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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3月12日，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因患胆囊癌，医治无效，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享年58岁。临终前，这位为推翻清朝统治、终结封建专制、复兴大汉文化的民族英雄，一生“君志所向，一往无前，愈挫愈勇，再接再厉”，弥留之际，他的遗言是：“和平……奋斗……救中国！”遵照他的遗愿，国民政府决定，将其灵柩暂时停放在北京香山碧云寺内，并着手在南京钟山修建陵墓。1926年1月动工，三年后的6月1日，举行奉安大典。
1926年6月5日，国民政府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李济深任总司令部参谋长，白崇禧任参谋次长代理参谋长，邓演达任政治部主任，郭沫若任政治部副主任。何应钦、谭延恺、朱培德、李济深、李福林、程潜、李宗仁、唐生智分任第一军至第八军军长，兵力10万余人（战争过程中，发展到40多个军、近百万人）。而北洋军阀直系吴佩孚军约30万人，控制湘、鄂、豫等省和直隶（河北）保定一带；从直系分化出来自成一派的孙传芳军约20万人，盘踞赣、闽、浙、皖、苏五省；奉系张作霖军约35万人，占据东北三省、热河、察哈尔、京津和山东等地。
7月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布北伐动员令；
4日，国民党中央在广州召开临时全体会议，通过《国民革命军北伐宣言》；
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战争正式开始。
邓演达、高语罕等人商议，推举常恒芳、王亚樵为安徽宣抚司正、副宣抚使。常、王领受任务，潜回上海，在法租界白来尼蒙马浪路（今卢湾区马当路）设立驻沪办事处，王庆云担任主任，负责与北伐军联络工作。常恒芳前往皖西，设宣抚司于太湖县城；王亚樵前往皖东，设副宣抚司于安徽省盱眙县高良涧镇（今江苏洪泽县城），联络旧部，收服绿林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就地打击军阀势力，配合、声援北伐军的行动。胸怀大志、屡遭磨难的王亚樵再次感到，拉起队伍打天下的机会又来了！
一、强人难与天争命
自合肥军政分府，被“相煎何太急”，逃亡上海滩之后，王亚樵一直渴望着拥有自己的武装，自己的地盘，红红火火闯九州。但是，十几年的血雨腥风，他的人生账单上，毫无例外地都是“亏损”：
1912年3月，他与李大钊等人相继加入江亢虎领导的中国社会党，李大钊担任天津支部总务干事，王亚樵担任社会党安徽支部长。他将安徽社会党党部设在肥东撮镇夏家祠堂，高举起“锄强抑暴、铲富济贫”，“改良法律、尊重个人”，“破除世袭遗产制度”旗帜。合肥的许习庸、唐幼文、洪耀斗、郑益庵，全椒的刘大魁，怀宁的蒋非我，巢湖的丁鹤龄，芜湖的杨柳堤等等，纷纷加盟，各地组织相继建立。正如洪耀斗在《我所知道的王亚樵》一文中所说：“由于他长于演讲，组织力更强，各县支部入党群众争先加入。他常穿一套破西装，拿一根自由棍，口留小胡子，形似日本人，各县奔走，宣传党义，卧稻草、吃残饭，是他经常生活。处世接物，非常诚恳，终日与群众打成一片。所以，社会党在安徽极为发达。”不到一年时间，就拥有党员七八万，成为江淮大地崛起的一股新生的政治力量。
