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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进计划的支持者

项英在房间里踱步，心里骚动得厉害。周子昆的暧昧态度使他忐忑不安：他眼前既像光明又像黑暗，成功与失败靠得那样近，就像隔着一层窗户纸。要么前程无量，要么满盘皆输……他试图预想一下部队向南开进的情景，预想一下顾祝同、上官云相可能作出的反应，但他想象不出来。

在兵书上，这种预想叫做“庙算”，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就是这种战略决策前的预想。“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军事谋略就是通过精细的预想，用“数”与“形”描绘出战场的图景。数有虚实，形有真假，通过已知求未知，这就是战场指挥员必须索解的战争方程式。

项英此时，脑海里却是一片混乱，无法构成清晰的图形。他老是看表，急切地等待着参谋处长赵令波的到来。

赵令波在副参谋长离开二十八分钟之后，来到政委面前。

这是一个美男子。身材魁梧、匀称，下巴棱角分明，鼻梁高挺，两道长眉下是一双明亮的眼睛。他声音洪亮，动作灵敏，对军事理论很有见解。他处理事情当机立断，雷厉风行。在项英心目中，赵令波是一个德才兼备的干部。但在实际生活中，对一个人的评价，往往不尽一致，甚至截然相反。

赵令波在三支队当参谋长时，谭震林副司令员对他非常反感，认为他言过其实，只会夸夸其谈，根本不会打仗，是马谡式的人物。研究作战计划，谭震林竟然要政治部主任胡荣参加，而不把他这个参谋长放在眼里。在1939年冬天的繁昌大战之时，谭震林为了排除干扰，竟请这位参谋长退出战斗，临时指派五团一营营长林志超来代替他的工作。

赵令波为此非常愠怒。这种无理决定，显然是一种侮辱。他拒不交待工作，愤然提出抗议：“我并没有错，三支队打了胜仗，五团也打了胜仗，难道没有参谋长的份吗？”

“那是林志超同志，用机敏的行动纠正了你的错误，是他的主动性弥补了你的失误。为了挽救你的错误所造成的危局，他才负了伤的……”谭震林根本不理会他的怒气。

赵令波找到袁国平和周子昆告状，袁国平也认为“谭老板”太过分了，答应重新考虑他的工作。袁国平在红军教导师任政委时，赵令波任团参谋长，他觉得赵令波的工作能力还是很强的。

在一次军分会上，谭震林提议把赵令波调走，并建议提拔林志超担任三支队的副参谋长。

“我知道林志超这个人，有朝气，肯动脑筋，”项英表现出对下属干部的熟悉与全面了解，“三年游击战争时的分队长嘛，那时候就有点名气，袭击峨桥镇税务所，抓了陈冠群的侄儿陈家庆的不就是他吗？”

“这人有点锋芒，不够稳重，越级提拔，需要慎重考虑，还要照顾到左邻右舍的反应嘛。”

无疑，这个意见是客观而又公允的。从营长到支队副参谋长，要连跳三个台阶，是得慎重一点。

“林营长在几次作战中，表现都很出色，主动性很强，许多成功的偷袭都是他计划领导的，他有实战经验，又肯思考问题，对游击战术运用得非常……”

“噢，他能懂多少游击战术？”项英打断对方。他感到谭震林对这位营长赞誉得过分了。这种偏爱，对使用干部是有害的。

谭震林却不是轻易放弃己见的人，他为林志超的提升据理力争：“现在，他的作用只能在一个营里发挥，如果他当副参谋长，他的游击战术就会在全支队推广，我们的战果必将扩大……知人善任，选贤举能嘛！”

可是，这种带有抗辩色彩的推荐，还有那过甚其词的“非常”二字，只能帮倒忙。对于一个干部的游击战术的评价，项英是唯一的权威。

1937年12月7日，项英在延安作过关于三年游击战争的报告。洋洋六七万言，内容充实，事例生动，富于传奇色彩和浪漫色彩，得到各界的热烈赞扬，奉他为坚持南方游击战争的英雄是当之无愧的。

中央政治局在1937年12月13日，还专门为南方游击区工作作了决议，高度评价了项英的成就。项英在他自传里，特别抄录了这项决议的原文。决议中说他：

“基本上正确地执行了党的路线，完成了党所给予他们的任务，以致能够保存在各游击区的今天成为中国人民反日抗战的主要支点，使各游击队成为今天最好的抗日军队之一，这是中国人民一个极可宝贵的胜利……”

