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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泾县史志，有这样一段记载：
包世臣，泾县包合人，字慎伯，嘉庆举人，知江西新喻县。少工词章，擅书法，肆力北魏，兼学二王，著有安吴四种。
在泾县，流传着许多包世臣的传说。据说他有一支神笔，在一次外出游历时，病倒途中，被一位老樵夫相救。为了感谢老人的恩情，他画了一幅《皎皎月夜图》相赠。有一年，老樵夫病重，无钱买药，其妻便把收藏多年的画轴典当；樵夫病愈后，又筹金赎画，展开一看，说那张画不是他的！当铺老板说除此画外，别无他画。老樵夫说：“我的画是一弯新月，是那个年轻人对着初七的月亮画的，现在却是满月。”当铺老板也依稀记得老樵夫送来的画上是一弯如眉的新月，甚为惊异。忽而想到这天是中秋佳节，似有所悟。答应查查原画，请老樵夫再过七天来取。
当铺老板展画夜夜观察，但见此画随着天空明月盈亏圆缺，在屋里熠熠生辉，视为神奇，顿生贪心。待老樵夫再来赎时，便说此画原是他人所当，现已取走；而老樵夫那幅已经丢失，低价赔偿了樵夫。樵夫走后，老板展画一看，成了一张白纸，月亮升上了夜空，飞了！于是成了一种奇妙的传说。相传包世臣所画的花鸟鱼虫，皆为活物，所以后世无存。
包家几经动乱变迁，包世臣的后代包忠良还留存着祖传的三件珍藏，一书，一画，一只烟袋，一直珍藏到1935年。
项英的记忆力很强，他还清楚地记得初次和包家后代见面的情景：那是在1938年深秋，他和袁国平、周子昆、白沙游四顾山回来，在路上碰上了一个十六岁的放牛的孩子包春生。他问孩子为什么不上学，孩子回答他说，爹爹生病，家里很穷，有个妹妹眼看就要饿死了。
“走吧！带我到你家看看！”那是一座孤零零的隐藏在山洼树丛中的小茅屋。项英个子不高，可他还是要低头拱进去。屋子低矮、昏暗，墙壁和屋顶都是黑黝黝的烟炱。再也进不去人了，袁国平和周子昆只好和卫士们在外面等待。
一个锅灶，一张桌子，两张竹床，柴草，破烂儿，破篾用具和竹篾器，搞得屋里没有下脚的地方。孩子的父亲包忠良腿上长疮，躺在里面的床上。外边的床上，在一堆破被絮中，有个哇哇哭闹的婴儿。项英进去时，母亲正把她干瘪的乳头塞进婴儿的嘴里，乳汁太少了，婴儿贪婪地紧咬着奶头，拼命地吸吮着。由于蚊虫太多太凶，即使在白天，也要燃着艾蒿。
小春生兴奋而又庄严地介绍：“爸爸！妈妈！新四军的项军长来看咱们啦！”这职务是他从警卫员嘴里打听来的。
这引起了全家的惊慌，包忠良猛然坐了起来，妻子急忙放下婴儿，但不知如何迎接尊贵的客人。“啊！真对不起，这屋子比猪圈还乱还脏！”包忠良抱歉地说着，就要下床，“春生他妈，呆着干吗？还不快烧茶！”
项英过去制止了他，接着就一屁股坐在他的床沿上，“你们谁也别动！我看看你们，一会儿就走！”项英的恳切坦诚使包忠良一家感到宽慰，觉得来的不是大名鼎鼎的项英，而是一个温存随和的邻居。
春生他妈仍然呆呆地坐在床沿上，任凭婴儿啼哭，她无法执行丈夫的命令，即使能烧出半锅热水，她那两只缺了沿的黑碗，能端到客人面前吗？她已经注意到，还有不少人马，在屋外说笑走动。她，因为穷苦，感到深深的羞愧。
白沙也跟进屋，他看里面已经难以挤下，便退出来，坐在门口的木墩子上。
“你们的日子很苦啊！和我小的时候一样苦！”项英环视着这昏暗的农舍，潮湿、霉臭、辛辣味混杂成的浓浊的气息，使他想到武昌贫民窟里那个比这间茅屋还小的木板棚。他的生命，也像竹床上的婴儿那样，是在饥寒交迫中开始的！春生比他还要幸运。
项英在十岁那年就失去了父亲，母亲也像春生妈一样，不过不是编织竹篾器，而是纺织、刺绣。他的妹妹在垃圾堆里捡破烂。而他，在武昌模范大工厂里当学徒，还没有春生这样放牛樵柴自由自在！春生还能放开嗓子在山林里纵情地唱山歌，而他，从来不知道山歌怎么唱！他只记得呼啸在他脊背上的工头的皮鞭和辱及父母的斥骂声！他只记得那隆隆的机器，像野兽似的嗥叫着吞噬他的血肉。
