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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陈大傻子”被逼出安徽

1925年3月12日,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因患胆囊癌,医治无效,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享年58岁。临终前,这位为推翻清朝统治、终结封建专制、复兴大汉文化的民族英雄,一生“君志所向,一往无前,愈挫愈勇,再接再厉”,弥留之际,他的遗言是:“和平……奋斗……救中国!”遵照他的遗愿,国民政府决定,将其灵柩暂时停放在北京香山碧云寺内,并着手在南京钟山修建陵墓。1926年1月动工,三年后的6月1日,举行奉安大典。

1926年6月5日,国民政府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李济深任总司令部参谋长,白崇禧任参谋次长代理参谋长,邓演达任政治部主任,郭沫若任政治部副主任。何应钦、谭延恺、朱培德、李济深、李福林、程潜、李宗仁、唐生智分任第一军至第八军军长,兵力10万余人(战争过程中,发展到40多个军、近百万人)。而北洋军阀直系吴佩孚军约30万人,控制湘、鄂、豫等省和直隶(河北)保定一带;从直系分化出来自成一派的孙传芳军约20万人,盘踞赣、闽、浙、皖、苏五省;奉系张作霖军约35万人,占据东北三省、热河、察哈尔、京津和山东等地。

7月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布北伐动员令;

4日,国民党中央在广州召开临时全体会议,通过《国民革命军北伐宣言》;

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战争正式开始。

邓演达、高语罕等人商议,推举常恒芳、王亚樵为安徽宣抚司正、副宣抚使。常、王领受任务,潜回上海,在法租界白来尼蒙马浪路(今卢湾区马当路)设立驻沪办事处,王庆云担任主任,负责与北伐军联络工作。常恒芳前往皖西,设宣抚司于太湖县城;王亚樵前往皖东,设副宣抚司于安徽省盱眙县高良涧镇(今江苏洪泽县城),联络旧部,收服绿林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就地打击军阀势力,配合、声援北伐军的行动。胸怀大志、屡遭磨难的王亚樵再次感到,拉起队伍打天下的机会又来了!

一、强人难与天争命

自合肥军政分府,被“相煎何太急”,逃亡上海滩之后,王亚樵一直渴望着拥有自己的武装,自己的地盘,红红火火闯九州。但是,十几年的血雨腥风,他的人生账单上,毫无例外地都是“亏损”:

1912年3月,他与李大钊等人相继加入江亢虎领导的中国社会党,李大钊担任天津支部总务干事,王亚樵担任社会党安徽支部长。他将安徽社会党党部设在肥东撮镇夏家祠堂,高举起“锄强抑暴、铲富济贫”,“改良法律、尊重个人”,“破除世袭遗产制度”旗帜。合肥的许习庸、唐幼文、洪耀斗、郑益庵,全椒的刘大魁,怀宁的蒋非我,巢湖的丁鹤龄,芜湖的杨柳堤等等,纷纷加盟,各地组织相继建立。正如洪耀斗在《我所知道的王亚樵》一文中所说:“由于他长于演讲,组织力更强,各县支部入党群众争先加入。他常穿一套破西装,拿一根自由棍,口留小胡子,形似日本人,各县奔走,宣传党义,卧稻草、吃残饭,是他经常生活。处世接物,非常诚恳,终日与群众打成一片。所以,社会党在安徽极为发达。”不到一年时间,就拥有党员七八万,成为江淮大地崛起的一股新生的政治力量。

1913年7月,北洋军阀倪嗣冲奉命南下,打败皖督柏文蔚,被袁世凯任命为安徽都督兼民政长。倪嗣冲粗鲁野蛮、残忍奢侈,“素有武健严酷之名”,外号“倪大炮”。上任之后,他宣布社会党为“乱党”,对社会党安徽支部痛下杀手,并派遣旅长夏叙堂(绰号夏老小)率领部队血洗撮镇总部,丁鹤龄等骨干遇害,王亚樵与洪耀斗、郑益庵等人,再次流亡上海。夏叙堂虽然武功高强,三四个人不是他的对手,却长得贼眉鼠眼,一肚子坏水。他见抓不着王亚樵,为了讨好倪嗣冲,竟带领部下到王小郢子,挖了王亚樵的祖坟,说是要断乱党家的风水。

1914年秋天,在上海,王亚樵与高振霄、陈群、何天凤、安昌浩、李怀诚等人一起,参加了景梅九教授领导的“安那其主义”研究小组。“安那其主义”也就是无政府主义,创始人是俄国的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他们公开反对包括政府在内的一切统治和权威,提倡个体之间的自助关系,关注个体的自由和平等;它的政治诉求是消除政府以及社会上或经济上的任何独裁统治关系。他们主张的社会“无政府”,并非不要政府,任由社会陷入混乱、虚无或道德沦丧状态,而是一种由自由的个体们自愿结合、互助、自治、反独裁主义的和谐社会。当时,无政府主义理论风靡全球,中国无政府主义的代表性人物有江亢虎、戴季陶、张静江、刘师复和著名作家巴金等。1945年8月,毛泽东飞赴重庆,与蒋介石进行谈判,期间,也会见了一些文化界人士。毛泽东第一次见到书生气十足的巴金,说:“奇怪,别人说你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巴金答道:“是啊,听说你从前也是。”可见,无政府主义影响之大。

景梅九(1882—1959),名定成,笔名老梅、灭奴又一人。山西运城人。民初著名的国学大师,与南方的章太炎并称“南章北景”。1902年,他被清廷公派到日本,考入东京帝国大学;1904年,与秋瑾合办《白话报》,鼓吹民主、共和;加入同盟会后,担任山西分会评议部部长。1911年,他在北京创办《国光新报》,公开批评袁世凯政府的独裁政策。袁世凯非常挠头,就派农商部次长张仲华悄悄地给他送去10万元支票。报社已欠稿酬、印刷费多日,这笔巨款真是及时雨。但景梅九却将支票扔到张仲华的脸上,骂道:“我的尊严岂止这点钱?”袁世凯无计可施,又想杀人灭口,就把杨度叫来,征求意见。杨度与景梅九是多年好友,他故意说:“这个时候杀了景梅九,反倒成全他烈士英名,玷污了你的一世英名。不如让他自生自灭吧!”1916年,袁世凯改元称帝。景梅九立即发表《讨袁世凯檄文》,铁笔诛心,洛阳纸贵,被誉为“讨袁檄中第一文字”。

后来,他却改变了“打法”。

景梅九与阎锡山是同乡,又都是同盟会元老,但是,他很看不惯“阎老西”独断专行的做派。书房里,他挂着一副自撰对联:“不随百川归大海;始知弱水是强流。”阎锡山,字百川;弱水,是陕西境内的一条小河。此联淋漓尽致地表明他发誓不在阎锡山手下做官的决心。在西安的《国风日报》上,他经常发表批评阎锡山的文章。陕西并非山西,阎锡山深感无奈,派出亲信,给他送去1000块大洋作为“封口费”。景梅九笑眯眯地照单全收,还特意给阎锡山写了一封回信,封口后交给来客。阎锡山颇为得意地打开回信:

惠款照收。“有功者”应该食禄。往日,吾乃白尽义务,未免有些怠工;今后,沽酒有资,当趁兴挥笔,加倍“奉敬”。绝不食言自肥也。

看罢,阎锡山气得肺都要炸了。

王亚樵在痛苦的摸索中,接受了无政府主义理论。

但王亚樵又与景梅九等人不同,不仅讲理论,更注重实践。1913年3月20日,在上海火车站,袁世凯派刺客枪杀宋教仁。孙中山从日本赶回上海,认为“非去袁不可”,极力主张出兵讨袁,于是发动“二次革命”,但是不久就告失败。袁世凯的势力强盛,复辟迹象日益显露。王亚樵决心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与余亚农、唐幼文、郑益庵等人组成暗杀小组,准备效法吴越,对袁世凯实施“斩首行动”。1915年8月,经柏文蔚引荐,他与常恒芳、王乐平等人一道,前往上海法租界环龙路44号(今南昌路180号),在中华革命党本部事务所里拜访了孙中山,聆听教诲,随即加入中华革命党,成为孙中山的忠实信徒。后来,孙中山多次外出参加群众活动,都请王亚樵负责安全保卫工作。陈其美很喜欢王亚樵敢作敢为、说到做到的性格,经常与他推杯换盏,谈古论今,并嘱咐道:“我们革命党惯用暗杀手段对付敌人,也要防止他们用暗杀手段来伤害中山先生。”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一命呜呼,副总统黎元洪依法继任,段祺瑞任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掌握军政大权。

