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硝烟四起的革命

说起战国时期的变法，让我们耳熟能详的当属商鞅。不过，接下来要说的这个牛人，虽然在历史上没有商鞅有名，但其历史地位以及对后世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商鞅。他就是商鞅的老师、在战国时期开创变法先河的改革家、法家思想的奠基人——李悝。

历史太遥远，史书不见得靠谱，能够搜集到的有关李悝的履历只有这么几条：

李悝，又名李克，公元前455年出生，濮阳人，师出卜子夏的弟子曾申。

公元前407年，魏斯攻取中山后，翟璜举荐李悝为“中山特区”的行政长官，后迁任地处河西地区的上地郡守。

估计是在魏斯封侯前后，李悝任宰相之职，成为魏文侯的头号智囊，主持变法大计。

公元前395年，李悝卒。

李悝能从一个普通的地方长官，一跃而成一国总理，升迁之路如此迅速，完全得益于魏文侯对他的赏识。魏文侯之所以赏识李悝，源自他在担任上地郡守期间的不同凡响。

古代的地方长官，大到农商军事，小到鸡毛蒜皮，什么都要管，李悝自然也不例外。李悝一上任，可以说是百废待兴，偏偏每天都要接好几个诉状。这也难怪，整个地区只有李悝这一个法官，不找他找谁？

李悝刚开始或许还能厘清事实，公正判决，后来就烦了，于是想出一个办法：对于一些无关痛痒的案子，或者毫无头绪可寻的陈年积案，不管谁告谁，只比赛射箭，谁射得准就判谁赢。

哪有这样判案子的？但要说李悝是非不分、玩忽职守，那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了！李悝的办法既是不得已而为之，也是考虑到上地实际情况的一种改革创新。

法的核心是公平，游戏规则面前人人平等。众目睽睽之下比赛射箭，这事儿很难走后门、玩猫腻。愿赌服输，当事人和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还是能够坦然接受的，这对于解决一些难以厘清事实的案件相当有效。

除此之外，李悝还有更深层次的考虑。上地属于河西，河西是魏国对抗秦国的前线。此时的秦国还不算强大，但偶尔偷袭一下魏国也是家常便饭，所以河西地区的军事任务比较频繁。

通过比赛射箭来判断是非曲直，一方面可能造成冤假错案，但另一方面却能引导民众苦练射箭技术，提高该地区的军事防御能力。“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李悝的创新做法，得到了魏文侯的高度肯定，很快就把他召到了都城。

李悝调进中央以后，魏文侯对他言听计从，甚至连选宰相这种大事都要征询他的意见，后来索性任命李悝为宰相。

魏国要强大，就必须破一个局。为了破这个局，李悝开始下一盘很大的棋。

按官方的说法，改革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按坊间的说法，改革就是将旧的利益集团铲翻在地、让新的利益集团拔地而起。

两种说法基本上是一致的。要想解放生产力，关键的问题在于铲除束缚生产力的因素。束缚的因素有很多，包括经济体制、文化体制、教育体制……但归根结底，背后都是既得利益集团在负隅顽抗，如果不彻底铲除这些腐朽没落的顽固派，什么体制改革都是瞎子点灯白费蜡。

总之，改革是一场硝烟四起的革命。

魏国的顽固派是一大群旧贵族组成的特权阶层，而这正是战国初期各国都面临的一大难题。

造成这种局面，如果刨根究底的话，可以一致追溯到周武王分封诸侯。周天子剖分天下封给大诸侯，大诸侯分地给小诸侯，小诸侯继续分封给小小诸侯。到了春秋末期，虽然诸侯国做了减法，但头顶“公、侯、伯、子、男”各种爵位的人一抓一大把，一个庞大的特权阶层就这样产生了！

这些特权者共同的特点是世袭的治民权，也就是靠“拼爹”博取政治地位。古今中外，世袭治民体制无疑是史上最腐朽、最恶毒、最肮脏的体制！

世袭制度要多操蛋就能有多操蛋！有了爵位，就对应着不同面积的封邑和不同数量的奴隶，也就成为奴隶主。奴隶主自行规定税赋比率，向百姓征收，供自己吃喝玩乐，死了以后儿子又继续征收、继续享受。那时候不搞计划生育，一贵族可以生N个儿子，每个儿子又生出N个儿子，贵族的人口数量呈指数级增长，百姓的税赋也越来越重。除此之外，奴隶主还允许自建军队，国家需要打仗时，奴隶主要么出工不出力，要么“怀揣酱油、低头猛走”。一旦有利可图、有机可乘，奴隶主的军队就像打了鸡血一样，积极性异常高涨，一夜之间就能变成洪水猛兽。

