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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记了叶挺

情绪是受传染的，犹如大火之蔓延。章家渡农抗会主席被暗杀的同时，许多抗日团体的负责人都受到了恫吓。这把抗日民众激怒了。

中村、汤村、新村、丁家山、白果树、南堡等十几个村庄，联合派出了三十九名代表，齐集在大夫第前的场坪上。

与此同时，岩头村的农抗会会员押解来了偷写反共标语的保公所文书。章家渡的万荣米行，献出二十担大米以充军粮；津津酒家捐赠三百元大洋以劳军。这是多么繁乱而又令人振奋的景象。

“副军长来了！”有人喊了一声。人们纷纷让开，让项英走到中间。项英看到的是期待和焦虑的眼神。

“项副军长，你们不能走！”人群里有人高声叫着，“若是顽固派来进攻，我们协助新四军抵抗到底！”

“对呀！拼到一人一枪也不甘休！”这个高声大喊的人，竟然举起了握在手里的铁钗！那生锈的钗齿，在昏黄的阳光中闪着幽暗的光。这使项英想到了1927年秋天的农民暴动。

“只要批准我们随军，”又有人高喊，“我们就把村里的反共分子杀掉，全家跟新四军走！”群众情绪越来越激动了，场坪上的人群，像暴风骤起的树林，狂烈地骚动起来，漫过怒涛似的喧嚷。这种为悲愤情绪所激动起来的整体，像地壳下欲喷的熔岩。

远在1934年秋，方志敏和寻淮洲的北上抗日先遣队到达皖南，有些保留下来的秘密农会的骨干分子，又在酝酿着暴动。这种情绪像暗火似的在场坪上的人群中散播，燃烧。在教导队驻地中村，竟然有一个穷苦的农抗会员企图毒死年轻的妻子和两个活泼的孩子，理由是：自己决心投军，不愿留下自己的老婆孩子遭顽军残害、蹂躏。

有一部分皖南籍的战士，互相交换着死守皖南、准备迎接任何进攻的决心，有的写了申请书。但是，这种愤慨情绪被部队严格的纪律和对领导者的信赖，抑制住了。

项英来到群众中间，他的思想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翱翔于群众之上：他认为群众对新四军的挽留，就是对他的客观评价！这个评价是真实的，是崇高的！大夫第前面打谷场上的场面，是皖南群众感情的凝聚，是皖南局势的缩影。对新四军的一切信赖、留恋、拥戴，也都是给予他的荣誉！

项英站在打谷场边的石磙上，声音洪亮有力：“……我完全理解皖南父老兄弟姐妹们的心情。三年来，我们同生死共患难，我们怎么能忍心分离？但我们为了顾全大局，为了统一战线不遭破坏，我们不能不奉命离开云岭（项英在各种场合，都不愿说‘北移’二字）。我们早已考虑到：亲日投降派和坚决反共分子，会在新四军撤离之后，来摧残团结抗战的民众，章家渡的暗杀，各村抗日团体负责人受到的威胁，都说明他们的倒行逆施……”

一阵骚动掠过人群，汇成一股嘈杂的旋风，仇恨、担忧、愤怒相混合的情绪控制着人们的心：“我们跟新四军走！”

“把反共投降分子抓起来！”

……各种要求，各种主张，汇成闹嚷嚷的一片声浪。

“我们已经向三战区和泾县当局提出了强烈的坚决的要求，要求政府、友军友党人士，明令优待并保护抗日军人的家属，维护皖南民众和抗日民众团体组织；并要求保证一切抗日团结进步人士的生命财产的安全！……战区当局已经答复我们的要求，这些答复的函电，我们将刊登在《抗敌报》上！……”

项英摇着顾祝同的来电，念了几句：“……如有无知之徒，摧残抗敌团体，定予彻查，给以严惩……”

“我们信不过他们！”农抗会骨干分子在高呼。

“对呀！他们一向出尔反尔！”这是新村小学教员的声音。

“这就需要斗争！”项英充满信心地继续说道，“我相信，新四军和皖南人民将永远战斗在一起，始终如一地斗争到底！我们相信，我们的分别是暂时的，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会重新相见，重温今天的依恋的情景，新中国的光辉前途就展现在我们前面！……”

项英劝说大家回去，要大家相信他会作出妥善的安排。

群众围绕着项英，敬仰，热爱，信赖。这种浓墨重彩也难以描绘出的场景，即使是最清醒的人也会产生错觉：以为自己就是群众的救星。

非常的情绪激动之下，免不了产生非常的举动。在这一系列震慑视听的群情骚动和事无巨细的万源总汇中，使项英无暇撩开遮掩着未来的帷幕，站在更高的瞩望点上，用更深远的目光，去窥视一下未来的前程。

项英忘记了许多不该忘记的东西：

他忘记了叶挺的存在，也忘记了袁国平和周子昆的存在，什么事情都由他做主。对于工作作风，一向都是各人有各人的理解：有的喜欢大权独揽，有的喜欢一概包办。对项英而言，一件小事没有请示，他也会大发雷霆，似乎侵犯了他的权力，损伤了他的尊严。

陈毅与项英几乎恰恰相反，他能放手让粟裕去干，干好了，是粟裕的功劳，陈毅绝不贪天之功；干糟了，我替你承担，陈毅也绝不推诿领导者的责任。当粟裕在紧张万分地指挥作战时，他陈毅可以悠然地弈棋、赋诗，他非常懂得，凡是御驾亲征的战争，失利居多，那是因为不懂军事或是虽懂军事却远离战场实际的君王过多的干预，束缚了将帅的手脚，窒息了将帅的智慧和意志，妨碍了将帅的随机应变能力和战场主动性的发挥。

显然，陈毅的大胆放手是明智的。但是，这种放手，是以战略上的高瞻远瞩和对全局的深刻洞察为前提的。要具备这种品格，不仅需要风度，更是需要才华。

项英还忘记了敌人的存在，他未能充分预计到那嫣红色的朝霞后面掩盖着狂烈的风暴。

项英还忘记了，形式上的热热闹闹得心应手，并不等于实质上的卓有成效。他恰恰在关键时刻，忘记了他最为担心的那种“假棋”。本来，像告别社论那种文字工作，他应该让袁国平、朱镜我去干；像给地方干部批拨枪支，可以由周子昆做主；至于作战计划应该全权委托给叶挺。他应该把目光投到更远的地方，投向各个部位的薄弱环节，及时指出有可能影响全局的某些不易察觉的疏漏之处。

项英还忘记了，他的指挥自如，任意调拨，随意安排，并不一定得当。那些指示之所以不折不扣地被执行着，是由于他的权力而不是由于他的智慧。这些决策能否禁得住现实的考验，还是个未知数。

项英还有一点疏忽，如他在向群众讲话时所说，“新四军和皖南人民将永远战斗在一起”，怎么“永远”法？怎么“战斗在一起”？这是需要具体的措施和精心筹划的。如果没有可行的措施作保证，那些大而化之不摸边际的动人的口号，不管多么响亮，最终还是一种光打雷不下雨的隆隆声。 t6eFy7M0s/PESbUbpwqC5muYdUtkZ+FvYhEfxBkcLJEqxDtmRgSTLzw7rZsVUbs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