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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这次反围剿的失败，我们应该有一个全面的认识。”王稼祥不无痛心地说，“不然，红军的命运难测……损失太惨重了……”
毛泽东很久没有讲话，一支接一支地吸烟。这个问题，他已经思索很久了。他很清楚这是国际路线所带来的影响所致，也是临时中央以及后方的那些政治局委员们竭力推行国际路线的结果。解决政治路线才是根本。
可是，目前解决政治路线几乎是不可能的！就连开始向正确方向转变的王稼祥和张闻天这些中央政治局委员们也都网在错误路线里面。一个已经没有任何实权的毛泽东，公然挑起反国际路线、反临时中央的斗争，必然使自己孤立起来，甚至有人会怀疑他的动机——是借暂时的军事失利而对宁都会议的反扑。
当时的局面不像后人所说，好像那时王明的左倾路线只是博古、李德等个别人的独断专行，他们是孤立的，处处受到抵制的，好像那时的左倾路线很容易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历史不是这样，坐在担架上一支接一支吸烟的毛泽东也不这样看。
1945年4月20日，中国共产党七大通过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结论性的一段话，反映了当时的实情：
犯教条主义错误的同志们，披着马列主义理论的外衣，仗着六届四中全会所造成的政治声势和组织声势，使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党内统治四年之久，使它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表现得最为充分和完整，在全党影响最深，因而危害也最大。
思想、政治、军事、组织、充分、完整、最深、最大，这些词句的含义是多么严峻。毛泽东必须谨言慎行。他深深感到潇潇夜雨的寒冷。
在这样危机四伏的远征途中，挑起这样的纷争是不明智的，它将使红军的处境更为危险。他必须讲求策略。
“政治路线无疑是正确的，”毛泽东望着隐在暗影中的王稼祥，说得很缓慢很自然，“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我们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在动员广大工农群众参加革命战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扩大红军运动成为群众的热潮，使红军数量达到十万以上；在‘一切为了前线上的胜利’的号召下，我们保证了红军在财政、物资、精神上的需要；我们的经济建设以及与群众关系的改善，激发了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热情和积极性，这一切都造成了彻底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有利条件。”
毛泽东面对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的王稼祥，不能不充分地肯定当时的中央。而他所列举的成就，却大都因苏维埃政府的有效努力而取得的。
“那么，未能粉碎第五次围剿的原因在哪里呢？”王稼祥仍然不能把军事上的失利与政治路线的错误分开。苍白瘦削的脸上，露出淡淡的困惑。
“我们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纠正军事路线上，战略战术的错误是导致失败的根本原因……”这就出现了《遵义会议决议》中仍然肯定国际路线正确，仍然提出反右倾的那种不易被人理解的现象。直线的光芒照不亮曲折的历史画廊！
“蒋介石在历次围剿失败后，知道他的长驱直入的战略战术同我们在苏区内部作战是不利的，所以他在第五次围剿中改变了，采用持久战和堡垒主义，企图逐渐消耗我们的有生力量，紧缩我们苏区，最后寻求我主力决战，达到消灭我们的目的……”
