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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令部的第一次会议在12月28日晚上九时半就结束了。与会者纷纷离场，林志超背靠着墙壁，呆思痴想。
也许与会者中头脑最清醒的要数他了，可他反而觉得迷茫；而那些对整个局势几乎一无所知的人，却认为一切都很明了：开会、动员、准备、开进、到达……似乎北移任务已经在忙忙乱乱、争争吵吵中，在热热闹闹、嘻嘻哈哈中完成了。
篮球队已经秣马厉兵，摩拳擦掌，怀着必胜的信心，等待凌晨出发；司务长为新年会餐正在采购丰盛的食品；军民之间正在畅叙别情；友军送来了新年礼品和诚挚的问候。这是一个既惆怅又新鲜，既痛苦又欢快，既紧张又轻松的新年！
清醒的人觉得糊涂，糊涂的人觉得清醒。林志超到军部来，更加深切地感到项英权威的力量，甚至有一种炫目的光辉。他的指示，都在认真执行，很少人深究它的对错。做好了，是项英同志的英明指导，做坏了，是执行者没有干好！就像一个威风凛凛的将军，向着敌军阵地挥手一指：“一定给我拿下来！”经过反复冲杀拼死搏斗，把阵地拿下来了，这是将军的英明；拿不下来，这是攻击者无能！这几乎成了一条不朽的常规。
那么，项英凭什么获得崇高的威望呢？林志超尽量用公正的态度去评判他。项英的确有许多不可磨灭的优点，给他最突出的印象，就是他的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按国民党给他的供给标准，他每月有二百元大洋的薪水，这在当时，是相当可观的数字了，可他却全部交了公。其次，是他的勤劳不倦的工作精神。他事无巨细，每必躬亲，不厌其烦地处理着党、政、军、民、财、文方面的大事和小事。三年来，何曾有一日休息？何曾有一日早眠？还有他的和蔼可亲，平易近人……
他对自己文章不公正的批评，自然不可接受。可是，如果把项英放在常人的角度来考察，也许是可以原谅的。因为有许多更伟大的人物，比项英更不能容人。项英对林志超那篇虽然正确却十分尖锐刺人的文章，仅视做错误，而没有把它当做“攻击”，只是让周子昆代为谈话教育，不也已经十分宽容了吗？林志超虽然没有当上参谋处长，但他从营长能跳过副科长直接升为作战科长，连升两级，而且是项英在看了林志超的颇带反领导色彩的日记后而决定的，肚量也算可以了。
林志超还清醒地知道，对于新四军的组建工作，项英同志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劳！殚精竭虑，刻意筹划，力排阻难，惨淡经营，把那些来自八省的“山大王”们组建成一支组织严密、纪律严明、军容严整、战斗力很强的正规部队，要花去多少心血？项英既然把新四军当成了自己的家，对这个家付予了全部的精力、心血和热情，由于他是军分会书记，由于游击健儿都是他的老部下，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家长式的领导，也就很容易形成。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家长制，既不是从项英始，也不会从项英终。
林志超忽然发现会议室已经空了，勤务员来收拾会场，问他还用不用马灯。他这才想到托林志兰带给郑芳雪的那张纸条，便急忙向医务室奔去。
林志兰回来了，告诉他郑芳雪除了说有急事要见他之外，就再没说什么了。这使林志超分外焦急，但他狠狠地挥了挥手，好像要把贴在心头的一切焦虑烦恼扯下来扔掉。
回到作战科办公室，召集几个参谋，准备全身心地投入作战计划的拟定。忽然赵令波通知他，要他立即赶到三支队去，检查那里的战备工作。
林志超大吃一惊：在这样的时刻，竟然要一个作战科长离开岗位，这是怎么回事？
赵令波看到他愣着，便补充说：“这是副军长的指示。三支队你很熟悉，那是你的‘老家’啊！”好充足的理由！
林志超明白了，他已被排除在制订作战计划的人员之外，是因为“胡言乱语”而讨厌他？还是因为陈家庆的检举不信任他？
这时候，值班参谋嘴角浮现了一丝不易被人察觉的微笑，向处长投去极为满意的一瞥，轻轻地翕动了一下双唇，说出了任何人都没有听出的两个字：“发配！”
这的确是一种“发配”！只要向标定的地图望上一眼，就知道这两个字的含意：一支队驻泾县土塘、杨村、汀潭、左坑一带，离军部最近。
二支队驻南陵何家湾、涧山杨一带，居中。
三支队驻繁昌孙村镇、八房村、桂村桥、沙土角、三里店、中分徐、三条冲一带，在临近日伪的最前线，离军部最远。
林志超，你就策马疾“滚”吧！向着皖南的西伯利亚！
作战科所有的作战参谋，都流露出困惑的神情：“这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