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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勤劳能干，多才多艺；她外柔内刚，自有主意，不为威迫所屈，不为荣华所动；她对仲卿温柔体贴，深情专一；她果断忠贞，为爱情而牺牲。追求爱情婚姻的自由，维护自己人格尊严。具有一定的反抗精神。
（1）刘兰芝婚姻失败的原因
在刘兰芝生活的男权社会里，当时衡量“妇道”的标准是以儒家学说中的封建礼教为绳墨的。《礼记·昏义》中说，妇女须“成妇礼，明妇顺”，“妇顺者，须乎舅姑，和于室人，而后当于夫”。也就是说，作为女子，与丈夫的亲密程度不可超过与舅姑（即“公婆”）的亲密程度，否则即为“不事舅姑”。《礼记·内则》中说得更明白：“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也就是说，儿子过于喜欢妻子，引起父母不高兴的，可以休弃。
纵览全诗，我们不难看出，作为封建社会里一个充满礼教思想的蛮横专制、滥施淫威的婆婆，她看到与自己相依为命的独子婚后把爱更多地献给自己的妻子，当然会产生一种失落感，甚至会认为是儿媳妇把儿子从自己身边给抢走了。自然而然会觉得“失恩义”，自然而然会觉得“大不悦”。而因儿子“甚宜其妻”引起父母心中不悦的，封建礼教明文规定着可以“出”，于是“吾意久怀忿”的焦母自然就要凭借这一条将兰芝驱遣回家，这就是刚强不阿的刘兰芝失宠于婆婆横遭休弃的真正原因。
（2）刘兰芝形象分析
刘兰芝是一个美丽的女子。从诗歌对兰芝临行前梳妆打扮与美貌的描述：“著我绣夹裙，事事四五通。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腰若流纨素，耳著明月珰。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这几句铺陈，描写上求细，艺术上求美，充分调动语言文字在描述美时的功能，以令人无法招架的方式描绘刘兰芝的美丽动人，使刘兰芝的美丽同她的被遣形成强烈的错位，让读者在这种鲜明的反差中去扼腕兴叹这位美丽女子的悲惨命运。
刘兰芝不仅美丽而且多才多艺、知书达礼。从诗歌的第二节兰芝自述“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颂诗书。”可以看出她自小受到很好的教育，具有儒雅的气质。再如，第十段写到她与婆婆的告别的情形：“堂上拜阿母，阿母怒不止。”刘兰芝却很镇定、从容，没有与婆婆发生争吵，可见她有很高的涵养。
刘兰芝被遣回娘家后，求婚者接踵而来，足见兰芝的品貌不同寻常。
他忠于爱情却不敢直接抗争，逆来顺受，忍辱负重；他善良孝顺，正直纯朴，为了爱情最后走上了叛逆的道路，他的懦弱是导致悲剧的直接根源。夫妻恩爱无比，却不敢稍弗家慈“严训”，违心休妻，惜别爱妻，仍存幻想，直至团圆之梦破灭，心已死、念成灰，终义无反顾地走上了自挂东南枝的殉情之路。
（1）他为了爱情克服性格上的弱点
文中焦父一直没有出现，焦仲卿在缺父的环境下成长，母亲独断专行、主观霸道、性急暴燥的作风使他形成了内向与懦弱的性格特点，缺乏阳刚之气，遇事少作主张，对母亲言听计从。所以当他听到娇妻要自请遣归就跑去质问母亲。可见，妻子在他心中的分量确实不轻，也因为有这伟大爱情的力量才足以给他勇气，改变他的懦弱，这是焦仲卿人生的一大转折点，敢于迕逆母亲即是不再愚孝，是对自己的过去及母亲的反叛。
