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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沙在深夜十一时告辞。下午，跟白沙研究的那盘“假棋”紧缠住项英的思绪不放。他的脑海里老出现胜、败、和三种结局。
他失眠了，吃了安眠药，只迷糊了大约两个小时。他听到哨兵换岗的口令声，农家孩子的啼哭声、狗吠声。他翻身坐起，点亮灯，打开《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但他读不进去，又从书柜中取出自传，强制自己继续写第十二章：《清算叛徒顾顺章的滔天罪行》。项英提笔写道：
中央来电，要我暂时脱离中华苏维埃政府副主席的任务，全力投入到清查顾顺章叛变的经过及罪行。那时，他奉中央之命，护送张国焘、陈昌浩到鄂豫皖根据地去。他用“化广奇”的艺名在游艺场表演魔术，被叛徒王竹樵发现，便向国民党武汉绥靖公署报告。敌人得知顾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特科第三科科长……
项英写不下去，时间地点他都想不起来，文字疙里疙瘩。他生气地把笔一甩，把纸一团，丢进纸篓，却又把镜心和尚那句偈语重新捡了出来。
起床号声响了。他束好腰带，和机关分队一起出操。早饭后，他埋头批阅几份并不重要的报告，仅仅是为了保持心境的稳定。
“政委”，赵令波站在项英身后，轻声说，“时间到了。”
“人到齐了吗？”项英把文件一推。自知问得多余，但语调平静，“军长到了吗？”
“他一向准时。”
“你把材料准备好了吗？”
“完全好了！”参谋处长拍了拍夹在腋下的地图囊。
会场上，叶挺身着笔挺的中将戎装，伟岸地端坐在项英左首的罗圈椅子里。这种笔挺的细呢中将军装，跟新四军土法染制、质地低劣的灰突突的军装无法同日而语；再配上闪亮的高筒军靴和银色马刺，显得鲜明突出，神采腾跃，非常扎眼。
当时，身着国民党军服的“二叶”（叶挺和叶剑英）以雄姿英发、潇洒俊逸而名满全军。叶挺平时不便穿将官军服，但又不习惯穿灰布军装，只能穿西服、皮夹克、猎装。仅就这样一个生活细节，在项英的潜意识中，也绝不是无所谓的。凡人都有七情六欲，都有自己的观念与偏见，谁人身上没有“看得惯”和“看不惯”的爱恶之情呢？叶挺穿将官军服或是穿皮夹克来参加这样庄严的会议，似乎都不合适，容易引起各种误解：穿前者等于标示一军之长的身份；穿后者等于对会议的轻蔑。
叶挺星目平视，严肃矜持，刻意掩饰着凄苦的内心。列席会议，使他的自尊心受到严重的伤害。当然，受到伤害的不止是自尊心，而是他作为军长的指挥权和谋略的发挥。即使是这样一个屈辱的地位，还是周恩来到皖南解决他与项英的矛盾时，为他争取来的。自尊受到伤害的同时，又给他带来自行脱党的自责，自责又带来自卑，自卑又强化了本来已经十分强烈的军人的自尊。
“首先，请叶军长发言！”项英的口吻越尊重，叶挺的内心就越难受。地位卑微，尊重有加，两不相称，就具有讽刺意味了。
几年来，叶挺就是处在这种不相称的矛盾之中。他平静下来，缓缓地说：“关于北移，项副军长要我先说一点意见。首先，决心要大，越快越好。兵贵神速，要有突然性……”
项英点点头，表示这个意见很好。袁国平、周子昆也都全神贯注地倾听。
“至于北移路线，我反复思考，以向东为最佳路线……”
项英忍不住扭动着身子。周子昆和赵令波则面面相觑，参谋处长心头立即蹦出两个字：“反调！”袁国平不知道项英的决策，没有明显的反应。
“蒋介石下令，不准我们向东！”项英忍不住打断叶挺的话头，“如果我们硬走，他可以借口我们抗命，打我们！”
“所以他把嫡系五十二师放在泾县、马头一带，它的旁边还有一○八师，就是堵住我们向东的通道。”赵令波立即补充。
“现在苏南日寇正在扫荡。”项英再补充，“这就更增加了我们东进的危险！”
“这只是比较而言。”叶挺并没有听出其中的倾向性，“向北的危险性，比向东要大得多。再说，我们应该智取，不应力敌。自从上月11日，我从上饶谈判回来，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我有一个设想，当然，不能说没有一点风险……”