同年秋天,王亚樵准备去北京,寻机暗杀北洋军阀的新掌门人段祺瑞,“实行锄除民贼,以救危亡”。他与余亚农一起,在上海吕班路(今重庆南路)文德里租赁民房,购买硫黄、硝石和碳等,秘密研制炸弹。一天,王亚樵外出购买器材,余亚农独自在家,按照配方研制黑火药,因操作不当,黑火药突然爆炸,他的面孔被破相,胳臂、大腿多处受伤。法租界巡捕房接到举报,迅速出动,将奄奄一息的余亚农送进医院。后来,在法庭上,余亚农坚称自己研制炸药,是为了到黄浦江炸鱼换钱谋生,法官也没有发现他另有企图,只将他拘留了三个月,刺段计划因此流产。

1922年1月21日,远东劳动人民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开幕。出席大会的中国代表团正式代表39人,其中,工人代表9人。中国共产党代表有张国焘、瞿秋白、高君宇、王尽美、邓恩铭等人,王乐平(化名王居一)、张秋白等代表中国国民党出席。期间,列宁带病接见张国焘、王尽美、邓恩铭、张秋白和邓培等人。据悉,当初国民党商量代表人选时,王亚樵作为工人代表列入其中,后来,张秋白为了去苏联,故意散布王亚樵胆大心狠、生活作风不检点等言论,王亚樵又失去了一次人生机会。从此,王亚樵与张秋白结下“梁子”,有一次老乡聚会时,他指着张秋白的鼻子,大声骂道:“狗娘养的!以后,请你务必要与我保持一里路的距离,别让我撞见你,否则,老子的拳头不认你这个臭老乡!”

1925年2月,苏浙战争之后,王亚樵与柏文蔚一起,带着郑益庵、洪东夷、郭寄生等骨干,前往开封,访问河南督军胡景翼,寻求发展空间。胡景翼自幼聪明好学,胸怀大志,一米九的大个头,仪表堂堂,著名学者章太炎见之称奇:“励生是今世少有的天才。”就任河南军务督办后,胡景翼致电孙中山,支持其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表示:“心如日月之明,无所不照;德如天地之大,无不复载。他日为龙为云,霖雨苍生,普救百姓,予之志也!”胡景翼与柏文蔚、王亚樵相见恨晚,盛请柏文蔚出任河南军校校长,任命王亚樵为河南混成旅旅长。再握兵权,王亚樵踌躇满志,随即开始联络旧友,希望东山再起。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病逝的噩耗传来,胡景翼将军悲恸欲绝,哭得死去活来,身心受到沉重打击,右臂上的疔疮复发,病情急剧恶化;4月10日,在开封病故,年仅34岁。岳维峻继任国民军第二军军长兼河南督办,柏文蔚、王亚樵等人受到排挤,相继离开河南,返回上海。

此次出任安徽副宣抚使,对王亚樵来说,真可谓绝处逢生。于是,他马不停蹄地前往皖东……

二、与陈调元结下梁子

1921年8月,孙中山以陈炯明为粤军总司令,讨伐旧桂系军阀。陆荣廷、谭浩明、陈炳妮、马济等重要头目逃离广西,纷纷投靠直系军阀。1922年秋,马济成为吴佩孚的参谋长。在吴佩孚、湖南军阀赵恒惕等人的帮助下,广西“武卫军”番号得以恢复。“武卫军”成立两个团,陈雷任第二团团长,驻扎在与湖北交界的安徽省太湖县。

常恒芳与陈雷是老乡、好朋友。1926年9月,他带领李小南、郑青士前往太湖,以叙旧名义,与陈雷相见。经过多次密谈,陈雷终于打消顾虑,决心率部起义,响应北伐。而北洋军阀耳目众多,已经察觉,吴佩孚随即调来了驻扎湖北的一个旅、安徽督军陈调元也派来了一个旅,两支重兵对二团形成夹攻之势。二团官兵马不卸鞍、人不卸甲,准备与敌人血战一场。

11月4日,也就是一个星期后,李宗仁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七军自湖北鄂城、大冶一线攻入江西,占领了孙传芳的老巢九江,并威逼长江北岸的陈调元部队,两个旅闻讯,落荒而逃。二团官兵都松了一口气。

不久,李宗仁挥师南下,挺进南昌。陈调元见有机可乘,又派一个旅到太湖围剿,经过激战,二团被击溃,向西逃过省界;陈调元部队跟踪追击,将二团围困在湖北宿松(今属安徽)县城东门外的鲇鱼山。情急之下,常恒芳虚张声势,派人从悬崖峭壁上顺着绳索溜下山去,用重金买通当地老百姓,四处散布“李宗仁部队杀回马枪,已经前来救援”的消息,由于信息不通畅,也由于陈调元想保存自己的实力,生怕部队被北伐军包了“饺子”,天黑以后,这个旅匆匆撤走。常恒芳与陈雷喜出望外,连夜把部队撤到了湖北黄梅,冲出了包围圈。

而王亚樵就没有这么幸运。

与常恒芳分手后,王亚樵率领阚培林、刘醒季等人,来到与江苏接壤的皖东地区,经过多方奔走,张在中、朱子云、许志远、魏益三等人率领自己的武装,接受宣抚,没有多长时间,汇集到王亚樵麾下的部队就达一千多人。

陈调元,1886—1943。字雪暄。河北安新人。保定军官学堂毕业。“武昌起义”爆发后,身为武昌湖北陆军中学地理教官的陈调元毛遂自荐,担任了北洋军冯国璋第二镇参谋;1917年8月,冯国璋就任大总统后,他被新任江苏督军李纯任命为江苏新军74混成旅旅长;1920年10月,又被江苏新督军齐燮元任命为苏鲁皖豫剿匪总司令;1925年1月,齐燮元败北,他又投靠奉系,担任苏军第四师师长;1925年10月,又转投北洋枭将孙传芳,协助孙传芳的部队攻占南京,赶走奉军,被孙传芳任命为“五省联军”第六师师长兼安徽总司令;1926年1月,被北京政府加委为安徽军事善后督办。陈调元身高体胖,浓眉方脸,成天笑眯眯的,人称“陈大傻子”,但他听到有人叫他“陈大傻子”,反而憨憨一笑,从不计较。

“怎么又是王亚樵?这小子吃了豹子胆,专跟官府作对?”接到王亚樵在皖东地区宣抚的情报,平常并不轻易发火的陈调元突然把桌子一拍,大发雷霆。“他与韩恢一起反对李督军(李纯),又与卢永祥一起进攻齐督军(齐燮元),真是唯恐天下不乱!对此等刁民,必须杀一儆百!”随后,他下达命令,派出一个旅,兵分三路,气势汹汹地开进皖东;王亚樵的部队是新近聚拢的乌合之众,人少枪劣,哪是他们的对手?三十六计走为上。王亚樵的部队在撤退的路上,大部分溃散了,只有几十人跟着他钻进了洪泽湖的芦苇荡。

洪泽湖,是中国第四大淡水湖。湖面开阔,两千多平方公里;碧波荡漾,一片片绿油油的芦苇荡,就像一块块绿毯子漂浮在水天之间。陈调元的部队沿洪泽湖各个要冲,设岗驻兵,布下天罗地网;到处张贴告示,悬赏5万,购买王亚樵的人头;经常派出水上突击队,对可疑地区、船只进行搜查;还将士兵们化装成渔民,暗藏手枪,与渔船一起出海,寻机刺杀王亚樵。

王亚樵带着弟兄们东躲西藏,与陈调元大玩“藏猫猫”游戏。洪泽湖湖广苇深,便于躲藏。但是,粮食稀缺。渔民出海之前,定人定额,多出一两,都被陈调元的部队收缴。秋天,王亚樵就与弟兄们打菱角、采湖藕、剥莲子、捞鱼虾糊口;冬季,湖面寒风凛冽,洪波滚滚,王亚樵只能与大家一起打野鸭、网飞禽、拔苇根充饥。偶然遇到好心渔民,花高价买点米面,掺和到野菜里,他们个个吃得津津有味。几个月时间,人瘦脸黑,所遭的罪说不尽。王亚樵素来就是个乐天派,为了鼓舞大家的斗志,闲来无事,他就绘声绘色地给兄弟们讲述一段“治匪能手”陈调元的“成名作”:临城劫车案。

