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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7月，在陕北保安，博古对斯诺用英语介绍生平时，斯诺对他的印象是这样的：
博古是我遇见过的有风度、有趣的中共领导人之一，也是政治局中最年轻的一个成员。他个子较高，身材瘦长。确实，他总是处在极度兴奋之中，动作急促而不协调，常常爱神经质地哈哈大笑。他的牙齿前突，眼睛外鼓，特别是透过深度近视眼镜，眼球好像向外鼓出。阿奇士尔德·克拉克·克尔爵士常称他怪人。他喜欢打网球、打扑克。他理得很短的寸头，好似一把硬刷子在头顶上。他头脑反应很快，像周恩来一样敏锐，也许比周还要敏锐……
此时，他并不完全像斯诺描绘的那样总是处在极度兴奋之中，而是恰恰相反。
他以二十七年的人生阅历（1931年负责中央工作时只有二十四岁），担负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职务。他作为王明的化身，支撑着中国革命的危危乎几欲坍塌的苍穹。他是不是一座博大精深、基础稳固、顶天立地的高山？他是不是也会觉得自己的肩膀稚嫩？
严格说来，博古获得如此职高权重的地位，连他自己也感到偶然。临时中央负责人的地位，一下子就把他推上了峰巅。他应该具有政治上的远见，军事上的才能和一个伟大人物的决策能力。但在这些方面他都不够，他没有办法跟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相比，甚至也不能和任弼时、彭德怀这些人相比！
在“最高三人团”中，他能力最差、资历最浅，在部队中享有的威望也最低。但他又处在作最后决策的地位，这是历史的偶然安排。他并不是那种不可一世、刚愎自用的人。他骨子里是个满腔炽情的知识分子，他必须倚重李德和周恩来。但是，老一代和新一代的革命家，对周恩来的印象是不相同的。有人认为他是调和主义，而王明、项英等人则认为他已经迈到右倾机会主义边缘了！他有办事的卓越的才能和超人的优良品格。用他的能力，却不用他来决策。这样，博古偏向于李德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博古长于马列主义理论，却短于军事知识。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短期军事训练，简直形同儿戏。如今，他只能通过周围隆隆的炮声和湘江上的浮尸感受形势的严重。即使顺利过了湘江，即便打胜了这一仗，往后呢？瓦罐总在井边破，拖过十一能拖得过十五吗？他也希望快些与二、六军团会合。但是他没有李德那样坚强的信心。未可知的危险在前面等着他。
他不敢再想下去。他取下沾满灰尘的眼镜，用手帕擦擦，又擦擦晕眩酸涩的眼睛。他感受到一种沉落江底的那种永劫不复的阴冷和沉重。
意想不到的最高权力骤然落进手中时，他振奋了很久。这种变化太突然，太巨大，一时难以适应。在他慢慢习惯了这种变化时，振奋之情也就淡化了。他产生了一种置身于绝巅危崖的惶悚感。在这种位置上是不能失足的！
后来，他在保持地位的同时，却把权力之柄，委托给李德和周恩来，自己只处在选择决策的地位。李德头头是道的军事理论和国际顾问的身份，使他的天平指针自然向李德一边倾斜。远在红军出征之前，他就感受到了一种茫然，在广昌前线时，由于对自己缺乏自信，他常常感到精神紧张。那时，李德便是他的精神支柱，现在他更需要这根坚强的支柱。
在整个军事会议期间，博古几乎没有拿出个人的见解，只会点头摇头。他相信李德，也相信周恩来，同时又把朱总司令当成一个经验丰富的、可以信赖的、可以按照别人意图专事指挥作战的将军。