与会者都屏息静听。
叶挺感到孤立地宣布自己想好的计划可能不被接受，便把这个计划的利弊得失和来龙去脉，尽量讲得清楚一些。他说：
“在上饶，我和顾祝同谈判，主要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关于开拔经费和军需补给问题。我们的条件是先发（指经费、军需物资）后走，蒋介石的条件是先走后发，像哄小孩子似的用空头支票骗人。我们要归要，吵归吵，可是，不能抱任何幻想，能争到多少算多少。我们只能靠自己。”
袁、周都点头称是。
“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第二个问题——北移的安全问题。安全有无保障，开进路线至关重要。我曾严正地向顾祝同声明：如果他不保证我们安全，或一旦我们北移受到武力威胁，我们的开进路线就可以机动，就可以不受他们指定路线的约束……”
“这是很重要很关键的一点。”项英对叶挺向三战区提出的条件表示赞赏，并焦躁地等待他的下文。
“顾祝同向我表示，以老同学之谊，以他的人格担保我们的安全。可是，顾祝同虽然身为战区长官，他的人格并不是独立的，他对蒋介石是绝对服从。我们要防备他说话不作数。
“为了说清我的意见，我在上饶，把北移设想归结成三条路线：第一条，是经过五十二师师部驻地马头镇，沿杨柳铺、孙家埠、毕家桥、郎溪、梅渚镇、南渡镇一线，至竹簧桥、水西地区（这是原来我军江南指挥部所在地），然后经苏南北渡长江到苏北。这条路，我们很熟悉，沿途都设有兵站，一、二支队东进走过这条路。12月初，我们近两千名非战斗人员和大量物资撤向苏南，也是走的这条路。这是一条比较安全的路……”
“现在不安全了，”项英打断说，“情况变了。”
叶挺稍稍停顿了一下，仍按自己的思路说下去：
“第二条，是蒋介石指定给我们的路线。这条路线的最大优点，就是路程近，我们当天就可到达铜陵、繁昌地区，夜间即可过江。我到江北视察工作，就是走这条路。当然蒋介石想借刀杀人，这条路线的危险性，比前期增加了！……”
“不是一般的增加，”项英表示完全赞同，“而是大大地增加了。这条路线绝对不能走！”
“那么，还有第三条路线，那就是绕道茂林，经三溪、旌德，沿天目山脚至宁国、郎溪到溧阳，而后待机北渡……”
项英急切地俯身向前。叶挺提到的这条路线，直扣他的心弦。如果与会者不是把目光集中在发言者身上，那么他们一定会发现项英的难以形容的面部表情，反映出他对这条路线寄托了全部的希望、热情和向往。
“但是，这条路线貌似安全，实际上比前两条路线的危险性都大……”叶挺话锋一转。
“何以见得？”项英把头仰起，把眼睛睁大，急促地叫了一声。这动作，这神态，这语气，都明显地表示出他的不安和焦虑，又出现了同白沙对弈发觉“误算”时的那种心情。但他又强烈地排斥这种感情，他认为这种近似迷信的预感是一种怯懦。
“这条路线，我们曾设想过，党中央也曾提请我们考虑过，上饶谈判时，我也曾向顾祝同提到过……”
“顾祝同并没有拒绝！”项英抓住这一点，似乎有了转机，他给叶挺一个极不明显的倾向性的表示，“这等于我们向三战区挂了号！”
“这种挂号，全不作数！”袁国平忽然激动起来，“即使蒋介石亲口同意我们走，我们也得掂量掂量。古人言，‘奸诈之人观其正而得其反’，漳浦事件就是前车之鉴，他打我们，反说我们打他，谁搞得清？全国民众也会提出疑问：你们北移，怎么反向南开？”
“打就打嘛，我们早有打的准备。”赵令波喃喃而语。
项英感到这是有力的支持，可以借此进一步坚定与会者南进的信心：“我们应该有两手准备……”项英扼要重述了前天深夜跟周子昆商定的两全之策，“不打当然好，打也无大害，革命就是打出来的嘛！”他目露威棱，盯视着副参谋长，他不明白，周子昆为什么不像赵令波那样积极支持他的主张。
“一个‘打’字，说起来容易，地形对我们太不利了。去上饶，我曾带林志超同志顺便勘察过这条路线。在大山之中，处处都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要隘，包围容易突围难……所以，我考虑，还是向东，走第一条路线。”叶挺有些激动，他喝了口茶，用他漂亮的烟斗吸起烟来。
“向东，国民党肯定会动手，”项英激烈地反驳说，“这是蒋介石亲自下的令。况且，向南只有国民党，向北只有日伪军，而向东，却是两翼受敌，南有国民党，北有日伪军。”