这些由奴隶主构成的特权阶层，如同一个巨大的恶性肿瘤，寄生在社会消瘦的肌体上，吞噬着国家和民众的血肉。

政治环境清明，才有经济改革的可能，否则只能是让新的利益集团原路返回。李悝的变法，刀锋首先就直指恶性肿瘤！

李悝把这些旧体制下的既得利益者统称为“淫民”，因为他们无功食禄、骄奢淫逸。为了彻底铲除这些毒瘤，李悝提出了“为国之道，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夺淫民之禄以来四方之士”的政治主张。从夏朝算起，奴隶制度在华夏横行了一千多年，终于由李悝向腐朽的世袭特权制度打响了第一枪！

李悝的政治主张得到了魏文侯的强烈支持，这些对国家有百害而无一益的寄生虫被一一铲除。为了形成新的利益集团与旧的利益集团相抗衡，李悝在铲除旧贵族的同时，对应提出了“选贤任能，赏罚分明”的政治制度。这些新的政治制度，让新生地主阶层的优秀分子脱颖而出，迅速填补了旧贵族倒台之后的政治权力真空。

为了避免这些新贵族走老路，在李悝的提议下，魏文侯废除了所有爵位的治民权、治军权。从此，在新贵族的封邑内，爵主只能按照上级规定的税率收取租税，地方官员则由中央任命，并实行文、武分治。

总之，李悝的政治体制改革极大地削弱了旧贵族的特权，“世卿世禄”制度被“腾笼换鸟”，有效改善了吏治环境，为经济体制的改革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李悝变法的核心政策在经济方面。

在农业社会，国家强大的标志是粮食产量高，高到吃也吃不完，还能用来酿酒喝。

魏国的粮食产出很低，除了受到旧贵族势力的束缚以外，农业政策是最直接的因素。旧贵族的政治制度是“世卿世禄”，对应的农业政策则是“井田制”。

井田，顾名思义就是像“井”字一样的田。“井田”从夏朝开始出现，到西周得到充分的发展和完善。

井田制是西周时期最基本的土地制度。土地被阡陌分割成方块，其中有公田也有私田。在公田劳作是无偿的义务劳动，私田的收成除了赋税以外归耕户所有。井田制的基本特点是耕作者对土地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所有土地归国家所有，实际上也就是归国王一人所有。土地在一定范围内实行定期的平均分配。

从原始氏族公社向奴隶社会转变的过程中，井田制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但是历史发展到东周时期，井田制，特别是土地国有制度，已经极大地限制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根据《汉书·食货志》的记载，李悝当时给魏文侯算了一笔账：

一个五口之家，耕种一百亩井田，每年亩产一石半，总共一百五十石。国家的正常税率是10%，除去赋税十五石，还剩余一百三十五石。

人当然要吃饭，按每人每月一石半计算，这家人一年就要吃九十石粮食。这样一来，能拿出去卖的粮食只有四十五石。

一石粮食按三十钱计算，可以换回一千三百五十钱。春秋祭祀用去三百钱；做衣服穿，每人每年用三百钱，五人就是一千五百钱。这样算下来，这个五口之家一年要亏损四百五十钱。

按照这个比较理想的算法，一个五口之家在收成稳定的情况下，仅仅维持“温饱”都入不敷出，如果遇到灾年，或者婚丧嫁娶，或者地方私自摊派，这个亏空就会更大。

由于井田制不允许农户私自开垦荒地、搞农副产业，因此农户必然是年年财政有赤字。这种没有尽头的滚雪球游戏，谁想玩谁是傻子，所以农民不愿意种地。

农民懒于耕种，导致粮食产量始终上不去。

粮食产量低，导致粮价居高不下。

粮价居高不下，导致物价全面暴涨、生活成本剧增。

生活成本剧增，导致农户亏空更大。

农户亏空更大，导致更多的人不愿意种地。

……

这是一个呈指数级恶化的恶性循环，而这个恶性循环的源头，就在于束缚农业生产的井田制。

为了彻底铲除旧的农业体制，释放农业生产力，李悝提出了“尽地力”的新农业政策。

所谓“尽地力”，就是将土地的效力发挥到极致。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李悝提出了三大具体措施：

