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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邓小平南方视察以来，急剧扩张的货物贸易伴随着急剧扩张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中国的对外开放进入了外商直接投资张扬的时代。
2008年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923.95亿美元，是1991年的14倍，中国也成为世界第三大直接投资目的国。在中国的政府官员、许多的学术研究者甚至包括那些进入外资企业工作的从业者看来，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量流入是一件令人称道的事，以世界银行为代表的FDI拥护派将FDI视为中国经济成功背后的主要动力
，学术研究中鼓吹FDI在中国做出重大贡献的作品多如牛毛。然而，中国FDI膨胀有其深刻的国内经济背景：长期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存在、广阔的市场、稳定压倒一切的政治理念、金融体系配置资源的严重失衡等。
随着国内经济条件的一系列变化，关于FDI的作用，将FDI作为改革开放丰功伟绩的认识也发生了一系列变化。本书的一个重要研究背景正是国内开始产生对FDI作用的质疑。
首先，自从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中国经济不断融入全球经济，2008年中国货物出口额11325.62亿美元，是1978年的将近147倍，货物出口占GDP的比重从1978年的4.60%上升到2008年的33.39%
，是世界第二大出口国。中国对外贸易规模的急剧增长、贸易顺差的急剧扩大给中国的国际经济往来带来了许多麻烦，贸易制裁频频发生，人民币面临巨大的升值压力。将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结合起来，有人发现了中国“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的根源——外资企业。1998年中国货物出口中，外资企业出口份额就已经达到了44%，2004-2008年，该份额基本保持在57%～58%。
从2000年到2009年，外商直接投资企业顺差在中国货物贸易顺差中的比重从64%提升到84%。
其次，改革开放30余年，中国保持了年均9.9%
的经济增长速度，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奇迹
。然而，经过30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发生了许多变化，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在不断提高；随着中国经济保持了较长时间持续且高额的贸易顺差和FDI顺差，中国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中国正在从直接投资的顺差国向平衡国迈进
，从宏观上，FDI作为资本来源的需求发生了变化。传统上依赖劳动和资本要素积累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不能持续，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呼声不断高涨，技术进步成为保持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关键的因素，于是，FDI作为国际技术扩散载体的功能受到鼓吹。不幸的是，技术溢出的实证研究一直打着口水仗，技术溢出是否存在、产生积极效应还是消极效应等问题都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外资企业是福是祸？这成为质疑中国利用FDI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最后，自加入WTO以来，外资企业最为显著的一个变化是所有权安排从合资模式到独资模式的转变，独资企业逐渐成为中国外资经济的主要所有权模式。1996年中国境内有合资企业62146家，独资企业27326家
，合资企业是独资企业的两倍以上，合资企业是中国外资经济的首要组织模式；然而，到2004年，合资企业仅存54099家，而独资企业数量大幅上升，达到85066家
，许多学术文章中都表示出担忧，怀疑这种独资化会对中国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在中国国内对FDI疑虑重重之时，外国投资者对外资企业采取完全控制，而不愿与中国企业进行合资，这对已经开始质疑FDI的人而言无异于火上浇油。
2007年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使中国的对外贸易受到了重创，尤其是2009年，进出口总值比2008年减少了13.9%，其中，出口减少了16.0%，进口减少了11.2%
。一般的解释都将此归咎于外需萎缩，潜在的假设是中国是生产者，而外国是消费者。然而，第二次经济普查的一组数据显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2008年中国境内第二、第三产业共有外资企业
