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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英小时候读过三字经：“曰喜怒，曰哀惧，爱恶欲，七情惧”。在这几天中，他把人生七情的滋味都尝遍了，反复地尝，混合地尝，以致连他自己也分不清是什么味道了。他变得更加敏感也更加冲动。
敌工部鲁干事带人搜捕陈冠群的事，使他大为恼火，这样重大的事情竟然瞒着他。他是作过指示的，要严密监视，不准动手，如果不是赵令波原则性强，大娄子已经捅出来了！
31日上午，他打电话给袁国平，追查这件事。袁国平一下子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回答得很含糊，“政委！这是我指示不够明确，造成执行者的误解！……我们研究过政委的指示，就怕只监视不搜捕，等于眼睁睁地看着反共分子干坏事，起不到制止的作用。我才说：我们要认真体会政委指示的精神实质，只要证据确凿，不妨搜查……”
“不行！这要出大纰漏的！会影响大局，会给对方以借口！”项英一句一个惊叹号，给袁国平一种事关奇重的压迫感。
“是的！”袁国平似乎有难言之隐，虽然承认了错误，却非常勉强。
项英放下了电话。落一叶而知秋，他感到自己威信下降，尝到了世态炎凉的滋味。他知道，11月份中央要他回延安的那份电报，不可能不在袁国平和周子昆以及其他知情人的身上发生影响。
兵站总站长是个精明的人，他离陈冠群最近，看得也最清，郑大中被杀之后，他认为搜查陈冠群的时机到了！他报告了袁国平和项英。
项英对陈冠群进行特务活动半信半疑。他认为采取监视而不搜捕的指示，无疑是完全正确的。
当敌工部部长到总兵站去具体安排这个工作以体现项英这个指示时，张站长笑了：“这等于原地踏步嘛！若说监视，我们并没有放松过，如果不加以搜捕，监视有什么用？眼睁睁地看着他进行反共活动，以至杀人作恶，后患无穷！”
“政委认为没有证据。”
站长说得很形象也很幽默：“不准捕捉小偷，又不准搜查赃物，证据永远不会有。”
这时，叶挺视察了二支队的工作，正好到总兵站来，听了两位部下的情况汇报，非常恼怒：“你们还迟疑什么呢？证据，郑大中的尸体不是证据吗？大街上那些造谣诬蔑的标语不是证据吗？章渡区的反共活动已经搞得乌烟瘴气了！我们曾经给战区和上官云相去过电报，可是现在却愈演愈烈。正在北移的紧要关头，如果不及早采取措施，那要坏大事的！”
两位下属都沉默着。
叶挺又问：“渡口浮桥为什么架设这样早？这不全落在陈冠群的眼里了吗？章渡区是三战区特务头子安排的反共中心，陈冠群很可能就是这个中心的核心人物，搜捕得越及时越好！”
敌工部长和总站长对望了一眼，说：“项副军长是怕影响大局，给国民党当局以借口！”
“如果这样怕，我们的黄桥战斗还能打吗？”叶挺激动起来，“国民党要打你，没有借口他也会制造出来；如果他还不到动手的时机，你触动他一下，他也只能叫喊几声。他杀了我们的人，我们连搜查都不敢，这本身就是一种姑息，一种怂恿！这是既麻痹又虚弱的表现！”叶挺目光炯炯地注视着两个部属，真正的目标却是项英。
两位下属为难地沉默着。
“影响大局，什么叫大局？如果我们不敢动他，任他胡作非为，我们的一切活动都在他的特务网的监视之下，我们就没有任何军事机密可言了！这才是大局！……”叶挺停了一会儿又说，“他们肯定会有杀害抗日积极分子的名单，他们准有特务网的名单，他们准有一套活动计划！提早破获它，这才是有利于大局呢！”
“项副军长指示，在我军开动时，再动他！”敌工部长试探地解释着。
“这是一厢情愿的糊涂想法！到那种时候，再动手，他的坏事已经干了！人也逃了！会全部落空的！我就不相信，抓一个小小区长天就会塌下来！更何况，我们怕给对方借口，可是对方杀了人，我们有了借口却不敢用！……你回去，报告袁主任，就说我说的，早搜捕，有利于大局，晚搜捕，后患无穷！搜到证据，我们把他押送泾县，是我们有理；搜不到证据，由我来向皖南行署道歉，说一声下面办事鲁莽，是一场误会，搪塞几句也就完了！”
敌工部长认为叶挺的指示是对的。他立即赶回政治部向袁国平报告，袁国平同意背着项英执行。但这种内幕，鲁干事却不清楚。当项英质问下来，袁国平不敢如实相告，很怕加深两位领导之间的裂痕，只好用和稀泥的办法，由自己承担了责任！
但好心人未必能办好事，这样的决定恰恰延误了搜捕，使命运之神把青睐投到了闻瑗和赵令波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