第一，在政策层面，废除阡陌封疆，统一分配耕地给农民，并鼓励自由开垦荒地。

第二，在技术层面，提倡一块土地交叉种植不同作物，农户在房屋周围栽树种桑，发展农副业生产。

第三，在制度层面，奖勤罚懒，增产者赏、减产者罚。

李悝给魏文侯算了一笔账：一百平方里，相当于有九万顷土地，除去三分之一的山地和居住区，可开垦田地六万顷。如果勤于耕种，则每年增产一百八十万石；反之，则每年减产一百八十万石。可以看出，奖励农耕的政策，对增加粮食产量能够起到极其关键的作用。

除了奖励农耕之外，为了平衡社会各阶层的关系，并保护农民的种粮积极性，解决“谷贵扰民，谷贱伤农”的难题，李悝又提出了“平籴法”。

“平籴法”相当于我们熟知的“常平仓”。在丰年，政府按平价收购余粮作为储备，防止粮价暴跌。在荒年，国家将储粮按平价出售，防止粮价暴涨。这就是李悝提出的“取有余以补不足”。

这样一来，既能防止荒年粮价暴涨，投机商人借机牟利，导致非农阶层受到波及，又能杜绝丰年粮价下跌，导致农民利益受损，挫伤种粮积极性。

李悝的新农业政策，极大地提高了魏国农民的种粮积极性，粮食产量得到较大幅度地提升。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总结说：“魏用李克尽地力，为强君。”班固也在《汉书·食货志》充分肯定了李悝变法“行之魏国，国以富强”的重要作用。可以说，没有李悝以“重农主义”为核心的变法，就没有魏国的繁荣昌盛。

国学大师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的序言中说：国人应当对本国以往的历史抱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至少不会对其本国以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以往历史最高之顶点”。

实际上，古人往往比我们聪明得多！

今天我们实行的很多农业政策，包括免农业税、粮农直补、保护价收购等等，本质上都是距今两千多年前李悝变法的翻版，足见李悝变法对后世的影响有多么深远，古人有多么伟大！

尽管新农业政策一直翻版到今天，但这在李悝的变法政策中，影响还不算是最大的。李悝更牛的功绩是编撰了《法经》，有史以来第一次搭建了系统的法律体系。其后几千年的封建法制，都是在李悝奠定的基础上进行修补完善的。李悝“依法治国”的思想，到现在还是我们孜孜以求的宏伟目标。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古人对水的推崇，真实地反映了对公平正义的无限向往，正如一位大领导所说：“公平正义比太阳更加光辉”。

愿望是基本一致的，实现途径的千差万别，便形成了诸子百家。怎么实现公平正义？儒家倡导“仁义”，寄希望于社会的礼制；道家倡导“无为”，寄希望于个人的“无欲”；墨家倡导“非攻”，寄希望于普天下的博爱……

李悝曾经师从儒家，但他发现按照儒家的理论去实现公平，无异于缘木求鱼。儒家倡导的“礼制”，实际上就是要维护“世卿世禄”的合法性。靠着祖辈的功绩获得特权、攫取暴利，并代代相传，这公平吗？李悝认为，只有将土地私有化，通过功劳与才干授予官职，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这才算是公平！

人性是复杂的，既有本善，亦有本恶。环境是复杂的，既有清明，亦有污浊。诉求是复杂的，既有贪婪，亦有淡泊。

所谓社会，就是复杂的人在复杂的环境中，为了满足复杂的诉求，在一起玩游戏。要想公平，只有通过制定游戏规则，那就是法！

在李悝之前不是没有法，比如《礼经》就是法，晋、郑等国在春秋末期也有刑鼎或者刑书，用来公布处罚条文。但是，这些法要么是以道德标准、礼制规范来代替，要么就是零零散散，难以支撑战国时代的大变局。

为了规范社会，更是为了巩固变法成果，李悝“撰次诸国法”，编撰了《法经》，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完整的封建法典。

《法经》总共有六篇，分别是盗、贼、囚、捕、杂、具。

“盗法”惩治侵犯财产的犯罪活动，罪行严重、金额较大的要戍边，甚至处死。窥探禁宫、拾金而昧的要受膑、刖之刑。这个法律严到什么程度呢？“盗法”规定，即使只有侵占他人财物的动机，也构成犯罪。

“贼法”惩治伤害他人的犯罪活动，包括杀人和伤害。“贼法”规定，杀一人的处死，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包括妻家。杀两人的增加收没母亲一家。