18.6万家，占全国第二、第三产业企业法人单位数的3.8%，比2004年下降了0.93%；奇怪的是，根据工商管理总局的企业注册登记数，2008年中国新增将近15万家外资企业，外资企业达到43万家以上。
要知道中国的进出口中，有至少50%是由外资企业产生的。这不由得让人怀疑，中国对外贸易下降的原因是作为消费者的外国出了问题，减少了对中国产品的购买，还是作为投资者的外国出了问题，用减少业务量甚至破产倒闭的方式为其在其他方面所陷入的危机扑火？
回答这个问题还需要深入分析，这里想要说明的是，看待中国经济问题时，我们常常忽略了中国的外资经济。在国际经济问题中，因为拥有FDI的数据，我们常常会绕过外资经济，间接地分析FDI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在国内经济中，因为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一样都是中国的常住单位，因此，无论是对外贸易还是GDP，我们常常不会再进一步细分，看外资经济和内资经济分别贡献了多少。2008年中国境内第二、第三产业共有外资企业18.6万家，占全国第二、第三产业企业法人单位数的3.8%，这一比例看上去并不起眼，但是，却高于股份有限公司的比例，也高于国有企业的比例。不仅如此，尽管外资企业在数量上仅占3.8%，但是，外资企业在资产总计这一指标上占中国第二、第三产业的10%以上，就业人数占大约14%，营业收入占比接近20%，进出口占比在50%以上，新产品出口占比为60%以上。
与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产生的影响相比，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资是通过外资企业影响东道国经济的，因此外资经济对东道国的影响路径更直接；另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资仅仅反映了企业形成的一面，而外资企业承载着生产经营的功能，外资经济有更丰富的经济活动内容，因此外资经济对东道国的影响表现得更复杂。
在国内，抵制日货的浪潮、外资撤离的风声、中国对外净资产为正却发生累计投资收益为负的现象等事件一次次触及中国外资经济发展状况的问题。在国际上，全球化对政府统计的挑战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对外贸易、直接投资、GDP、GNI、生产率的测度都会受到影响。为应对贸易统计受到的挑战，WTO近年来大力推广贸易增加值核算，这个方法不仅需要应用复杂的投入产出模型，还需要进行补充调查。对于东道国政府而言，采集外资企业的数据已经有了很好的渠道，开发一套符合全球化背景的外资经济统计体系不仅是为了满足政府统计自我完善的要求，实际上也是在帮助企业从各方压力下所接受的调查中摆脱出来，这是政府统计应对全球化挑战需要而且可能做好的事情。与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不同，外资经济统计体系本身拥有许多数据，研究者和管理者如果误用这些数据，所带来的后果要严重许多。对于以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为改革开放大旗的中国而言，外资经济已经发展到与中国经济唇亡齿寒的境地。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经济秩序的重新确立对建立具有国际可比性的统计体系提出了现实的要求，采用国际标准的数字语言进行国际交流越来越成为主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1948年开始提供国际收支统计的规范指导，联合国于1953年开始出版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对各国的宏观经济统计数据提供规范指导。通过编制国际收支平衡表，各国可以获得本国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活动的双向流动数据。然而，由于直接投资的发展，这些国际统计体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进入21世纪以来，统计体系的修订进入了新一轮的高潮。
首先是建立了国际服务贸易统计体系的国际规范
，该规范最为显著的一个特点是将境外存在
作为服务贸易的一种方式；为了比较各国全球化的程度，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则建立了全球化的统计指标体系
，分别从外商直接投资、跨国公司的活动、技术全球化和贸易四个方面展开；国际收支统计（BPM6）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2008）也在2009年完成了修订，修订的一部分内容正是考虑到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的影响，鼓励各国尝试建立与基于常住性的统计体系不同的其他统计体系。这些修订的一个基本共识是，仅仅考虑直接投资的流量和存量是不够的，还需要将直接投资与东道国的经济联系表达出来。
除了在政府统计层面所做的努力之外，学术研究一直在致力于利用数据对研究假设进行实证研究，考察直接投资与东道国的经济联系。外商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等问题都不乏基于统计数据的实证分析。
