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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古的推理

博古恍恍惚惚地坐在去莫斯科的火车上，严寒封锁了苍茫的西伯利亚大地，茂密的黑压压的森林，急速地向后奔去。无边无际的荒野，像一幅熟悉的凄惨悲凉的图画。

他非常奇怪，车上只有他一个人，孤独地坐在冷硬的铺位上，“他们都到哪里去了？为什么把我一个人丢在车上？啊！难道他们知道有什么灾难发生，在前边车站下了车？为什么不告知我？”他疑惑间，果然无边的林海在极度恐慌中喧腾骚动起来。他听到树木的折裂声，暴风雪铺天盖地，像愤怒的海潮咆哮而来。博古蜷起身体紧贴在板壁上，好像预防着一只猛兽向他扑击。

荒野在呼啸中变黑了，像是无底的深渊。一棵枝桠狰狞的老橡树，就是他在黑海之滨疗养胜地索契公园里见到的那一棵，“它怎么到西伯利亚来了？”他忽然发现那不是橡树，而是一头北极熊，张牙舞爪地向他扑来。车窗玻璃哗啦一声碎了，一阵冷彻肌骨的寒风直透他的胸怀……

他被冻醒了，全身颤栗不止。在马灯昏黄色的微光里，他看见李德在短小的竹床上躬腰屈腿辗转反侧。屋里马灯很暗，屋外的夜风卷起飞沙，啪啪地击打着窗棂。

博古想起那是1926年12月初，他们一行六十多人坐在奇冷无比的列车上，沿着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线，开始了无休无止的漫漫旅行，那对他的革命意志和耐性是一种考验。车上没有暖气，火车头靠的是木柴做燃料来运行。从海参崴到莫斯科七千四百公里，他们整整走了十二个日夜，没有餐车，只能在火车停靠时下去买些冰冷的食品，车上连一杯冷水也喝不到。他在日记中写道：“这是一次悲惨的旅程，但革命的热情并未因西伯利亚的奇冷而稍减……”

人的感觉有时非常奇怪。如今，他从撤离中央苏区到目前只有四十来天，对中央苏区的生活竟有恍如隔世之感。反而在莫斯科中山大学那八年，却历历如在眼前。他很想把这种奇异的感受告诉李德，但又不愿打断梦似的回忆：

在立三路线时期，他和王明因反对立三路线受了处分；后来，批判立三路线，他们两人又成了反立三路线的“英雄”。王明赴苏前，两人回忆起这段斗争，兴奋异常。在他的笔记本上，曾留下这样一首诗：

痛苦留给你的一切，

请你细加回味；

苦难过去之后，

苦味就变为甘美……

博古每想到这首诗，总是怀着欣慰的心情：“人，是要在苦难中磨炼的。”他望着李德蓬松的乱发，心想：“这个人经过了多少人生患难啊！他现在的家在哪里？他没有任何亲人了。一个真正的以革命为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对李德涌起一种崇敬与怜悯之情。

那时的苏联，虽然十月革命已过去九年，旧制度已被推翻，新秩序时常遇到困难。但是，只有苏联，是真诚支持中国革命的唯一盟友。博古感到克里姆林宫上空的红星，从遥远的北方向他播撒着光芒！王明此时在干什么？也许在共产国际宽大的会议室里高谈阔论，也许在俄罗斯温暖的壁炉旁拜读列宁、斯大林的著作。想到此处，博古对目前的一些议论深感委屈。他在毫无折扣地执行王明的指示。因为王明的指示就是米夫的指示，米夫的指示就是第三国际的指示，第三国际的指示也就是斯大林的指示。

博古的逻辑推理是十分严格的：斯大林不会有错，因此，王明也不会有错，而他执行国际路线也不会有错。革命的挫折，带有客观的必然性，谁也没有办法。

1925年10月7日鲍罗廷在广州向国民党中执委宣布中山大学在莫斯科正式成立之后，选派学生去俄国学习的消息传遍全国，有志于革命的广大青年，踊跃应试，仅广州一地就有一千多人报名。

