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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是军事家，但首先是政治家，如果两者不能兼有，就无法成为权力的象征——法国的皇帝。军事家只能是政治家用以达到政治目的的手中利剑，而不是挥舞这柄利剑的人！林彪能做到既是利剑又是握剑的、独立自主的最高统帅吗？三军团也是主力中的主力，他们是红军的两只铁拳，彭德怀不仅比他资历深，而且指挥才能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都是军事家，却不见得都是政治家。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充分表现出林彪比彭德怀更懂得什么是政治！
彭德怀的“万言书”无疑是反映了真实情况的，甚至说得还没有实际情况严重。但问题却不在于事实，而在于方式、在于时机。大跃进中的失误，毛泽东也是清楚的，甚至知道得比彭德怀提出的还要清楚得多。开庐山会议就是寻求纠正嘛，就是请各位“神仙”，献计献策各祭法宝以渡难关嘛。彭德怀的弱点在于只着眼于国内经济状况，而忽略了当时的国际斗争，忽略了政治，忽略了毛泽东的心理因素。那时候，斯大林已经逝世五年了，在毛泽东当时的观点看来，苏联已经变修了，赫鲁晓夫是修正主义的代表，革命的红星已经从克里姆林宫上空陨落了，而引导世界革命的大旗应该高擎在中国共产党也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手上，马、恩、列、斯、毛的座次早已排定了！
当中国举起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时，几乎所有中国公民都认为，代表世界革命方向的真正的马列主义大旗，只在中国的土地上高扬。现代修正主义成了世界革命的主要危险。彭德怀，你的眼睛怎么能只盯在饿死几个人的小事上而忘了国际国内的大局——帝、修、反呢？在赫鲁晓夫的眼里，中国的三面红旗无非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和经济建设上的幼稚病。在这里，伦敦大学的美籍教授斯图尔特·施拉姆作过这样的论述：
如果说赫鲁晓夫已经、或者很快就比他的任何一位前任对欧洲和美洲更为了解的话，那么他对中国人的心理却显得比斯大林还要无知。中国人也确实给了他一些抱怨的口实。那过于仓促建立起来的人民公社以及他们企图大规模地组织经济和社会生活多方面的尝试，都造成了混乱，而且最终造成了灾难性的经济衰退。不管怎样，中国人坚持他们的政策，而且不顾苏联的强烈反对，坚持宣称已经找到走向共产主义的捷径（只在两点上作了有限的让步）。在赫鲁晓夫以及毫无疑义在大多数的苏联公民看来，中国是在浪费苏联给他们的宝贵人力物力……
所有这些情况说明赫鲁晓夫的恼怒是可理解的，但是，他的反映应是以两个大错误为特征的：一方面，他故意肆无忌惮地嘲笑人民公社；另一方面，他最终发展到利用经济压力作为迫使中国人就范的手段。其结果是重新燃起了毛对过去欧洲人狂妄自大的憎恶……
由于毛把他的威望押在成立公社从而一举克服中国落后状态上面，这无疑使毛对赫鲁晓夫嘲笑公社并竭力利用中国的经济困难捞取政治资本的做法更为敏感。在1958年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六中全会上，宣布了毛不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候选人的决定，这肯定不是偶然的。这次全会也是一个标志，它向这样一种认识迈出了勉强的一步：即承认不可能在一夜之间一举跃入共产主义……
诚然，毛泽东保留了党的主席身份以及他作为中国革命富有魅力的最高领袖的特殊地位。可是，从此以后，当北京的经济政策在1959年和1960年渐渐趋于合理化并更加谨慎时，毛则主要专心于外交事务。事实证明大自然和技术比他想象的更难屈从于他的意志。现在，他要让中国的敌人——公开的敌人“美帝国主义”以及更为阴险的敌人“现代修正主义”来服从他！
这就是当时的庐山会议前后的大背景，这时候，既需要纠正工作中的错误，更需要充分肯定“三面红旗”的伟大正确及其取得的重大成就，因为这是当时反帝反修的需要，是维护毛泽东同志崇高威望的需要，而纠正工作中的失误只能在一定的场合和能够承受的范围里进行。政治斗争需要，这便是真理。该说假话的时候就应该说假话，彭德怀似乎忽略了这一点，林彪却具有透视历史纵深的政治眼光。