1913年7月，北洋军阀倪嗣冲奉命南下，打败皖督柏文蔚，被袁世凯任命为安徽都督兼民政长。倪嗣冲粗鲁野蛮、残忍奢侈，“素有武健严酷之名”，外号“倪大炮”。上任之后，他宣布社会党为“乱党”，对社会党安徽支部痛下杀手，并派遣旅长夏叙堂（绰号夏老小）率领部队血洗撮镇总部，丁鹤龄等骨干遇害，王亚樵与洪耀斗、郑益庵等人，再次流亡上海。夏叙堂虽然武功高强，三四个人不是他的对手，却长得贼眉鼠眼，一肚子坏水。他见抓不着王亚樵，为了讨好倪嗣冲，竟带领部下到王小郢子，挖了王亚樵的祖坟，说是要断乱党家的风水。
1914年秋天，在上海，王亚樵与高振霄、陈群、何天凤、安昌浩、李怀诚等人一起，参加了景梅九教授领导的“安那其主义”研究小组。“安那其主义”也就是无政府主义，创始人是俄国的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他们公开反对包括政府在内的一切统治和权威，提倡个体之间的自助关系，关注个体的自由和平等；它的政治诉求是消除政府以及社会上或经济上的任何独裁统治关系。他们主张的社会“无政府”，并非不要政府，任由社会陷入混乱、虚无或道德沦丧状态，而是一种由自由的个体们自愿结合、互助、自治、反独裁主义的和谐社会。当时，无政府主义理论风靡全球，中国无政府主义的代表性人物有江亢虎、戴季陶、张静江、刘师复和著名作家巴金等。1945年8月，毛泽东飞赴重庆，与蒋介石进行谈判，期间，也会见了一些文化界人士。毛泽东第一次见到书生气十足的巴金，说：“奇怪，别人说你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巴金答道：“是啊，听说你从前也是。”可见，无政府主义影响之大。
景梅九（1882—1959），名定成，笔名老梅、灭奴又一人。山西运城人。民初著名的国学大师，与南方的章太炎并称“南章北景”。1902年，他被清廷公派到日本，考入东京帝国大学；1904年，与秋瑾合办《白话报》，鼓吹民主、共和；加入同盟会后，担任山西分会评议部部长。1911年，他在北京创办《国光新报》，公开批评袁世凯政府的独裁政策。袁世凯非常挠头，就派农商部次长张仲华悄悄地给他送去10万元支票。报社已欠稿酬、印刷费多日，这笔巨款真是及时雨。但景梅九却将支票扔到张仲华的脸上，骂道：“我的尊严岂止这点钱？”袁世凯无计可施，又想杀人灭口，就把杨度叫来，征求意见。杨度与景梅九是多年好友，他故意说：“这个时候杀了景梅九，反倒成全他烈士英名，玷污了你的一世英名。不如让他自生自灭吧！”1916年，袁世凯改元称帝。景梅九立即发表《讨袁世凯檄文》，铁笔诛心，洛阳纸贵，被誉为“讨袁檄中第一文字”。
后来，他却改变了“打法”。
景梅九与阎锡山是同乡，又都是同盟会元老，但是，他很看不惯“阎老西”独断专行的做派。书房里，他挂着一副自撰对联：“不随百川归大海；始知弱水是强流。”阎锡山，字百川；弱水，是陕西境内的一条小河。此联淋漓尽致地表明他发誓不在阎锡山手下做官的决心。在西安的《国风日报》上，他经常发表批评阎锡山的文章。陕西并非山西，阎锡山深感无奈，派出亲信，给他送去1000块大洋作为“封口费”。景梅九笑眯眯地照单全收，还特意给阎锡山写了一封回信，封口后交给来客。阎锡山颇为得意地打开回信：
