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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油髹漆过的乳黄色的房门，被悄然无声地推开了。项英条件反射地抹了一把脸，怀着被人窥见了隐私才有的那种恼怒，呆愣了一会儿。他首先看到的是那只端着茶缸子的手。多么粗大奇特的手啊，青石臼似的，一拳可以打倒一匹马！
“政委，你该睡了……”刘厚忠向前跨了两步，“我给你热了一缸子可可。”关怀来得多么不是时候。
“滚！”项英暴躁地叫了一声，一扬手，把他最爱喝的饮料打飞了。瓷缸子碰在墙上，黏性的可可，散发着香甜的气息，四下溅去，像褐色的浑浊的泪洒落在床上、书柜上、火盆里，沿着墙壁的苍白的面颊向下流淌。
随从副官像个受罚之后仍不知错在哪里的孩子，委屈而又惶惑地肃立在首长面前，等待着更加严厉的申斥。他的眼睛没有离开政委那挂有泪痕的脸。但他并没有表示出任何猜疑，他的姿态和面容所展露出来的是无限的忠顺和同情。他只是笔直地站着，又黑又浓的短发，像一丛钢针，覆盖着他的低低的额头，络腮胡子一直从鬓角延伸进军衣领口里，给人以狞恶凶顽的印象，展露出暴烈蛮横的习性。但现在，这头猛狮却柔顺得像头羔羊。
项英立即为自己的失态愧悔了。他抬手拍拍对方的左肩，声音里荡漾着深深的歉疚：“厚忠，你怎么还没有睡？我不是让你们按时作息的吗？”
“政委，我从门缝里看到灯还亮着……”刘厚忠的回答，带有一种宗教式的虔诚。那些年轻的勤务员，早已在梦乡嬉戏，只有他，总是一直守候在项英门外的小屋里。那是一间放杂物的储藏室，从门下缝隙中可以看到项英屋里的灯光。
刘厚忠，忠于职守，克己、独居、孤僻，不闲逛，不赌博，不下棋，几乎没有什么娱乐。他喝酒，但不太多。他纯朴，勤劳，从不吝惜力气。对仇敌，他是不共戴天的顽强对手；对恩人，他是忠诚驯顺的奴隶。
说起来刘厚忠也是1935年入党的老党员了。可他并不知道马克思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他的头脑里被什么思想武装着，只有天晓得。在他的头脑里，最鲜明的只有三个人：一个是莲花县那个侮辱过他的大地主；一个是年近半百的曾经救过他性命的姐姐；一个就是项英。他对政委有一种终生不忘的知遇之恩。
“政委……我把火盆再生起来吧？”
“不用了……”项英微微地摇摇头，心里忽然漾起某种深藏的感情。
“政委……”刘厚忠深深地盯视着项英，但不知如何才能给他以宽慰。
此时，项英需要的不是可可，不是木炭火，而是理解。刘厚忠能理解他吗？他在随从副官忠贞不贰的眼神里读到这样的语言：“政委，你有难处了吧？别人在跟你作对了吧？是谁？我去跟他拼命。是眼前那座四顾山挡住你的路子吗？说吧，我刘厚忠准备用脑袋去碰碎它！”那神态，那架势，只要项英一摆手，他便纵身猛撞了。
此时，忠诚和膂力是无用的，项英需要的是解脱困境的智慧。
“厚忠，去把周副参谋长请来。”
“是！”刘厚忠拾起瓷缸，退出去，轻轻把门拉上。那动作既敏捷又轻巧，像一只灵活的猫。
项英深深地嘘了口气，他忽然发现：鲁莽和精细，粗壮和灵巧，叛逆和忠诚，蛮横和柔顺……这些截然相反的素质，那么自然和谐地统一在这位随从副官身上，真是不可思议。刘厚忠的忠顺与关切，使项英窒闷的胸腔开了一条缝，松宽、舒缓了许多。再聪明的头脑，遇到难题时，也需要别人的智慧来帮忙。
他等待着周子昆的到来。但他始终不能理解：日寇南进攻势的那只野兔，为什么姗姗来迟。
项英守株而待的“野兔”在哪儿呢？