由于经济全球化在中国的迅猛发展，中国的政府统计体系也在不断完善，关于中国外资企业的数据也不断丰富起来，这使我们具备了一定的数据基础展开外资经济及其对中国经济影响的定量分析。首先，以两次全国经济普查为契机，可以大致摸清中国境内的外资企业数量，以及外资企业的经营状况；其次，国家外汇管理总局开始发布中国的国际投资头寸表，这样，中国的国际收支统计中，不仅可以获得国际收支平衡表数据，关于外商直接投资存量的数据也开始有据可查，也为企业数据与国际资本流动的数据接轨提供了可能；最后，国家统计局对部分研究机构开放了1998年以来的工业统计数据库，从而使我们可以展开基于企业数据的相关问题研究。
由于世界范围内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的广泛发展，外商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成为学术研究的热门议题。然而，传统理论着眼于探索企业的行为特征，很少将外资经济作为一个群体，探索这一群体整体对东道国所产生的影响；传统的跨国公司理论立足于投资者利益，局限于外商直接投资与东道国经济的研究，缺少对外资企业及其所形成的外资经济的深入研究。因此，与关心利用外资的流量和存量不同，外资经济研究进一步探索外资存量引发的经济活动，从而能够拓展国际经济理论的研究范围。
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是重要的理论问题，然而，传统的国际经济理论集中在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与进出口关系的研究上，考虑直接投资企业进出口对一国进出口影响的研究相对较少，本书较为全面地使用了中国外资企业的进出口等数据，重新估算了中国的货物贸易，从直接投资企业的进出口活动入手，考察了国际贸易所受到的影响，并提供了数据支持，能够有力地推动国际经济理论重视对直接投资企业活动与国际贸易的关系的研究。
直接投资与技术进步的关系是重要的理论问题，在实证方面形成了以生产率作为主要考察对象的技术溢出研究，然而，由于技术溢出的理论机制研究较为薄弱，直接投资对生产率的影响机制一直没有得到系统的讨论，本书较为全面地度量了产业内的竞争效应、示范效应和产业间前向和后向关联效应，并进行了实证检验，能够有力地推动技术溢出理论机制的建立和完善。
直接投资的进入模式是重要的理论问题，然而，传统的直接投资理论的注意力集中在跨国公司如何进行进入模式的决策上，很少关注进入模式变化对外资经济结构的影响，本书较为全面地考察了中国外资经济中企业的所有权结构特征，并将这种特征纳入到对技术进步和国际贸易的影响的考察中，不仅对这两个问题的研究有所帮助，同时也推动了进入模式问题的研究从跨国公司研究向外资经济研究过渡。
基于广泛的外资经济统计数据，本书试图为关于FDI的质疑点提供多视角的考察结果。这些工作对于认识中国经济问题是有实践意义的，因而很可能影响到政府的政策制定和企业的行为决策。
首先，伴随着中国融入全球经济，中国形成了庞大的进口和出口规模，同时形成了巨大的贸易顺差和庞大的储备资产。一方面，中国的国际收支状况对政府的宏观管理提出了要求，超过一半的中国进出口是外资企业所进行的国际贸易，政府试图从宏观上促进进出口发展，必须了解外资经济对对外贸易的影响，外资经济的对外贸易与内资经济的对外贸易有何区别和联系，这样才能将促进FDI与促进对外贸易发展的政策结合起来，分别针对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采取更有效的政策手段。另一方面，中国的国际收支状况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传统国际收支统计数据不能有力地表达直接投资对国际贸易所产生的影响，从而使中国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处于被动地位，因此，将学术研究的成果用来补充现有国际收支统计体系的不足，有利于中国在国际谈判中找到反击的工具。
其次，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从制度的解放和生产要素的释放阶段步入寻求技术进步的突破阶段，如何促进技术进步成为政府和企业必须面对的问题。政府试图从宏观上促进经济发展，需要了解外资经济对技术水平的影响，外资经济的技术水平与内资经济的技术水平有何区别和联系，这样才能同时针对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采取促进技术水平提升的促进手段，使经济增长保持长期性和可持续性。
最后，伴随着中国逐步兑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开始从有限制的开放转向完全开放，政府对外商直接投资的管理也应当逐步将重点从FDI项目审批转向对外资经济的宏观管理。独资企业作为外资经济最主要的企业经济类型对中国经济产生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外资经济与内资经济的关系，因此，要了解和管理外资经济，特别需要深入研究独资企业及其影响。
