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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C H A P T E R 0 2

1940年1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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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后逼、前堵、中打

周子昆奉命来见项英时,已是1940年12月27日午夜一点十五分。他感到在这种时刻,政委请他来,定非寻常。

正像许多身材高大的人总有点习惯性的驼背一样,周子昆紧裹着灰色的棉大衣,几乎是弯着腰走进项英的房间的。在长征途中,他的右腿受过伤,走快了就会显出微跛,过草地时得了胃病,这些年时好时坏。他两眼深眍,颧骨比往日显得更高,也许是刚从热被窝里起来,受了午夜严寒侵袭的缘故,浑身瑟瑟发抖。他咳了几声,想强忍住,结果却越咳越凶,带着咝咝作响的胸音,一进屋就跌坐在有扶手的木椅里。“政委,有紧急情况?”

“中央又来电了,批评我们行动迟缓!”项英没有注意到副参谋长那吃醉了酒似的摇摇晃晃的情态,叹了一口气,“看来,北移的事情已经没有办法再拖了。”

项英又叹了一口气,很轻很深很沉,他所流露出来的气馁的情绪,使周子昆悚然而惊。他这时才注意到项英那灰黄色的病容,注意到政委那坚毅自信的目光今晚变得灰暗无力了。他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既然非走不可,咳,咳……”副参谋长在连声咳嗽之后,断断续续地说,“那就越快越好……免得夜长梦多……”

“你认为蒋介石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对我们下毒手吗?”

“当然,他不会轻易动手……”周子昆声音沙哑,发出鼻腔不通的嗡嗡声,“所以,他逼我们从皖南直接北渡,借日本鬼子的炮艇……”周子昆又是一阵猛咳,他躬下腰去,抱紧胸口。

这时项英才发现周子昆在生病。灯光下,枯黄的脸显得更加憔悴,眼皮发炎,鼻翼红肿,显露出异常的疲惫。“怎么,你病了?”

“啊,是伤风。”周子昆把大衣裹得更紧一些,扭身向火盆里擤鼻涕,“刚才又叫冷风一呛……”

“糟糕!”项英焦急地叫了一声。副参谋长明显地感受到政委这两个字中饱含的深意:一是在即将北移的关键时刻,他的生病将给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一是抱歉与后悔,不该在这寒冷的深夜把他召来。信任、器重与体贴,使病人深受感动。

“政委!我能坚持……咳……咳……”周子昆急得猛捶自己的胸口,“在长征路上那次伤风比这次重得多……不也挺过来了?”话又被一连串的咳嗽打断了,又是鼻涕又是泪。

“我担心你的肺出毛病!”

“是的,那次负伤并发过肺炎……长征路上,谈不上医疗……”

“可是,我们现在的条件好了……这个军医处是怎么搞的嘛,连军部首长的健康都不能保证……我要亲自检查……”一谈到日常工作,项英就完全恢复了常态。

“政委,关于北移……”

项英作了个要他暂停的手势,拉开房门:“厚忠,给参谋长冲一缸子可可来,要浓,要热!”吩咐过后,他点起了一支烟,为自己能够有效地控制住骚乱的心绪感到满意:“我准备在28日召开军分会会议,请军长在会上作个北移的发言。他是军长嘛……应该尊重他的意见。可是,我们心中要有个谱,要作一个安排,要有一个定见!”

“政委,”周子昆观察着项英的神色,揣摩地说,“你已经有了完整的方案了吧?”

“没有,所以我想先听听你的意见……”这时,刘厚忠端来了又烫又甜的可可。周子昆急切地大口大口地喝了下去。待刘厚忠退出之后,他缓缓地说:

“北移成败的关键,是走哪一条路线……”

“如果我们不走呢?”项英执拗地不愿意放弃一线希望。他试探地询问军事上颇有见地的副参谋长,“蒋介石口口声声说我们在年底前不遵命北移,便在云岭就地解决我们……现在已经是年底了,他们并没有进攻云岭的部署,这不是空声恫吓吗?”