三、“宋江第二”

民国多奇案。

1923年5月6日(农历三月廿一)2时50分,残月当空,山野静寂。津浦路上,“蓝钢皮”快车像一条深海蓝鳗,自南向北告别江苏,向山东地界的第一个车站——临城疾驶,在距离临城(今山东枣庄市薛城区,《铁道游击队》的故事发生地)约三公里的沙沟山时,火车司机突然发现前面的钢轨被人卸掉了一段,便紧急刹车,但为时已晚,剧烈的摩擦声、撞击声,夹杂着被惊醒的旅客的尖叫声,划破了沉沉夜空。巨大的惯性,让“蓝钢皮”快车的火车第406号机车、第2713号邮车、第4405和4406号三等车出轨倾覆。

正在车上的人们惊魂未定之际,一群土匪从四野冒出,蜂拥而上,大肆抢劫。英国商人罗斯满拔出随身携带的护身手枪,正要反抗,被一枪击碎天灵盖。随后,几百名土匪押解着39名外国人、30名中国人,逃往抱犊崮。39名外国人中,一部分是参加山东黄河宫家坝堤口落成典礼的记者,还有一部分是外国旅客、商人。

“崮”者,也就是四周陡峭、顶端平整的山峰。抱犊崮,属于沂蒙山区,主峰位于苍山县下村乡境内,海拔584米,为鲁南第一高峰,位列“沂蒙七十二崮”之首,被誉为“天下第一崮”。远远望去,抱犊崮就像一只倒扣的大海碗。崮顶土地肥沃,有良田数十亩,半山腰山洞数十个,曾是洞天福地,相传东晋道家葛洪弃官之后,抱了一条小牛犊上崮顶隐居,“名闻帝阙”,被皇帝敕封为抱朴真人,抱犊崮由此得名。

次日,北京、上海、济南等地的报纸,都在显著位置刊登了“蓝钢皮”快车被土匪劫持的消息,一时间,举世震惊。

5月7日,英、美、法、意、比五国公使先后向北京政府提出了最严厉的抗议;9日,五国公使又向北京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三日之内救出全体被劫持的外侨,否则每隔24小时,须加赔款若干。美国甚至要动用驻扎在中国的部队,前往苍山县武力解救,没有得到其他国家的支持。

北洋政府总统曹锟大发雷霆,责令山东督军田中玉戴罪立功。这些军阀原本想派重兵围剿,但外国公使为了确保侨民的人身安全,坚决反对。唯一的一条道路,就是谈判。于是,山东督军田中玉、山东省长熊炳琦、交通总长吴毓麟、徐海镇守使陈调元、江苏交涉员温世珍等先后到达。外国领事和驻华武官的数辆专车,都停在临城车站上,好不热闹。各报记者、人质家属纷至沓来。“江北水乡、运河古城”的枣庄马上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人们纳闷:抱犊崮匪首孙美瑶到底是什么人,敢开这么大的国际玩笑?

其实,孙氏家族也是被逼上梁山的。孙家原是枣庄大户,孙氏兄弟六个,老大叫孙美珠,老五叫孙美瑶。孙美珠识文断字,是个秀才。他家有良田三百多亩,房屋数十间,牛马成群,还开过酒店、油坊,小日子过得很滋润。但是,当年兵荒马乱,饥寒交迫的人们为了生存,不得不铤而走险,落草为寇。孙家树大招风,经常受到土匪的打劫;而围剿土匪的官兵不但不能帮助消灭匪患,而且以孙家通匪等罪名,多次敲诈勒索。在土匪与官兵的车轮战中,孙家损失惨重,苦不堪言。孙家恨官,甚于土匪。

1919年12月,一群土匪闯进付庄乡孙家庄园,把孙家父母绑架到山上,孙父被土匪威逼、折磨而死,孙母因惊吓过度精神失常。孙美珠、孙美瑶去官府报案,他们却狮子大开口,敲诈了大笔钱款,却迟迟不见出兵。次年清明节,上完祖坟之后,几个兄弟借酒浇愁。孙美珠仰天长叹:“这是什么世道啊?与其这样两头受气,还不如以毒攻毒,拉上队伍自己干!”孙美瑶大腿一拍,立刻响应:“大哥说得对,人活天地间,早晚都是死。梁山泊有阮氏三兄弟,我们为何就不能做孙氏六兄弟,大干一场。”其他人也对官府的不作为深感绝望,纷纷附和。于是,孙氏兄弟分头把田产卖了,牛马送给众乡亲,买了一批枪支弹药,上了抱犊崮。孙美珠原本想把孙家庄园留下来,以备后用。孙美瑶说:“我们现在干的,只有进路,没有退路;留恋退路,就是死路。”因此,他吩咐部下浇上煤油,自己亲手点火。孙家庄园火光冲天,烧了两天三夜,十几里之外都能看得见。大股小股土匪闻讯后,纷纷前来投靠,不长时间,孙美珠的“山东建国自治军”就拥有了三四千人马。后来,在一次战斗中,孙美珠被打死,孙美瑶被众人推举为“大当家”。

1923年,孙美瑶年仅25岁,正是虎虎生威、敢字当头的年龄。临城劫车案发生后,他与官方多次谈判,由于双方互不信任,难以达成协议。为了给官方施加压力,孙美瑶命令部下开枪示威,五名中国人质被“撕票”。消息传出,列强震怒,曹锟就像热锅里的蚂蚁,坐卧不安;田中玉、熊炳琦和吴毓麟却像泄气的皮球,无计可施。就在僵局难破的时候,徐海镇守使陈调元挺身站了出来。

陈调元是喝白洋淀湖水长大的。他是河北省安新县同口村人。1886年11月12日,生在一个农民家庭。父亲死得早,家中三口人的生活全靠母亲杨氏和妹妹编织苇席的微薄收入维持,从小在饥寒交迫中长大。14岁,仗着个头长得高,他虚报年龄当了兵。久经战场,智勇双全,又能说会道,特会笼络人,而立之年,就成为北洋部队的一位后起之秀。

陈调元赤手空拳,带着二十多位谈判代表爬到了抱犊崮脚下,被用绳索吊到崮顶。他俯瞰万丈沟壑,心中暗暗吃惊。在没有直升机的当年,抱犊崮重兵防守,易守难攻,弹药、粮草、饮水比较充足,有多少部队也只能望崮兴叹,无能为力。

陈调元上山,实质上就是自做人质,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但他却谈笑风生,有酒就喝,有饭就吃,无拘无束,真像是回到老朋友的家里一样。接风宴上,他看到孙美瑶两眼有些红肿,便关心地问他是不是病了,孙美瑶说是这几天熬夜熬的。陈调元从怀里掏出一副墨镜,亲手给他戴上,亲切地说:“老弟,戴上这个会好一些。你是一寨之主,应该格外保重啊!”孙美瑶心里十分感激。

而事实上,陈调元是哑巴吃饺子——心里有数。

来临城时,陈调元带了两个旅,原先是准备协助山东官军剿匪的,而今却被他派上了新的用途。如果孙美瑶按协议释放肉票,田中玉失信翻脸,发起对抱犊崮的围攻,那么,他的那两个旅就会用武力制止,确保自己的人身安全;如果孙美瑶既不释放肉票,又不让他下山的话,他的那两个旅就会率先强攻,孙美瑶就会死无葬身之地。

6月12日,经过一番讨价还价,陈调元与孙美瑶达成协议:围剿抱犊崮的政府军,一律撤回原地;北京政府答应招编孙美瑶的“山东建国自治军”3000人,并支付军费8.5万元。随后,孙美瑶释放了全部番票和华票。27日,抱犊崮土匪被正式改编为山东新编第十一旅,孙美瑶当上了少将旅长。

陈调元独闯虎穴,救出人质,名声大振,被中外媒体誉为“黄天霸式的英雄”。8月30日,北京摄政内阁予以重赏,委派他为皖、苏、鲁、豫四省剿匪总司令。

“孙美瑶后来怎么样啦?”阚培林焦急地问道。

王亚樵喝了一口白开水,叹了一口气,说:“他还能怎么样?自古都是官府言而无信,过河拆桥。临城劫车案平息后,田中玉耿耿于怀,觉得孙美瑶让他颜面大失。但他又不能武力讨伐,孙美瑶手里有几千条枪,不好对付。于是,他就指示兖州镇守使张培荣相机动手。张培荣得知孙美瑶喜欢斗鹌鹑,就将计就计。12月19日,他摆下盛宴,要与孙美瑶斗鹌鹑玩。孙美瑶认为有协议可据,又有中外多位高官、名流担保,自己手握重兵,政府不可能自食其言,况且,张培荣又是他新近结拜的师傅。因此,就如约而去。结果,鸿门宴上,孙美瑶被张培荣的手下枪杀,二十多名营以上军官全被处死。事后,张培荣把孙美瑶的头颅割下来,送到省城济南,田中玉‘验收’后,存放在山东省博物馆,公开展览。一代枭雄孙美瑶,成为‘宋江第二’,可悲可叹啊!”