惠款照收。“有功者”应该食禄。往日，吾乃白尽义务，未免有些怠工；今后，沽酒有资，当趁兴挥笔，加倍“奉敬”。绝不食言自肥也。
看罢，阎锡山气得肺都要炸了。
王亚樵在痛苦的摸索中，接受了无政府主义理论。
但王亚樵又与景梅九等人不同，不仅讲理论，更注重实践。1913年3月20日，在上海火车站，袁世凯派刺客枪杀宋教仁。孙中山从日本赶回上海，认为“非去袁不可”，极力主张出兵讨袁，于是发动“二次革命”，但是不久就告失败。袁世凯的势力强盛，复辟迹象日益显露。王亚樵决心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与余亚农、唐幼文、郑益庵等人组成暗杀小组，准备效法吴越，对袁世凯实施“斩首行动”。1915年8月，经柏文蔚引荐，他与常恒芳、王乐平等人一道，前往上海法租界环龙路44号（今南昌路180号），在中华革命党本部事务所里拜访了孙中山，聆听教诲，随即加入中华革命党，成为孙中山的忠实信徒。后来，孙中山多次外出参加群众活动，都请王亚樵负责安全保卫工作。陈其美很喜欢王亚樵敢作敢为、说到做到的性格，经常与他推杯换盏，谈古论今，并嘱咐道：“我们革命党惯用暗杀手段对付敌人，也要防止他们用暗杀手段来伤害中山先生。”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一命呜呼，副总统黎元洪依法继任，段祺瑞任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掌握军政大权。
同年秋天，王亚樵准备去北京，寻机暗杀北洋军阀的新掌门人段祺瑞，“实行锄除民贼，以救危亡”。他与余亚农一起，在上海吕班路（今重庆南路）文德里租赁民房，购买硫黄、硝石和碳等，秘密研制炸弹。一天，王亚樵外出购买器材，余亚农独自在家，按照配方研制黑火药，因操作不当，黑火药突然爆炸，他的面孔被破相，胳臂、大腿多处受伤。法租界巡捕房接到举报，迅速出动，将奄奄一息的余亚农送进医院。后来，在法庭上，余亚农坚称自己研制炸药，是为了到黄浦江炸鱼换钱谋生，法官也没有发现他另有企图，只将他拘留了三个月，刺段计划因此流产。
1922年1月21日，远东劳动人民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开幕。出席大会的中国代表团正式代表39人，其中，工人代表9人。中国共产党代表有张国焘、瞿秋白、高君宇、王尽美、邓恩铭等人，王乐平（化名王居一）、张秋白等代表中国国民党出席。期间，列宁带病接见张国焘、王尽美、邓恩铭、张秋白和邓培等人。据悉，当初国民党商量代表人选时，王亚樵作为工人代表列入其中，后来，张秋白为了去苏联，故意散布王亚樵胆大心狠、生活作风不检点等言论，王亚樵又失去了一次人生机会。从此，王亚樵与张秋白结下“梁子”，有一次老乡聚会时，他指着张秋白的鼻子，大声骂道：“狗娘养的！以后，请你务必要与我保持一里路的距离，别让我撞见你，否则，老子的拳头不认你这个臭老乡！”
