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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皖南，就没有项英

这年冬天，比往年温暖得多，暗蓝色的天空像透明的坚冰。新四军北移的消息，寒风似的刮遍云岭大小山村，除了婴儿之外，恐怕没有人入眠。多么让人激动不安的夜啊！

别了，三年的皖南啊，

暂时的分离，莫悲伤；

中华民族在召唤我们，

奔赴斗争最前方！

歌声，从战地服务团，从速记班，从修械所，从被服厂，从医务所，从教导总队飞向清冷的街道和天空，渐渐豪壮起来：

新的世界，

要在斗争中诞生；

自由的花朵，

只有在血泊中开放……

歌声传进项英的窗口，使他倍感惆怅。他已经向梦寐以求的目标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心中的忧虑和压力不但没有消除，反而增大了。司令部会议上的争论，动摇了他的信心。他越来越觉得林志超的意见不可忽视。

项英拿起电话，接通了侦察科，询问茂林地区的敌情变化。得到的回答是侦察人员还没有回来。“唉！”他放下话筒，“我们的侦察手段太落后了！”

的确太落后了，如果我们具有侦听和破译的手段，项英就会听到这样的消息：12月25日夜十一时二十分，上官云相被三战区参谋处长岳星明的电话从梦中唤醒，电话内容是简短的：

据可靠情报，某方将有突然行动，为防不测，顾长官命令，速作准备，各防堵部队均进入临战状态。

次日凌晨一时五十分，这次通话，化成了如下电文：

宁国。第四十师师长方日英（万急密）：

长官电示：某方将有突然行动。特令你部，接电之时，立即于12月27日行动，12月31日抵胡乐司，开赴三溪、星潭一线，实施防堵（对部队可佯称回后方休整），加紧赶修工事，并迅速向云岭方向派出便衣侦察，早悉某方动向，务须迅速、机密，勿泄意图，以免给某方口实。切切此令。执行情况，仰即遵办具报为要。

上官云相
世引

电文下达三小时后，方日英的马蹄已经沿青龙山脚，向星潭方向疾驰了。假如项英听到了电话，破译了电文，他会改变南进计划吗？不能！

表象与本源的差异给许多史学家带来困惑，四十年来对这段历史争论不休的原因正在这里。他们不能把株守皖南时的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与南进计划到国民党后方打游击的破坏统一战线统一起来。

考察历史要从社会现象进入人的心态。世上多数人的名字叫真事隐，假语存。将欲取之，必先予之。把逻辑推理的剑尖，刺入人物心灵深处，便可得知项英必须南进的秘意真髓。

怪异的也是合理的。

项英对他的南进的战略目标，付予了全部热情乃至生命。这是可以理解的。

项英很自然地想到一个月前的那份电文，那是中央书记处发给黄、彭、李、陈的。

一、同意叶挺过江后，以叶挺为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陈毅为副总指挥，在叶挺未过江前由陈毅代理总指挥，并决定以胡服为政委。叶、陈、胡统一指挥所有陇海路以南之新四军、八路军。

二、对外交涉，仍以新四军军部名义。

三、项英同志在皖南部队移动事宜就绪后，经重庆来延安参加七大。明眼人一看就非常清楚，东南局也罢，新四军也罢，已经没有他项英的位置了。他的位置是回延安。根据26日那份电文的口气，回延安意味着什么，是很清楚的。

所以项英要保住皖南，从长远来说，就是实现南进的战略目标。华中已经是叶、陈、胡在领导了！他在上月28日给中央军委发了一份长达千言的报告，电文共分六点，但要点只有两个：第一，皖南部队不能北移，“为了便于将来我更大发展，坚持皖南阵地有极大作用。”第二，“如必要坚保皖南阵地，兵力不能减弱，而领导人要留一强者来统一指挥。”

明眼人一看也知道，这个要留在皖南的坚强的领导人是谁。没有皖南，也就没有项英了。一个人，越是在遭受挫折时，越容易想到自己的历史地位。

项英思索的结果是极不愉快的：自从他肩负东南局书记和新四军副军长以来，几乎是动辄得咎，一出马就来了当头棒喝。

早在1937年9月，在南昌国民党省党部纪念周上发表演说，中央就批评他丧失了共产党的立场。十月份，发生了“漳浦事件” ，中央在给张云逸、博古等同志的电报中，就明确指出：

“项英同志似还不明白统一战线中保持独立性的原则，不应无条件集中，而应保持南方战略支点的原则，他在南昌的做法，带有危险性，望速通知他来延安讨论。”