“囚法”和“捕法”是规范“公安机关”逮捕盗贼规范的法律条文。

“杂法”包含的内容比较广泛，主要包括：

——淫禁，即禁止夫纳二妻或妻有外夫。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一夫一妻制，而是规定大老婆只能有一个，小老婆则数量不限，从而避免了因存在几个地位平等的大老婆造成家庭不和谐的局面。另外，这个条文客观上承认了男尊女卑的社会现实，男的可以有多个妾，只是规定妻子唯一。但对女的而言，除了丈夫之外不能有任何名义的情夫。

——城禁，即禁止民众越城。

——嬉禁，即禁止赌博。

——徒禁，即禁止民众集会。

——金禁，即禁止官吏贪污受贿。《杂法》规定，宰相受贿的，左右代为伏诛，职位在犀首以下的官吏受贿直接处死。这个条文保留了“刑不上大夫”的历史残余，客观上承认了因官阶不同而导致地位不平等的合法性。

“具律”是整部《法经》的总则和序例。

李悝的《法经》，虽然本意上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巩固封建法权，但客观上也在建立封建社会新秩序、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

后来，李悝的《法经》被学生卫鞅带到了秦国，进一步补充完善成为《秦律》，一直施行到秦国一统天下。秦国灭亡后，汉朝又承继《秦律》编成《汉律》……

此后，尽管朝代更迭，但法律体系就像软件升级一样，始终是基于李悝《法经》的平台不断发展完善。——这就是法家始祖李悝为中国历史做出的杰出贡献！

要想成为战国时代的新军国，仅仅靠吏治清明、百姓富庶、法度完备是不够的，你还得有一支强大的军队。

但是，李悝是文人，不可能完成建立一支强大军队的重任，怎么办呢？李悝慧眼识人，向魏文侯保举了吴起。

吴起是响应魏文侯招贤纳士的号召而来的，但是否任用吴起，魏文侯心里没底。于是，魏文侯按惯例找李悝商量。

举荐吴起，是需要勇气的，因为吴起的人品太差，他有两个巨大的人生污点！

第一大污点是“杀妻求将”。吴起本来是卫国人，后来在鲁国作将军。当时，齐国讨伐鲁国，鲁君也没有其他选择，只能派颇具军事才能的吴起带兵御敌。但是，由于吴起的夫人是齐国人，这让鲁国人感到有些忧虑，担心这个齐国的女婿临阵放水。吴起为了能打这一仗，索性一刀就把老婆给抹了，以此证明自己与齐国毫无瓜葛。

结果，吴起如愿以偿地带兵出战，虽然大败齐国，却落下了“残忍”的骂名。

吴起带兵大败齐国后，鲁国那些别有用心的大臣担心吴起因战功受到封赏，地位超过自己，就集体到鲁君面前诋毁吴起，说他不惜用妻子的性命来保住自己的位置，还扯出了一件陈年往事，这就是吴起的第二大污点——“母死不奔丧”。

原来，青年时期的吴起年少轻狂、志向高远，一心想出将入相。到列国周游了一圈，吴起碰了一鼻子灰，灰溜溜地回到故里，遭到众人的耻笑。吴起怒火中烧，一连杀了三十几个人，立下“不为卿相，不复入卫”的狠誓后，便逃之夭夭。

后来，吴起跟着曾参学艺时，接到了母亲去世的噩耗。由于还没有实现“为卿相”的宏愿，吴起遵守誓言，没有回到卫国奔丧。

孔子说：“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这个连老母亲去世都不回去处理后事的人，曾参怎么能看得下去？于是，吴起被曾参一脚踹出师门。

基于这两大污点，鲁国的大臣们总结说：吴起就是一个“残忍薄行人”，如果鲁国继续收留并任用这样的人，不仅破坏了鲁国“尊周复礼”的高大形象，也不利于发展鲁、卫的睦邻友好关系。

——奸臣误国！吴起刚来鲁国的时候，怎么没人八卦这些闲篇？吴起刚出名，怎么全变狗仔队了？

在这些奸臣的怂恿下，耳根子软的鲁君将吴起“礼送出境”，拱手让给了魏国。

吴起的两大人生污点，早已在诸侯之间传得沸沸扬扬。因此，面对这个带着才能和诚意扑面而来的军事将领，求贤若渴的魏文侯拿不定主意。吴起能否为魏国效劳，关键就看李悝一句话了！