1927年2月1日,已经是弹尽粮绝,王亚樵决定在除夕夜分头突围。晚上8时许,天黑如墨,湖边村庄鞭炮噼噼啪啪,魔术弹像流星一样划过夜空。王亚樵自己率领一个组,在湖北岸登陆;另一组由阚培林率领,向湖南岸进发。结果,王亚樵小组钻出了“大网”,而阚培林小组则被敌军发现。阚培林边打边退,敌军紧咬不放,围追堵截。阚培林小组逃到来安县水口镇,被敌军活捉。大年初一中午,接到战报,陈调元放下酒杯,想了想,说:“大过年的,开杀戒不吉利。这些刁民留着也是个祸害……就挖个大坑,把他们活埋了。记住,一定要埋在一起。再怎么说,他们这些人也是生死与共的弟兄啊!”

阚培林、张在中、殷爱棠、刘醒吾等惨遭活埋。王亚樵得到消息,仰天号叫:“陈大傻子啊陈大傻子!今生今世,我如果不能亲手宰了你这个大军阀,老子就把我的姓倒着写!”

四、定都庆典上“放一炮”

1927年4月18日,南京中山公园内,彩旗飘飘,锣鼓喧天,10万与会者,人人穿着新衣服,脸上喜气洋洋。国民政府定都庆典正在隆重举行。蔡元培代表国民党中央党部授印,胡汉民代表国民政府接受。

大会宣布,胡汉民为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吴稚晖为总政治部主任。大会发布了《国民政府宣言》,提出四条国民革命方略:“密切革命军与人民的配合;造成廉洁政府;提倡保护国内实业;保障农工团体利益并扶助其发展。”经历了袁世凯称帝和曹锟贿选,经历了大大小小的军阀混战,经历了无数的苦难,人民真的希望国民政府定都南京,能够使国民安居乐业,使民族得以休养生息。

为了体现民意,在成立大会上,安排了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等各界代表发言、祝贺。工人代表,原先选定的是马超俊。当时,马超俊正在上海法租界陶尔斐斯路24号,作为孙科的得力干将,忙于孙中山先生葬事筹备处的具体事务,工作千头万绪,脱不开身,而会议又没有候补人选,于是,主持者就让他推荐一人。马超俊想都没想,就说:“我看王老九挺合适。”

随后,王亚樵接受邀请,带领何守鼎、许志远等几个弟兄来到南京,在钞库街52号安徽会馆住下。安徽会馆为三进两院式,青砖黛瓦马头墙,是一座典型的徽派建筑。

当天晚上,吃过晚饭,王亚樵在院子里散步,遇见一个白面书生。两个人闲聊了一会儿,谈得挺投机。那个人也借住在安徽会馆里面,久仰王亚樵的大名。他说自己名叫华克之,江苏宝应人,1902年出生。1924年,他在金陵大学读书时,加入国民党,并作为工作人员到广州参加国民党“一大”,亲耳聆听孙中山的教诲;1927年3月24日,北伐军占领南京,华克之出任国民党南京市党部青年部长。但是,4月份之后,他对蒋介石背叛三民主义、屠杀民众的行为十分愤慨,公开提出批评,受到追捕,无处可藏,才通过友人介绍,躲进了安徽会馆。

“王先生,请问,您这次到南京来有何贵干?”

王亚樵将明天参加定都庆典,并作为工人代表发言一事做了介绍。他自豪地说:“是蒋介石请我来的。事后,他还要请我组建全国劳工总会,委任我为津浦铁路护路司令。”

“王先生,我听说,你是一个爱憎分明的硬汉子,恕小弟直言,你千万不要被蒋介石的迷魂汤灌迷糊了。”

“此话怎讲?”

“据我观察,蒋介石已经彻底背叛革命,成为一个新军阀、大独裁者。你为他歌功颂德,是想与他一起遗臭万年吗?依我之见,你还是尽快回上海去,继续除恶扬善、替天行道。”

王亚樵点点头,说:“你的意见,我会考虑的。不管怎么说,我决不会为虎作伥、出卖良心的。天地很小,来日方长,咱们后会有期。”

第二天,定都庆典大会如期召开。各位代表按照大会议程,相继登台,掏出事先准备的讲话稿,照本宣科,分别说了一通“祝贺”、“庆祝”、“希望”之类的客套话。轮到王亚樵,他从容地走到麦克风前,因为个头矮,又将话筒往下压了压,掏出准备好的发言稿,看了一眼,又向黑压压的会场看了看——乱哄哄的会场顿时安静了下来。他把发言稿抖了一抖,说:“我预备了发言稿,但是听了大家都讲过年话,我觉得再讲下去,没有意思。既然选我来代表工人发言,我就借此机会向国民政府讲几句真心话。”

市民们无意识地踮起脚尖,伸长了脖子。

“我从上海来,大家都知道,前几天上海发生了大屠杀。再往前推一个月,江西、安徽、湖北等地,都发生了血腥镇压,收缴工人纠察队武装,许多工人兄弟被当作暴民枪杀。我不知道是谁下的命令,谁有权力下这样的命令,我只知道,这是草菅人命!从辛亥革命到北伐战争,我们工人阶级一直站在反封建、争民权的第一线。北伐尚未成功,就对工人兄弟下毒手,清共而容军阀,戈矛所向非敌而友,真是令亲者痛、仇者快!中华民国是人民的国家,国民政府应该服从国民的意志。我要求国民政府追查元凶,尽快给国民一个满意的答复!”

主席台上的各位大员面面相觑,笑容顿失。身着戎装的蒋介石,刚才还是春风得意,现在已是满面冰霜。但他又不便在公开场合发作、失态,只好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像一座石雕;眼睛都不眨巴一下,就更像一座石雕了。

“劳工万岁!”“勿忘总理遗言!”“停止屠杀,保障民权,团结所有志士,将北伐进行到底!”

王亚樵振臂高呼口号,结束了自己的发言。

当天夜里,初夏的石头城一片寂静,只有几处稀稀落落的灯光。突然,十来条黑影从四面八方围住了安徽会馆。便衣队长张珊将耳朵紧贴大门,听了一会儿,朝身边的部下比画了一下。两个人猫腰趴在墙前,另外两个人以他俩的肩头作为人梯,翻过墙头,脚刚触地,电灯“刷”地点亮,院门洞开,几支手枪分别对准了墙内、墙外的不速之客,厉声喊道:“举起手来,缴枪不杀!”

张珊顿时傻了眼:人家早有准备!好汉不吃眼前亏。于是,他带头把盒子枪扔到地上。部下们赶忙学着队长的样子,把手里的枪支扔到青石街上,发出一阵叮叮当当的声响。

戴着墨镜的王亚樵上前一步,左手持枪顶住张珊的腹部,右手插进他的怀里,很快就摸出了一把护身用的六轮手枪。然后,他双手掐腰,对余立奎说:“把他们的家伙都给废掉!”余立奎捡起地上的枪支,把子弹、撞针一一卸掉,装进口袋里。

“你们都是当差的,我王亚樵今天不想找你们的麻烦!你们捡起枪支可以走了。”他又转身对张珊吩咐道,“回去给我向老蒋捎句话,别看我无职无权,无党无派,但无欲则刚。谁要是搞独裁搞专制,谁就是对不起孙总理对不起国民,我就会让他坐卧不安,生不如死!”