“叶军长对林志超同志也非常器重，”袁国平附议谭震林的意见，“他几次向我提议，要他来当参谋处长！”显然，这又是帮了倒忙。

“林志超的工作，让我考虑考虑再说。叫组织部把档案给我送来。至于赵令波嘛，”项英转向谭震林，“明天要他来见我，我要跟他谈谈。成见看人是最要不得的！”

“谭老板”微微一笑，对这句针对性很强的话，并不在乎。

两个人的档案当晚就送到了。

林志超的鉴定是无懈可击的：作战勇敢，作风正派，思想敏锐，学习勤奋，多有创见，智慧机智、果决，主动性强，几乎具备了《孙子兵法》中“智、信、仁、勇、严”的为将条件。

高度的评价，引起了项英的逆反心理：“谭老板偏爱此人！”再加上叶挺对他的赏识，就使项英更不以为然了。

经历与鉴定对赵令波却是不利的。

赵令波比林志超大两岁，原是四川军阀刘茂恩部六十五师师部的中尉参谋。1932年，在我军向万源进击时，他打死了师参谋长，携带机密文件和作战地图投诚我军。赵令波的革命历程比林志超少六年半。但由于他起点高，发展也快。当林志超还带着十几个人，在湘赣边区的深山老林里与百倍于我的敌人周旋时，他已经是红军教导师二团的副参谋长了。

他的鉴定，优点很少，缺点很多，而且非常突出。谭震林常说的那句“言过其实，不可重用”的评语，就写在里边。

项英对他们两人，都无直接接触，并无成见，因此他对赵令波持公正态度。他并不很清楚万源保卫战的详情，但他听说过红四方面军粉碎刘湘六路围攻的战绩。赵令波在敌强我弱、敌攻我守之时，带着一个师的机密文件及作战地图投诚我军，应该给予足够的评价。二十四岁的中尉参谋，也绝非无能之辈。他决定亲自考察之后，得出公正的结论，作出合理的安排。

第二天下午，赵令波冒着滂沱大雨来见项英。赵令波很有辩才，他向项英倾诉了将近两个小时的委屈。说他在三支队不受尊重，不是能力不济，而是人事关系问题。他和谭副司令性格上合不来，并暗示三支队的某些干部在搞宗派，这就引起项英极端的关注。

“你有证据吗？”

“有！”赵令波把一个灰色封面的笔记本放在项英面前，并且打开他所需要的那一页，用不带任何感情的声调说：“这是林志超的笔记……他对政委很不尊重，却对叶军长五体投地……这也就是谭副司令重视他的原因！”

“这个本子怎么到你手里的？”项英有些不悦。他不喜欢这种打小报告的方式。

“这是繁昌大战时，在林志超受伤的地方拾到的。”

“那你应该归还本人！”项英作了个厌恶的手势，表示出极大的不满。

“当时我并不知道是他的。”赵令波急忙解释说，“当我看了内容，知道是他的时候，我认为有必要反映给政委，这里面有一种极不正常的情绪。”

“情绪？什么情绪？”项英警觉起来，但他并不想看这个浅灰色皱纹纸的本子，那有失他的尊严。

“反对最高领导的情绪……”

项英有些愕然。“最高领导”这个词，是他第一次听见，觉得分外生硬。

赵令波把翻开的本子推到政委面前，上面划了一道道红线，显然那是要害之处。这篇笔记的标题是《应该讲经验，但不能忘记教训——听项英同志报告有感》：

项英同志多次报告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成就。我是经历过三年游击战争的人，我认为值得汲取的倒是失败的教训。成就固然可以提高情绪和信心，教训却使人变得聪明。不应该忌讳失败。

常胜将军是很少的。即使足智多谋、用兵谨慎的诸葛亮，也有当阳之败、街亭之失、六出祁山之挫折。威震欧洲、所向披靡的拿破仑，先败于莫斯科，后败于滑铁卢。真正有见识的、卓越的军事家，是不怕承认失败的。刘邦百败，一胜而得天下，项羽百胜，一败而自刎乌江。可见，胜与败是辩证的，败而接受教训，便打胜仗；胜而骄傲麻痹，便打败仗。三年游击战争初期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应该认真总结。前事不忘，后世之师。

赵令波注意到项英的脸上罩上一层寒霜。这篇短短的笔记，利刃似的戳伤了他深藏的感情。

项英又翻到第二篇，标题是《为将之道——抄录于叶军长学习笔记》：

十九世纪欧洲资产阶级军事理论家安东·亨利·约米尼的一段话，很值得注意，他说：

“一个勇敢、公正而坚定的人，能够不嫉妒别人的长处和功绩，反而会巧妙地利用别人的成就来增加自己的光荣。这种人不仅可以算是有名将风度，而且有资格作一个伟大的人物。所不幸的是，这种不忌才的人实在太少了，凡是庸才就必然妒忌旁人，害怕部下的名声超过他。殊不知身为统帅的人，应该认清，愈是能够容忍大度，他的成功就愈大……”