由于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的广泛发展，政府统计需要不断完善。由于中国在直接投资方面的快速发展，中国政府统计也处在不断丰富和改进的过程中。本书从基础数据的生成角度系统地对中国外资经济的数据基础进行了摸底，在全面掌握可用数据的基础上，分别采用不同的方法针对外资经济中的突出问题进行了应用分析，通过数据的应用分析反观政府统计能够满足哪些问题的分析、不能满足哪些问题的分析，从而使我们具备了一定的经验准备，能够提出中国政府统计的改进方向。
随着外资经济数据的不断丰富，对这些数据进行定量分析也变得复杂起来。直接利用政府统计数据进行描述分析，可以获得外资经济发展的基本概况，然而，要判断外资经济发展的状况，还需要进行更深入的数据分析。正因为如此，外资经济统计提供的数据和需要解释的复杂问题，为统计方法的应用提供了平台，拓展了统计方法应用的领域，进一步地，外资经济领域也出现了一些现有统计方法不能很好解决的问题，从而有可能产生新的统计方法。
关于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由于缺少外资企业的相关数据，定量研究常常采用直接投资的流量和存量数据，通过动态计量分析等方法探索它们之间的相关关系。本书则从国际贸易统计数据生成的基本原理出发，通过引入不同的统计原则，对国际收支统计进行改进，从而定量地测度了直接投资企业活动对对外贸易的影响，这对于推进中国对外贸易统计体系的改进和完善提供了统计方法论基础和初步的估算结果。
关于直接投资与技术进步的关系，特别需要以企业水平的数据作为基础进行定量分析。尽管目前已经出现了同样以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作为基础的技术溢出实证研究，然而，引入分层模型，可以将影响技术溢出的地区、时间、企业所有制等因素综合考虑进来，与设定哑变量的方法相比，能够改善模型的估计效果。此外，对于如何度量技术溢出，现有研究主要从经济理论和数据可得性出发，实际上，该问题研究所使用的数据具有特殊性，尤其是考虑多个技术溢出渠道、生成多个变量时，会出现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而估计系数的正负恰恰是实证研究的关键。在本书的探索中，在估计参数时，由于出现奇异阵的问题，采用了广义矩阵的计算方法估计参数，这是否是最好的解决方法成为统计应用的一个新问题。
以外资经济为研究对象，以数据为论证依据，本书对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进行了一系列研究：演示核算原理如何以不同的方式表达外资经济对中国对外贸易规模的影响，对中国外资经济技术溢出的机理提供实证依据，定量地回答独资化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和技术溢出的影响。回答这些问题，使我们能够更加客观和接近实际地看待中国经济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掀开了外资经济与内资经济之间微妙关系的神秘面纱。
本书梳理了涉及外资经济的国际统计规范，通过文献研究，搭建了外资经济的概念体系和统计框架。以此为基础，考察了中国外资经济的统计数据收集体系，研究了中国外资经济统计数据的来源和范围，考察了不同来源数据的衔接问题。在此基础上，本书收集了涉及外资经济的统计数据，应用第一次和第二次经济普查数据和FDI统计数据对外资经济的规模、结构和效率进行了研究，通过纵向比较、部分与整体的比较和不同类别群体的比较对外资经济发展进行了定量分析。
本书从统计数据收集体系的基本原理出发，考察了现行统计体系对外资企业经济活动的记录方法，分析了备选的其他记录方法。在此基础上，采取基于所有权的原则重新记录中国的对外贸易，估算中，我们对外资经济做了三种划分——标准外资企业、外资控股企业、独资企业，通过对现有的进出口数据进行多层次的修正，重新描述了1998-2007年中国的对外贸易状况。
本书系统分析了技术溢出的机理，以此为基础，从产业内技术溢出和产业间技术溢出两个方面，从竞争效应、示范效应、前向产业关联效应和后向产业关联效应四个渠道，检验了外资经济对内资企业技术水平的影响。本书采用1999-2006年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应用分层模型，分析了外资经济对内资经济技术溢出的机理，比较了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产生技术溢出的机理，对大企业和小企业获得技术溢出的机制进行了比较，对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获得技术溢出的机制进行了比较，考察了创新企业获得技术溢出的机制。
本书从多个维度出发，对中国外资经济的独资化现象进行了描述，按照不同的所有权比例确定外资企业的范围，比较了不同范围调整的对外贸易规模，从而考察了独资化对对外贸易规模的影响程度。本书对独资化影响产业内技术溢出的机理进行了理论总结，分别基于行业水平数据和企业水平数据，分析了独资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与外资企业有何不同。
本书侧重于定量研究，但是本书的定量研究以充分的定性研究为基础。首先，通过对国外统计规范、国内统计法规的系统考察，本书全面地考察了定量研究的数据基础，包括这些数据从何而来、为何而整理、有何用处、有何缺陷；其次，通过相关主题的文献进行广泛地检索和阅读，本书寻找到定量研究适合解决的问题和方法。