（2）他为了爱情挣脱了思想的束缚
汉代实行以孝治国，将《孝经》列为七经之一，并成为官学的启蒙教材。在这样的社会风气影响下，焦仲卿为了妻子质问母亲“女行无偏斜，何意致不厚”已是过分，当母亲提出“便可速遣之，遣去慎莫留”的强横要求，焦仲卿以“今若遣此妇，终老不复取”来相威胁更是不孝。焦仲卿接受的教育使他非常清楚自己的行为：对母的不尊就是不孝，就不能立足于社会，也等于自毁前途，“仕宦于台阁”就会成为空想。明知这样，他还是以妻为重。焦仲卿走到这一步，已是与孝对立，与整个社会伦理为敌。他能做到这一点非常不容易。
（3）他为了爱情放弃大好仕途
焦仲卿本可通过休妻达到猎取功名和富贵的目的，但是他为了爱情放弃大好仕途，在当时可谓绝无仅有。
同时他对母亲有意识地想通过自己休妻来达到博取名声、实现升职的目的非常反感，自言“儿已薄禄相，幸复得此妇”，“今若遣此妇，终老不复取”。他这掷地有声的话充分表现出他视前程如粪土，视爱情如生命的观念。与姜诗妻等人相比，刘兰芝与焦母的矛盾更深，休妻是顺理成章、顺水推舟之事，但焦仲卿根本不想牺牲爱情换取前途，对“仕宦于台阁”毫不动心。这种观念若放在现代并不特别，但是在一个礼教要求严格的时代，在一个以进仕为人生目标的封建社会，焦仲卿的思想和言行可称得上惊世骇俗。
（4）他为了爱情不惜生命
焦仲卿从始至终都表现出对妻子忠贞不渝的爱情，即使是母亲的反对与利诱都没有半点的犹豫和动摇，可以通过出妻来致仕的捷径对他也没有吸引力。一个在男权社会有着远大前程、有美女可以再娶、有条件实现高升的情况下都能对爱情忠贞不二的男子，试问天下能有几人？一个背负着家庭、社会希望的人能舍弃一切，以死来维护自己的爱情，在焦仲卿之前，还未闻有人也。在当时的时代，为了追求忠贞不渝的爱情把自己置于以孝治国之道的对立面，确实能有几人能做到？因此，我们应该给予焦仲卿公正的评价，他确实是一位对爱忠贞不渝的奇男子，也是文学史上为爱殉情的第一男子，焦刘完美的爱情婚姻观念因为走在了时代的前列而成为时代的牺牲品，这牺牲虽然可惜，但对后人追求忠贞不渝的爱情、完美的婚姻有着极大的激励和鼓舞。
她是一个反面人物，在诗中，她是封建旧礼教的代表人物。她极端蛮横无理，独断专行，是一个摧残爱情的封建家长。
孔雀东南飞中，作者对刘兰芝的描绘不吝笔墨，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女主人公是一个优秀的令人怜爱的形象，可是，这样一个好姑娘为什么焦母却执意要将她遣送回家呢？
从心理学、人性学角度来看，焦母其实有着很重的“恋子情节”。“恋子情节”与“恋母情节”相对，近些年来，引起很多人的重视。在《孔雀东南飞》中，焦仲卿最突出的特点也是软弱，在自己所爱的人与母亲面前，无所施从。儿子的软弱与婆媳间的失和都是有原因的，具体的说就是“恋子情节”。
这两个家庭都是单身家庭，母子相依为命。从人的心理上讲，这很容易引起儿子对母亲的过分依赖与母亲对儿子的非正常依恋。在母亲看来，由于丈夫爱的缺失，她原本对丈夫的那些爱就会转加到儿子的身上，这样，他对儿子的爱就是一种超量的爱。在儿子娶妻之后，一方面，儿子与媳妇的恩爱大大刺激了她的感情（这是她曾经渴望而又没有享受到并且也不能理解的生活），这之中，也许还有一点点嫉妒。另一方面，新人的加入，打乱了长期形成的安静的相互倚赖的家庭状况，在母亲看来，儿子原本对自己的那部分爱似乎是被儿媳抢走了，总之，罪魁祸首就是儿媳，这样，婆婆对儿媳的厌恶也就很好理解了。