李悝忖思良久，对魏文侯说了一句话：“起贪而好色，然用兵，司马穰苴弗能过也。”

显然，李悝刻意回避了吴起的两大人生污点，而是避重就轻地说他“贪而好色”。更重要的是，李悝认为吴起的军事才能远远超过了司马穰苴。

李悝很会找参照物，这个司马穰苴是齐国的将军，曾经率齐军以少胜多，打败了晋、燕联军。凭此战功，司马穰苴做上了齐国的大司马。此后，田氏依靠司马穰苴的军事思想发展壮大，“日以益尊于齐”。田氏最后篡了齐，得益于司马穰苴军事思想的指引。魏氏也是走这条路出来的，自己送上来的吴起不要，你还想要谁？

有些人就是为战争而生的，至少吴起是这样。

公元前413年，魏文侯听从了李悝的建议，任用吴起为将，并把他放到了战事频繁的河西一带。吴起到任后，魏国一举扭转了与秦国“屡败屡战、屡战屡败”的不利局面，冲破了秦国苦心经营多年的黄河防线。

吴起治兵，“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亲裹赢粮，与士卒分劳苦”，为了能够在河西地区取得更大战果，魏文侯以盐业收入作为专项经费，由吴起负责选拔和编练，组建了战斗力超群、后来威震天下的“武卒”。

毫不夸张地说，“武卒”的编练改变了古代军事斗争的历史。春秋时期的征伐，靠的是人多，你出两万，我就出五万。但吴起不这么看，他认为兵不在多，关键在治，达到以一当十的目的。

吴起首创了考选武卒的方法：士兵全副武装（甲胄、戈、剑），携拉力为十二石的大弩（约360公斤拉力），负箭矢50只，装三天的口粮，半日之内跑完一百里。凡是能够完成这种高强度、超极限考核的士兵，即被选为“武卒”。“武卒”享受的优惠政策是：免除全家的徭役和田赋宅租，按军功封赏爵位的级别也高于普通士兵。

兵源经过了严格的遴选，再加上吴起的残酷编练，“武卒”这只“特种部队”，理所当然地成为魏军的精锐，在战国初期的诸侯国军队中也是首屈一指的。

对于吴起这样的武将而言，战争是兴奋剂。对于普通百姓而言，战争却是杀人魔。

根据史书记载，军队中有一个士兵生了疮，吴起亲口为他吮吸出脓液。这本来是一个令人感动的场面，但生病士兵的母亲却嚎啕大哭。

在风烛残年的老妇人看来，这个场面似曾相识。多年前，自己的丈夫也在军中效力，同样是脚上生疮，依旧是吴起亲口吮吸脓液。最终，丈夫战死沙场。如今，儿子走上了丈夫的老路，因此老妇人解释说：“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

对于魏文侯而言，战争是称霸的必要手段。对于吴起而言，战争是他们青史留名的大好时机。但对于这些普通士兵的家属而言，战争则意味着一代又一代的家破人亡。

“一将功成万骨枯”，他们的苦痛与悲哀，又有多少人真正关注过？儒家倡导的“仁者爱人”，成了帝王将相的遮羞布，而老妇人的几声哭喊，又将这块遮羞布撕扯得支离破碎！

公元前409年，吴起率领魏军攻取了属于秦国河西地区的临晋、元里两个城池。次年，吴起的军队向郑一路杀来。

郑这个城池被魏军兵临城下，引起了秦国的极大恐慌。郑的地理位置在今天陕西省的华县，处于渭河平原的东端。如果魏军拿下郑，以此为进攻基地，马不停蹄地向西征伐，基本上是一马平川，不需多少时日便能直捣秦国当时的都城雍，秦国也就只能呜呼哀哉，成为战国时期第一位“烈士”。

值此关键时期，秦简公一面调重兵防守郑，一面请求齐、楚出兵开辟第二战场牵制魏国，减轻秦国正面战场的压力。魏国一旦吞并秦国，必然一下子高出其他诸侯国一大截，这是一个除了魏国以外谁也不愿意看到的局面。因此，齐、楚联军向魏国东面防守薄弱的几块飞地发起攻击，并连连得手。