1939年的国际国内形势都在急转直下地变化：由于美、英、法绥靖政策的姑息与纵容，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坦克履带碾碎了欧洲；日本的平沼内阁，也得意忘形，四个师团的兵力在五百架飞机的掩护下扑向中、苏、蒙边境的诺蒙坎和哈桑湖。
可是，日本这次闪击战没有成功，锋刃砍在了花岗岩上，反弹回来伤害了自己。第一天，就有五十九架天皇神鹰喷着烈火拖着浓烟，坠毁在乌拉河两岸。干了七个月的平沼骐一郎内阁，为他的轻举妄动付出了应有的代价——引咎辞职，阿部信行代之。
这位陆军大将比平沼男爵现实一些，谨慎一些，少了点武士道精神，多了点政治头脑。他在组阁后的一个早晨，穿着朴素的和服，站在国会大厦办公室的窗口，凝望着碧空中那团银灰色的云彩缓缓地融进富士山那白皑皑的倒垂的雪莲。
诺蒙坎新败，使他联想到大雪纷飞的莫斯科，想到了举世闻名的战争之神——拿破仑。他看到了那位不可一世的风云英杰的高傲的马蹄，在克里姆林宫墙下的石板路上溅出火星……历史无情，不到半年，这位不可战胜的法国皇帝，把他五十多万无敌勇士，丢弃在俄罗斯风雪咆哮的荒野上，仅带几个扈从，坐上雪橇，丧魂落魄地消失在暗夜的狂风暴雪中。
这位陆军大将，在回望历史之余，突然悟出了一个道理：“占领并不等于征服！”这对任何侵略者来说，都是一个严酷的规律，是一声刺心震耳的警钟。
“报告，今井武夫奉召来到！”因为房间里铺着榻榻米，前来晋见的日本参谋本部中国科科长、后来的日军侵华总司令部的副参谋长的皮靴，没有发出应有的咯吱声。
“今井君，我正恭候你的光临！”内阁首相从沉思中清醒过来，转身把今井武夫引进了一间密室。
阿部信行和蔼谦恭，与他身着戎装胸佩彩色绶带时的森冷严苛之态相比，判若两人。他抬手示坐：“今井君，听说你对中国情况非常熟悉。”
“谈不上非常。我从陆军大学毕业之后，一直担任中国问题研究员，以后是驻华武官……”今井有些拘谨。
“今井君，这里不是参谋本部，你可以像在朋友面前那样畅所欲言。我需要的不是豪言壮语，而是真情实话，以便制定国策。我想征询你对目前战争的看法。”
“去年，我们占领了广州和武汉，还攻占了海南岛，把南中国海用点线封锁起来，这是我们在华圣战的全盛时期。可是，战争越向内地扩展，就越看不到尽头……”
“你不觉得太悲观了吗？”
“不！因为我太了解中国人了……中国幅员辽阔，人力物力资源是无限的，民众抵抗的意志是坚决的……华北就是证明。”
“你的结论是……”
“应该早日想法结束战争。我们方面有许多人对中国的认识是错误的，一味沉浸在战胜者的优越感里。我认为光是躲在红砖绿瓦建筑群的参谋部里，战争绝不会结束。应该尽快寻找和谈的道路。”
“前线将士怎么看？”
“他们在私下里，哀叹在中国有可能进行‘百年战争’，我们是经不起拖的！”
“这种意见有代表性吗？”
“冈村宁次司令官曾谈到攻占武汉后的心情，他说：‘自12月27日晚，大本营发表攻陷武汉以来，以参谋总长为首，贺电雪片般飞来，国内也出现了庆祝胜利的各种舆论。’但是，我并不感到特别高兴，因为这并不等于主力方面的战斗已经完成……攻占武汉伤亡惨重，这也使我心情阴郁。在慰问九江各医院伤员时，特别是瑞昌医院的凄惨情景，使人久久难忘。……”
“是的！”阿部信行说，“刚才，我就想到了1812年拿破仑攻占莫斯科……可是，那是俄罗斯的冰雪元帅帮了库图佐夫的忙，中国，没有那么寒冷……”
“恰恰相反，也许过分热了。”今井武夫说，“我在中国大地上，看到的不是漫天风雪，而是遍地烈焰……”