我们在分析《孔雀东南飞》中的人物形象时，习惯把刘兄归为将兰芝逼向死路的祸手之列，给他加以“见利忘义，冷酷无情”的判词。但仅凭“不嫁义郎体，其往欲何云？”就武断他冷酷势利之罪名，总让人有“证据不足”之感。
刘焦二人虽有海誓山盟，但妹妹毕竟是被休回，其“性行暴如雷”的兄长对焦家也会很恼火。其次，作为兄长，他与妹妹在对待这桩婚事上肯定持有不同的立场。妹妹是性情中人，为信守誓言，她不为权势所诱惑，表现出对爱情的坚贞不屈。但刘兄是“局外人”，不在他们感情纠葛中，以兄长的身份，当然只为妹妹的现实问题考虑。毕竟焦家已经恩断义绝，再迎兰芝，难有指望，嫁给府君之子无疑是最好的出路。所以我们简单地将刘兄理解为冷酷势利，其出发点只不过为将他作为兰芝形象的反衬，厚此而薄彼了。
我们之所以对刘兄轻易下这个判语，主要是因为兰芝有两次对他哥哥的介绍。一是在夫妻离别时的诉说“我有亲父兄，性情暴如雷”，第二次是诀别时说“我有亲父母，逼迫兼弟兄”，受此影响，我们只好把刘兄归入反面角色，以玉成兰芝“情殇之悲”，让故事产生更摧人心魄的效果。
深明大义，能理解、尊重女儿的选择，与焦母的冷酷跋扈和兰芝兄长的趋炎附势形成对比。
（1）她是一个线索人物
刘母在诗中，起着穿针引线的作用。当兰芝被休回家，刘母见面便说：“十三教汝织，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知礼仪，十七遣汝嫁。”这番话既照应了开头兰芝说的话，印证兰芝的聪明、能干、有教养，同时又为下文县令、太守先后派人登门求婚作铺垫。
（2）她是一个尽职的母亲
中国传统的道德规范要求父慈母爱，兰芝没有父亲，从文中可以看出兰芝母亲是“良母”，符合“母爱”的要求。
刘母的爱首先表现在她把爱融入对女儿的教养中。刘母出于“为之计深远”而按封建礼教的要求，严格教养女儿：“十三教汝织，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知礼仪”。她教会女儿织布、裁衣、知书、达礼，以期女儿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刘母的爱还表现在她为女儿的不幸遭遇而痛心、痛苦。兰芝被休刚进家门，刘母“大附掌”“大悲摧”，这些动作将母亲这时难以言传的痛楚之情表现了出来。从刘母责问女儿的话语中，可以感受到母亲的失望与痛心。当第一个求婚者登门时，刘母对兰芝说“汝可去应之”，当女儿“含泪”央求时，母亲没说什么就去替女儿拒绝了求婚者。
（3）她是一个悲剧人物
刘母，一个守妇道的正统妇女，从她对兰芝的教养来看，她是一个尽职尽责的“良母”；从她对兰芝的逼迫及刘兄对兰芝所说的话来看，她是一个严守“三从四德”的女性。刘母又是一个悲剧人物，她和当时所有的妇女一样，被剥夺了独立的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只能依靠男性——父亲、丈夫、儿子来生活，因此，她（她们）只能接受男性给她（她们）安排的位置——附属、服从，自觉地遵守男性为她（她们）制定的三从四德原则。更可悲的是，刘母和其他母亲一样，以为坚守这些封建礼教原则就能维护自己和亲人的幸福，因此自觉地用三从四德来教养女儿、要求女儿，刘母在不知不觉中成了封礼教杀害女儿的帮凶，如刘母一样的母亲们成了三从四德的牺牲品。
刘母，一个历来不被重视的小人物，一个复杂的人物，在她身上，我们体会到了封建社会的母亲的矛盾与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