“这是很明显的道理！”赵令波补充说，“是前后左右四面受敌。”
“所以我想用一点智谋，”叶挺说，“就叫先小人后君子吧！我可以带一个排当做卫队，先到五十二师师部，把刘秉哲控制起来，当做人质，强迫他下令给部队，掩护我军通过他的防区，而后，再把他释放！”
“这未免太冒险了。”项英摇摇头，疲倦的脸上竟漾起一个微笑。他觉得叶挺的计划过分幼稚，不可能获得通过。
“军长，这出鸿门宴唱不得！”袁国平的声调里饱含着真诚的关切，“如果安全没有绝对把握……我想，党中央也不会同意。”
赵令波也用关怀军长安全的方式，申述了反对的理由。
唯有坐在袁国平旁边的周子昆沉默不语。副参谋长是个极为细致的人，细致到刻板的程度，正像他那一笔字，一划不苟，端端正正。他仿佛在打瞌睡，低垂着眼睑，人们都以为他由于重伤风而委靡不振。项英怕他再说出不利于南进计划的话，也不催促他表态。
其实，他在思索。他的思想的紧张与专注，超过所有与会的人。他咀嚼着每个人发言的每一个字，态度冷静而又客观。他觉得军长的计划是一种大智大勇的表现，是切实可行的。虽然有一点风险，但是不大。
周子昆懂得事物的辩证法。有时，越是冒险，就越是安全。就像诸葛亮的空城计。
去年秋天，在“营遭遇战斗实兵指挥演习讲评”时，他就讲过这种虚则实之、实则虚之、虚虚实实的辩证法。叶挺这种“大军未行，主帅先征”的反常做法，肯定会出乎刘秉哲的意料。历来的以少胜多、出奇制胜的事例中，哪一件不带着“险”字呢？叶挺这个计划，也许能在军事史上创造奇迹。
叶挺的战斗作风，周子昆是熟知的。在北伐时，他就在叶挺团从排长、连长当到营长。在皖南的几次反扫荡中，在汀潭，在父子岭和泾县城的几次激战中，叶挺都亲临火线，几十架敌机轮番轰炸扫射他们的指挥所，而叶挺却不止一次地用蔡司相机，拍摄向他俯冲的镜头，好像那些武士道飞贼的狰狞的面目，使他发生了浓厚的兴趣。那时，这位副参谋长真正领略了什么叫“沉着镇静”，什么叫“泰然自若”。他相信叶挺的威严，可以镇住五十二师师长。
“我认为军长的计划，是个很大胆的设想……”
“大胆到冒险的程度！”项英怒视了周子昆一眼，语含恨意。他不能不提醒副参谋长，不要忘记前天夜间他们的展望，“为什么放着两全的路线不走，反而让军长去冒风险呢？一旦出了问题，谁负这个责任？”
人的感情，有时非常奇怪，越是得不到的东西，越想追求。对于“南进”，项英虽是梦寐以求，却缺乏足够的信心，犹豫不决，生怕发生棋局中的“误算”。如果叶挺、周子昆一致同意向南，他很可能提请大家，研究一下不利的条件。然而现在，叶挺和周子昆的反对，当然，周的反对是隐晦的，反而促成他下了决心。
当权者的一意孤行，往往是在反对者的刺激中形成的。
长期以来，项英习惯于周围的人不加争辩地赞同他的意见，这已经成了常规。陈毅在时，尚可以同他直言抗辩，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他才允许陈毅有这个“特权”；叶挺当然可以同他发生冲突，但很少正面交锋，各说各的，各做各的。由于他的优越地位，叶挺除了一怒之下“出走”之外，别无他法。
周子昆只说了半截话，就缩了回去，没有了下文。为什么这样畏惧项英？连周子昆自己也弄不明白。他曾经出入过枪林弹雨，经受过许多危难、险阻，为人也很忠厚、坦诚，但他为什么不能在项英面前据理力争？为什么不勇敢地畅抒己见？就像个受气的小媳妇，在严厉的婆婆面前，战战兢兢。他的才能，他的决断，他的独立的见解，都消逝无踪了。
此时，周子昆内心升起一股憎厌自己的感情。自从参谋长张云逸到江北指挥部之后，实际上他就是参谋长，他应该有坚持己见的魄力。
一时，会议室的空气凝固了，与会者也都僵住了。
“咔吧！”叶挺手中那支烟斗被别断了，他的胸腔里也响起爆炸似的断裂声。
谁也不敢看叶挺的脸，仿佛会议室里落了颗重磅炸弹，大家凝神敛气，等待着弹片横飞。
“现在，休息二十分钟，赵令波同志准备发言。”项英用平静如常的声调宣布后，自己先站起来。他把休息时间放长，是因为有许多事需要思考、处理。其他人像被钉在椅子上，足有半分钟没有动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