对中央的批评，项英并没有接受。倒是王明，在11月27日和康生一起由苏联经新疆回到延安，对他施加了深刻的影响。那时，王明是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主席团成员，他于12月9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强调“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他从“左”的极端跳到了“右”的极端，提出了“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的六统一观点，要求党的军队完全统一于国民党。用共产国际的名义，反对洛川会议和毛泽东的《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会后，王明到武汉负责领导长江局的工作。由于他放松了发展抗日游击战争和在农村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工作，就严重地妨碍了新四军在长江流域的发展。但六届六中全会批判王明，项英的态度是暧昧的。当然，他并不完全同意王明的观点，他们是有很大差别的。所以，在王明被撤销职务的同时，项英由东南分局书记，成为东南局书记。可见中央对他还是重用的，也是公平的。

项英也曾为自己的种种杂念反省过多次，“难道我的战略思想会有问题？难道我的政治立场会有问题？”

1940年3月，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被粉碎后，他们重新研究了战略部署。4月19日至22日，国民党军令部制定了三次反共方案：其中对限制与消灭新四军，则提出两种方案，一曰“投畀有北”，就是把新四军全部赶到黄河以北去与八路军一起，加以集中消灭；二曰“投畀有南”，就是将新四军赶到长江以南，截断八路军与新四军的联系，分别消灭。

这两种方案有极为明显的两个目的：第一，不管集中消灭还是分割消灭，都是消灭；第二，不管赶到黄河以北，还是长江以南，都是为把华中这个战略地区抢在手中。

蒋介石、顾祝同先后电令新四军四、五支队开到江南，而项英准备接受蒋、顾“投畀有南”的命令。中央当然不能同意，并在5月5日复电如下：

关于蒋令四、五支队南开……我对此类命令（不但南开一事，凡属此类命令皆然）应一概置之不理。蒋对八路军不知下过多少无理命令，均以“不理”二字了之。但不理不是不回电，必要时需回他几个电报，声明确难执行，有时须提出新问题要求他答复。例如现在可以江南皖南地区狭小不利回旋为理由，请蒋准予抽出数千人北开皖东即是一例……再三再四不准不休，只有不断向顽固派提出新问题，一步一步向之逼紧，才能争取我之独立地位。在目前阶段内两党斗争问题即反摩擦问题上的战术，就是攻势防御，而决不可采取单纯防御。

项英却不这样看。他认为这样的斗争会影响团结抗战的大局。他在4月18日向中央申述的理由是：部队南调是“委座”的意见，再三责令战区执行。现因交通困难，可先将四、五支队与管部、梅都逐渐南调，“否则不能维持上级威信，以后关系，更尽恶化”。4月21日，又向中央解释说，新四军与顾祝同的关系，“是下级对上级的关系，如果以命令对命令，只能使谈判不利”。

向中央要独立权，却不向国民党要独立权，这难道不是阶级立场问题？在皖南株守，还是向北发展，难道这不是战略问题？但是，项英的苦衷恰在这里。国民党要新四军南调，正中他的下怀；党中央要他北移，正和他的“南进计划”相违拗。项英的思想逻辑，非常明确：他要南进，必须先在皖南稳住阵脚。

这就发生了不易被人理解的现象：要在皖南株守必须跟三战区搞好关系，就自然而然地走向抵制中央、讨好三战区的尴尬窘困境地。许多人不明白他在皖南其实是卧薪尝胆。

项英怎么办呢？他无时不在自己的目标与中央北移方针的夹墙缝里寻找出路。两全之策是没有的，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拖”！寻找一切理由“拖”！在拖延中，等待时局的变化。中央指责他“始终借故不执行”，并没有冤枉他。

种种压力、刺激、批评，犹如一碗接一碗的药汤，令人反胃，苦不堪言。新四军是他一手组建起来的，新四军的指战员大部分是他的老部下，突然要全部交给别人去统率了，就像一个家长，突然被逐出了自己的家，子女成了别人的子女，家业成了别人的家业，而且这些接管家业的人——胡服与叶挺，与这个家族几乎没有血缘关系。尤其是叶挺，由无权的地下一下升到“总指挥”的天上，而他却从天上落到了地下。

审视历史，不能忘了窥探人的感情。

项英一支接一支地吸烟，他沉溺在历史、现实和未来的思索里。电话铃响了。赵令波向他报告：侦察员刚回，茂林地区敌情无变化。

一会儿，电话铃又响了，这是出乎项英意料的一个电话，是白沙打来的。他说镜心法师那句偈语已经查到：语出《慎子·感德篇》，原意是涉艰历险而又走远程的人，无论驾车还是骑马，都要小心驾驭，不能怠慢疏忽。

项英唯唯，他并不认为这句偈语有什么真正的意义，在心理上却又罩上了犹豫不决的阴影。是在选择路线上要谨慎还是在南进途中要谨慎，仍然模糊不清。他信手拉过一张公文纸来，执笔疾书：

大势已定，绝不动摇，这将是我的自传中最关键的一章，我的希望，我的苦衷，我的忧虑，只有我自己知道……

写完，他打开书柜，把这张纸片夹进他的自传草稿之中。 VvaEQ8jZJBPhu7AGRxxpcf85jlCKxJXOdzbqgyhnHk/2/60ikO4IxdYEEOg/zJr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