张珊点头哈腰,捡起面前的枪支,领着部下跑开了。

熄灯进屋,余立奎把战利品往桌子上一倒。哈哈哈!大家开怀大笑。

王亚樵用手把大家招呼到桌子前,说:“弟兄们守株待兔大半宿,都饿坏了。来来来,咱们吃点消夜。不过,不能喝酒,喝酒容易误事。但盐水鸭、风香鹅管够。吃饱了,大家按照计划,乘敌人尚未缓过劲来,分头出城,回上海会合。”

何守鼎、许志远、余立奎等围着桌子,抓起一只盐水鸭,有的扯大腿,有的撕翅膀,大口吃了起来。

“九哥,你太厉害了,真是能掐会算!”许志远边啃鸭腿,边说。

“不是我能掐会算,而是我知己知彼。”王亚樵说,“我与蒋介石不是太熟悉,只是通过陈英士认识,见过几次面,话不投机,没有什么深交。说实在话,蒋介石的确是一个乱世枭雄,性格刚毅,恃才傲物。缺点就是刚愎自用,言而无信,流氓作风。我这次不过是借机建言,对他对国民政府都是善意的。没想到江山易改,禀性难移,他当上了北伐军总司令,还是阴险奸诈、小肚鸡肠!看来,这次让他难堪,他今生今世都难以再放过我了。以后,我们都得小心提防一些。”

王亚樵缴获的左轮六发手枪,是西班牙制造的,编号是8697,只有巴掌大小,俗称“掌中宝”,从此,这把枪就成为他随身携带的“护身符”。

半个小时后,余立奎用军车将枪械偷运回去,藏在家中的地窖内。王亚樵他们分成两路,奔向江边早已预备的渔船……

五、三把利剑随时出鞘

国民党也像一切独裁集团一样,表面上风平浪静,水面下却激流汹涌,争权夺利;幕前一团和气,幕后却刀光剑影,你死我活。原因很简单,因为没有一个大家公认的游戏规则,谁还有遵守规则的义务?所以,胜者不武,败者不服。如果像奥运会比赛那样,有规则,有裁判,有赏罚,公平、公正、公开,无论输赢,大家都会口服心服,背后“使绊子”“下毒手”的事情就没有了市场。国民党的失败,就败在自己的内耗上。

北伐后期,国民党存在着两个政府。一个是先成立的武汉国民政府,1927年2月21日正式开始运作,以汪精卫为核心;一个是后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以蒋介石为中心。谁都知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无论是汪精卫还是蒋介石,都是把权力作为私人的筹码,用于笼络部下、打击对手。

1927年3月4日,陈调元见孙传芳败局已定,就投靠蒋介石,被委任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七军军长。芜湖、安庆等地兵不血刃,陆续被北伐军收复。

3月18日,江左军总指挥李宗仁乘船抵达安徽省城安庆。次日下午,北伐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就从武汉赶了过来,送来武汉国民政府的“安徽省政务委员会主席”的委任状和大印。

李宗仁是个明白人,他不愿意夹在汪、蒋之间,两头不讨好。于是,他就解释道:“我是行伍出身,只懂得带兵打仗,政治非我专长,还是请另选贤能吧。”

郭沫若反复劝说,李宗仁再三推辞。因为都是老朋友,李宗仁见天色已晚,就留他吃饭。两个人喝的是剑南春,还发拳助兴。郭沫若能说会道,又是海量;李宗仁酒量也不错,发拳也很在行。可是,那天晚上,他故意失手,连战连输,喝得酩酊大醉。等他酒醒,郭沫若已经带着委任状和大印回武汉。李宗仁暗自庆幸:“沫若毕竟书生气太浓。要是他把委任状和大印留下,我这顿酒算是白醉了!”

巧合的是,第二天,蒋介石就由九江匆匆登上“楚同”号军舰,抵达安庆。

见面以后,略微寒暄。蒋介石说:“老弟啊,你不欣赏武汉的作风,不接受他们的委任,我都听说了。好,做得好。不过,我不能让你吃亏。”他从包内掏出一张公文纸,递给李宗仁,说,“让我来任命你担任安徽省政府主席吧。”

接过手令,李宗仁说了一些感谢的话,“不过,总司令,论地方行政,我是既无兴趣,也没工夫。现在军阀残余尚未肃清,你让我来做省主席,还要我带兵到前线打仗吗?”

“搂草打兔,两不耽误!”蒋介石想了一想,说,“德邻,你看这样好不好,现在是北伐的紧要关头,你在前线冲锋陷阵,难以分身过问安徽事务,实在忙不过来的话,你就找个人暂时代理一下!”

李宗仁为人憨厚,但是心里明白:蒋介石这次这么大方,硬要自己接受这颗“甜枣”,目的是让自己与汪精卫划清界限。兵荒马乱的时候,谁知道哪块云彩会下雨?如果贸然接受,势必得罪汪精卫,后患无穷。于是,他给蒋介石斟满清茶,颇有些为难地说:“蒋总司令,你看我找什么人代理合适?我的总指挥部里的人手还不够用呢。退一步说,在其位就该谋其政。要是让我挂名他人代理,出了问题,我怎么能够负得起责任呢?”

两个人推来让去,没有结果。蒋介石喝了一口茶,身子往前倾了倾,问道:“那么,你看什么人主政安徽为好呢?”

“如果总司令的心目中暂时没有合适人选,我冒昧地进上一言,可否暂时委派三十七军军长陈调元来做?他原来就坐镇安徽,手下也有原班人马。我想,让他出任安徽省主席,他是会很乐意的。”

“也好,也好。”蒋介石想了想,点点头。

但是,蒋介石的任命一经宣布,立即引起皖人的坚决反对。

陈调元在安徽驻军多年,横征暴敛,祸害江淮,在南京、上海等地有多处房产,私人财产2000万以上,民愤极大。想不到,北伐军来了,他却玩了个“帽子戏法”,摇身一变,又成为安徽的“父母官”。1月3日,他克扣军饷两个月,驻军芜湖的骑兵团忍耐不住,首先鸣枪,接着其他部队群起响应,一千来名官兵蜂拥到繁华街道、富裕社区,见门就砸,见物就抢,见人就打,弄得鸡犬不宁,造成200多万元损失。第二天,这些兵匪又把抢掠的东西摆在街头,廉价出售,所得款项大吃大喝大赌一番。接到报案,陈调元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以带兵无方为由,只把骑兵团长撤职了事。4月4日,他又以筹集北伐军饷10万元为名,派出40多名官兵荷枪实弹,绑架了芜湖商会会长、银行行长及各人民团体负责人,限定5日上午11时前交款。6日上午11时,又派兵包围商会。芜湖市民深为震惊,群情激愤,商店纷纷罢市,20万市民在太古码头召开驱陈大会,并通电全国:“若再让他占有安徽,干这些坏事,不但是安徽的耻辱,更是国民革命军莫大的耻辱。从今天起,安徽人与他势不两立,正式向他宣战,不达严办这个反革命不止,要用他的血洗去安徽的耻辱……”并严正要求:“一、查办陈调元。(甲)解除陈调元武装;(乙)撤销本兼各职;(丙)没收陈调元财产;(丁)惩办党羽。二、电请李宗仁克日就职。三、收回芜湖租界。”

由于各界人民的强烈反对,陈调元自知理亏,灰溜溜地乘坐军舰离开芜湖。但是,安徽民众已忍无可忍,各地相继掀起了驱陈风潮。南京、上海等地的安徽老乡纷纷采取集会、游行、上访、报刊揭露等形式,对贪官陈调元口诛笔伐,闹得满城风雨。

然而,一向喜欢抛头露面打抱不平的王亚樵,却毫无动静,似乎对此不怎么感兴趣。老乡们有的纳闷,有的私下议论:“强龙压不过地头蛇,老九的家人都在安徽,他还敢得罪陈大傻子?”

