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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叶之争

休会了，与会者纷纷离开烟雾腾腾的会议室。只有叶挺僵坐在那里，沮丧而又茫然，说不清什么样的情绪噬咬着他的心。三十年前的一个埋藏在记忆深处的场景，突现出来，越来越清晰：

一张黑色的长条桌，右上角摆着一只沾满褐色泥沙的碗，釉黄色，莲花形，散发着阴湿的霉腥味。桌前坐着一个穿黑制服的广东陆军小学的初级生，他定定地瞅着那只碗，一直在后悔：“如果不用十字镐去掏就好了，那就不会碰掉这块边！”

“你在瞅什么宝！”大个子士兵在问他，“从哪个垃圾堆里捡来的？”

“报告班长，练习挖堑壕，从一座古墓里掏出来的！”

那班长缓慢地举起手，然后用力一扫，那个古葬物就飞到石墙上，哗啦粉碎了。他回手又给这个小学员一个耳光：“把碎片全都捡出去！”

后来，才知道那是一只唐代越窑莲花碗，稀世奇珍。那位班长得知后哈哈大笑：“胡诌八扯！清代坟墓里怎么会埋着唐代的东西！”

叶挺下意识地摸摸腮帮子，三十年前的那个耳光，还使他感到一阵阵辣痛。他忍不住叹了口气：世上有多少珍奇，被无知的权力之掌打得粉碎。

战争中，奇与险是连在一起的，智勇兼备的将领，就应该抓住偶然的机遇，一矢中的改变局势，化险为夷，绝境逢生。

奇谋虽可偶得，但绝不是侥幸之功。叶挺提出的东进方案，是他多日苦思的结果。

在两个半月前，日寇调集了十五师团、十七师团一万多人马，扫荡皖南。五十二师闻风而逃，但没有逃掉。有一个团，在县城东南聂家岗一带被敌包围，叶挺率部浴血奋战，收复泾县，救出了刘秉哲的被围部队。

五十二师师长刘秉哲感激不尽，登门恭请叶挺，在马头镇设筵款待，以表感谢之忱。

刘秉哲是黄埔军校三期生，他曾经热烈地崇拜过叶挺，在黄埔军校的课堂上，他瞻仰过叶挺的风采，把他视为军人的楷模、效法的表率，对他的震古烁今的险功奇勋，更是崇敬有加。叶挺独立团的旗帜，使他产生过无限向往，北伐路上，攸县、泗汾、醴陵、浏阳、平江、汀泗桥、贺胜桥、武昌城下，叶挺几乎是每一步都踏出撼天动地的雷鸣。刘秉哲曾向同僚们发出过由衷的感叹：“在叶挺麾下当一名士兵也是光荣的！”

盛宴之上，他那谦恭诚恳之态，情真意切之貌，分外动人，那架势就要五体投地匍匐在叶挺面前。他举杯在手，热情洋溢的简短致辞的最后一句是：“今后，凡军长有所吩咐，学生无不效命！”这种宣誓似的表白，使席间很多人都感到这是出自肺腑的由衷之言。

宴罢之后，刘秉哲和他漂亮的女秘书（其实是政训处的工作人员）周珮琳小姐，陪同军长游览马头镇名胜，还特邀章渡区区长陈冠群一同陪游。

陈冠群通晓古今，对诗、词、书、画都有研究，他是新四军军部所驻的“种墨园”的房主。这位泾县有名的开明士绅、进步名流，对新四军表现出极大的热忱，时常造访军部，竭尽地主之谊。

新四军军部先由歙县岩寺，移驻南陵土塘，而后又移住云岭山下罗里村。那时，陈冠群把他的庄园粉刷一新，请军部驻扎，他搬到区政府所在地章家渡居住。这是令人赞佩的慷慨之举。

他喜欢到军部找项英、叶挺推心置腹地交谈：“你们是令人满意的好房客，我也要做一个叫你们满意的好房东……”这种极为亲切友好的感情让人欣慰。

陈冠群是个令人愉快的陪游者。他告诉叶挺，泾县有好几部县志，对马头镇都有详细记载。《郑志》是这样写的：

阆山北相接者曰马头山。一峰耸立，俯临深潭，与河西鹅山对峙，为县境锁钥，其下有镇，曰马头。

另外还有一部《钱志》，是这样形容马头山的：

县东北境之尽山也。石矶高百余仞，昂如马首，古庙踞其巅；旁有镇，置汛兵烽火墩。

马头山山腰有“泾川锁钥”四个大字。陈冠群告诉叶挺，这是乾隆三十六年摄县事江恂所写。

游完马头矶，又泛舟泾川之上。泾川出自高山深谷，有急湍直下、“佳境万千曲”的迷人风光，历来为游人瞩目。李白当年由宣城南下陵阳，就是由泾川逆水而上的。

刘秉哲恳请叶挺题诗留念，说恭逢其胜，佳景佳会，不可无诗。

叶挺推辞，说他不是诗思敏捷的人，不能即席吟咏，特将抗倭名将戚继光的一首《马上行》，录以存念：

南北驱驰报主情，江花边月笑平生。

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横戈马上行。

“好，好！”刘秉哲和陈冠群都抚掌称善，周珮琳小姐也热烈称赞甚合此人此地此事此情此景，并开玩笑说：“抗倭名将和北伐名将，将同垂青史，见到戚继光的《马上行》就会想到叶军长的‘马头行’了！”