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林彪懂得：在领袖面前，即使有独到的卓见，也要造成这是从领袖的旨意中获得启发的印象，从而给领袖以无人比他更高明的安全感。“青梅煮酒论英雄”时的刘备，一听曹操把他当英雄看待，吓得筷子掉到地上，不是很耐人寻味吗？
林彪并不是没有反对过毛泽东，而且公开地反对过。在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领导地位均没有稳固的确立，只是进入了领导核心。代替博古负责中央领导的是张闻天，代替李德在军事上有最后决定权的是周恩来。后来，由于毛泽东提议成立新的三人团来全权指挥军事，在渡乌江前，中央才决定以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成立三人指挥小组，毛的地位仍在周恩来之后。1935年1月28日，土城战役失利，被迫一渡赤水；1935年3月15日，攻打鲁板场失利，于3月16日又第三次西渡赤水。虽然后来把四渡赤水当成毛泽东军事指挥上的杰作，但是当时的林彪并不满意。他认为这种连打败仗之后近似故弄玄虚式地把部队拖来拖去未必高明，本可以搞得更好。为什么非要四渡？三渡行不行？会不会有比四渡更好的摆脱敌人的办法？如果不囿于传统说法，那是可以展开争论的。所以林彪提出改换三人团的领导成员，由彭德怀来代替毛泽东，这里边应该说是稍有心机的：也许进入决策圈的不是彭而是他林彪。这种反对的时机，选得很是时候。此时毛泽东正曲高和寡，也最为民主容人，而且只是从作战指挥上提出意见，而不是从政治上否定，所以并没有动摇毛泽东对林彪的信任。这种公开的用书信提出的方式，更增加了人们对他“光明磊落不搞阴谋”的印象。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形成凡是对毛提意见就是大逆不道的“凡是”观点。那个时候即使“左”得怕人，却还懂得在某个问题上反对谁（即使反对错了）是党员应有的权利。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敢于直言是党性原则。
林彪知道：在某种情况下提意见是允许的，某种情况下是不允许的；发表真知灼见，在某种情况下是受奖励的，在某种情况下是要受惩罚的！
如果你的意见提错了，最终证明我对，以你的错误反衬我的正确，我可以哈哈大笑表示欢迎；如果你的意见一针见血提对了，恰中我的要害，以你的正确来衬托我的失误是可以容忍的吗？在特殊情况下，以不损害领导的威望为原则，而不是意见是否正确为原则。
建国以后，林彪由于身体虚弱，一直赋闲调养，他精心研究了中国的政治斗争史。在文革期间，大讲宫廷政变，便是他研究的成果。他懂得，在他是人的时候，是可以反对的；当他是神的时候，就只能是跪拜了！林彪懂得，在政治舞台上，不仅需要兵不厌诈，还要有远、近、大、小之分，一切服从政治需要。在某种情况下，坚持真理，便是谬误；拥护谬误，便是真理。
在有的编年史上，我们极为聪明的祖先，向后人提供了发人深思的实例。在众望所归的圣贤之家，男主人的不检点使丫头怀了孕（这在平常人家本来是寻常事），当这丫头在严格守密的情况下，生下一个传宗接代的贵子时，他们就会给这个丫头一碗下了毒的人参汤。既得了贵子又保住了圣贤之家崇高的道德威严！死个丫头算得了什么，动摇了圣贤伦理的根基，那就是事关千古兴亡的大局了。失小而保大。这样做是被迫的，合理的！毒死了丫头是行大善而不是作大恶。为尊者讳过，为贤者讳耻，为亲者讳疾。这就是最最道德的道德。谁也不敢说这是最不道德的道德。林彪对此把握得最为深刻。
“值得永远信任的只有自己。”这便是林彪的处世格言。做人，也许应该像赫胥黎在《进化论与伦理学》中所说：“要意志坚强，要勤奋，要探索，要发现，并且永不屈服。珍惜我们前进道路上降临的善，忍受我们之中和周围的恶。”
彭德怀上书，使毛泽东经过许多天的反复考虑。这种夜夜失眠的思索，其痛苦之深超过了秋收起义的失败和宁都会议的解职。这绝不是胸怀狭窄到听不得批评意见，也不是万言书中有哪些言过其实，而是考虑到彭的万言书所引起的后果。这个后果，很可能严重到不堪想象的可怕程度。因为它正好给帝国主义尤其是修正主义提供了“武器”，后来批判彭德怀“里通外国”并不是偶然的、随意说说的！
当毛泽东感到自己的威望在国际国内都受到挑战时，彭德怀再来这么一下子，很可能把他从马、恩、列、斯、毛的世界性革命领袖的位置上推落下来，在国外反动势力的推波助澜中，万言书（这在平时算不了什么）在这种特殊的国际国内背景下，就有了摧毁性的威力！林彪深深地懂得这一点，所以，他在批判彭德怀时，说了一句既深刻又浅显的、四不像却很像的、绝妙的话：“在中国，只有毛主席是大英雄，谁也不要想逞英雄。”