从上海闸北冒烟的街垒，到平型关危险的峡谷；从雷神庙弹痕斑驳的高墙，到台儿庄溅血的堑壕……那些浴血奋战的勇士绝不是“东亚病夫”，那火焰喷发的大地也不是“王道乐土”。阿部信行清醒地认识到日军沉重的皮靴已经陷进了泥潭，占领的地盘越大，陷得就越深。他在这种绝非愉快的感受里停顿了足有两分钟，而后沉重地问道：“你认为和谈会成功吗？”
“只要条件不过分苛刻，我认为是可能的，因为蒋介石的真正敌人是赤色分子。甚至有人说，我们跟国民党互相开枪，这是天大的误会。”
“我同意你的见解。自从德国同我国缔结‘防共协定’以后，我就怕在华战争拖得过久，我们曾托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居中调停，提出了六项条件……”
“蒋介石不可能接受。要价太高，不能成交。”
“可是，汪兆铭能够接受！”
“这是因为他身价过低。”今井武夫说，“中国有句俗话：贱钱无好货。‘不以蒋介石为对手’的近卫声明，只不过是不懂中国国情。在中国，谁掌握了武力实权谁说了算，仅靠言论的汪精卫，能否导致和平，我是不抱过大希望的，甚至可能产生相反的效果——促成蒋介石的抵抗决心。战斗在第一线的将士，对汪兆铭不感兴趣，说空话是没有用的！”
“也许双管齐下更策略些。”阿部不想放弃汪精卫，“蒋介石的还价太低了，‘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我们是不能接受的……我们的血不能白流。”
今井武夫微叹了一声，面露懊丧之情。他非常同意冈村宁次之见解，认为总理以下五大臣都捧汪上台，全是井蛙之见。他痛感日本没有大政治家和大战略家，仅靠武士道精神解决不了中国战争。这一点，他若说出来，将得罪很多人。但是，他不能不提请新内阁注意：
“在国民党的机关刊物《血路》上，有篇文章是值得注意的。大意是说：倘使我们对于和平之真价有切实的认识，那么乐于和平的蒋介石对于媾和是有兴趣的……文章说：‘长此下去，中国是征服不了的，而敌人（指日方）在亚洲方面的真正世仇，却好将其所养之精，所蓄之锐，一鼓而歼灭敌人（指日方）之疲惫脆弱的力量……这层肤浅的理由，敌人（指日方）中有几个谅也能够认识了……’当然，这是蒋介石的阴谋，把我们的矛头引向真正的世仇——苏联。”
“这是一种大三角的斗争。”阿部信行想到了国内报刊对各届内阁的批评。在近期的《文艺春秋》“话篓”一栏中，有一段话就是针对他来说：“不管内阁如何变化，在似乎可能出现更有力的内阁的现状下，如何支持鞭策现内阁，使之担起解决中日事变的重任，这才是顺应国策的道路。在事变中，内阁几度更迭，其本身就是向世界暴露了日本的虚弱。”
“我的内阁能解决中日战争吗？”阿部信行的心沉落下去，他没有这种自信。陆军、海军之间的尖锐矛盾，他是深知的。即使在天皇召开的御前会议上，有人也敢拂袖而起愤然退席。他不由得心沉意冷了：“蒋介石接受和谈，是不是缓兵之计……”
“这是有可能的。蒋介石懂得，只有一个买主，要不到大价钱。他借此对美、英、苏等国施加压力，以便得到他们更多的援助，同时，也可以腾出手来打共产党！即使这样，对我们也是有利的。”今井武夫从首相的口气里获得了信心，“我们可以通过蒋介石的副秘书长周佛海和他们的亚洲司司长高宗武来进行。周佛海是京都帝国大学出身，对我特别亲善。重新兴起和谈吧，我认为是很有希望的！”
“很好，我希望你去进行这项工作，”阿部信行站了起来，“代号就叫‘桐工作’吧，祝你成功！”今井武夫知道会见时间完了，也站了起来。握手，敬礼，告辞。