刘秉哲又请陈区长赋诗答谢。

陈冠群略作谦辞，便濡笔挥毫，录清人《马头矶》诗一首，敬请叶军长哂纳：

枫似红缨络马头，昂首百尺饮寒流。

祖龙若得鞭驱起，岂合骅骝老故邱。

“陈区长，”周小姐为了活跃气氛，以恰到好处的求知欲和好奇心问道，“前两句倒很明显，后两句是什么意思呢？”

“诗无达诂。”陈冠群老成持重地说，“精当的含意，有时作者本人也说不清楚，只能意会不可言传。不过，这两句，我倒以为是隐喻我们古老的祖国这匹龙马，应该众鞭策起奋蹄直奔，不应该像这座马头山似的千年万载纹丝不动，老守故邱……”

叶挺和刘秉哲也都首肯，称赞陈冠群在古诗文方面的造诣。

第二天，刘秉哲令师特务营列长队欢送叶挺，并带卫队一直送到十里之外的琴溪河畔。

就在十天前，刘秉哲还派他的联络副官带着他的亲笔信和两箱礼品，一箱叶挺爱吃的柑橘，一箱项英爱喝的可可粉，前来拜谒，其情殷殷：

叶军长、项副军长钧鉴：

近闻新四军北移在即，进军敌后，为国效命，刘某感佩之至。多年友好相处，情同兄弟，一旦相别，其情依依。此后天南地北，后会难期。区区微敬，聊表离衷，亦望笑纳。

新年即届，特约贵军球队，来泾献技，以增新年欢愉，以期友情愈深。

具体比赛事宜，由敝部于副官当面商定。

书以至诚，恭候佳音。

敬颂

崇安！

职　刘秉哲顿首

叶挺当然清楚，刘秉哲的一切友好的表示，都含有虚情假意的成分。跟时常与新四军接触的川军一四四师、东北军一○八师相比，他对新四军所抱的敌意最深。他是中央军嫡系部队，蒋介石把它摆在泾县，是为执行“严防新四军图谋不轨”的任务。

叶挺也很清楚，如果没有蒋介石的命令，刘秉哲也绝不敢轻举妄动。至少目前，他希望和新四军搞好关系的愿望也是很明显的。

当一个军事指挥员，面对标示着敌我态势的地图时，他的思维特点跟文学家非常相近，那是一种战场上的艺术构思：运用逻辑思维，通过已知数去求未知数；运用形象思维，幻想出敌冲我杀的活生生的战场。

叶挺与顾祝同谈判北移路线回到云岭时，他的头脑也是清醒的。他跟项英谈过粗略的设想，但项英那时不想走，只想拖，对走哪条路线不感兴趣。蒋介石强令改“东进”为“北渡”，不能视之等闲。叶挺曾经设想，在元旦之时，突然东指。刘秉哲的篮球邀请赛，恰好提供了掩护。

叶挺为了表示对于友谊赛的重视和闲情逸致，准备亲率球队到达马头镇，那将是一个多么有趣的场面：刘秉哲在他的警卫排的枪口胁迫下，给新四军让路。

假如叶挺在军分会上，能够绘声绘色地描述这个预想的场景，那将如何？项英会怎么说？浪漫？幼稚？梦幻？神经病？

军事史上有这种先例吗？叶挺一时想不起来。可是，先例也是人创造的呀！退一步想，如果刘秉哲不怕死怎么办？那他们也不敢伤害叶挺，刘秉哲不敢，顾祝同也不敢，就是“委座”恐怕也要掂量再三。国共还没有决裂，叶挺也不是一般人物，更何况皖南还有近万人的部队作他的后盾。

军分会否决了他的计划，他的一切精打细算和周密思考，都变为海市蜃楼。

又是一只打碎的唐碗。

项英首先回到会议室，大声地招呼与会者入座。他的眼睛几乎没有向叶挺看一眼。幸好，叶挺陷在深深的沉痛里，凝视着对面的墙壁，也没有看他。

袁国平和周子昆同时走进会场，边走边争论。显然，在休息的间隙里，他们进行过严肃的交谈，但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