在博古心头，笼罩着双重阴影：一是红军的前程，二是正在散布不满情绪的毛泽东。他想起了项英对他的警告。不满情绪早就有了。他以为“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消除了许多隐患，而现在却证明隐患并没有消除。
李德已经感到他的威望在逐渐丧失。虽然他还是“最高三人团”的主宰，却已经不是众望所归为大家所倚重的人了。许多事情已是不经他的过问便命令实施了。
“大丈夫不可一日无权”，失去权力是痛苦的事。在哲学思想上，李德推崇英雄史观，他曾一度强烈地表示要造出一个热火朝天的革命大好时势来：争取一省或数省胜利，这种胜利必将载入世界革命史册，也不辱他的来华使命。
在莫斯科，披着霏霏雨雪，跨出伏龙芝军事学院的拱形大门时，他就抚摸着各科都是优等的毕业证书，为自己规划了远大的前程。自封了一世将才！
当他身着西装，怀揣一张奥地利护照，横越飞雪漫漫的西伯利亚时，他又历数了来华的历届政治顾问和军事顾问。
他首先想到是列夫·加拉汗，这位第一任驻华大使；其次想到了米哈伊尔·鲍罗廷——这个支配广东革命政府的人。他更是怀着一种尊敬（他从未崇拜过什么人）的感情想起瓦西里·布留赫尔——这个使中国人难忘的、指挥北伐作战的加伦将军。在他眼里，印度人罗易是个失败的形象；巴威尔·米夫，这个为他送行的东方部副部长，倒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知道，在反对托洛茨基的斗争中，米夫成了斯大林所信赖的红人。米夫是中国的苏维埃革命战略的筹划者，也是中国大动荡的目击者。1927年2月至6月访问上海、广州、武汉，1930年末第二次来华，参加中共1931年1月在上海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深谙中共内部的派别斗争。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书记处1920年向中国派遣的维经斯基工作小组，虽然也曾于1924年4月再次来到中国，却对激烈动荡的中国几乎没留下什么印象。维经斯基甚至不知道还有个年轻的东方学者、不屈不挠的国际革命家柳德维格·马季亚尔。在李德看来，米夫是真正的通晓中国情势、指导中国革命的专家，维经斯基无法与米夫相比……
后来，他在上海礼查饭店和美国人的公寓里，秘密纵览中国政治风云和军事局势时，他更下定决心大显身手了！他在为巴伐利亚共和国而奋斗的街垒战中没有施展的宏图大略，很可能要在中国这块古老神秘的土地上得以实现。也许他可以用超人的才智与胆魄，来唤醒拿破仑害怕的东方睡狮。中国的土地太大了，人口太多了，在如此幅员辽阔的画布上，大笔挥洒，将画出多么灿烂的革命巨图呀！
但是，在上海时，地图上展示的图景很不具体。他把一些靠间接得到的材料画成数字和草图，拍在微型胶卷上，送往莫斯科。共产国际靠这种形势报告所作出的战略方针和各种指示，是否正确和具有实践意义就只有老天知晓了。
直到经过千难万险成了“独立房子”的主人，李德才对中央苏区的武装力量有了最初的印象和真实感。
或许，对于这样一个献身国际主义革命事业的人，不管他成功还是失败，也不管他性格上、生活上有多少弱点，我们都不应该嘲讽和蔑视。如果他是胜利者，那“独立房子”就是应有的礼遇，如果他失败了，“独立房子”就变成了搞特殊的典型。
以成败对错取人，是一种浅薄。
在这种时候，李德并不认为自己已经失败。可是，他注定不是一个真正的领袖人物，他不具备在政治生活舞台上那种精湛的演技——掩饰内心真正的感情。很难从政治家温存的微笑里看出内心的杀机；也不会从政治家的谈笑风生中看出他内心在哭泣；很难从政治家充满自信的言谈里看出他内心的失望；也不能从他的泰然自若中看出内心的怯惧和空虚。
李德，无法掩饰湘江之战给他造成的心灵创伤，无法掩饰对红军前程和对自己未来的忧虑。喜怒哀乐皆形于色的人，干不成大事！
博古也跟他相似，很容易冲动。冲动，容易暴露自己的真情。他的忧虑似乎比李德更甚，因为李德责任虽重，但毕竟是客人！