其实,王亚樵对陈调元恨之入骨,早就想把他赶出安徽。可是,陈调元是一条贪婪的饿狼,赶到哪里都会祸害当地百姓。他暗暗打定主意,灭掉陈调元,既可以为水口镇罹难的兄弟们报仇,又可以彻底清除祸害百姓的元凶,还可以敲山震虎,剪除蒋介石的羽翼。因此,王亚樵在别人谈论陈调元时,要么借故走开,要么一言不发。而他在背地里,已经组建三个除陈爱皖特务队。第一队,由王亚樵兼任队长,队员有何守鼎、张文农等,负责上海片;第二队由张松林(人称张胖子)负责,队员有吴鸿泰、宣济民、王干庭、牛安如等人,负责南京片;朱秋燕任第三队队长,负责安庆片。三个特务队只对王亚樵一人负责,各自为战,相互不通声气。

陈调元在明处,特务队在暗处,三张大网悄然张开,紧盯着陈调元的一举一动。复仇的子弹,随时都可能让陈调元的大脑袋瓜子“开瓢”……

六、深夜借路费

就在安徽省内外一片驱陈声中,1927年10月21日,南京国民政府悖逆民意,宣布改组安徽省政府,任命陈调元、柏文蔚、张秋白、何世桢、韩安、汤志先、雷啸岑、陈中孚、宁坤为省府委员,以陈调元为主席,汤志先兼任民政厅厅长,陈中孚兼任财政厅厅长,何世桢兼任教育厅厅长,张秋白兼任建设厅厅长。消息一出,无异于火上浇油。

民国实行的是“大部制”,省政府下设“四大厅”,建设厅是个肥差,具体负责统一掌握、管理全省的工商矿业、交通营建、农林水利、合作事业等各项经济建设事务。张秋白上任后,对陈调元言听计从,点头哈腰,像一条哈巴狗似的,整天围着陈调元的屁股转,被同乡们蔑称为“皖奸”。

1928年7月,一天,王亚樵与郑青士一起走出霞飞路宝康里路口,人行道上,迎面走来了张秋白。王亚樵毫无思想准备,愣了一下,马上举起右手的文明棍,照着张秋白打了过去。张秋白见势不妙,转身就跑。

王亚樵边追边骂:“狗日的,哪里跑?!”

听到骂声,张秋白更是慌张,跑得更快。没跑多远,头上的礼帽被风吹落。那副慌张的样子,让行人捧腹大笑。王亚樵跑到礼帽跟前,抬起一脚,把礼帽踩扁,气哼哼对郑青士说:“这个皖奸,不知道跑到上海来逛荡什么。他是躲了初一却躲不过十五!迟早我要收拾他。”

8月15日夜里,王亚樵急匆匆敲开法租界蒲柏路(今太仓路)468号。

“九爷,这么晚了,有什么急事?”郑青士揉揉眼睛,伸了个懒腰,问道。天气闷热,他只穿了一条大裤衩。

“张胖子拍来电报,‘硕鼠’出洞了。”王亚樵说。郑青士知道,“硕鼠”是王亚樵给陈调元起的代号,但具体情况,因为有严格的纪律,王亚樵不说,他是绝对不可以多问一句。

“需要我上吗?”

“不。已经安排妥了。”王亚樵在屋子里转了一圈,点着一支香烟,吸了一口,问道,“你……你手里还有钱吗?”

“需要多少?”

“100块。”

那时候,几块钱可以够一家三口吃上一个月。100块不是一个小数目。

郑青士摇摇头。

王亚樵边在屋子里转圈,边抽烟。过了一会儿,他说:“急等着用啊。……这样吧,《民众日报》的主编程元斟就住在旁边的外国人公寓里,他和我是朋友。麻烦你跑一趟,代我去借一下。”

郑青士知道王亚樵的秉性,二话没说,披上一件短袖衬衫,按照他提供的地址,敲开了程元斟的家门。程元斟正在台灯下赶稿子。他问道:“王老九叫你来的?三更半夜,啥事这么急啊?”

听说要借100块,程元斟皱皱眉头,说:“我兜里也就100块了。明天还要吃饭、办事……就借给他80吧。反正借多借少,他这个老兄都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回到宿舍,王亚樵接过钱,拍了拍郑青士的肩膀,说了句“辛苦啦”,然后,推开门,消失在漆黑的夜幕里……

七、张秋白命归黄泉

8月15日,星期三。南京城北鼓楼区丁家桥一带,知了像赛歌似的,此起彼伏,一声高过一声,使“四大火炉”之一的南京,更显得热浪滚滚。而幽深的梅溪山庄里,却梧桐如伞,凉风习习,仿佛清凉世界。

中午12时许,两辆黄包车一前一后,越过梅溪桥,顺着山间公路又行了一里地左右,下了公路左走,来到梅溪山庄的大门前,两个全副武装的门卫出了值班室,将黄包车拦住。

“干什么的?”高个子门卫挥手问道。

张松林、宣济民、吴洪泰从车上跳了下来,个个都是头发梳得油光锃亮,戴着眼镜,手夹名牌牛皮包,显得气度不凡。

张松林点头一笑,从皮包里掏出一张名片,双手递给他,说:“老总,我们都是东吴大学的,从苏州专程来拜访张厅长,向他提交安徽水利图……”

“这里是住家,有公事,到衙门里去办。”

“我们去了安庆,听说张厅长回府,就赶了过来。”张松林解释道。

“东吴大学理学院教授、美国理工大学博士李仪祉?”高个子低声念了一下名片,递给矮胖子,“你认识这个人吗?”

矮胖子仔细打量了一下这个名片上印作“李仪祉”的张松林,摇摇头。

“有预约吗?”高个子显然是管事的,又问道。

“张厅长是个大忙人,我们联系不上。”宣济民从皮包内掏出几张钞票,塞到他的手里,说,“天气太热,给二位老总买几根冰棍解解暑。事情太急,不能耽误。请你就行个方便,让我们进去吧。”

高个子把钱揣进兜内,对矮胖子说:“你进去报告一声。”

矮胖子手持名片,匆匆走了进去。其实,值班室内有内线电话,但高个子为了谨慎起见,还是让张厅长看看名片再定。张厅长整天与这些专家、教授打交道,如果有疑问,他是不会答应接见的。

院子很大,往里面看看,全是树木、假山,别墅依稀可见。

正在等候时,一辆轿车从里面开了出来,窗玻璃是茶色的,看不清车上坐着什么人。

大约等了十来分钟,矮胖子出来,说:“厅长说了,是有这么个名叫李仪祉的水利专家,可以让他们进去说话。”

张松林向黄包车招了招手。高个子马上制止道:“进你们三个。黄包车不准进。”

张松林等三人装出一副无奈神情,跨过便门门槛,朝别墅走去。

进了别墅正门,一个丫鬟模样的俏女子已在那里等候,并把他们领进了客厅。一打听才知道,陈调元刚接到蒋主席的电话,午宴还没有结束,就坐轿车走了。

丫鬟出去后,张松林与宣济民、吴洪泰相互对了一下眼色,正准备商议是走是留的时候,张秋白却打着饱嗝、摇晃着身子走进来,酒气熏人。他右手捏着一根牙签,边走边剔,问道:“谁叫李仪祉?”

张松林应了一声。

“图纸呢?拿出来看看吧。”

宣济民装着掏图纸的样子,迅速掏出手枪,“看个吊!”对准张秋白的脑门就是一枪。雪白的脑浆像豆腐脑一样,四处绽开。

吴洪泰拔出手枪,要打张秋白,被张松林推开。

宣济民装着没有看见,朝张秋白的心房处,又补了一枪。鲜血像爆裂的水管,四处乱溅,染红了乳白色的纯毛地毯。

三个人立即冲出客厅。

丫鬟尖叫了一声“杀人啦!”疯了似的朝里面跑去。宣济民举枪还要射击,张松林用手挡了一下:“‘四牯子’,别滥杀无辜!”