1925年2月，苏浙战争之后，王亚樵与柏文蔚一起，带着郑益庵、洪东夷、郭寄生等骨干，前往开封，访问河南督军胡景翼，寻求发展空间。胡景翼自幼聪明好学，胸怀大志，一米九的大个头，仪表堂堂，著名学者章太炎见之称奇：“励生是今世少有的天才。”就任河南军务督办后，胡景翼致电孙中山，支持其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表示：“心如日月之明，无所不照；德如天地之大，无不复载。他日为龙为云，霖雨苍生，普救百姓，予之志也！”胡景翼与柏文蔚、王亚樵相见恨晚，盛请柏文蔚出任河南军校校长，任命王亚樵为河南混成旅旅长。再握兵权，王亚樵踌躇满志，随即开始联络旧友，希望东山再起。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病逝的噩耗传来，胡景翼将军悲恸欲绝，哭得死去活来，身心受到沉重打击，右臂上的疔疮复发，病情急剧恶化；4月10日，在开封病故，年仅34岁。岳维峻继任国民军第二军军长兼河南督办，柏文蔚、王亚樵等人受到排挤，相继离开河南，返回上海。
此次出任安徽副宣抚使，对王亚樵来说，真可谓绝处逢生。于是，他马不停蹄地前往皖东……
二、与陈调元结下梁子
1921年8月，孙中山以陈炯明为粤军总司令，讨伐旧桂系军阀。陆荣廷、谭浩明、陈炳妮、马济等重要头目逃离广西，纷纷投靠直系军阀。1922年秋，马济成为吴佩孚的参谋长。在吴佩孚、湖南军阀赵恒惕等人的帮助下，广西“武卫军”番号得以恢复。“武卫军”成立两个团，陈雷任第二团团长，驻扎在与湖北交界的安徽省太湖县。
常恒芳与陈雷是老乡、好朋友。1926年9月，他带领李小南、郑青士前往太湖，以叙旧名义，与陈雷相见。经过多次密谈，陈雷终于打消顾虑，决心率部起义，响应北伐。而北洋军阀耳目众多，已经察觉，吴佩孚随即调来了驻扎湖北的一个旅、安徽督军陈调元也派来了一个旅，两支重兵对二团形成夹攻之势。二团官兵马不卸鞍、人不卸甲，准备与敌人血战一场。
11月4日，也就是一个星期后，李宗仁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七军自湖北鄂城、大冶一线攻入江西，占领了孙传芳的老巢九江，并威逼长江北岸的陈调元部队，两个旅闻讯，落荒而逃。二团官兵都松了一口气。
不久，李宗仁挥师南下，挺进南昌。陈调元见有机可乘，又派一个旅到太湖围剿，经过激战，二团被击溃，向西逃过省界；陈调元部队跟踪追击，将二团围困在湖北宿松（今属安徽）县城东门外的鲇鱼山。情急之下，常恒芳虚张声势，派人从悬崖峭壁上顺着绳索溜下山去，用重金买通当地老百姓，四处散布“李宗仁部队杀回马枪，已经前来救援”的消息，由于信息不通畅，也由于陈调元想保存自己的实力，生怕部队被北伐军包了“饺子”，天黑以后，这个旅匆匆撤走。常恒芳与陈雷喜出望外，连夜把部队撤到了湖北黄梅，冲出了包围圈。
而王亚樵就没有这么幸运。
与常恒芳分手后，王亚樵率领阚培林、刘醒季等人，来到与江苏接壤的皖东地区，经过多方奔走，张在中、朱子云、许志远、魏益三等人率领自己的武装，接受宣抚，没有多长时间，汇集到王亚樵麾下的部队就达一千多人。
陈调元，1886—1943。字雪暄。河北安新人。保定军官学堂毕业。“武昌起义”爆发后，身为武昌湖北陆军中学地理教官的陈调元毛遂自荐，担任了北洋军冯国璋第二镇参谋；1917年8月，冯国璋就任大总统后，他被新任江苏督军李纯任命为江苏新军74混成旅旅长；1920年10月，又被江苏新督军齐燮元任命为苏鲁皖豫剿匪总司令；1925年1月，齐燮元败北，他又投靠奉系，担任苏军第四师师长；1925年10月，又转投北洋枭将孙传芳，协助孙传芳的部队攻占南京，赶走奉军，被孙传芳任命为“五省联军”第六师师长兼安徽总司令；1926年1月，被北京政府加委为安徽军事善后督办。陈调元身高体胖，浓眉方脸，成天笑眯眯的，人称“陈大傻子”，但他听到有人叫他“陈大傻子”，反而憨憨一笑，从不计较。
