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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分会开成这种样子，出乎所有与会者的意料。项英回到自己办公室，喝完刘厚忠送上的可可，又埋头吸烟。26日夜晚的那种孤独感又袭上心头，他像一位雄心勃勃的“统帅”，深感没有可以委任的大将、托以心腹的军师。唯一全力支持他的只有赵令波。
他需要稍稍休息一下，闭上酸涩的眼睛，整个身心感受到一种阴冷和沉重。他本想，军分会仍像往常那样，是一匹善解人意的马，在他的缰绳引领下，沉稳地驯顺地走向预定的目的。颠簸时的摇颤是惬意的，哒哒的马蹄声是动人的！阻力，来自中央，来自三战区，来自外界，却从未在军分会上出现过，因为他就是军分会，军分会就是他！
谁会料到，在关键的时刻，在极为险恶的山路上，良骥受了惊吓，变得桀骜不驯、乱蹦乱跳，企图挣断丝缰，把骑者掀翻在地，而后向茫茫荒原自由驰骋！
不难看出，会议无形中分为三方：他和赵令波是“南进”派；叶挺和林志超则力主“向东”；袁国平和周子昆居中，既有各自的主线，又在两派间摇摆。他觉得不该让叶挺和林志超在会上各抒己见，徒然搅乱了阵脚；应该在军分会形成决议之后，再请他们来研究如何执行。
古今中外，英雄、伟人大抵是用煊赫辉煌、彪炳青史的功业掩盖着平凡、卑微和渺小。有的是在他事业的光辉顶峰，还没有来得及犯大错误就离开了人世；有的是在为长者讳、为尊者讳的道德下，隐恶扬善罢了。一个人，无论他如何伟大，是、非、功、过，成、败、得、失，都是要开比例的！二八开、三七开、对半开……甚至颠倒开。
当然，项英也不例外。
城府很深的人，心灵的层次是很多的，其间必定深蕴着不愿为人所知的隐衷与秘情。项英在抱怨别人的同时，也陷入痛楚的内省。他越冷静，就越觉得林志超的发言有着不可忽视的内涵；赵令波的反驳，显得苍白无力。他也隐隐觉得，对林志超的那种莫名其妙的畏怯感，不仅是来自那几篇随感笔记，也不仅是来自他直言不讳的锐利锋芒，而是来自历史深处。在引为自豪的三年游击战争中，他跟林志超几乎是处在势均力敌、分量相等的地位上。他有领导者的经验，他可以滔滔不绝地讲上八个小时，讲的却是别人创造的经验、事迹和作为；林志超也能滔滔不绝地讲上八个小时，他讲的却是自己的作为和思索。
项英凭他的人生经验，比较清晰地懂得一条生活的真理：有智不在年高。许多真知灼见，往往先由下面发掘出来，只是由于人微言轻，传之不远。他也知道，人群中不乏人才奇才，只是缺乏慧眼发现。他也非常重视人才的培养，他亲自审定教导队的授课计划。图书馆购书，他从不吝惜经费。但是真理的矛锋，往往触到自身的肌肤就会折断。
项英深知林志超的长处。在三年艰难岁月中，林志超身经百战，或偷袭，或伏击，或智取，或力敌，或深入虎穴，或死里逃生。他的真知，既来自书本，更来自实践，所以，他对工作中的弱点、理论上的漏洞，能一眼看穿，能一矢中的。项英的领导经验是可贵的，林志超的实践也是可贵的！如果实践再加上理论，那就是两个翅膀，就会腾飞。
项英也知道，林志超所处的是承上启下的地位。他既知道上面的战略意图，又知道部队的实际。如果没有上下两头的宏观微观的把握，就很难制定出切实可行的作战细则。所以，林志超所提出的论据，是根有力的撬棒，很容易使项英的南进计划发生动摇。
项英还发现自己的论据中有一个没有被与会者察觉的漏洞：“向东不让走，向北不能走，只好向南。”粗听起来是合理的，细想起来是矛盾的。向东不让走而不走，像是遵命，免给顽方阻击以借口；那么，命令向北走而不走，不是抗命吗？未经允许而向南走，不更是抗命吗？