二人虽然都很困倦，但由于心事重重，却很难入眠。
李德坐在一张竹床上，一支接一支地吸烟。他的思绪很乱，无法凝聚到一个焦点上进行思考。
“这一仗没有打好，”博古躺在另一张床板上，颓然地说，“给毛泽东的非组织活动以借口。”他的俄语说得不像平时那样流利。
“是真的还是传说？”
“当然是真的。起先，他是跟王稼祥在一块儿，现在，洛甫又加进去了。有人称他们为‘中央队三人团’……这不是搞小宗派吗？”
“他们能谈些什么呢？”
“还不是散布失败情绪？他几乎向他能够密谈的所有人宣传他的观点，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是由于我们战略上的错误。说西征是仓促的逃跑主义，无准备，无计划，无目的……”
“这是不公平的！”李德丢掉烟蒂猛然从床沿上站起，在屋子里急步绕圈，像只困兽急于突破囚笼，但他终于压抑了冲动，停在博古床前，“打了败仗，优点也成了缺点。”
博古也坐了起来，他的眼镜闪着亮光，颇带几分追悔地说：“看来，项英同志提出的警告，并不是多虑。让他跟随大军转移，这是一个失策。”
“问题是洛甫和王稼祥，他们都是莫斯科来的同志，都是坚决贯彻国际路线的布尔什维克。为什么跟反对国际路线的毛泽东搅在一起？”
“是的，我得找机会跟洛甫谈谈。毛泽东不断用他的反围剿胜利唤起这些人的回忆和对比。人们在遭受挫折时很容易怀念过去，不能小看他的影响。”
李德眼前又出现了湘江边可怕的一幕，声调变得奇特而带凄恻地说：“我们唯一的出路是早日与二、六军团会合！”
这句话他已经说过很多遍了，几乎成了他的祈祷词。在总司令部的军事会议上，新出现的敌情，给与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罩上一层阴影。
李德说得不像往常那样有力。博古这时才注意到这两个月来李德经历着一个深刻隐蔽的变化，特别是最近几天，他满脸淡黄色的茸毛和胡须，抹掉了往日的勃勃英气，微蓝色的眼珠也失去了晶莹的光彩，潜溢出一种郁闷难抒的痛楚。
博古还发现，李德说的“我们一定与二、六军团会合”与“我们唯一的出路是与二、六军团会合”所含的心理因素是有微妙差别的。难道他对与二、六军团会合失去了信心？
李德并没有丧失信心，但被湘江边的那一幕惨景深深地刺伤了。那个惨死在他面前的参谋的身影老在他面前闪现，那生涩的令人产生亵渎感的目光直刺他的胸膛，使他产生了一种宿命感。他朦胧地意识到脚下就是他事业的顶点。他的悲剧在于徒有雄才伟志，前程却再无进境。他承认并不了解中国。他也知道，权力之争有时是很激烈的。他在苏联的年代，就曾处在权力搏斗之中，那是十分残忍的斗争……
李德在泡子灯上又点了一支烟，回坐到自己床上，他的情绪越来越灰暗。他记起1921年在汉堡时，台尔曼曾让他读过一首歌德的诗。他只记得大意：
在命运的天枰上，
指针很少不动。
不是下降就是上升。
不能凯旋，就要受罪；
不做铁砧，就做铁锤。
李德想到了自己的未来的命运，是跟这次西征成败紧紧连在一起的。万一失败了，第三国际怎么对待他？失败的责任是否会落在他的肩上？
就在此时此刻，基洛夫在列宁格勒的斯莫尔尼宫，被争夺权力的子弹谋杀了。
李德猛吸了几口烟，把烟蒂用脚碾碎，躺在床上。他不是一个容易灰心的人。恰恰相反，他的性格是倔强的，不屈不挠的，特别是在遭到危难的时候。
李德于1900年9月18日出生在慕尼黑郊区的伊斯玛宁。父亲是个会计，母亲是个教师。父亲去世时，留给他母亲的是五个未成年的孩子，当时，奥托·布劳恩才六岁。他被送进一所天主教孤儿院，在那里接受了初等教育。他的勤奋和优异成绩使他获得了奖学金。1913年他被慕尼黑的一所师范学院破格录取。1917年像履行劳动义务一样，他被征召当了勤杂工和农业工人，这是他为自己贫穷的母亲和兄弟姐妹付出的牺牲。第二年，第一次世界大战达到白热化的最后阶段。他应征服兵役，上了奥地利——意大利前线。作为列兵，他在连续的拼杀中，获得了实战经验，也开阔了政治视野。战争结束，返回慕尼黑，重进师范学院。1919年，他获得了毕业证书。以他的优良成绩，本是可以留校任教的，但因为反宗教的观点，未能得到校方的准许。