在中央连电催促的情况下,项英还在探求拖延北移的可能性,周子昆感到难以理解。他弄不懂政委为什么这样不愿北移。

“当然,这是恫吓,可是,并非空声……”这种反驳的口吻,在周子昆来说,还是绝无仅有的。他跟项英共事三年,心情非常矛盾。他尊敬项英,习惯于服从他,即使不尽同意,也不折不扣地去执行。他一向为人随和,不愿坚持己见,但是,在北移这样重大的、与全军命运攸关的问题上,他不能不提请项英注意。

“何以见得?”项英不以为然地盯视着副参谋长。

“最近三战区在徽州召开的军事会议,是个极为严重的事态……蒋介石派专机送信给顾祝同,密令迅速彻底消灭皖南我军,并指定上官云相统一指挥……政委,拖延是很危险的,所以中央很急……”

项英沉默着,踱起步来。显然,他很失望,没有从副参谋长的意见中得到期待的东西。他猛吸了几口烟,陷入了艰难的抉择与权衡。

周子昆耐不住这种长时间的沉默的重压,又弄不清政委的意向,分外焦躁不安:“蒋介石要消灭新四军的险恶用心,可以说从我军成立那天起就有了。漳浦事件,平江惨案,就是证明。”周子昆又咳了一阵,但比刚进屋时好多了,“叶军长在参谋处的会议上作过分析,我觉得很有道理。”

“他当然是力主北移了。”项英冷冷地说。弦外之音是很明显的:他叶挺到江北是去走马上任,接受总指挥的权力,能不积极吗?

“那倒不是,”周子昆赶忙消除项英的误解:“他是在分析三战区的所谓‘防堵计划’……”

“你说。”项英抱着姑且一听的态度,又缓缓地点上了一支烟。

“军长认为,蒋介石对付我们的方针是六个字:后逼,前堵,中打!”

“这一点,我早就料到了,我们是不上这个当的。”项英渐渐兴奋起来,“蒋介石当然不同意我们从苏南过江,他怕我们与苏北部队合力吃掉韩德勤,所以他把六个师摆在我们背后,逼我们直接从皖南渡江。”

“是的,他命令李品仙的三个师在江北堵截我们。”周子昆习惯于对政委的意见表示附议,“又把我们北移的消息透露给日寇……”

“让日寇在江上对我们实施半渡而击,”项英说,“借刀杀人是蒋介石的惯伎,我们不上这个当!”

“这一手是很毒辣的,只要日本鬼子打一炮,蒋介石就会江南江北齐动手,用浑水摸鱼的办法,消灭我们。然后反说新四军不经打,让日寇在江上打垮了,他们为了救我们,把我们溃散的部队收容了……”周子昆表现出军事上的精明。

“可惜,中央并不了解我们的处境……”

此时,电话铃不合时宜地响了,是参谋处值班室打来的。值班员向政委口述了三战区邹文华参谋长通过五十二师总机转来的电话记录:

委座电讯战区:查询你部何时从何路线北移,望速报告,以便全力掩护。如仍违抗军令,将视为叛军,在云岭地区就地解决,绝不宽容。

项英手握电话愣了好久,竭力保持平静。因为有了走的思想准备,他并不感到过大的压力,却想不出这种时候来这种电话是何用意:“他妈的,是神经战!完全是顾祝同的神经战!”他把话筒拍在支架上,转过身来。他相信副参谋长已经听到了电话里的内容。

“子昆,现在是双管齐下。我真不明白,中央为什么竟然与蒋介石同时逼迫我们走。我们的苦衷有谁能够体谅……”

“我想,最安全的路线还是向东……”周子昆回避对中央的议论,只谈实质性的问题,“我们可以争取顾祝同让步。世上的事情总是漫天要价,就地还钱。《皓》电强令我们开赴黄河以北,经过讨价还价,不是只要我们开赴华中就可以了吗?”

项英只是埋头吸烟,他对周子昆的建议不感兴趣。即使蒋介石同意向东,从苏南过江,那又怎样?他的前程仍未解决,他梦寐以求的“南进计划”仍然不能实现。

“南进,南进!”项英受到了电击似的触动,脑海里爆裂了一个劈歼黑暗的闪光。灵感是绝妙的。在皖南株守的目的,不就是寻求南进的机会吗?也许,现在,南进的机会已经到来?“艰涩一通”则“新奇迭出”,项英立即捕捉住了这个契机,想到南进计划有可能在北移中付诸实施,骤然间平添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现实感和迫切感。他必须得到副参谋长的积极支持。

“子昆!既然向东不让走,向北不能走,我决定向南走!”项英恢复了往日的自信,几步跨向窗口,似乎胸腔里容纳不下突发的激情,需要向窗外喷发。看上去是一个突如其来的念头,其实是长期思索的结果。

周子昆明显地感到项英内心有一种突发的冲动。

“蒋介石想一箭双雕,难道我们就不能一箭双雕?”项英从窗口回过头来,显得异常果决,“中央指责我们无决心,无定见,无办法,无方向,可是,我们的定见、方向、办法、决心,全有了!”