“怎么又是王亚樵？这小子吃了豹子胆，专跟官府作对？”接到王亚樵在皖东地区宣抚的情报，平常并不轻易发火的陈调元突然把桌子一拍，大发雷霆。“他与韩恢一起反对李督军（李纯），又与卢永祥一起进攻齐督军（齐燮元），真是唯恐天下不乱！对此等刁民，必须杀一儆百！”随后，他下达命令，派出一个旅，兵分三路，气势汹汹地开进皖东；王亚樵的部队是新近聚拢的乌合之众，人少枪劣，哪是他们的对手？三十六计走为上。王亚樵的部队在撤退的路上，大部分溃散了，只有几十人跟着他钻进了洪泽湖的芦苇荡。
洪泽湖，是中国第四大淡水湖。湖面开阔，两千多平方公里；碧波荡漾，一片片绿油油的芦苇荡，就像一块块绿毯子漂浮在水天之间。陈调元的部队沿洪泽湖各个要冲，设岗驻兵，布下天罗地网；到处张贴告示，悬赏5万，购买王亚樵的人头；经常派出水上突击队，对可疑地区、船只进行搜查；还将士兵们化装成渔民，暗藏手枪，与渔船一起出海，寻机刺杀王亚樵。
王亚樵带着弟兄们东躲西藏，与陈调元大玩“藏猫猫”游戏。洪泽湖湖广苇深，便于躲藏。但是，粮食稀缺。渔民出海之前，定人定额，多出一两，都被陈调元的部队收缴。秋天，王亚樵就与弟兄们打菱角、采湖藕、剥莲子、捞鱼虾糊口；冬季，湖面寒风凛冽，洪波滚滚，王亚樵只能与大家一起打野鸭、网飞禽、拔苇根充饥。偶然遇到好心渔民，花高价买点米面，掺和到野菜里，他们个个吃得津津有味。几个月时间，人瘦脸黑，所遭的罪说不尽。王亚樵素来就是个乐天派，为了鼓舞大家的斗志，闲来无事，他就绘声绘色地给兄弟们讲述一段“治匪能手”陈调元的“成名作”：临城劫车案。
三、“宋江第二”
民国多奇案。
1923年5月6日（农历三月廿一）2时50分，残月当空，山野静寂。津浦路上，“蓝钢皮”快车像一条深海蓝鳗，自南向北告别江苏，向山东地界的第一个车站——临城疾驶，在距离临城（今山东枣庄市薛城区，《铁道游击队》的故事发生地）约三公里的沙沟山时，火车司机突然发现前面的钢轨被人卸掉了一段，便紧急刹车，但为时已晚，剧烈的摩擦声、撞击声，夹杂着被惊醒的旅客的尖叫声，划破了沉沉夜空。巨大的惯性，让“蓝钢皮”快车的火车第406号机车、第2713号邮车、第4405和4406号三等车出轨倾覆。
正在车上的人们惊魂未定之际，一群土匪从四野冒出，蜂拥而上，大肆抢劫。英国商人罗斯满拔出随身携带的护身手枪，正要反抗，被一枪击碎天灵盖。随后，几百名土匪押解着39名外国人、30名中国人，逃往抱犊崮。39名外国人中，一部分是参加山东黄河宫家坝堤口落成典礼的记者，还有一部分是外国旅客、商人。
“崮”者，也就是四周陡峭、顶端平整的山峰。抱犊崮，属于沂蒙山区，主峰位于苍山县下村乡境内，海拔584米，为鲁南第一高峰，位列“沂蒙七十二崮”之首，被誉为“天下第一崮”。远远望去，抱犊崮就像一只倒扣的大海碗。崮顶土地肥沃，有良田数十亩，半山腰山洞数十个，曾是洞天福地，相传东晋道家葛洪弃官之后，抱了一条小牛犊上崮顶隐居，“名闻帝阙”，被皇帝敕封为抱朴真人，抱犊崮由此得名。
次日，北京、上海、济南等地的报纸，都在显著位置刊登了“蓝钢皮”快车被土匪劫持的消息，一时间，举世震惊。
5月7日，英、美、法、意、比五国公使先后向北京政府提出了最严厉的抗议；9日，五国公使又向北京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三日之内救出全体被劫持的外侨，否则每隔24小时，须加赔款若干。美国甚至要动用驻扎在中国的部队，前往苍山县武力解救，没有得到其他国家的支持。