那时，他在日记中写了这样一段话自勉：
献身的人是伟大的，即使他的处境艰难，但他能平静处之。那么他的不幸也是幸福的。
奥托·布劳恩在学院时已经开始了他的革命活动。1917年他卷入了社会民主青年反对派；1919年4月，他加入了自由社会主义青年团——这是德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前身。不久他被选进自由社会主义青年团慕尼黑委员会，并负责中等学校学生的组织工作。
这位十九岁的青年很快就成了著名的党的工作者，他积极地参加组建和保卫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工作和斗争。德国巴伐利亚首府慕尼黑的工人，在共产党领导下，通过武装起义建立的共和国，从1919年4月13日诞生到5月1日被艾伯特政府镇压，活了不到四百八十个小时，比巴黎公社的寿命短了五十二天！这就是李德曾为之浴血奋战的共和国。
就是在这短短的二十天的街垒战斗中，他编了一首《不获胜利，战斗永不休止》的歌。在枪炮声中，当作口号来喊。他不仅是战斗者，也是组织者。他以共和国执行委员会委员的身份，手持毛瑟枪，指挥工人弟兄们同反革命的武装士兵浴血奋战。奥意前线的战斗经验，使他表现得特别出色！
共和国失败后，他转入地下，被捕三个月后，又误放了他。1919年秋他到了德国北部的汉堡。1920年至1921年，他是恩斯特·台尔曼领导下的汉堡党组织的最积极的成员之一。1921年初，他在德共中央军政情报处工作。两年中，他充实了大量的军事知识：读了老毛奇、小毛奇和克劳塞维茨、汉尼拔、安东尼的各种论著，也熟读了《拿破仑》、《苏沃洛夫》、《马略》、《苏拉》、《凯撒》等各种版本的传记。他既有理论修养，也有实践经验。所以他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取得优异成绩并不困难。
他唯一的缺陷是蔑视东方：日本、朝鲜、印度、伊朗、蒙古的军事家的传略和记述，他不屑一读。即使到中国来做军事顾问，他仍然对中国的历代将领近于无知。对《孙子兵法》，他也嗤之以鼻！他不懂中国历史，不懂中国农民，不懂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历代农民起义取得政权，靠的并不是马列主义。这是他的历史局限，是政治的褊狭、日耳曼民族的优越感在作祟。
1921年底他再次被捕入狱，五个月后，他越狱脱逃了。1924年春，他调到中央委员会做情报工作，从事反对奸细和法西斯组织的特别任务。这个期间他研究了政治和军事问题和理论著述，写了一系列文章。
1924年，他结识了女青年奥尔加·贝纳里奥，并吸收她参加了党的工作。这对夫妻的幸福和爱情是短暂的，1926年秋，二人双双被捕，被投入以残酷迫害犯人而臭名昭著的莫阿比特监狱。
三个月后，奥尔加获释，而奥托·布劳恩却一直被监禁到1928年春。他在狱中开始学俄文和英文。1928年4月，他在战友（包括爱人奥尔加）的帮助下，又一次神话般地越狱潜逃。他的胆魄、机智和勇敢，在整个德国引起了轰动。
魏玛共和国
的庞大警察机构下令逮捕他，国内有几十个叫奥托·布劳恩的被抓了起来。
奥托·布劳恩在回忆这次脱逃时写道：
工人阶级是不会接受这些恶毒攻击的。……到处都是欢欣鼓舞。……连小资产阶级也表示同情。当人们得知营救我的人是带着没有子弹的左轮手枪，而一百多名警察吓得向后撤退，以及我坐了十八个月的牢并未经法院判决时，他们对司法部门表示了极大义愤。整个柏林都在嘲笑被愚弄了的警察局。
越狱后，奥托和奥尔加在柏林的一些工人家庭中躲避了一个月，后来德共中央决定把他们秘密送往苏联。
