

然后他给我们讲了些他穿越英吉利海峡的逸闻趣事，他说那里的海太波涛汹涌，以至于不得不把乘客们绑在铺位上，而他和船长则是船上仅剩的两个没晕船的活物。有时这两个活物也会变成他和二副；总而言之就是他和另一个人。如果不是他和另一个人，那就只有他自己。

稀奇的是，在陆地上没有人晕船。在船上，你见过无数晕得一塌糊涂的人，满满一整船都是；但我从没在陆地上遇见过一个说自己知道晕船是什么滋味的人。那些成千上万挤在船上的晕船乘客都藏到哪里去了，这还真是个谜。

但如果每个人都像我在去雅茅斯 的船上遇见的那个家伙的话，那我就可以轻易解释这个谜了。回想起来，那时船刚离开索森德码头，他以一种极其危险的姿势从一个舷窗向外探身。我走过去试图救起他。

“嘿！靠过来点儿，”我晃了晃他的肩膀说。“你快掉下去了。”

“噢天哪！我倒希望我掉下去。”这就是我得到的唯一回应；于是我不得不离开他。

过了三个星期，我在一个浴场酒店的咖啡室里碰见了他，他正谈论着他的航行，极富激情地解释着，他有多么喜欢大海。

“绝对的好水手！”面对温和的年轻人羡慕的询问他回应道；“是啊，我承认有一次我也觉得不大舒服。那时刚驶离好望角。第二天早上船都撞毁了。”

我说：

“你不是那个有天在索森德码头摇摇晃晃、希望被扔下船的人吗？”

“索森德码头！”他回答道，一脸茫然。

“是啊；在去雅茅斯的船上，三周前的星期五。”

“噢，啊——是啊，”他两眼放光，答道：“我想起来了。我那个下午确实有点头疼。是腌黄瓜闹的，你懂的。我从没在哪个像样的船上吃到过这么不像话的腌黄瓜。你吃了吗？”

其实我自己有一套对付晕船的好办法，平衡身体法。你站在甲板中心，船起起落落，你也随之而动，让你的身体总是保持笔直。当船头升起时，你就向前倾，直到甲板几乎贴上你的鼻子；当船尾翘起时，你就向后倒。这能使你一两小时之内都安然无恙；但你不可能一个星期都这么保持平衡。

乔治说：

“那我们去河上吧。”

他说我们应该呼吸些新鲜空气，锻炼身体，还有保持安静；景色的变换会让我们没空胡思乱想（比如哈里斯当时那些念头）；锻炼会使我们食欲大增，并且酣然入睡。哈里斯说他觉得乔治不该做些让他更瞌睡的事情，他已经够瞌睡的了，那么做可能很危险。

他说他不怎么理解，乔治怎么会想再多睡点，因为无论冬夏一天也就那么24个钟头；要是真的再多睡点，那他还不如死了划算，那样可以省下多少伙食费和住宿费。

然而哈里斯说，泛舟河上正对他“茶口”。“茶口”是什么我摸不着头脑（我只知道有六便士的茶食，包括黄油面包和无限供应的蛋糕，如果你没吃晚餐的话，这价钱再便宜不过）。不过看起来这合每个人的心意，所以，这个提议非常值得赞扬。

这也合我意，哈里斯和我都说这是乔治的好主意；我俩异口同声，暗示乔治能够变得如此明智我们感到很惊讶。

只有蒙特莫伦西听了这个建议却无动于衷。他从不喜欢河，从不。

“对你们这些家伙来说挺好的，”他会这么说；“你们喜欢，可我不喜欢。我在那儿什么也做不成。看风景我没兴趣，我也不抽烟。要是我看到一只耗子（狗拿耗子），你们也不会停下；如果我去睡觉，你们会被船晃得东倒西歪，甚至把我甩出船去。所以你们要是问我的意见，我会说这整件事情愚蠢至极。”

不过我们是三比一通过了这个提议。 GbK08bIE6XndHjOObowLvS+kWFamhrFlHw++a/uzBL1G186dLfYhPIcQIVVLsaI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