三个人连走带跑地到了大门口。

高个子正在与矮胖子聊天,感觉情况不太对,就问道:“见到厅长没有?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

此时,值班室内,电话声大作。

扮作黄包车车夫的王干亭、牛安如反应很快,一个箭步,赏给他俩每人一个枪把子,两个门卫应声倒地。

五个人飞一样地跑上山间公路,向南朝梅溪桥头奔去。

梅溪山庄一带是军事要地。东面,驻扎着一个留守处;西面,有一个师部。没跑多远,驻军就接到梅溪山庄的报警电话,几辆军用摩托车的呼啸声响彻山谷,知了受惊,寂寂无声。

五个人气喘吁吁地跑过梅溪桥,边跑边向后面胡乱射击。

摩托车上的机枪一阵“嗒嗒嗒”,子弹打得山石飞溅,落叶满地。

就在几辆摩托车要接近梅溪桥时,“哗啦啦”,大小石头从山上滚落下来,乱石横陈。摩托车赶紧急刹车,慌乱之中,有的冲进溪内,有的翻倒路上,惨叫声响彻山谷……

八、雷阵雨下得正是时候

张松林等人死里逃生,明知道是九哥在掩护、接应自己,却不能停下来。按照预案,他们在一个僻静处上了轿车,更换服装,弄乱头发。

车到下关,五个人迅速跳下,径直进了人来人往的候车室。

可是,此时车站已经接到上峰的命令,对每个进候车室的人都要进行搜身检查。张松林等人想往后退,却被一个警察高声叫住,并领进旁边的一间办公室。进去一看,四角各站一个人,手持步枪,刺刀寒光闪闪,如临大敌。

书记官坐在办公桌前,命令他们脱去衣服,接受检查。

情况紧急,容不得多想。张松林知道宣济民当过兵,就对他示意了一下。宣济民心领神会,“哎呀”一声,手捂肚子,就势蹲了下去。

警察们的目光一起聚焦到宣济民的身上,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变故,精神稍微放松,说时迟,那时快,张松林等人麻利地撩开短衣,拔出插在裤带上的手枪,“叭、叭、叭、叭”,将四角的警察击毙。书记官蹲到桌子下面,想躲藏起来,被宣济民一枪结果。

清脆的几声枪响,就像在平静的深潭中扔进了几块巨石,候车室内像马蜂炸窝似的乱了套,有的拔腿乱跑,有的撅腚蒙头趴在地上,有的又哭又喊尿了裤子……

张松林等人不敢恋战,冲出办公室。门外的警察发现情况不好,掏枪射击。对射过程中,又有两名警察倒地身亡。但是,闻讯而来的警察和士兵越来越多,张松林等人边反击,边往前跑。在翻越一道矮墙时,吴洪泰慢了半步,被子弹射中。其他人无法救援,就朝新河口江心洲方向狂奔。经过一个野外鱼市时,鱼贩子和市民们为了逃命,在荒野上撒丫子乱跑。张松林等人混杂在人群里,乘机钻进芦苇荡里。

敌人的大队人马乘着军车,正源源不断地开了过来。

在芦苇荡里,张松林等人猫腰乱窜,脸上、手上、胳臂腿被苇叶、树枝、荆棘划出了一道道血印子,却浑然不知。芦苇荡被敌人包围了,子弹把芦苇一排排拦腰打断,苇碴子、麻雀拼命翻飞。张松林等躲在苇荡深处,浑身“筛筛子”,真是插翅难逃死定了。

恰在这时,电闪雷鸣,狂风大作,一阵雷阵雨自天而降,围剿的敌人、警察全被淋成落汤鸡,胡乱朝芦苇荡放了一顿枪,就四处躲雨去了。乘此空隙,张松林等人在泥水里连滚带爬,逃离绝地。

傍晚时分,雷雨停歇,他们拦住了一条刚靠岸的渔船,连逼迫带吓唬,并给重金酬谢,船主勉强答应,送他们渡过长江……

吴洪泰被活捉之后,当夜就受到审讯。刚开始,他不愿意暴露身份,后来,经过几次大刑,吴洪泰被打得伤痕累累,不得不吐露真言,交代了王亚樵组织特务队行刺陈调元的来龙去脉。王亚樵请托好友李济深、陈铭枢等出面解救,未能如愿,吴洪泰在监狱内被绞死。

根据王亚樵事前交代,此次行动的目标是刺杀陈调元,如果遭遇张秋白等人的反抗,可以击伤,甚至击毙。但是,没伤及陈调元的一根毫毛,张秋白并未反抗,就被枪杀,王亚樵非常生气,对张松林等人提出批评,并将每人的奖金由1000元降为500元;而对于宣济民,则责令他说明违反纪律的缘由,做出深刻检查,只发给200元奖金。

“九哥,我不明白。你平时对张秋白那么讨厌,见面就打,张口就骂,我顺手牵羊,杀了这个‘皖奸’,到底错在何处?”膀大腰圆的宣济民反问道,显得理直气壮。

“张秋白千错万错,没犯死罪。行动前,我是怎么要求的?干我们这一行,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如果都像你这样有组织无纪律,可照(土话,行不行)?”王亚樵一拍桌子,训斥道。

宣济民脸憋得通红,嘴皮子吧嗒了几下,没再言语。拿起200元奖金,走了。背后不知谁说了一句:“‘四牯子’又发牛脾气了。”

其实,宣济民心里有话不便说。早在1926年,他就由余庆生介绍,秘密加入共产党,曾担任著名工运领袖、上海总工会常委兼沪西区主任刘华的贴身保镖;五卅运动后,刘华牺牲,他又归中共上海市沪西区委员会书记何梦雄直接领导。这次行动前,他将到梅溪山庄行刺陈调元的情报及时传递给了地下党组织。因为张秋白是老同盟会会员,在国共合作期间,他与陈独秀、柏文蔚等代表安徽,出席国民党“一大”,认识许多中共领导人,后来积极参与蒋介石、陈调元的“清党”行动,对革命危害很大,因此,中共安徽省临时委员会指示宣济民,顺便予以铲除。这些情况,宣济民怎么和王亚樵说明呢?

从此,宣济民自行离开王亚樵,改用化名,继续参加党的地下工作。

九、三房老婆相安无事

陈调元大难不死,却惊得一身冷汗。“王亚樵?又是这个亡命之徒!”陈调元直喘粗气,仿佛一条牛鞭上扎了长针的公牛,恨不能马上抓到他,扒他的皮,抽他的筋。

但是,经过反复考虑,他觉得自己在安徽得罪人太多,安徽人认死理,又抱团。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啊。谁知道他的子弹何时、何地飞过来?作为军人,与人当面锣、对面鼓,真刀真枪地拼命,他不怕;怕就怕这样的牛皮苍蝇。看不见、摸不着,像幽灵一样,闹得人心神不宁。犯不着啊犯不着。即使把他抓住了,枪毙了,又有什么意思呢?要是逼急眼,狗急跳墙,他把枪口对准自己的老婆、孩子,怎么办?考虑再三,他觉得好汉不吃眼前亏,该有的都有了,不该有的也不必贪心。于是,就向蒋介石提出辞职。

对于陈调元,蒋介石深为器重。虽然他是军阀出身,归顺较晚,但是,他不仅仅曾做过时下爱将唐生智、何应钦、白崇禧等人的军校老师,更重要的是,他对自己毕恭毕敬,毫无二心。而且,逢年过节,都到府上拜访,送来丰厚的礼金……当时,蒋介石正在与“把兄弟”冯玉祥闹得不可开交。身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的战场指挥水平并不高,却善于利用高官厚禄分化、瓦解敌人阵营,让其不攻自破。他利用方振武(时任冯玉祥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三方面军总指挥)与冯玉祥就进军路线、给养补充等问题上的矛盾,派遣亲信前去秘密策反。接到陈调元的辞职书,蒋介石顺水推舟,把陈调元调往他的发迹地——山东担任省政府主席,将腾出来的位置赏给了方振武。陈调元、方振武皆大欢喜。1929年4月,方振武将自己的部队拉回安徽,就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第六路军总指挥兼安徽省政府主席等职,部队改归蒋介石指挥。