那时候，连蒋介石在苏联考察时的手札中，也用恭谨的正楷写道：“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

中山大学的成立与关闭，反映了人世间一切态势的变幻无常。

博古还清楚地记得沃尔洪卡大街十六号那座四层楼房，房前广大的校园里，白雪重压着枞树、山毛榉。中山大学的对面，是莫斯科基督救世主大教堂，六个圆形金顶给他以辉煌神圣的印象。

博古听说，主持中山大学开学典礼的是托洛茨基。他的演说，在第一批学员中留下了良好的、鲜明的印象。那时，托洛茨基比斯大林享有更高的国际威望。“威望”，是一个可喜而又可怖的字眼，在严酷的权力夺争中，它意味着：不清除别人就被别人清除。

蒋介石在他的《苏俄在中国》中有这样一段记述：

我同托洛茨基谈话比同其他苏联领导人多，我发现在他们所有人当中，数他最开门见山……他郑重其事地说：“除了苏军不直接参加之外，苏俄将竭尽全力。帮助中国进行国民革命，积极提供武器和经济援助。”

当时，中山大学的教授多数是托洛茨基派。第一任校长卡尔·拉狄克就是托洛茨基的积极拥护者。

那时，博古认为拉狄克是一位好校长：他热情奔放，平易近人，就像一个普通人。他不修边幅，深灰色的上衣几个月不换。他身材矮小，戴着圆形的眼镜，宽额头，尖下巴，嘴里习惯性地叼着一个褐色的烟斗。他会七国语言，他才华横溢的演说使学生们为之倾倒。

博古到校后，正值拉狄克讲中国革命运动史的第二部分。他入迷似地听着，又从图书馆资料室里补习了第一部分。从拉狄克提供的大量文件考证里，他首次了解到沙俄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野心和清政府惊人的腐败。

那时，博古认为拉狄克的观点跟托洛茨基完全一致。后来才知道，他们在一些政策策略上并不相同。托洛茨基说：“我个人从一开始，即从1923年就坚决反对共产党参加国民党，也反对接受国民党参加共产国际。拉狄克和季诺维耶夫一起反对我。”

博古那时无法分辨谁对谁错。即使后来，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之后，也很难说托洛茨基就是对的。

斯大林指出，在中国社会是否存在封建残余这个要害问题上，托洛茨基和拉狄克是一致的：中国没有封建残余；即使有，也没有重要意义。

在这一点上，博古站在斯大林一边。

拉狄克和斯大林之间的分歧，使他丢掉了校长的职位。1927年的夏天（博古无法弄清具体时间），拉狄克没有向学生们告别，就丢下未讲完的课程无声无息地消失了。后来，他才知道拉狄克卷入了托洛茨基与斯大林权力之争的漩涡中。

那时候，博古大惑不解：共产党内应该允许进行各种不同见解的争论，怎么能演化成权力之争？是王明给了他通俗而又深刻的回答：

“没有权力，就无法推行自己的主张！”

博古承认，王明比他成熟。

原来的副校长米夫接替了拉狄克。那一年，这位新任的中山大学校长只有二十六岁。

米夫并不真正了解中国，他是个政治活动家却不是学者。他的办学作风、办学经验没法跟拉狄克相比，因而在学生中威信不高。他只跟一群俄语流畅的青年学生接触。他很少说笑，一脸严峻，使人莫测高深。

在米夫当任期间，唯一值得称道的是他在大学里建立了中国问题研究所。此时，他唯一值得骄傲的是政治观点正确。他把托洛茨基派来的教授免职，代之以党性虽强却又不学无术的人来当教员，后来的中国名词叫“只红不专”。

博古以他的热情奔放和聪明干练赢得了米夫的喜爱，但王明却以他的成熟赢得了米夫的器重。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反革命政变后，中国共产党于4月27日在武汉召开了五次代表大会。米夫便偕同他最信赖的学生王明参加了会议，直到8月才回到苏联。