“敌人的目的部分地达到了。”王稼祥叹了一口气，有些懊丧。
“这是我们军事上的失误帮了蒋介石的忙，我们应该是决战防御，也就是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弱点，在运动战中去有把握地消灭敌人一部或大部，各个击破敌人……可是，李德他们却采用了单纯的防御战略，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这是李德从欧洲搬来的舶来品……”毛泽东苦笑了一下，“我们有些人竟然信服这些洋办法……”
王稼祥听了这些抽象的军事理论，仍然不能消除自己的困惑：“敌变我变，我们再用以往几次反围剿的办法还能奏效吗？”
“当然要有变化，可是以不变应万变，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也是争取主动的办法。要以我自身的特长为主，不要去迁就敌人，不要弃长就短。李德他们错就错在不懂得中国国情，不懂得中国红军的特点，更不懂得中国的农民与农村。他把慕尼黑的街垒战、把阿芙乐尔号军舰攻打冬宫、把欧战的许多战术原则，全都搬到中国来。
“他们不了解在目前中国国内战争阶段上，我们还没有大城市工人的暴动，也没有白军士兵哗变的配合，我们红军数量很少，苏区也只是中国很小的一部分，我们没有飞机大炮，而且还处在内线作战的环境。我们只能是决战防御，而不是单纯的防御……”
王稼祥全神贯注地听着。他惊异地发现毛泽东虽然一脸病容，却毫无倦意。在这个高大瘦弱的湖南人身上，似乎潜隐着某种被压抑过度的非凡的智慧和意志。这种强烈的自我抑制和禁锢，反而使他表露出一种不易被人察觉的、凝重的威仪和有力的气度。王稼祥注视着那只夹着香烟的农民式的大手，这只手能力挽狂澜扭转乾坤吗？
“在我们没有发现敌人弱点时，对于敌人的进攻……”毛泽东吸了口烟，继续说，“我们不应该即刻与之进行无胜利把握的决战。”
“我们应该怎么办？”
“我们应该用次要力量，比如游击队、地方武装、独立团、独立营，当然也可以用一部分主力部队配合，在各方面迷惑或引诱敌人。在次要方面，主要以运动防御钳制敌人，而主力则退至适当距离转移到敌人侧翼或后方，隐蔽集结，以寻求有利战机……
“李德鄙视《孙子兵法》，这是他日耳曼民族的骄傲性格的悲哀。他不懂得在中国土地上，孙子比他的克劳塞维茨和苏沃洛夫更为有用。孙武子是怎么说的？‘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可是李德只知用正不知用奇，死打硬拼是最愚的办法。我们常说‘扬长避短’，在苏洵的《心术》中，却提出‘扬短抑长’，这和‘扬长避短’是一致的，他说‘吾之所短，吾抗吾暴之，使之疑而却；吾之所长，吾阴而弄之，使之狎而堕其中，此用长短之术也！……
“这里，我要说几句博古同志的弱点。他很善于背诵马列主义原文，却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他言必称希腊，对自己国家的历史却知道得很少，他们从外国故纸堆里搬些教条来，只能起留声机的作用。他们对自己祖宗两眼一抹黑，怎么能用马列主义的矢，射中中国之的？……”毛泽东觉得不能说得太露太多，这会给与王明、博古、洛甫同样在莫斯科大学吃洋面包长大的王稼祥某些刺激，便把语意一转说，“博古做了李德军事理论的俘虏，却不懂得辩证法，这个弱点充分表现在广昌战役中。”
广昌战役，王稼祥因为在后方养伤没有参加，但他知道红军损失十分惨重，他想象不出那时的情形：“李德和博古亲临前线指挥，据说彭德怀跟他们发生了争吵……”
“争吵，不能解决问题，”毛泽东又点燃了一支烟，沉思良久，猛吸了几口，“争吵，也不能说明问题。在前线指挥部里，争吵、跺脚、骂娘是常有的，甚至拔出枪来要毙人……骂句‘崽卖爷田不心痛’是气话，不是问题的实质。问题的实质不仅仅是部队受损失……任何人指挥作战都有遭受损失的时候……”
王稼祥感到毛泽东说得很客观很公正，但有些困惑不解：“那么，李德错误指挥的实质在哪儿呢？”
