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侦察科长给项英送来了一份最新敌情通报，并附有一份敌情动向标示图：
顽一四四师于12月28日从太平地区向云岭、戴家汇方向移动，在龙门、天都山、厚岸一带修筑工事；顽七十九师向太平方向移动，顽四十师先头部队抵胡乐司，似有开向三溪、星潭一线之迹象；其他各师，均无显著变化。
当项英看到顽四十师指向星潭三溪那支蓝色箭头时，他的目光深处倏然微震了一下，那正是中路纵队前进的方向。
“不！没有什么！这不过是上官云相虚张声势，顽军是不经打的，一触即溃，我们可以击破它，打垮它！就像黄桥之战打八十九军那样，吃掉它！”项英在心中反反复复地说着这些话，以此来坚定南进的信心。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向中央报告28日军分会的决定？南进三山的计划提出过，远征闽浙的计划提出过，中央都没有同意。在目前情况如此严重之时，在已经答应北移华中之后，中央提出异议怎么办？按说此报在28日晚上就应该发出，结果，已经到了31日，电文还没有拟就。可是，一切南进的准备工作，已经按28日军分会的决定实施了！
先斩后奏，关键还在于怎么奏法。想来想去，项英还是求助于他的智囊——赵令波。
“政委，这在军事历史上是有很多先例的！”参谋处长详细听了项英的征询之后，坚定而又明确地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这几乎是成了军事上的定理！延安离我们太远，不可能作出符合实际情况的指示。我们要自己拿定主意，机断专行！”
项英深感参谋处长全力支持的可贵，又深感中央干预的苦恼：“可是，总得有个报告啊！总得有个说法啊！”
“这很好办。”赵令波借助于历史知识和自身经历中的所见所闻，“据我所知，大概有这样几种办法：第一，先造成既成事实，生米已成熟饭，上峰不同意也只好同意。还有一种谎报军情。早年，我在川军六十五师时，我们师正要向营山地区开进，忽接上峰电报，要我们原地待命，准备增援友邻，刘茂恩师长不愿，便回电说‘部队已经出发，无法追回’！”
“这是个办法，但在革命部队里……不能应用！”
“政委！在军事上，应该只管目的，不问手段。我记得还有一次，我们正准备撤离阵地，忽接电报，要我们坚守待援。刘师长回电说‘来电电文不清，恭请重发’……”赵令波忍不住笑了，“结果，在这电文来往之时……部队已经撤离了阵地！”
项英也忍不住哑然失笑了：“滑头，滑头！”
赵令波此时的心情是十分微妙的，他的脚踏在两只船上，连自己也不知道爱惜哪只船更好。按理，他应该爱惜新四军这只船，这只船上有他稳固的地位和船长的器重与信任，但是，这条船也潜藏着危险，一旦他的背叛行为暴露，就死无葬身之地。那么，他索性站到五十二师那条船上去，那里有周珮琳女士的竭诚欢迎。但当他知道周小姐温柔的手臂拥抱他的目的，只是为了攫取那张路线图时，他就如坠冰窖，心寒恨深了。他懂得兔死狗烹的道理，一个变节者，当没有油水可以榨取的时候，就会像瓜皮果壳那样，被扫进垃圾堆里去了！如果他丢掉了参谋处长的位置，他在周珮琳眼里也就失去了价值！还是顺其自然听天由命吧！既可以左右逢源，又是左右危险，对两条船都爱都不爱，对双方都尽力又都不忠，他只能时刻注意头上的风脚下的浪，居中选择，哪条船牢稳上哪条。
项英此时的心境也是复杂的。参谋处长给他提供的经验，无疑有启发作用，但他不愿照搬这些方法，更不能表示赞成这些手段。他政治上毕竟是成熟的。这不仅有损他的威信，而且，上梁不正下梁歪，他不能给下属作出坏榜样，以造成上行下效的恶果。历史上许多风云人物都没有弄清这个道理。
“好啦！你说的都是歪点子！”项英向参谋处长笑笑，“我想，还是如实向中央报告好！我们只能说向南最为有利，而且已经作了充分准备……我想，中央也不会不同意……”
赵令波久已洞悉项英内心的苦衷和思虑，但他深知为人之道，绝不流露这种洞察。这一点他比林志超明智百倍，对于领导上不愿让人察知的隐秘，最好装作不知道，给领导一种安全感。
“政委的想法很对！电文晚发几天非常正确，”赵令波真挚庄重地说，“这就省得中央过多的查询……”这个精明的建议，用此方式提出，绝不显出自己的高明，好像是对项英意见的一种附议。
参谋处长告辞之后，项英俟至元月1日，起草了如下电文：
毛、朱、王并致胡、陈：
最近情况与我们的行动：
（一）自我抗议电以后，顾即复电解释：并非改道，而是增辟道路；我又去电，要求主力经苏南，顾复电只允一个团主力，其余仍经江北。
（二）战区联参于31日晚，赶到军部，商量要求，意二十万款十万子弹可办到，今晨又赶回泾县与顾商妥，明后日前来。
（三）现彼方军队正调动布置，尚未完毕，并增七九师四○师到太平旌德一带，其计划为封锁围歼我，估计彼怕我先动，故事缓和。
（四）铜繁江边增加两只兵舰汽艇，不断梭巡，少数人也不能偷过。
（五）我们决定全部移苏南，乘其布置未定即突进，并采取作战姿态运动。发生战斗可能性极大，我们如遇阻击，即用战斗消灭之，遇强敌则采取游击绕圈，至万不得已时，分散游击。