可是，阿部信行并没有完成从战争泥潭中拔腿的历史使命，他的内阁只干了四个半月就辞职了。海军大将米内光政接着组阁。他也只干了半年，又为近卫文麿公爵所代替。日本内阁走马灯似的旋转着。不管哪一届内阁，诱降活动都在急不可待地进行。
项英在皖南“株守”日寇南进，经历了日本四届内阁（平沼、阿部、米内、近卫），这些内阁都在时紧时缓地奏着《诱降进行曲》。与此同时，蒋介石高唱着《光荣和平曲》。实际上，在日寇停止了对他的进攻之后，他真正演出的是《反共进行曲》。在阿部信行拜托今井武夫总参谋副长进行“桐工作”期间（1939年冬至1940年春），蒋介石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当时，皖南新四军处在随时受到顽方攻击的危险中。中央军委3月29日在《关于目前华中军事策略的指示》里，是这样写的：
……顽方有可能利用其优势兵力向新四军军部地区进攻，因此军部及皖南部队应预先有所准备，以免受袭击。万不得已时，可向苏南陈支队靠拢，再向苏北转移。
项英在4月9日提出了南进的计划，他说“向南为黄山、天目山，纯石山，人少粮缺……”因此，应该远征闽浙。
陈毅、粟裕于4月28日致电中央，表示反对，认为“主要发展方向是苏南。我们在苏南敌后充实力量后，再南进天目山脉，西取黄山山脉是比较稳当的”。5月2日他们又电报中央，指出皖南部队的远征闽浙计划是下下策。
项英顽强地坚持南进战略，株守皖南，坐待时机。但他没有等到日寇南进，却等来了蒋介石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但项英仍然准备在顽方进攻下，远征闽浙。于是中央在10月12日又重申了皖南新四军的行动方针，仍然不同意南进：
关于新四军行动方针：
一、蒋在英美策动下可能加入英美战线，整个南方有变为黑暗世界之可能。但因蒋是站在反日立场上，我不能在南方国民党地区进行任何游击战争，□□部队在东江失败就是明证……（下略）
项英不以为然，继续株守，一拖再拖。然而他等到的不是野兔，却是一只恶狼——《皓》《齐》两电。这是杀气腾腾的反共宣言书，是用军令政令统一的合法的锦缎裹着的屠刀。
当时形势的危险性，可以从周恩来同志给中央的报告中清晰地展示出来：
（一）略（二）三国协定后，英美积极拉蒋，蒋喜，现在日本拉蒋，蒋更喜，斯大林电蒋，蒋亦喜。此正是蒋大喜之时，故蒋于日寇退出南宁，斯大林复电之后，立往成都，此行绝非偶然。（三）蒋现处于三个阵线争夺之中，他认为一身暂时兼做戴高乐、贝当、基玛尔
，最能左右逢源。故他自己躲在成都，让其夫人及英美派拉英美；朱家骅、桂永清拉德；让亲日派谈和；让孙、冯亲苏；让何自反共，他便居中选择，并以反共为轴心来运用。（四）时机是紧迫了。只有二十天，反共局部战争会开始，在二十天内，无论如何，日美战争不会爆发；中日妥协不会成功；中苏关系也不会改善，于是，反共战争有可能相当地改变了三个阵线的争夺形势。（五）略（六）破裂危机已至，务请中央迅速考虑各种办法，权衡轻重比较，如何能对时局有利，速行决策指示……
中央为了避免这个危机，决定作出让步，同意皖南新四军全部北移。这一退让，无疑是正确的：它有利于谈判，以曲求伸，使我党政治上处于有利地位。真正英明所在，还是军事上以退为进，集中兵力，去跟敌、伪、顽争夺华中。
但是，这对项英的南进宏图，却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项英等待着周子昆的到来。他想象不出，时代的漩流将把他拖向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