本书所采用的定量研究方法可以分为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基本面的描述统计分析。采用这种方法，本书对外资经济发展的基本状况进行了初步的概括，对中国外资经济的独资化程度进行了分析。此外本书广泛地应用了描述统计的方法整理数据、选取实证分析所需的变量。第二个层面是基于经济统计数据收集的原理对现有的政府统计数据进行解析。采用这种方法，本书对外资经济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在传统基于常住性的统计数据基础之上，基于所有权调整了中国对外贸易的规模。第三个层面是基于样本数据采用适当的统计方法对模型参数进行估计和检验。采用这种方法，本书应用分层模型对外资经济技术溢出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对独资化对产业内技术溢出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
比较研究的方法广泛地应用于本书各个部分的分析中，通过比较，本书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统计和外资企业统计的数据关联、不同来源的数据之间的关系和差异；通过比较，本书分析了外资经济相对于内资经济的规模，分析了不同来源、不同所有权、不同行业、不同地区外资经济的分布，分析了外资经济的不同组成部分的生产效率；通过比较，本书分析了定义外资经济的不同口径和基于所有权估算的对外贸易规模之间的差异；通过比较，本书分析了外资经济影响内资经济的不同渠道、不同外资经济的不同影响、不同内资经济所受到的不同影响；通过比较，本书分析了外资经济在不同视角下的独资化情况，比较了不同来源的独资企业对内资企业产业内技术溢出的不同影响。实证分析中，本书也常常通过比较指标之间的优劣完成对指标的筛选。
在进行技术溢出机制的实证研究和独资化对产业内技术溢出影响的实证研究时，本书所使用的数据常常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类别。不同类别下，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可能不同，并且常常有多种类别需要划分，因此，分层模型比较适合这类数据的分析。由于本书的数据不是抽样数据，不需要对总体进行推断，因此，本书主要采用固定效应模型，通过最大似然估计对参数进行估计，主要依据系数t检验对估计系数的显著性进行判断。为了确定估计系数的正负号，本书也提供了区间估计的结果，辅助判断估计结果的方向。
根据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本书的研究思路见图1-1。
图1-1 研究思路图
现有研究要么以FDI流量和存量为基础进行分析，要么应用部分外资企业数据分析经济问题，以外资经济为主题的研究相对较少。本书提出了从流量到存量、再从存量到流量的分析框架，沿着这样的思路，外资经济的分析可以从FDI流量、外资企业存在（存量）和外资企业的经济活动（流量）三方面进行。
与研究外商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关系常常使用动态计量分析方法的通行做法不同，本书从核算理论出发，通过对国际统计标准的评析和改进研究外资经济对中国对外贸易影响的方法。与现有基于所有权对中国对外贸易统计方法的研究不同，本书提出并系统地分析了直接投资所引起的附属机构国别属性问题；与现有基于所有权估算中国对外贸易的研究不同，本书不仅尽可能地考虑到了中国外资经济的进出口活动及其在境内的购销活动，还考虑了境外中资企业的进出口活动；在估算外资企业在中国的购买额时，本书系统比较了不同方法，最终提出的估算方法更准确；本书在估算过程中，还对外资企业设定了三层范围，考虑了标准外资企业、外资控股企业和独资企业的不同影响。基于核算理论的详细讨论和中国数据的多层次估算，本书所获得的估算结果更接近于实际状况。
有关中国外资经济的技术溢出机制，很少有采用企业数据进行的研究，而在为数不多的几篇文章中，研究者常常很难将所有的技术溢出渠道和所有技术溢出条件都考虑到位。本书对技术溢出渠道进行了系统分析，将竞争效应和示范效应作为产业内技术溢出考虑，将前向产业关联效应和后向产业关联效应作为产业间技术溢出考虑，从而较为全面地考虑了技术溢出的渠道。本书对技术溢出条件的分析也比较有特色，通过提取样本集的方法，我们对不同规模的企业、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和创新企业的技术溢出渠道进行了比较分析，从而较为全面地考察了不同企业的吸收能力。实证分析时，本书采用了分层模型的方法，将企业所在地区、时间和产业作为固定效应，从而控制了这些因素所产生的影响，并提供区间估计的结果进一步考察估计系数正负号。在多渠道、多层次和适当方法的保证下，本书对技术溢出的研究更能揭示技术溢出的机理，从而展现外资经济影响中国技术水平的过程。
许多研究分析独资化现象都是以FDI流量指标为基础，没有延伸到存量指标，本书利用经济普查数据，以外资企业数据为基础，从多个维度着手分析了外资经济的独资化程度。许多研究都分析了外资经济独资化所产生的影响，但一直缺少系统的定量研究，本书定量分析了独资化对产业内技术溢出的影响，为定性分析提供了定量依据。本书对独资化与产业内技术溢出的研究得到了行业数据和企业数据两种数据的支持，行业数据来自第一次经济普查，企业数据来自常规统计，由于数据的水平不同，在分析中对应搭建的分析框架也有所差异，然而，从不同思路出发的实证研究一致支持了本书的结论，从而使本书获得的信息更加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