在湖州八雀寺练兵时,方振武就是王亚樵的得力部下,这次就任安徽省政府主席,王亚樵又是驱陈功臣,所以,到任不久,方振武就投桃报李。因为王亚樵树大招风,不为蒋介石所容,方振武不能直接请他出山,而是拿出几个肥差,让他安排手下。洪耀斗出任全和厘金局(设在各个水陆交通要道,相当于现在的税务局)局长,张文农出任明光凤凰井厘金局局长,朱雁秋出任盐河厘金局局长,杜墨林出任芜湖湾址厘金局局长。洪耀斗、张文农诚实守信,忠于组织,前后向王亚樵解交税款10万元,而朱雁秋、杜墨林则见利忘义,截留税款,大肆挥霍。朱雁秋还在安庆小东门石家塘一号盖了一幢别墅,名为“雁庐”。王亚樵看清了朱雁秋、杜墨林的真面目,从此不再搭理他俩。十分搞笑的是,1933年,“刺杀宋子文未遂案”中,安徽省主席刘镇华秉承蒋介石的旨意,将朱雁秋、杜墨林作为王亚樵的骨干分子,分别在安庆、临淮关枪杀。朱雁秋、杜墨林做了替罪羊,真有些死不瞑目啊。

有了稳定的经济来源,王亚樵一家结束了颠沛流离的生活,在上海法租界拉都路(今襄阳南路)租了一套带院门楼房,安顿下来。院门左右两扇,平常关闭。自己人都懂得暗号,敲左边的门,先敲三下,中敲两下,再敲三下。

王淑英是个家庭妇女,没有文化,信守“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古训,从不过问丈夫的事情。那个时候,女儿王继仁、儿子王继哲已经开始读书,小叔子王述樵正在读私立上海法科大学,家务事全由王淑英一手打理。王述樵比王亚樵小19岁,王亚樵特别喜欢他,走到哪儿就把他带到哪,供他读书,但一般不让他参加自己的组织活动。因为,他深知自己干的是冒险行当,随时都可能坐牢、杀头,二老的后事,全要依靠弟弟。当时,著名律师沈钧儒在上海法科大学担任教务长,主张学术自由和自由结社,与王亚樵称兄道弟,亲自辅导王述樵学习法律。

民国时期,还存在着一夫多妻现象。1917年秋天,王亚樵迎娶王亚瑛为二房。王亚瑛自幼习武,曾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胆识过人,深为王亚樵所喜爱和信赖,唯一不足,就是不能生育。王亚樵已经有儿有女,不在乎这些,但父母的思想里还残存着多子多福观念,见大儿媳只生了一男(继哲)二女(继仁、继惠),就自作主张,于1929年4月,又给王亚樵娶邻县安徽全椒人李淑贞,做他的第三夫人。李淑贞娇小可爱,皮肤黝黑,性情贤惠。婚后第二年,就生下了儿子王继辅。三房夫人,分三处居住,相安无事。“狡兔三窟”,也挺符合王亚樵的冒险生涯。但是,王亚樵是个负责任的丈夫,“外面彩旗飘飘,家中红旗不倒”,他十分体谅、尊重原配,经常回到王淑英的身边,检查一下儿女的作业,带他们上公园玩玩。不久,李淑贞身患急病去世,王继辅被送到王淑英身边。王淑英视为己出,精心养育。上小学之后,由于王述樵与龚淑婉婚后多年无儿无女,王亚樵做主,把王继辅过继给了王述樵。王述樵已是执业律师,在黄浦区静室庵路(今静修路)六十四弄10号小楼居住。那天,王继辅被王述樵开车接走的时候,王淑英给他换了全身的新衣服,搂住他,眼睛都哭肿了,恋恋不舍地嘱咐:“孩子,你要是想大妈了,就回来看看,住上几天。要好好读书,千万不要惹你爸爸、妈妈生气。”

王亚樵还是个孝子,逢年过节,都让弟弟王述樵跑腿,到邮政局去给自己和三房妻子的父母分别寄去一些钱。钱多多寄,钱少少寄,自己兜里没有钱,借钱也要按时寄出。他的这份孝心,让妻子们十分感激。

那段日子,对于王亚樵来说,是难得的一段清闲时光。他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上海劳工总会的建设上,每天,不是到龙华枫林桥工会总部开会,就是到各个分会检查、了解情况,晚上与寓居上海的安徽名流柏文蔚、常恒芳、李国凤等人喝酒、聊天、打麻将……

一天下午,闲来无事,王亚樵正在大房王淑英的后院子里教继哲打猴拳,他的动作猴模猴样,神态毕现,把继哲逗得哈哈大笑。

王亚樵转过脸,训斥道:“别笑!好好学!多学几招好防身。”

继哲历来害怕父亲,就咬紧嘴唇忍住笑,抬腿猫腰伸胳臂,跟着比画。

“爸,爹爹、奶奶来了!”继仁跑了过来,招呼道。安徽中部地区与别的地方称呼不同,对父亲之父,不叫爷爷,而称作爹爹。

王亚樵收了拳,擦了把汗水。

继仁、继哲手牵手,赶紧就往楼上跑。

“俺伯、俺妈,路上辛苦啦。”见了面,王亚樵热情地打招呼。家乡的称呼叫惯了,王亚樵从未想过换成城市的叫法。

王荫堂、王梅氏洗完脸,正在喝着大儿媳沏的六安瓜片。

“我们也是临时决定的。你们都把家给忘了,我们也不想你们,就是想孙女、孙子,过来看看……”王梅氏朗声接话。王荫堂嘿嘿笑了笑,“吧嗒、吧嗒”地吸着旱烟。家里的事,都是王梅氏说了算,王荫堂憨厚,落了个省心。

王亚樵掏出“三炮台”香烟,递给父亲。王荫堂摆摆手,依旧抽自己的旱烟:“纸烟我不习惯。”王亚樵硬塞给他一支。他接过来,习惯性地夹在右边的耳朵上。

王亚樵一边与父母叙家常,一边吩咐帮助管家的何守鼎,说:“兄弟,你去买些酒菜,晚上,我俩陪二老好好喝几盅。”何守鼎点点头,与两位老人打了声招呼,就挎着竹篮子出了门。

何守鼎三代单传,王亚樵不忍心他在第一线冲锋陷阵,担心有个三长两短,对不起何家的列祖列宗。近来,他把家交给忠厚、勤快、细致的何守鼎。作为大管家,里里外外,王亚樵不便张罗的事,全请他出面。

几个人正说着话,郑抱真进来了。都是家乡人,以前就认识,郑抱真快步向前,与二老拉拉手,聊了一些家常话,然后,在王亚樵耳边嘀咕了几句,王亚樵说:“不碍事,都是自己人。你领他进来吧。”

郑抱真拔腿出门。

王亚樵欠起身子,把父亲耳朵上夹的香烟摘下来,放进他的手里。

过了十来分钟,郑抱真领着一个又瘦又矮的小伙子进来。瘦小伙子一见屋里有外人,满面羞红,又不知道如何称呼,一副手足无措的样子。

“小泥鳅,别紧张,有啥困难只管跟我讲。”王亚樵和气地说。

“小泥鳅”是浙江人,为人乖巧、伶俐,在郑抱真手下跑腿,深得信任。由于上海的社情复杂,工人中的人员也很复杂,为安全起见,王亚樵平时不与一般工人直接接触,而是委任郑抱真、朱大刚等亲信为联络员,遇到必须见面要他处理的事情,经过联络员把关、王亚樵批准,才可以领着来见。

“小泥鳅”低着头,看了看郑抱真;郑抱真点点头,鼓励他说话。于是,“小泥鳅”带着哭腔,把父母在乡间生病,自己无力寄钱回去尽孝心的难处说了一番。

王亚樵与郑抱真对了一下眼色,就进了里屋,从床底下掏出一个柳条箱子,里面全是整钱兑换的一元一元的零钞,以备工人兄弟不时之需。他抓出6元,走了出来,交给“小泥鳅”,说:“治病要紧。你先拿着,赶紧寄回去。如果不够,再来找我。”

“小泥鳅”接过钱,鞠躬感谢,就与郑抱真一同告辞了。

当天晚上,王亚樵高兴,陪同父母喝到深夜才休息。次日上午,他对父母说:“二老这次到上海,暂时就别回去了,多住一些日子,享几天清福。我让述樵陪你们逛逛外滩,转转城隍庙,散散心。我这几天还有一件急事需要处理,等忙乎完了,我再过来陪你们。有什么事情,你们随时让述樵通知我。” n4ijDJfvUsOyrmMi3Gpb2Xzb53VJ/l6ge0d1ZCpfXSpomZFqsNAkkfwkwrVhEC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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