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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沙阅读写在土造竹纸上的书信：
敬爱的项书记：
请接受一群在富田事件中受了冤屈而又平反的战士们的敬礼。如果没有您的英明处置，我们这些真心诚意的革命者就要含冤九泉了。
富田事件是李绍九这个坏人掌握了肃反大权，担任了肃反委员会主席，借权谋私，乱抓乱杀逼出来的。他们带着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到富田来，只有两三天就抓了省委秘书长李白芳、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等一百二十多人，有的不经审讯就杀害了。我们眼看自己战友惨遭杀害，连落泪都不敢。我们并不怕死，可是不愿带着反革命的罪名去死。我们不能不把李绍九抓起来，释放被捕的同志。我们被总前委宣布为“反革命暴动”，只好把部队拉过赣江，脱离总前委的领导，不然，我们会被自己人消灭。
项书记，你派人到河西永新把我们带回河东，到中央苏区来开会，我们作了检讨，承认了行动上、组织上的错误，可是，如果不那样，我们怎么办呢？难道叫李绍九白白杀死才正确吗？说心里话，如果领导上有自我批评精神，倒是应该向我们这些受冤枉的人承认错误才对。
项书记，我们总算得到了公平的对待，又回到革命队伍里来了。是你救了我们，我们将终生感谢您！
……
白沙看完信后，默然而思。他不熟悉这段历史，但他知道，在我党历史上，是非功过没有定论的事情是很多的：从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到王明，历届中央领导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历史的责任和个人的责任要分清也是很困难！如果让李绍九来讲述富田事件，那就完全是另一回子事了！历史是非，需要三堂会审。
“后来怎么样了呢？”白沙不了解事件的真正背景，持冷静客观的态度，“政委，你刚才说这些同志都不在了，这可能吗？”
“这是沉痛的教训啊！”项英放下手头的材料，沉声说，“当时，我非常烦恼。四月间，六届四中全会后的党中央，不同意我对富田事件的处理，决定撤销原来的苏区中央局，重新派代表团组织新的苏区中央局，重新审理这个事件。当时作出了一个《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明确指出富田事变‘实质上毫无疑问是阶级敌人以及他们的斗争机关AB团所准备、所执行的反革命行动’。这个决议指责我没有指出富田事件是反革命暴动的性质！”
“不能说是反革命暴动！”白沙说，“有几点可以证明：第一，他们只是放人，显然是想放抓错了的同志，而不是向革命力量发动攻击；第二，他们并没有投敌；第三，经过调解，他们不仅回来，而且承认了错误，这就很好。至于提出的打倒什么人拥护什么人的口号，是不对，可是应该原谅，体谅他们当时的委屈和不平的心情。”
“当时并不是这样，回到河东开会的富田事件领导人又重新被捕了，再次刑讯逼供……”
“这太不应该了！”白沙遗憾地说。
“当时，那股极左风还没有过去。”项英说，“那时，许多人搞不清真相。逼供、诱供，给肃反工作带来太大的危害，简直弄得真假难分了！这就带来一个极为严重的问题，坏人从中捣鬼，写匿名信，诬陷，更严重的是用这种办法排除异己，凡是和他不对头的人，凡是妨碍他飞黄腾达的人，都借此清除掉……”
“这未免太卑鄙了！”白沙愤恨地说。
“当然，这是极少数。可是，我们党内出的叛徒还少吗？”
白沙的脸色暗下来。
“枪决了刘敌，公审了谢汉昌、李白芳。此后，江西苏区打AB团的肃反扩大化进一步升级。不包括地方，仅就一方面军，就打了四千多名AB团。赣西南地区干部百分之九十以上都被处决、监禁、停止工作，开除了党籍。把红二十军全部改编了，从军长、政委到副排长通通扣押，士兵编到四军和三军团去……误杀了多少好同志啊！”项英叹息着，似有无限痛苦和愤慨。
这段有意无意的交谈，使白沙隐约地感觉到：在历史上，最低限度是在富田事件这个具体问题上，项英同志是比毛泽东同志更正确。那么，引申到今天，在向北发展还是向南发展的战略方向上，谁更正确呢？他站得太低，无从辨认这些深层的奥秘。他也弄不清项英所谈是真情还是谬误。历史，隐藏在云雾中，难见真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