“向南?”周子昆感到这个问题太严重了,决定得也太仓促了,他纳罕地仰视着东南局书记。难忍的咳嗽,竟然在极度紧张与专注中,不治自愈了。他不明白项英说的“一箭双雕”是指何物,期待着政委的解释。

这个决定,连项英本人也觉得过分突然,但却不轻率:

“向南这条路线,我们过去研究过,电请叶军长和顾祝同交涉过。蒋介石逼我们向北,一救韩德勤,二要害我们。我们偏要向南!一、他不打,我们安全;二、他要打,我们就到黄山、天目山造反去,责任在他!”项英仿佛透过弥漫的硝烟,看到了辉煌的前景,已经无望的南进计划,在多方逼迫之下,反而水到渠成了。

周子昆对政委的分析,颇有保留:“这太危险了,万一……”

“这的确是一步险棋,这是人家用车马炮联合进攻逼出来的。”项英一心想得到副参谋长的支持,声调变得肯定而又急切,“我们可以在28日的军分会上,作充分的研究……你对这个计划,要有充分的信心。”

“我们要考虑到中央的态度,也要考虑到三战区的反应,还要反复权衡其中利弊……”周子昆不但没有表现出“充分的信心”,反而展露出无限的忧虑。

“中央要我们自己拿主意,只要我们理由充分,当然会同意我们机断专行。至于第三战区的态度,只要我们表示出‘绝无敌意’,他们就不会轻易动手,即使动手,我们会很容易地冲破他们的防线,突向旌德,可以进入天目山,突向太平,可以进入黄山地区。况且这条路线,我们跟顾祝同商谈过。”

“他们并没有同意。”

“也没有拒绝。”

“我们要讲出向南的理由……不然,将会被全国所误解。”

“我们可以说是绕道经苏南……到了天目山,我们还可以拖,等待南进的时机。”

周子昆仍然猜不透这种由皖南株守变为在苏南株守的密意真髓。因为政委的这种轻敌态度与他平时对三战区委曲求全的态度相去太远。这种不合常情的决然举动,使周子昆分外不安,他讷讷地说:“向国民党后方开进,无论在政治上、军事上,都是不利的!”

“可是,我觉得是万全之策……好吧,我看你也太疲倦了,要好好休息,准备迎接大的……”项英没有找到恰当的词语,便作出送客的姿态,“一切行动计划,我直接交给赵处长去完成,这个人还是很干练的……”

周子昆缓缓地站起来。他强烈地感到大致方针已经定了。军分会的讨论,只不过是举手通过,贯彻执行而已。

“这样也好,”周子昆又像呛了冷风似的一阵咳嗽。他对南进的前途一片茫然,也不免对项英的气魄暗生出几分敬畏。靠着大树好乘凉,过分担心,也许是杞人忧天罢了。

项英看到副参谋长恍惚欲倾的样子,急忙搀住了他的胳膊,触到了他滚烫的手。“呦,你烧得好厉害呀!厚忠……”

随从副官像从墙里钻出来似的来到首长面前。

“你把参谋长扶回去,告诉军医处值班室,立即给首长看病,派个专门的护士……然后,你再把赵处长找来见我。” X7wHscUGXZbS0uqM+EdgMGro3+eAVH9wFs9+vu/ns2wjNKH8kt+NsvOjMukd9ecg



2
南进计划的支持者

项英在房间里踱步,心里骚动得厉害。周子昆的暧昧态度使他忐忑不安:他眼前既像光明又像黑暗,成功与失败靠得那样近,就像隔着一层窗户纸。要么前程无量,要么满盘皆输……他试图预想一下部队向南开进的情景,预想一下顾祝同、上官云相可能作出的反应,但他想象不出来。

在兵书上,这种预想叫做“庙算”,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就是这种战略决策前的预想。“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军事谋略就是通过精细的预想,用“数”与“形”描绘出战场的图景。数有虚实,形有真假,通过已知求未知,这就是战场指挥员必须索解的战争方程式。