“李德的真正要害，是整个战略战术的失误，而不在某次战斗的胜负。他很勇敢，却不善使诈，不像西方军事家说拿破仑那样，既有狮子的凶猛又有狐狸的狡猾。他不懂得隐藏自己的长。故意示弱用短，表面看来，是拙劣手笔，其实是高明的策略。他不懂得什么叫‘声东击西’，也不懂得‘若欲夺之，必先予之’的道理，他没有读《三国演义》，连虚晃一枪，败下阵来，卖个破绽，让敌将撞过来的拖刀计、回马枪都不懂……”
“战场上的角逐，的确不是简单的事。”
“也不是一厢情愿的事。敌人要以己之长，击我之短。这就是他的堡垒战术。李德恰恰弃我之长用我之短去击敌人之长，必然陷于被动……”
“的确是这样。”王稼祥完全同意毛泽东的分析，说得十分诚敬。“‘神兵非学到，自古不留诀’这是苏轼《八阵碛》里说的。光学兵书也不行，那会变成赵括，关键在于灵活运用，战法之妙，千变万化，以至无穷……”
毛泽东此时，似乎不是向王稼祥述说，他已经沉浸在一种忘我的想象之中。他把战争诗化了，精骛八极，心游万仞，观古今于频臾，抚四海于一瞬。在他的眼前，已不是隐在黑暗中的马袋、书箱和王稼祥的担架，而是炮火连天、硝烟遍地的战场，潇潇风雨使他对一、二、三次反围剿的鏖战，燃起强烈的怀念。他的思绪在波澜壮阔的战场上来往驰骋。
雨后复斜阳，
关山阵阵苍。
他多么希望指挥一支浩荡的大军去创造人间奇迹啊！正像两年后，在他确实把握了领导权时，写的那首《沁园春·雪》：
……
惜秦皇汉武，
略输文采；
唐宗宋祖，
稍逊风骚；
一代天骄，
咸吉思汗。
只识弯弓射大雕。
……
他们实在算不了什么，而且已经“俱往矣”了。“大丈夫当雄飞，安能雌伏？”
雄飞的翅膀就是权力。权力不是贬义词，革命就是夺取政权。权力，犹如农民的土地、渔夫的网罟、骑士的骏马、战士的刀枪、画家的纸笔、演员的舞台、科学家的实验室……
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革命，就是掀翻铲除旧世界草莽荆棘的铁犁。
当年鏖战急，
弹洞前村壁。
装点此关山，
今朝更好看。
战争，是壮美的！
这就是毛泽东的战争观！“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一股稀世豪情猝然充溢胸臆，拔剑仰天厉声问：英雄用武之地在哪里？
王稼祥不理解毛泽东此时的心境，却见他眼里闪射出一种亮光，似有一腔炽情从身体内部散发出来，便随口问道：“那么，打破敌人的第五次围剿是可能的了？”
“当然可能！”
“用什么办法？”
“先得藏长用短。以短掩长，隐长乘隙。也就是以最拙的手段掩护最高明的行动。大智若愚嘛……
“敌人五十万，除新兵外，我们的主力红军不过四五万人，像广昌战役这样与敌人硬顶，就像乞丐与龙王比宝，即便我们伤一敌人伤十，最后还是我们完。拼消耗是蠢人，用兵不用谋是愚人。
“在内线作战的条件下，当敌人以绝对优势兵力向我们前进时，红军的退却与隐蔽，足以疲劳敌人，消耗敌人，迷惑敌人，使敌人骄矜懈怠，发生过失，暴露弱点，我们就可以乘隙攻击他……”
“可是，敌人步步为营，向我们的腹地步步进逼呢？”
“当敌人按照其计划前进时，我们在突击方向，用不着去阻击他，即使暂时放弃一部分苏区土地，即使被打烂一些坛坛罐罐，那也只好随他去。‘不丢失苏区一寸土地’，当宣传口号喊喊是可以的，在军事上则是完全错误的。攻守进退这纯属正常。为了诱敌深入，红军主力甚至离开苏区也是值得的。我们在消灭了敌人后，苏区不但可以恢复，而且还会扩大……”
“是的，我们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行动，与这些克敌制胜、行之有效的原则是相悖的！”王稼祥赞成地说。
“在这一方面，周恩来同志也是有责任的，他在第四次反围剿时，提出过‘全线出击’的口号，在第五次战争中则变成为全线抵御。在战略上两者都是错误的。这种分兵把口，使我们无法集中优势兵力……”
“敌人的兵力占有绝对优势。”王稼祥觉得客观上的困难也是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原因。只强调客观不对，只强调主观也不对。“而且在宁都会议后，一直反对右倾，反对避战，争取一省数省胜利的目标压力很大……”
