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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局是良药

一支闪着幽光的精钢手杖，怀着多年郁积的痛苦，沉重地举起来，带着军人的崇高与尊严，在七点五万分之一的军事挂图前，停留了大约五秒钟，然后从右上方向左下方，猝然斜劈下来。那张重磅道林纸凄厉地尖叫了一声，随着四溅的白垩粉末，像被扯碎的衣襟飘落在藤椅上，大部分还翻卷着，哆嗦地垂挂着。“哗！哗！哗！”那支精钢手杖又猛烈无羁、左右开弓地打下去，带着毁灭一切的震怒，像扑打着树上的残叶，直到墙上片纸不存。因为地图常年遮盖而显得特别洁白的墙上，留下一道道的划痕，随着地图的肢解，他的太阳穴边弯曲暴涨的青筋抽动着，两道浑浊的泪水流过微显浮肿的脸颊。三年来，他面对这张地图，产生过多少幻想。今天，他杀死了它！埋葬了它！

郑冬生端着一茶缸盐开水，震惊地站在房门口。这个十九岁的青年，不理解军长为什么会这样意冷心灰。他畏惧而又迷惑，悄悄地退出门外。他似乎听到军长长叹了一声。他觉得喉管一阵阵发紧，耳边响起军长夫人上路时对他的请求：“冬生，我把军长托付给你了！”

叶挺缓缓地坐在藤椅里，像大病方愈的人，一种突然袭至的迷茫和疲惫，使他一向过人的强毅的精神失去了平衡。他预感到他的脚下便是他命运的归宿。丧失了北移的计划，也就丧失了他的独立的品格，失去了独立思考的权利。就像一个击剑手，面对着顽敌，不能自由地挥刀，处处掣肘，处处绊脚，按着别人的指挥行事，失败的责任却得由自己来负。他能跟云谲波诡的命运抗衡吗？

他想吸烟。由于失去了烟斗，吸卷烟觉得非常别扭。五个半小时的会议，是一场零乱的梦幻。他想到顾祝同讲的魏延的悲剧，更痛切地感到处境之难。一只猛虎落在荆棘丛中，暴跳、怒吼、冲撞，却突不破柔韧多刺之墙，越挣扎，刺得越疼，绕得越紧，只好把身体紧缩起来喘息。

1939年初，他第一次含愤出走。周恩来亲自把他送回云岭，解决他与项英的矛盾。表面上，项英对他尊重多了，应该说客气得多了。形式上的“密切”成了实质上的“疏远”。微笑与礼貌是堵无形的高墙。

叶挺离中央太远，那是在千里之外；叶挺离机要科太近，只有几十公尺。这几十公尺却横亘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他不能到机要科看一看用叶、项的名义向中央发了哪些电报，也不能查一查，中央对新四军的工作，有哪些批评哪些指示！他知道机要科发报机的蜂音器不分昼夜地嗡嗡响，载着核心机密的电波几乎不间断地漫过广阔的天空。他没有独自发过一份电报，也没有独自收到过一份电报。他不知哪些应该看的他没有看，也不知道中央听到的是不是他的真正的声音。

项英有时也和他交谈（这种交谈机会是很少的），也谈中央如何指示，但他弄不清其中有几分是中央的精神，有几分是项英的本意。军分会议之后，项英怎么向中央报告？是像袁主任建议的那样，把各种争论一一阐明？还是军分会一致通过“向南开进”？

叶挺不得而知。他有时去上饶，有时去柳州，有时去广州和香港，有时到部队去，有时在火线。在他离开军部这段时间里，对他来说，是一片空白。军部没有他，一切工作照常运转。除了亲临战场指挥作战之外，他变得可有可无。这种状况，开头他很不适应，痛苦，暴怒，辞职，出走！后来也就慢慢习惯了。叶挺既然无事可干，除顾祝同说的“放着军务不管，老跑后勤”之外，就产生了为项英所极端反感的生活作风：在项、袁、周忙得不可开交之时，他却有大量的时间骑马、拍照、看书、养狗、陪夫人散步、逗杨眉说笑、跟史沫特莱在参谋处的楼上用英语聊天 ，有时，在洗印照片的暗室里消磨大量时间。

叶挺最恨有职无权，但也习惯了有职无权，为了大局，他能忍受。可是，一个人，感到被蒙在鼓里，被人欺瞒，被人捉弄，以他的名义进行他所反对的事情，也能忍受吗？

叶挺的确感到他无法跟项英共事，性格上格格不入，工作上各有主张。他又记起这样一件事情：

项英同志参加过六届六中全会，周恩来同志也来传达过会议精神。可是，事过七个月之后，在1939年10月31日召开的军直积极分子会议上，项英作了个《中共六中全会的总结和精神》的报告，说党的总方针就是“坚持统一战线，坚持统一，坚持抗战”。他说十五个月的实践证明，必须以“新的组织方式和工作方法”才能“适合新的政治任务”。他所解释的新的工作方法和新的政治任务，都严重违背六中全会的基本精神。

叶挺鄙视项英，同时，他也感到项英在鄙视他。李秀文曾经劝他，把他和项的矛盾如实向中央报告，请中央分个是非曲直。

静坐常思己过，闲谈莫论人非，这是叶挺的优点，也是他的缺点。在幼年时，他的祖父叶沛霖、父亲叶承恩就极端重视他的道德教育，模范教材是一本《崔氏家传座右铭》。基本教义就是：“休论人之短，莫夸己之长，施恩不望报，受惠慎勿忘，隐心而后动，谤议庸何伤，虚荣不足慕，古诫勿违抗。”这种幼年教诲犹如刻字在石，终生不忘。

生活把叶挺推进极端的矛盾之中。他极力不看项英之短，也不看自身的长处，灵魂却在感情的磨盘研磨中喊冤叫屈：他的悠闲，骑马、打猎、拍照、玩狗，正是有职无权逼出来的。正像他出国脱党，也是别人的错误逼出来的。尔后，这错误反而落在自己头上。

向谁诉说？别人在扭曲他，他自己也在扭曲自己。

“军长！”周子昆一脸病容，来请他去主持司令部的工作会议。映入眼帘的景象使他悚然一惊，随之产生出一种难言的焦急和悲凉。

“子昆，我去主持会议，使大家都很为难，对一个我本不同意的决定，怎么研究执行？你也知道我的脾气，我一旦提出自己的主张，你们是执行还是不执行？”周子昆默默无言。

“家有千口，主事一人……我除了从中作梗之外……”叶挺觉得很难措辞，便咬紧了牙关。

周子昆体察到了这位北伐英雄深刻的消沉颓唐和自弃。这种情绪与全军即将开进的大举极不协调：“军长，我们开了会，再向你报告吧！”

“子昆，我知道你的难处，你们讨论贯彻军分会的精神，自然要向军分会书记报告。子昆，要我指示，我就指示吧。参谋部讨论的主旨，一句话：一切立足于打！”叶挺语气平缓，听来却异常凝重森严。

“我完全拥护！”周子昆说得热烈而又真诚。

“那好，我准备到二纵队去，他们是中央纵队，我要去检查他们的战斗准备……”

在周子昆起身告辞时，叶挺忽然说：“你叫林志超同志来一下！” +2iXVWAUc8heN3vps4bJ1HaCEoaOLy02M0WQdKu6fkPtsPk8icqj2AfW/uzEZl/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