在苏联，奥托·布劳恩以瓦尔格的名字活动。这也是他在德国时曾一度使用过的化名。他到达莫斯科时，正值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举行，他作为来宾应邀参加了会议。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这样便成了这位在本国备受迫害的革命者的第二故乡。
那时，克里姆林宫的红星，正在全世界无产者的心目中闪耀着神圣的光芒，它是全世界革命者向往的“麦加”！那时苏联的名字就是“革命”！它是世界无产者的祖国！苏联的利益就是世界无产者的利益！它是世界无产者的希望！
奥托·布劳恩在苏联比较系统地研究了布尔什维克的革命经验和军事科学。为系统地掌握工农红军的战争艺术和战斗技术，他决定去莫斯科无产阶级师接受培训，进行从列兵到团指挥员的训练。在这个期间，他已经写了很多著述。他到国际列宁学校和一些专修班，讲授军事战术，还为国际组织、革命战士互济会写了一些他从事革命活动的小册子和文章。其中《莫阿比特》一文，详尽生动地记述了他的狱中生活和越狱经过，深深地打动了青年军人的心！他为青年共产国际写了《论红军和帝国主义战争》；也为苏联军事科学院写过《论巷战战术》的军事论述；还为共产主义科学院写了《关于1923年的汉堡起义》的政治性很强的论文。
三十年代，国际工人阶级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注意力转向中国。那时，各国的共产主义者，还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从事巨大的群众运动和武装斗争！
列宁创建的第三国际，作为国际工人阶级和共产主义运动和军事指挥部，已经成了保卫中国革命的中心！共产国际一再强调指出：支持中国革命是共产运动的主要国际任务之一。这种支持给中国革命带来多少成败得失，历史会作出公正的回答，但这种支持是不容否认的！
1932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根据王明等人的要求派奥托·布劳恩前来中国，担任红军军事顾问。1933年秋天，他以一个外国考古学家的身份到附近参观一座古代的寺庙作掩护，到达了红色首都瑞金！
埃德加·斯诺对他是这样评价的：
李德无疑是一位很有才能的军事战术家和战略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在德军中就大露头角。后来他担任俄国红军指挥官，曾在莫斯科的一所红军学院学习过。因为他是德国人，红军将士都注意听他对德国顾问向蒋介石大元帅提出的战略战术分析。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这种态度是正确的。当南京将领们看到李德的一些分析他们战术的著作时，都惊奇地承认，他准确地预料到了他们进攻的每一个步骤！
斯诺的评价也许高了，但他诚实，并没有因为李德犯了错误而失去公道和善意。
“李德同志，我仍然想不出我们错在哪里！”博古苦恼地说，“一切挫折，几乎都是客观给我们造成的！……中国有句古话：自古兴亡不由人……谁也没有办法，谁来领导也不会出现比我们更好的局面……也许会更糟。……我们是完全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行动的！”
“博古同志……”李德冷冷地止住了对方，语气缓慢，却异常凝重，“这不过是一次挫折！可怕的不是敌人，而是内部的派别斗争……我们都不是自由的！”
博古并没有立即明白李德所说的全部含义，他实在累了，哈欠了几声，便抱着既来之则安之的态度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