毛泽东把准了不谈国际路线和政治路线。不然，必然得罪很多人。在大家对左倾路线还没有认识前枉自孤立了自己，而且很可能冲淡了军事指挥者的责任，而把问题复杂化，反而使要解决的问题不能解决。目前，紧迫的任务是变换军事领导。在军事领导更换后，才有可能解决政治路线问题。他沉默了一会儿，王稼祥认为他的思想被卡断了。
毛泽东又点上一支烟，接着说：“敌人兵力的强大，在我看来，并不可怕，由于敌人处于外线，战略上采取包围与分进合击的方针，这就造成了我们各个击破的机会。敌四面包围兵力必然分散，而我击其弱的一路，便造成了局部优势。在总体上我们弱，在这一路上我们强。在战略内线作战情况下，只有集中优势兵力寻求战役的外线作战，才能使红军掌握主动权。只有把五个指头握成拳头，才能有效地打击敌人。李德倡导的短促突击，也能消灭一部分敌人，但仍属于拼消耗的性质，即使赚点小便宜，却不能在战略战役上争取主动权，不能争取决战胜利。李德不会下中国棋，不懂得弃子以取势的道理……”
毛泽东不断地吸烟，把烟雾慢慢吐出，使王稼祥联想到斯大林的大烟斗。
“雨好像停了，我出去透透气。”毛泽东站起来，走出房门，走上土丘，久久地仰望着迷蒙的远方。他看到了什么呢？也许他看到了未来的遵义会议？还是看到了未来的千山万水和漫漫雄关？
此时，也许他想起了李大钊那句名言：
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
毛泽东的性格是好斗的：
与天奋斗其乐无穷！
与地奋斗其乐无穷！
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1910年秋，他在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期间，抄写过一首《咏蛙》：
独坐池畔如虎踞，
绿荫树下养精神；
春来我不先开口，
哪个虫儿敢作声？
那年，他只有十七岁。
不！毛泽东此时想的，是他在四年之后讲的——如何使马列主义中国化。不过这时候想的没有后来讲的系统就是了。博古和洛甫来苏区后，不把他放在眼里，而他也鄙视他们。1941年5月，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整风报告中，针对性极强地说到他们：
或作讲演，则甲乙丙丁、一二三四一大串；或作文章，则夸夸其谈一大篇，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华而不实，脆而不坚，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
于是，他给那些教条主义的布尔什维克们画了像：
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
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
这种蔑视，也贯穿在以后他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中。
夜雨渐渐停了，在云隙中偶尔闪耀着几颗星星。他望着渐渐散开向东南飘荡的云团，把这个夜晚与三年前的一个夜晚重叠起来。
那是反国民党第一次围剿胜利之后的一个夜晚，他站在龙冈的一座巨石嵯峨的山头上，诗兴大发，纵情高吟一首《渔家傲》：
万木霜天红烂漫，
天兵怒气冲霄汉。
雾满龙冈千嶂暗，
齐声唤，
前头捉了张辉瓒。
二十万军重入赣，
风烟滚滚来天半。
唤起工农千百万，
同心干，
不周山下红旗乱。
共工，敢于用脑袋怒触不周之山，弄得天翻地覆，那才是真正的英雄！此时，毛泽东的心境非同寻常，他感到整个历史的重担向他肩头压来，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在他的脉管里沸腾。他从种种希冀与热望中脱颖而出的意志，已经思虑成熟，他的思想与感情已经融为一体，而化为那种不可摧毁的、坚定的信念。
他在背诵十一年前写的那首《沁园春·长沙》：
怅寥廓，
问苍茫大地，
谁主沉浮？
那浓重的湖南口音，在朦朦胧胧、深不可测的夜空里播散开去，流向历史的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