那时，博古和同学们正在离莫斯科不远的休养胜地特拉索夫卡度暑假。米夫和王明来向同学们报告中国之行。他们的报告给博古心上留下了沉重的阴影。

米夫，参加了中共五大，在中国逗留了三个多月，自以为取得了政治资本，并以中国问题专家自居，用他所占有的第一手材料侃侃而谈。他也因此博得了斯大林的信任，被提升为共产国际中国部部长，并受委托筹备中共六大。

中共五大，毛泽东被排斥在大会领导之外，甚至被剥夺了表决权。陈独秀仍然当选为书记。米夫和王明带有倾向性的会议精神传达，在留苏的学生中留下了毛泽东无足轻重的印象。

这种情况，1943年12月16日，在洛甫在延安整风时的检查中得到了证实。他说：

我一进中央苏区，不重视毛泽东同志是事实。在我未当人民委员会主席以前，我曾分工管理过政府工作，同他的关系也还平常，他的文章我均给他在《斗争》上发表，但究竟他是什么人，他有些什么主张与本领，我是不了解，也并没有想去了解过的。

博古比洛甫更甚，他认为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不过是一个新型的农民起义的领袖。

此时，博古看了看手表，已是十时五十分。

寒风从门缝里钻进来，透着彻骨的寒冷。

李德比他耐寒，在几经反侧之后，终于进入了梦乡。

博古想起来了，做枕头的包袱里还有一件毛衣。这是他的爱人刘群先在莫斯科大学时给他打的。

他轻轻地撑坐起来，门板吱吱嘎嘎地响了一阵，终于把毛衣加在身上。他突然看见李德两眼闪闪发光地望着他：

“噢，对不起，我把你弄醒了！”

“我本来就没有睡……我觉得我已经老了……怕冷，是老的象征，记得在1918年冬天，我在意大利战线，在维托里奥威尼托的战壕里，只穿着单薄的已经不保暖的军衣。那时，年轻，血热……”

李德断断续续地说着，博古并没有很用心地去听，但他记起，在莫斯科时，自己也没有现在怕冷。

“莫斯科现在已经大雪纷飞了！”博古说得很有感情，声音微微颤抖，像一组阴郁的音符在寒冷的空气里荡开，慢慢地消逝了，复又归于沉寂。

显然，这话勾起了李德的回忆。他索性披衣而起，把马灯捻亮，对着火苗点燃了香烟：

“那是多大的雪啊，足有两英尺深。那时，伏龙芝军事学院派我到莫斯科无产阶级师参加军事演习，那是非常严格的战斗技术训练……零下三十五度……我带着部队高喊着‘乌拉’，冲进敌阵，忘记了寒冷。”

“是啊，零下三十五度。”博古应和着。他也想起了那个寒冷的大雪天。那时，刚刚跟王明结婚的漂亮而富有诗人气质的孟庆树女士，忽然邀请他跟刘群先一同去游览新圣母公墓。这是一种大胆而富于浪漫色彩的邀请。

青春热血，精力旺盛得无处宣泄，忍不住要去赴汤蹈火。龙潭虎穴都敢去，难道还怕漫天风雪吗？新结婚去游墓地，这种“独创”精神并不是人人都有。

孟庆树用一句富有诗情的话概括了大雪后的莫斯科，她说：“上帝用一领洁白无瑕的大斗篷，把我们跟莫斯科包裹起来，预备送到共产主义的天国里去！”

莫斯科西南郊的新圣母公墓是世界著名的墓地之一，它占地六万四千平方米，被红色的垣墙护围着。墓地上古木参天，各具特色的碑碣雕像林立。它与巴黎的拉雪兹公墓齐名。各国的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和文学艺术家，都怀着各自的愿望到墓地来巡礼。

这块墓地在十六世纪就初具规模，那时是封建贵族和高级神职人员的专有墓园，风景绝佳，环境幽静。一位俄国贵族在生前游览墓园时说过这样一句话：“死后安葬在这里那是幸事。墓地的宁静使死神也变得受人欢迎。”十九世纪，加入墓地的是百万富贾和有名望的高级知识分子。十月革命后，这里成了红场之外的最重要的官方墓地，安葬着高级官员、将军、英雄人物、政治家、科学家、文学艺术家和社会名流。