魏文侯没有理睬齐、楚联军在东线的小动作，命令西线的吴起继续对秦国发起进攻。

吴起率领魏军在郑大败秦军，太子魏击率领第二梯队迅速渡过黄河，攻占了秦国的重要据点繁、庞，彻底摧毁了秦国的黄河防线。

随后，吴起军队横扫河西地区，陆续占领了王城、洛阴、合阳、阴晋等城池。由于秦国多年来横征暴敛，军纪严明的魏军得到河西民众的衷心拥护。魏军在河西地区得到了休整和兵源补充，吴起还派河西当地人前往秦国，散布秦军残暴、魏军仁义的言论，开展心理战，为一举攻占秦国进行积极的军事准备。

在秦国这边，秦简公一面发布戒严令，严查入境之人，一面实行全吏皆兵，准备应对魏军的大举入侵。实力大致相当的秦、魏两国在河西地带形成了犬牙交错、长期牵制的僵持局面。

公元前391年，在魏国的号召下，韩、赵、魏第一次结成三晋军事同盟，他们不是选择向西面的秦国扩大战果，而是转移了战略方向，向南谋取楚国。

三晋联军在大梁（今河南省开封）、榆关（今河南省中牟附近）大败楚国军队，攻占了大梁和襄陵。清剿了楚军残余之后，又继续向楚国腹地深入。

三晋联军的所向披靡，引发了楚国上下一片恐慌。楚悼王在向三晋求和未果的情况下，紧急派使臣贿赂秦国，秦惠公“拿人钱财替人消灾”，选择三晋中最薄弱的韩国开辟第二战场，攻占了宜阳等六座城池。

同时，楚国也向齐国请求支援，希望齐军能够加入南面战场，与楚国共同对抗来势汹汹的三晋联军。

迫于秦国的背后一击，三晋减缓了南面战场的进攻态势，转过头来与秦军在西线大战一场。公元前390年，齐军趁机为楚国“收复”了襄陵。

公元前389年，已经对三晋“忍无可忍”的秦惠公豁出去了，五十万秦国军队倾巢出动，开向阴晋“收复失地”。吴起率领的五万魏军面对来势汹汹的秦国大军，毫无惧色，准备与秦军在此一决雌雄。

在“阴晋之战”这场战国初期最浩大的战役中，魏文侯、吴起苦心经营的“武卒”发挥了超乎寻常的作用，五万魏军硬是把五十万秦军打得七荤八素。吴起乘胜挥师西进，一举攻下陕（今河南省三门峡西），控制了秦国与中原的交通咽喉，并横扫河西地区。此时，秦国已经被压制在洛水以西，只能沿洛水构筑最后的防线。

经过与齐、楚两国的作战，又多年与秦国长期牵制，魏国的实力很难再支撑对秦国的全面作战了。如果硬碰硬继续打下去，即便打赢了也是伤痕累累，给齐、楚等国以可乘之机。

魏文侯认为，控制了秦国进入中原的咽喉，便能以“路桥费”的名义从中攫取暴利，把秦国的钱揣进自己的腰包。同时，魏国也掐住了秦国的脖子，使其难以对魏国“一统三晋”造成军事威胁。魏国最初的战略目的得以实现，是到收手的时候了。

因此，魏文侯对应在洛水东岸修筑长城，以此钳制秦国，并将吴起这枚重要的棋子，始终摆在河西，巩固这片新开辟的疆土，保持对秦国的军事压力。在此期间，吴起一面巩固河西地区的军事防御，一面在局部积极扩张，“与诸侯大战七十六，全胜六十四”，“辟土四面，拓地千里”，为魏国夺取了大片地盘。

公元前387年，秦惠公去世，年仅两岁的儿子继位，是为秦出公。秦国的政权落入了外戚和宦官之手。为了笼络人心、培植自己的势力，秦出公的母亲大肆封赏，致使国库日益空虚。为了填补亏空，她又擅自增加赋税，使民众生活水平恶化。秦国很快就出现了“群贤不说自匿，百姓郁怨非上”的衰败局面，秦国的社会矛盾在秦简公、秦惠公横征暴敛的基础上被进一步激化。值此天赐良机，吴起率军彻底铲除了秦国在河西地区的军事残余，巩固了河西防线。

是年，魏文侯去世，儿子魏击继位，是为魏武侯。

有李悝、吴起一文一武的相得益彰，魏文侯给自己的继任者留下了一个开局良好的称霸伟业。接下来，就看魏武侯的了！ gjnXs4JBGeRWlmyMVz1x8Y/I8uIdY7w7IpciWGQnd1e+3jY09WwmHN3cwQd9veR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