赵令波在大家落座的时候，已经将标有各种符号的一比五万的泾县地图，用图画钉钉在黄褐色的板壁上，正好在叶挺的对面。参谋处长执杆在手，准备向会议介绍南进计划。

叶挺沉默不语。他没有重申预想的计划细则，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来，他感到自己设想再好，项英不同意，也是无用；二来，他记得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里说过这样一段话：“战争是充满不确实性的领域。战争中行动所依据的情况有四分之三好像隐藏在云里雾里一样，是或多或少不确定的。”所以，指挥员一般是根据不完全确切的情报来判断敌情的，谁也不能担保在主观指导上不犯错误。既然如此，就不可能只想到成功，也要想到失败。叶挺对自己的东进计划，只能说有“很大把握”，而不能说有“绝对把握”。

袁国平并没有注意背后的地图和赵令波，他胸中仍激荡着休息时和副参谋长争辩时的热情，他以向来少有的关注对军事行动表示自己的意见：“既然三条路都存在危险，我提议，部队分批走！这样，可以避免全军性的损失。我们的非战斗人员，已经走了三批，都安全地到了苏南，难道具有防卫攻击能力、行动迅速的武装部队反而不能通过吗？”袁国平的意见显然缺乏细则。叶挺认为，也不失为一种方案，经过补充修正尚属可行。

“国平同志的设想，听起来似有道理，”周子昆缓缓地说，“实施起来就复杂得多。不能说非战斗人员能通过的地方，战斗人员就能通过，关键是在对方动手还是放行。分批，就是分散，会不会让敌人各个击破呢？”

项英频频点头。他认为袁国平缺乏军事常识，他期待着周子昆对他的支持。袁国平擅自干预军事工作，这还是第一次。项英眉头紧皱，仿佛发现自己营垒里出现了反叛。项英的担忧是有根据的。

1940年5月4日，中共中央关于新四军各支队发展的方向与任务，给项英、陈毅作了指示。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对新四军的政治工作作了检查，5月6日，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指出：

我军的政治工作是根据共产党的理论、纲领、策略和口号，因此，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仍旧是共产党的党的工作，并不因统一战线的环境和战区的指挥关系而有所改变。因此，政治工作必须在政治上、理论上、组织上、工作内容与方法上，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一切迁就国民党，迁就军队指挥的上下系统，而丧失或减弱我党独立性的办法，都是有害的。（下略）

袁国平是政治部主任，他当然负首要责任，由他向中央作了检讨。其实，整个新四军的政治工作，都是项英做主。

1940年12月上旬，军政治部颁发了《向敌后进军》的宣传大纲，部队全面展开了宣传动员。这个宣传大纲是袁国平坚持搞的，项英并不完全同意，但袁国平却用“中央指示精神”这把尚方宝剑，守住了阵脚。虽然没有正面交锋，却使项英感到了一种软顶。袁国平那诚笃的带有几分书生气的目光，分明在说：“政委，我再也经受不住5月6日那种严厉的批评了！”

项英的脸板得像石头，烦躁地向政治部主任作了个手势，“就按你这个大纲去办吧！”他的手在微微抖动。这件事情不但使项英苦恼、愠怒，而且使他惆怅悲哀——他搞不清，在关键时刻，当他跟中央指示相背拗的时候，袁国平和周子昆是站在中央一边，还是站在他项英一边。

项英隐隐地意识到：在“北移”这个严峻重大的问题上，袁国平不但考虑和执行他政委的意愿和指示，而且还考虑到中央的战略意图和指示：不仅听他项英怎么说，还要听中央怎么说。无疑，这对项英——在任何事情上都能左右局面的权威，是一处隐晦的挑战。

在军分会上，能够和项英直言抗辩的陈毅走了，在新四军一、二支队东进问题上，他没有拗过陈毅，因为陈毅有中央指示的上方宝剑；能和他据理力争的张云逸、邓子恢和谭震林也都走了；他的身边只有对他绝对服从的袁国平和周子昆，他使用起来得心应手。他在党、政、军、民、财、文方面的一切指示，都畅行无阻，使他最为恼火的，只有叶挺，但叶挺有个弱点——不是共产党员，不足以与他抗衡。

他似乎意识到：他的权威并不稳固，袁国平的服从，也并不绝对。项英不能容忍这种现象存在，更不能任其发展，但又找不到防止的有效之法。

现在看来，唯有周子昆和赵令波是最有力的支持者了。项英目视副参谋长，鼓励他继续说下去。

“我的意见，索性和蒋介石摊牌，在不能保证北移绝对安全时，我们不走。”周子昆情绪激昂起来，不像发着三十九度高烧的病人，“他们若是攻打我们，我们就凭借工事就地抵抗，地形好，群众好，全国人民也会声援我们。比我们在行进中遭受袭击有利得多！”

这个意见大出与会者的意外。 gp0/n7odG+rwWkyq31miVl5klLvzQJGI5WsVI+muO8UiVdMsBsXLlQEhemwL9f8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