四位俄语流畅的外国人，在这样的天气来墓园观光，使守墓人颇为惊讶。

墓园银装素裹，一片沉寂。他们的高筒皮靴踏着松软而洁净的厚雪，在墓道上漫步，各人心里都产生着一种奇趣。

博古：“我仿佛觉得墓中人在望着我们。感谢我们打破了严冬的孤寂，给他们带来了慰藉。”

刘群先：“我觉得墓地的寒冷非常特别，这种冰冻凝固的清冷，使我的心都冻透了。”

孟庆树：“这雪，使墓地变得纯洁、恬静、安详、美丽，这些长眠者生前未必幸福，而在墓地却享受着永恒的安宁。”

王明：“历史真情往往被后来制造的假象掩盖在坟墓中，死人注定是不得安宁的。”

孟庆树：“你说得太残酷了。”

王明：“这是对人生理解得深刻。”

博古：“这是对人生的悲观。”

王明：“人生总是带有悲剧性的。不要说那些被革命清除的反革命分子，就是托洛茨基、季诺维耶夫和拉狄克这样的革命者，也难说不是悲剧性的。”

大家沉默了足有两分钟。“悲剧性”，王明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千百年的问题。谈话已经无法再深入了。

孟庆树的心思似乎从无忧无虑的欢乐静谧中，慢慢滑进了万丈深渊。她的确不理解目前苏共中央和中山大学领导层所发生的斗争的根源。她原来是崇拜拉狄克的，没想到拉狄克竟然是苏维埃的敌人！

入世越深心越寒！

这位天真烂漫的女学生，也许在这时，才开始向险要的世界，投去惊诧的一瞥。

“我们都到过苏联很多地方：列宁格勒、第弗利斯（斯大林的故乡）、赫夫苏尔、巴统、苏呼米、索契、雅尔塔、塞瓦斯托波尔……我觉得苏联是真正伟大的，美丽的。”王明为了打破“悲剧性”引来的沉闷气氛，把话题转换了方向，“不管革命的航船前面有多少急流险滩，我们都将在共产国际的罗盘引导下勇敢航行。我们是为革命而生也为革命而死的一群，当舰船到达胜利彼岸时，我们就可以毫无遗憾地安息了。就像庆树所说，去享受永恒的宁静与幸福！”

刘群先：“几十年后，我们也许像这里的死者一样，新的青年一代怀着崇敬的心情，踏着深雪来瞻仰我们的墓碑……”

孟庆树：“你比我还浪漫。”

王明：“并不浪漫。世上没有不可能的事！我死之后，我愿埋在这里，不为为后人所景仰，而是为了能看到克里姆林宫红星的闪耀，能听到斯帕斯基塔楼上的钟声……”

孟庆树：“那红星是世界革命灵魂的闪光，那钟声是世界革命脉搏的跳荡！啊！伟大的苏维埃，世界无产者的祖国，世界革命的心脏！”

博古的回忆并没有给他带来王明抄的那首诗中的“苦味变为甘美”，反而使心境更为黯淡。他觉得王明应负的重担压在他身上了。

李德想的只是湘江惨败，他没法向第三国际交待。博古想得比李德更深了一层，他懂得“胜者为王，王者无咎”的道理，只要当权，一切错误都可以诿之客观，如果失去权力，那就罪责难逃了。“好事全归花大姐，坏事全怪秃丫头！”中国的陈独秀、李立三、瞿秋白，以及苏联的托洛茨基、季诺维耶夫，不就是镜子吗？他觉得有必要向李德诉说这种突然袭至的隐衷，但李德却已经发出了微微的鼾声。 GJQkNvCH9WYfpPOsZnYcYA0aq0NNXdlOxuu7qGSDS/n4ctq/Jju3bhnxeyibgm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