（六）我们已不等其子弹款项，准备立即行动，一切准备完了。中央如有指示，请于明日（2号）最迟3号电告，否则，我们行动后，联络恐很困难。请转告周、叶。
这份行文艰涩、不加注解就不容易看懂的电文，之所以全文照录，不是因为它的史料价值，而是因为它的心理价值；不是因为它的文学价值，而是因为它的研究价值。
这份电报不是以叶、项名义发出，也不是以军分会名义发出，而是用新四军名义发出。电报打给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并致胡服与陈毅。第一、二、三、四项是讲敌我态势和来往交涉情况，仔细揣摸尚可明白其主旨，但是轻、重、缓、急、大、小、远、近、主、次，都混而不清。像28日军分会及其决议这样重大的问题，只字不提。而那些与顾祝同交涉路线的往事却要重提，联络参谋的来往时间及江上增加几艘炮艇等琐事却很详尽，而且并非实情。如果研究这份电文哪些该写的未写，哪些不该写的写了，意义并不大，问题是如何透过文字的表象去看思想的本源。
请看第五项：决定全部移苏南。最关键的路线问题没有讲，接着就讲了几个层次：先突进，游击作战态势运动，用战斗消灭之，甩游击方式绕圈，不得已时分散游击。这跟“向东不让走，向北不能走，三路纵队向南开进”十八个字就能讲明白的全部计划，有什么关系？用长达三百四十字的电文却没有讲明十几个字就讲明的真情主旨。但是有一点铺垫得很充分：有战斗，分散打游击。这样，国民党只要一动手，他就“万不得已”到三山去分散打游击，实现“株守以求”的战略目标。
这是很巧妙的设想。站在革命者的立场上，扩展革命势力，这是无可指责的！中央指示新四军北移，去争夺华中，项英趁此争取华南，不是应该的吗？南进的战略目标，并不与革命利益相悖。
更值得研究的还是第六项：“准备立即行动”。这一点中央是会赞成的！“如有指示，请于明日（2号）最迟3号电告”。这是赵令波讲的几种手法的新发展。这是很容易计算的：电文于元月1日晚上发出，到什么时候，才能摆到毛、朱、王的桌面上？我们可能过高估计了延安电台密码翻译的效率，2号中午译出就不算慢；如果中央为此重大问题立即召开紧急会议，传阅、研究、争论、统一、草拟回电、拍发、收录、转译，那不早就到了规定的时间极限——最迟3号了吗？那不就正像赵令波讲的“部队已经出发，无法追回了吗”？或者更加干脆，部队在行进中，根本没有收到。
其实，项英心里很清楚：新年之际，飞向延安窑洞的电文，正像纷纷扬扬的雪片！延安，头顶着国际国内急剧变化的风云，面对着成百上千的战场，思索着敌、伪、顽、我、友的诸多事宜，筹划着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决策。就算中午接到电报，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立即、立即……也是不可能的！即使可能，对项英的南进计划也是毫无影响了，他已经向中央宣布最迟3号就已在行进途中了！不是中央催他走，而是他在催中央认可！
这样，再反转来研究那些似无必要的琐碎情况，就有一种似藏似露的潜在含意：即使中央英明绝顶，也要对这份电文琢磨再三，最后还得陷进迷阵之中。再看第一项：“我又去电，要求主力经苏南，顾复电只允一个团主力，其余仍经江北”。这就暗含顾祝同是允许经苏南到江北的，不过，只允许一个团，其余的还是要从铜繁直接过江。第四项说“少数人也不能偷过”，于是产生了第五项：“我们决定全部移苏南”。故意吞吞吐吐，却暗藏东进之意，好让中央认为是向东走。仅仅是比顾祝同所允许的一个团多一些人数，而且又作了充分的战斗准备。因此，中央绝想不到向南，尽可以放心同意就是了。
结果，项英完全成功。不妨后话先说，中央果然按照项英所限时间内（1月3日）飞电表示：“你们全部坚决开苏南，并立即开动是完全正确的”。没有任何询问，没有任何嘱托，没有任何指示，不但肯定其正确，而且是完全正确，因为项英通篇电文里没有“南进”两个字。
在这一点上，也许还不能过分苛责项英。正像赵令波所说，在历史上，是有很多先例的。在一百五十年前（1790年），苏沃洛夫包围了土耳其坚固异常的要塞伊兹梅尔，计划在鸡叫时分发起总攻。可是半夜时分亲王殿下来了训令：停止攻击。眼看前功尽弃，功败垂成。训令已到，离天亮鸡啼，尚有五六个小时，违命强攻，必遭杀身之祸。于是，苏沃洛夫对使者说：“朋友，我多么悲哀！我难受极啦！……我要哭泣，我要像雄鸡似的悲啼！”他手扪胸口，猛然仰头，模仿雄鸡啼叫了一声，使者甚感迷惑，急问：“苏翁，你是怎么了？”苏沃洛夫说：“我心里难受啊！难受得像雄鸡一样悲啼。”他又高声啼叫了几声。
远处的晨鸡随着他的啼叫起了回应。他高声向攻城的部队说：“孩子们，鸡叫啦！”士兵们立即按鸡啼进攻的命令奋勇突进，提前发动了攻击。
那使者吓得面色如土，失声高叫：“你们违抗命令，叫我如何回复殿下？”
苏沃洛夫歉然地微笑着：“你向殿下禀报说，训令到达时，伊兹梅尔已经攻下来啦！”
项英跟苏沃洛夫的手法是多么近似，只是性质稍稍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