项英此时,脑海里却是一片混乱,无法构成清晰的图形。他老是看表,急切地等待着参谋处长赵令波的到来。

赵令波在副参谋长离开二十八分钟之后,来到政委面前。

这是一个美男子。身材魁梧、匀称,下巴棱角分明,鼻梁高挺,两道长眉下是一双明亮的眼睛。他声音洪亮,动作灵敏,对军事理论很有见解。他处理事情当机立断,雷厉风行。在项英心目中,赵令波是一个德才兼备的干部。但在实际生活中,对一个人的评价,往往不尽一致,甚至截然相反。

赵令波在三支队当参谋长时,谭震林副司令员对他非常反感,认为他言过其实,只会夸夸其谈,根本不会打仗,是马谡式的人物。研究作战计划,谭震林竟然要政治部主任胡荣参加,而不把他这个参谋长放在眼里。在1939年冬天的繁昌大战之时,谭震林为了排除干扰,竟请这位参谋长退出战斗,临时指派五团一营营长林志超来代替他的工作。

赵令波为此非常愠怒。这种无理决定,显然是一种侮辱。他拒不交待工作,愤然提出抗议:“我并没有错,三支队打了胜仗,五团也打了胜仗,难道没有参谋长的份吗?”

“那是林志超同志,用机敏的行动纠正了你的错误,是他的主动性弥补了你的失误。为了挽救你的错误所造成的危局,他才负了伤的……”谭震林根本不理会他的怒气。

赵令波找到袁国平和周子昆告状,袁国平也认为“谭老板”太过分了,答应重新考虑他的工作。袁国平在红军教导师任政委时,赵令波任团参谋长,他觉得赵令波的工作能力还是很强的。

在一次军分会上,谭震林提议把赵令波调走,并建议提拔林志超担任三支队的副参谋长。

“我知道林志超这个人,有朝气,肯动脑筋,”项英表现出对下属干部的熟悉与全面了解,“三年游击战争时的分队长嘛,那时候就有点名气,袭击峨桥镇税务所,抓了陈冠群的侄儿陈家庆的不就是他吗?”

“这人有点锋芒,不够稳重,越级提拔,需要慎重考虑,还要照顾到左邻右舍的反应嘛。”

无疑,这个意见是客观而又公允的。从营长到支队副参谋长,要连跳三个台阶,是得慎重一点。

“林营长在几次作战中,表现都很出色,主动性很强,许多成功的偷袭都是他计划领导的,他有实战经验,又肯思考问题,对游击战术运用得非常……”

“噢,他能懂多少游击战术?”项英打断对方。他感到谭震林对这位营长赞誉得过分了。这种偏爱,对使用干部是有害的。

谭震林却不是轻易放弃己见的人,他为林志超的提升据理力争:“现在,他的作用只能在一个营里发挥,如果他当副参谋长,他的游击战术就会在全支队推广,我们的战果必将扩大……知人善任,选贤举能嘛!”

可是,这种带有抗辩色彩的推荐,还有那过甚其词的“非常”二字,只能帮倒忙。对于一个干部的游击战术的评价,项英是唯一的权威。

1937年12月7日,项英在延安作过关于三年游击战争的报告。洋洋六七万言,内容充实,事例生动,富于传奇色彩和浪漫色彩,得到各界的热烈赞扬,奉他为坚持南方游击战争的英雄是当之无愧的。

中央政治局在1937年12月13日,还专门为南方游击区工作作了决议,高度评价了项英的成就。项英在他自传里,特别抄录了这项决议的原文。决议中说他:

“基本上正确地执行了党的路线,完成了党所给予他们的任务,以致能够保存在各游击区的今天成为中国人民反日抗战的主要支点,使各游击队成为今天最好的抗日军队之一,这是中国人民一个极可宝贵的胜利……”

“叶军长对林志超同志也非常器重,”袁国平附议谭震林的意见,“他几次向我提议,要他来当参谋处长!”显然,这又是帮了倒忙。

“林志超的工作,让我考虑考虑再说。叫组织部把档案给我送来。至于赵令波嘛,”项英转向谭震林,“明天要他来见我,我要跟他谈谈。成见看人是最要不得的!”