项英心潮起伏激荡，以悲切、怜悯、同情的心灵在听包忠良的倾诉。他的心和穷苦的工农大众贴得很近，他那目光，流露出对于阶级弟兄的无限忠诚。“我幼年时，家境还过得去，所以我还有机会读了六年私塾。”
“啊，你比我好！我只念了四年小学！”
“我会种地，会打猎，会烧木炭，还会种香菇。春生妈手艺也不错，会编竹篾器具，还会编麦草斗笠和提包。日子过得不算宽裕，也还勉强称得上温饱。我的祖上，给我留下三件传家宝物，原以为是我家的福分，谁知道招来了一场塌天大祸！”包忠良顺手从枕头边摸过一支竹烟袋，那是一根红得发亮的竹管儿，正好是九寸十三节，龙头蛇尾。“龙头”，是用青铜片包成元宝形的烟袋锅，擦得青白闪亮。这是他的先祖包世臣用过的！
白沙拿到屋外去鉴赏了一番，回到屋里问：“仔细算来，大约有一百四十多年了吧？”
“是的，先祖是嘉庆四年的举人，也不知他是哪年用过的。”
“另外两件呢？”
“唉！”包忠良长长地叹了口气，“一张是元代柯九思的画，还有一幅明代王时敏的诗轴！”
原来，1934年冬，方志敏、寻淮洲领导的红军抗日先遣队到了皖南，在包河一带有过秘密农会的活动，还没有闹起来，先遣队就失败了！陈冠群带着保安队抄了包忠良的家，把他当做共产党嫌疑分子送进了泾县监牢，那一书一画便当做罪证抄走了。两年后，刑满释放，本族的土豪劣绅恨透了他，将他逐出了家族，他这才来到四顾山下安了家。
“这些坏蛋！真该杀！”项英心头又燃起了愤恨之火，接着又宽慰受害者：“……现在是讲统一战线，你那书、画，只能放到以后再说了，眼下治病要紧。”
项英回到军部，立即通知南堡医院，派人接包忠良住院治疮；要军需处供给科负责收购、推销春生妈的手工产品，还送给那个婴儿两听可可。这件事在皖南地区处处传扬！
新四军离开皖南，这对包忠良来说，不啻是一声震魂慑魄的惊雷。
“若不是春生有个三岁的妹妹拖住他妈，我们全家就要跟新四军走了。现在，请项副军长把春生带上……万一陈冠群他们逼紧了，我就上山打游击去！项副军长，把春生托付给新四军，我就放心了！”包忠良在感情的波滚浪涌的漩涡中，突然跪在项英的面前，犹如一个善男信女跪在上帝面前那样虔诚地喃喃道：“项副军长！你可要率领新四军再回皖南来呀！”
接受别人的信托是一种幸福，领受别人的感谢是一种欢愉，蒙受别人的敬爱是一种骄傲！此时项英觉得自己像受难的基督，虽被钉在十字架上，却要实现自己的心愿，援救世人！
他心中不再受到忧伤的压抑了，只觉得精神突然振奋，自信、自豪又在他心中复活，并且意外地产生了一个极为新鲜的感觉：党中央不信任我，可是群众信任我！
他一把将包忠良拉起，似有满腔的炽情从身体内部涌进散发：“好吧！我把春生带走！皖南，我是要回来的！”项英又变得生气勃勃，神情昂奋了，“厚忠！”他向门外叫了一声，“带包春生到总务科去，叫他们给这孩子安排个合适的工作！”
他觉得，他有给人民造福的力量，他被自己的形象所感动，眼睛忽然潮润了，一股热流，在心房里回旋冲撞。他又想到了中央苏区和油山地区，那些与他同生死共患难的乡亲。
桌上的电话铃响了，他向包氏父子抬抬手，返身拿起电话听筒。是军医处长从关帝殿修械所打来的。说有一位女教师，由于揭露了反共分子的阴谋，处在危险中，她要随军北移，能不能由军医处给她安排一个工作。
“你让她去找特委吧！”
“我认识这位教师，我解决起来比他们容易！”军医处长说，“我有用人的地方，咱们的医护人员撤走了几批，现在人手不够！”
“那好！由你安排吧！”项英变得非常民主而又非常慷慨了，他对着电话听筒说，“若是哪个单位不接受，就说这是我的命令！”
项英把电话放下来，走到窗前。群众的信赖，下属的尊崇，伟大目标的临近，一次一次又一次地像云隙中透射出的阳光，照亮他的心头，给他送来温暖。那种噩梦似的幻觉和忧虑，不再纠缠不休。他已经能够极为冷静地思考过去和展望未来了。
“啊！革命部队需要我！皖南群众需要我，祖国南方和苏区父老需要我，历史也需要我！只有中央不需要我！我的南进计划已经定了！可是，中央会不会同意呢？”
军分会已经开过三天了，向中央的报告还不知如何写好，刚刚摆脱的烦恼又攫住了他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