应该提拔什么样的干部？他的意见也是对的：

“应选取确有勇敢的事实表现，在作战时能够当机立断，采取果敢的行动，在危难时沉着镇定不发生动摇的人，来担当指挥官的重任……”

项英觉得面部发僵，一阵隐隐的痛楚袭来。他似乎看见，这位三年游击战争时期的老部下，脑后生了两根反骨。这两篇笔记矛头所向，都是对着他的。

经过大约半分钟的克制，他平静地抬起头来：“我看这也没有什么，各人有各人的见解嘛，‘反领导’还说不上，阶级立场模糊是显而易见的，这也难免。只是幼稚狂妄罢啦……”

项英的克制成功了一半。他的声调是和缓的，但却微微颤抖；他的神态是平静的，但脸上却笼罩着灰黄色的阴云，反映出内心的灼痛。

赵令波完全成功了。但是，他真正取得信任，还是第二次来见项英。

那时候卫兵还不认识赵令波，把他挡在了门外，项英在室内听到了一段很严肃的对话。

赵令波：“政委在吗？”

卫兵：“你要见副军长？”

赵令波：“应该叫政委。副军长是对外的职称，是国民党委任的。项政委是东南局书记，是军分会书记，是新四军最高领导，你们记得了吗？”这种坚强的党性，给项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赵令波没有辜负项英的厚望，他把司令部的工作搞得很有声色。项英为了纠正机关部队的游击习气，很重视机关正规化的建设。赵令波既经过国民党正规军校的训练，又懂得我军教导师的教学方法，对克服“山大王”们的散漫作风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仅就早晨机关出操一项来看，除了军长跟几个特许的文化人外，一无例外地参加，这种严格管理的成效十分显著。赵令波在项英面前，不断有新发现、新创见、新判断，这使项英分外欣赏。

“政委，云岭是一块福地，山明水秀，物产丰富，群众条件好。延安，简直无法跟这里相比，那是个多么荒凉的地方啊！货真价实的不毛之地！”

“政委，新四军是来自南方八省的游击健儿，还有来自祖国各地的热血青年和南洋的爱国侨胞，这是组成浩荡大军的基础！”

“政委，我们党领导了两个军，八路军和新四军。你的担子好重啊，二分天下有其一，半壁江山在肩头啊！……”

“四军！这是个极富象征意义的番号。从北伐战争时的铁四军，土地革命时期的红四军，到抗日时期的新四军，都是革命急先锋的代表，是光荣传统的代表。十八集团军下属的八路军代表了什么？……”赵令波声调奇特、略带嘲讽，“就是大家常说的土八路嘛，代表了土！”

这些信口说来的非正式的闲谈，起到了“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作用，使项英感到参谋处长的思想、感情与自己是相通的。

如今，这些随意说说、本不作数的闲谈漫论、零言碎语，组成了一幅赏心悦目的图画，谱成了一曲扣人心弦的歌，也成了项英“南进计划”的催化剂。

“老赵，刚才我跟周副参谋长研究过了，”项英不待参谋处长在周子昆坐过的椅子上坐定，就直截了当地说：“我们准备在近期北移，路线问题，至关重要。我认为向东向北都不利，你看向南开进怎么样？”

赵令波心里不登底，但他听得出，政委的声调里有一种潜在的激情。可是，这个问题太重大了，他不能不持极为慎重的态度：“政委，我没有思想准备……”

项英把他与周子昆的讨论和自己的思考扼要地说了一遍。赵令波看出了项英的决心，他早就知道项英对于南进目标寄托了全部的希望与热情。

“这倒的确是出敌不意！”赵令波说得极为缓慢，与其说是回答询问，毋宁说是凝神沉思。这个结论是他从“出乎自己的意料”反证出来的。“这是一个很有见地、很有分量的发现。大家都认为不可能的事情，正是出奇制胜的所在！”

项英要实施南进计划，不但需要别人工作上的支持，而且也需要精神上的庇护。他在副参谋长身上没有得到的东西，却在参谋处长身上得到了。 UqZhMQuIZ6zzS7RHEMgwlxtPS6BAAxOoKAqkA9DoXwlfTG8u9M/brbgmLIo6IY0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