“谭老板”微微一笑,对这句针对性很强的话,并不在乎。

两个人的档案当晚就送到了。

林志超的鉴定是无懈可击的:作战勇敢,作风正派,思想敏锐,学习勤奋,多有创见,智慧机智、果决,主动性强,几乎具备了《孙子兵法》中“智、信、仁、勇、严”的为将条件。

高度的评价,引起了项英的逆反心理:“谭老板偏爱此人!”再加上叶挺对他的赏识,就使项英更不以为然了。

经历与鉴定对赵令波却是不利的。

赵令波比林志超大两岁,原是四川军阀刘茂恩部六十五师师部的中尉参谋。1932年,在我军向万源进击时,他打死了师参谋长,携带机密文件和作战地图投诚我军。赵令波的革命历程比林志超少六年半。但由于他起点高,发展也快。当林志超还带着十几个人,在湘赣边区的深山老林里与百倍于我的敌人周旋时,他已经是红军教导师二团的副参谋长了。

他的鉴定,优点很少,缺点很多,而且非常突出。谭震林常说的那句“言过其实,不可重用”的评语,就写在里边。

项英对他们两人,都无直接接触,并无成见,因此他对赵令波持公正态度。他并不很清楚万源保卫战的详情,但他听说过红四方面军粉碎刘湘六路围攻的战绩。赵令波在敌强我弱、敌攻我守之时,带着一个师的机密文件及作战地图投诚我军,应该给予足够的评价。二十四岁的中尉参谋,也绝非无能之辈。他决定亲自考察之后,得出公正的结论,作出合理的安排。

第二天下午,赵令波冒着滂沱大雨来见项英。赵令波很有辩才,他向项英倾诉了将近两个小时的委屈。说他在三支队不受尊重,不是能力不济,而是人事关系问题。他和谭副司令性格上合不来,并暗示三支队的某些干部在搞宗派,这就引起项英极端的关注。

“你有证据吗?”

“有!”赵令波把一个灰色封面的笔记本放在项英面前,并且打开他所需要的那一页,用不带任何感情的声调说:“这是林志超的笔记……他对政委很不尊重,却对叶军长五体投地……这也就是谭副司令重视他的原因!”

“这个本子怎么到你手里的?”项英有些不悦。他不喜欢这种打小报告的方式。

“这是繁昌大战时,在林志超受伤的地方拾到的。”

“那你应该归还本人!”项英作了个厌恶的手势,表示出极大的不满。

“当时我并不知道是他的。”赵令波急忙解释说,“当我看了内容,知道是他的时候,我认为有必要反映给政委,这里面有一种极不正常的情绪。”

“情绪?什么情绪?”项英警觉起来,但他并不想看这个浅灰色皱纹纸的本子,那有失他的尊严。

“反对最高领导的情绪……”

项英有些愕然。“最高领导”这个词,是他第一次听见,觉得分外生硬。

赵令波把翻开的本子推到政委面前,上面划了一道道红线,显然那是要害之处。这篇笔记的标题是《应该讲经验,但不能忘记教训——听项英同志报告有感》:

项英同志多次报告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成就。我是经历过三年游击战争的人,我认为值得汲取的倒是失败的教训。成就固然可以提高情绪和信心,教训却使人变得聪明。不应该忌讳失败。

常胜将军是很少的。即使足智多谋、用兵谨慎的诸葛亮,也有当阳之败、街亭之失、六出祁山之挫折。威震欧洲、所向披靡的拿破仑,先败于莫斯科,后败于滑铁卢。真正有见识的、卓越的军事家,是不怕承认失败的。刘邦百败,一胜而得天下,项羽百胜,一败而自刎乌江。可见,胜与败是辩证的,败而接受教训,便打胜仗;胜而骄傲麻痹,便打败仗。三年游击战争初期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应该认真总结。前事不忘,后世之师。

赵令波注意到项英的脸上罩上一层寒霜。这篇短短的笔记,利刃似的戳伤了他深藏的感情。

项英又翻到第二篇,标题是《为将之道——抄录于叶军长学习笔记》:

十九世纪欧洲资产阶级军事理论家安东·亨利·约米尼的一段话,很值得注意,他说:

“一个勇敢、公正而坚定的人,能够不嫉妒别人的长处和功绩,反而会巧妙地利用别人的成就来增加自己的光荣。这种人不仅可以算是有名将风度,而且有资格作一个伟大的人物。所不幸的是,这种不忌才的人实在太少了,凡是庸才就必然妒忌旁人,害怕部下的名声超过他。殊不知身为统帅的人,应该认清,愈是能够容忍大度,他的成功就愈大……”