如果把1934年的林彪、1959年的林彪、1971年的林彪，这三个人生旅途中的坐标孤立地提取出来，历史的变迁和心灵的蜕变，就显得不可思议，如果沿着他走过的每步脚印去寻觅他的追求，去审视客观力量对他的推动，从这一端到另一端不管它是多么曲折回环，不管他是主动还是被动，不管他是违心还是自愿，它就是合情合理的了！时间，是心灵蜕变的温床；时势，是他浮沉的漩涡，他无力抗拒……
夜，降临了。
林彪站在军团指挥部的掩体边，观察着夜战的进行。硝烟无法遮蔽透明的天体，亿万星座按照它的轨迹永无休止地运行。它也不是自由的，不能离开轨道一秒钟，也不能停留一秒钟；它的生命也是短暂的，从新生到毁灭，也不过几千亿几万亿年的瞬间，多么单调，多么枯燥，多么孤寂，多么冷漠，多么神奇。一时间林彪觉得自己离开喧嚣的尘世已经很远，“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
敌人阵地上倏忽间闪出一团火光，而后传来连续的炸响。林彪又回到现实中，那就是包春时炸敌方大炮的火光。
随从人员都在他身边，都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却没人知道他在想些什么，但都知道他谋虑深沉。对于决策，他很少跟别人商讨，绝对地相信自己。
“冷了，回指挥所烤火去！”林彪平静得像站在家门口的台阶上，不动声色，说得轻微而又随便。林彪似乎谁也不看，裹裹披风，绕出堑壕，径自向前走去。一军团——大军西征开路先锋的重任，在这个年轻人瘦弱的肩上，竟然显不出分量。
那时候，他并不给人以逃兵、怕死鬼、临阵脱逃的印象，不然，1928年春天，耒阳战斗时还是一个一营二连连长的林彪，两年后一下成为红四军军长，三年后成为一军团军团长的破格擢升，就有点不合逻辑了。阴谋家的种子，需要有生根发芽、伸枝展叶、开花结果的土壤和气候。人和历史条件密不可分，人创造历史，历史造就人。林彪是一个需要千剖万解的人物。那段历史也是值得千剖万解的历史。什么树上结什么果。
在古往今来的人生舞台上，既没有神，也没有鬼，无论善恶、是非、尊卑、贵贱，都是七情六欲皆俱的活生生的人。假象也许并不都在台前，真容也许并不都在幕后。
林彪回到野战指挥所。这是窝在山坳里的只有四户人家的小山村。他向值班人员询问了一下情况，看了中革军委发来的几份电报，他预计还要浴血战斗一天。他不埋怨中央纵队和中央军委纵队迟迟不能渡江给部队带来的重大伤亡。他知道埋怨是没有用的。
林彪也重视战斗动员，但他的方式与众不同。他曾翻阅过拿破仑对士兵的演说，而且受过感动。那位法国皇帝于1796年4月28日在蒙特诺特战役中是这样讲的：
士兵们：
你们在十五天内赢得了六次胜利！……在此之前，你们为那些不毛之山而战，并在那些山岩上留下了你们的荣誉。……你们什么也没有，什么都得自己操心。你们没有大炮打了胜仗，没有桥梁能够过河，没有鞋穿能够急行军，你们休息时没有酒喝，甚至常常没有粮食吃，只有共和国的军队，只有自由的战士才能够忍受你们所忍受的一切。……士兵们，为此应当感谢你们，有功必赏的祖国正以自己的繁荣昌盛来感谢你们……
这些极富感情色彩和煽动性的演说，曾燃起士兵们如火的战斗热情。林彪的战斗动员却只用一句包容万象的话：
“用电话告诉各师、团指战员们，要记住我们是红军一军团！”
他知道这个口号会唤起全体指战员的什么样的感情。因为他自己说这句话时，内心里总是升腾起一种慷慨悲壮的自豪感。只是这种情绪却被他冷凝的声调掩盖了。
林彪盖着军毯蜷缩着，在司令部的嘈杂声中睡下了，瘦小得像个孩子。这种战场的嘈杂，电话铃声，喊叫声，奔跑声，并不很远的枪炮声，是战地指挥员的催眠曲。他并没有立即入眠，白天，望远镜里惨烈的景象，在他脑幕上翻卷不去。人的生命是多么顽强，又是多么脆弱；是多么珍贵，又是多么轻贱。他们是为了活得更好，浴血苦斗，历尽艰辛。死得那么壮烈，像大地深处的惊雷；死得又那么容易，像树上落下一片枯叶，无声无息。
这个蜷缩在军毯里枕着枪炮声微睡的人，他有多少功，又有多少罪？他是怎么样一步一步迈到万米高空，又刹那间从云端跌落下来以致粉身碎骨的？
罗曼·罗兰说，生活有两种：一种是燃烧；一种是腐烂。
林彪的结局，画了一个模糊不清的句号；叛逃，也画了个沉重巨大的问号：是什么样可怕的外力与自身的思虑，促使他采取了如此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