他一时无法理清这些纷乱的思绪。开会的时间到了，他必须有一个明确的方案才行。必须用果决的态度拨正航向，为此，他使休会时间延长了一刻钟。
等与会者重新坐定，项英就认清了形势，确定了方针，休会时的忧烦，纯属多余。叶挺的东进计划被集体否决，周子昆病假缺席，还有谁能够再兴风作浪？没有了。他恢复了平时的镇静与从容：“刚才大家提出了许多问题，是很重要的一些问题，必须认真对待，必须加以解决。我们必须迅速派出侦察，必须做好充分的战斗准备，必须……”
这些话是一点错处都没有的，都是重要的话，既全面又详尽，放之四海而皆准。
“周子昆同志身体不好，司令部的工作担子很重，军长的担子就更重了！”
叶挺又感到一阵刺疼。
“中央要我们自己制定方针，同志们也说越早越好，时间紧迫，会议不能开得太长，只能决定大政方针。我现在把大家的意见归纳一下，如果没有新的意见，就可以形成决议了！”
军分会书记又不厌其烦地叙述了向北不能走，向东不让走，只能向南的理由。强调了有利条件，又摆明了不利之点，但是，不利之点是可以克服的……合情合理，头头是道。叶挺的计划，林志超的提议本来就是仅供参考，所以也就略而未提。
会场一片沉默。沉默便是认可。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东进比南进安全得多。
袁国平始终不理解，项英为什么坚持向南。他还希望借助外力使项英的意向有所改变：“我想，还是把几种设想，详细向中央呈报。当然，我们要有倾向性的意见。”
“给中央的报告，晚上就可以拟出，”项英表现出机断专行的大将风度，“要动，就要快。我看，先让大家安心过一个新年。《抗敌报》要准备出个告别专号。老袁，社论由你准备。明天就可以召开各部门紧急会议，紧张地行动起来。赵处长，你记好，我提议：元月2号、3号两天，将铜陵、繁昌前线各部队，也就是三支队司令部、五团、新三团，秘密集中于云岭、北贡里、土塘地区。4号下午，各部由原地突然南进……为了保持行动的机密性，从元月1号起，卡断和三战区的电讯联系，免得他们啰嗦。”他做了一个一刀两断的决绝手势，“老袁，你通知敌工部，从明天起，就把三战区联络副官陈淡如和闻瑗控制起来，当然，要注意方式方法，要不露痕迹……”
与会者只关心向南是否妥当，对这些事务性的具体安排，没有深思，便一致通过了。
在会议期间，项英指示，与五十二师的球赛，于29日照常进行。似乎一切都没有疏漏，但有一个不该忽略的措施，被所有到会者忽略了，那就是：元旦之日，与三战区断绝通讯联系。
项英最后宣布，关于以上措施将报告中央，在中央没有另外指示前，一切按军分会决定开始准备。开动细则由参谋部制订，用命令下达各部队，如有变更，以最后命令为准。
会议开始，出乎意料地别扭，待到结束，却出乎意料地顺利。
项英从军分会上回到大夫第，觉得一切都是明确的、清晰的。他给中央的电文，虽然还没有最后拟就，但是，有几个要点，他已经想好，譬如：“我们全部坚决开苏南，并立即行动。”无疑，中央会高兴万分；但是，中央定会关心开动的路线及安全系数，会不会同意走茂林地区呢？很难说。那么，就需要运用一点外交辞令了。
向中央的报告还没有发出，皖南新四军部队这只战舰，就已经遵照舰长的指令升火、解缆、起锚，准备向着波澜壮阔的洋面起航远行了。舰体在机器的隆隆轰响中震颤起来。航向已定，单等着那一声撼人心魄的汽笛吼叫了。
舰舷之外，已是波浪翻卷。码头上一片喧哗。烟囱喷出的浓烟，已经在皖南清冷蔚蓝的天空飘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