应该提拔什么样的干部?他的意见也是对的:

“应选取确有勇敢的事实表现,在作战时能够当机立断,采取果敢的行动,在危难时沉着镇定不发生动摇的人,来担当指挥官的重任……”

项英觉得面部发僵,一阵隐隐的痛楚袭来。他似乎看见,这位三年游击战争时期的老部下,脑后生了两根反骨。这两篇笔记矛头所向,都是对着他的。

经过大约半分钟的克制,他平静地抬起头来:“我看这也没有什么,各人有各人的见解嘛,‘反领导’还说不上,阶级立场模糊是显而易见的,这也难免。只是幼稚狂妄罢啦……”

项英的克制成功了一半。他的声调是和缓的,但却微微颤抖;他的神态是平静的,但脸上却笼罩着灰黄色的阴云,反映出内心的灼痛。

赵令波完全成功了。但是,他真正取得信任,还是第二次来见项英。

那时候卫兵还不认识赵令波,把他挡在了门外,项英在室内听到了一段很严肃的对话。

赵令波:“政委在吗?”

卫兵:“你要见副军长?”

赵令波:“应该叫政委。副军长是对外的职称,是国民党委任的。项政委是东南局书记,是军分会书记,是新四军最高领导,你们记得了吗?”这种坚强的党性,给项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赵令波没有辜负项英的厚望,他把司令部的工作搞得很有声色。项英为了纠正机关部队的游击习气,很重视机关正规化的建设。赵令波既经过国民党正规军校的训练,又懂得我军教导师的教学方法,对克服“山大王”们的散漫作风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仅就早晨机关出操一项来看,除了军长跟几个特许的文化人外,一无例外地参加,这种严格管理的成效十分显著。赵令波在项英面前,不断有新发现、新创见、新判断,这使项英分外欣赏。

“政委,云岭是一块福地,山明水秀,物产丰富,群众条件好。延安,简直无法跟这里相比,那是个多么荒凉的地方啊!货真价实的不毛之地!”

“政委,新四军是来自南方八省的游击健儿,还有来自祖国各地的热血青年和南洋的爱国侨胞,这是组成浩荡大军的基础!”

“政委,我们党领导了两个军,八路军和新四军。你的担子好重啊,二分天下有其一,半壁江山在肩头啊!……”

“四军!这是个极富象征意义的番号。从北伐战争时的铁四军,土地革命时期的红四军,到抗日时期的新四军,都是革命急先锋的代表,是光荣传统的代表。十八集团军下属的八路军代表了什么?……”赵令波声调奇特、略带嘲讽,“就是大家常说的土八路嘛,代表了土!”

这些信口说来的非正式的闲谈,起到了“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作用,使项英感到参谋处长的思想、感情与自己是相通的。

如今,这些随意说说、本不作数的闲谈漫论、零言碎语,组成了一幅赏心悦目的图画,谱成了一曲扣人心弦的歌,也成了项英“南进计划”的催化剂。

“老赵,刚才我跟周副参谋长研究过了,”项英不待参谋处长在周子昆坐过的椅子上坐定,就直截了当地说:“我们准备在近期北移,路线问题,至关重要。我认为向东向北都不利,你看向南开进怎么样?”

赵令波心里不登底,但他听得出,政委的声调里有一种潜在的激情。可是,这个问题太重大了,他不能不持极为慎重的态度:“政委,我没有思想准备……”

项英把他与周子昆的讨论和自己的思考扼要地说了一遍。赵令波看出了项英的决心,他早就知道项英对于南进目标寄托了全部的希望与热情。

“这倒的确是出敌不意!”赵令波说得极为缓慢,与其说是回答询问,毋宁说是凝神沉思。这个结论是他从“出乎自己的意料”反证出来的。“这是一个很有见地、很有分量的发现。大家都认为不可能的事情,正是出奇制胜的所在!”

项英要实施南进计划,不但需要别人工作上的支持,而且也需要精神上的庇护。他在副参谋长身上没有得到的东西,却在参谋处长身上得到了。 X7wHscUGXZbS0uqM+EdgMGro3+eAVH9wFs9+vu/ns2wjNKH8kt+NsvOjMukd9ec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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