北洋政府总统曹锟大发雷霆，责令山东督军田中玉戴罪立功。这些军阀原本想派重兵围剿，但外国公使为了确保侨民的人身安全，坚决反对。唯一的一条道路，就是谈判。于是，山东督军田中玉、山东省长熊炳琦、交通总长吴毓麟、徐海镇守使陈调元、江苏交涉员温世珍等先后到达。外国领事和驻华武官的数辆专车，都停在临城车站上，好不热闹。各报记者、人质家属纷至沓来。“江北水乡、运河古城”的枣庄马上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人们纳闷：抱犊崮匪首孙美瑶到底是什么人，敢开这么大的国际玩笑？
其实，孙氏家族也是被逼上梁山的。孙家原是枣庄大户，孙氏兄弟六个，老大叫孙美珠，老五叫孙美瑶。孙美珠识文断字，是个秀才。他家有良田三百多亩，房屋数十间，牛马成群，还开过酒店、油坊，小日子过得很滋润。但是，当年兵荒马乱，饥寒交迫的人们为了生存，不得不铤而走险，落草为寇。孙家树大招风，经常受到土匪的打劫；而围剿土匪的官兵不但不能帮助消灭匪患，而且以孙家通匪等罪名，多次敲诈勒索。在土匪与官兵的车轮战中，孙家损失惨重，苦不堪言。孙家恨官，甚于土匪。
1919年12月，一群土匪闯进付庄乡孙家庄园，把孙家父母绑架到山上，孙父被土匪威逼、折磨而死，孙母因惊吓过度精神失常。孙美珠、孙美瑶去官府报案，他们却狮子大开口，敲诈了大笔钱款，却迟迟不见出兵。次年清明节，上完祖坟之后，几个兄弟借酒浇愁。孙美珠仰天长叹：“这是什么世道啊？与其这样两头受气，还不如以毒攻毒，拉上队伍自己干！”孙美瑶大腿一拍，立刻响应：“大哥说得对，人活天地间，早晚都是死。梁山泊有阮氏三兄弟，我们为何就不能做孙氏六兄弟，大干一场。”其他人也对官府的不作为深感绝望，纷纷附和。于是，孙氏兄弟分头把田产卖了，牛马送给众乡亲，买了一批枪支弹药，上了抱犊崮。孙美珠原本想把孙家庄园留下来，以备后用。孙美瑶说：“我们现在干的，只有进路，没有退路；留恋退路，就是死路。”因此，他吩咐部下浇上煤油，自己亲手点火。孙家庄园火光冲天，烧了两天三夜，十几里之外都能看得见。大股小股土匪闻讯后，纷纷前来投靠，不长时间，孙美珠的“山东建国自治军”就拥有了三四千人马。后来，在一次战斗中，孙美珠被打死，孙美瑶被众人推举为“大当家”。
1923年，孙美瑶年仅25岁，正是虎虎生威、敢字当头的年龄。临城劫车案发生后，他与官方多次谈判，由于双方互不信任，难以达成协议。为了给官方施加压力，孙美瑶命令部下开枪示威，五名中国人质被“撕票”。消息传出，列强震怒，曹锟就像热锅里的蚂蚁，坐卧不安；田中玉、熊炳琦和吴毓麟却像泄气的皮球，无计可施。就在僵局难破的时候，徐海镇守使陈调元挺身站了出来。
陈调元是喝白洋淀湖水长大的。他是河北省安新县同口村人。1886年11月12日，生在一个农民家庭。父亲死得早，家中三口人的生活全靠母亲杨氏和妹妹编织苇席的微薄收入维持，从小在饥寒交迫中长大。14岁，仗着个头长得高，他虚报年龄当了兵。久经战场，智勇双全，又能说会道，特会笼络人，而立之年，就成为北洋部队的一位后起之秀。
陈调元赤手空拳，带着二十多位谈判代表爬到了抱犊崮脚下，被用绳索吊到崮顶。他俯瞰万丈沟壑，心中暗暗吃惊。在没有直升机的当年，抱犊崮重兵防守，易守难攻，弹药、粮草、饮水比较充足，有多少部队也只能望崮兴叹，无能为力。
陈调元上山，实质上就是自做人质，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但他却谈笑风生，有酒就喝，有饭就吃，无拘无束，真像是回到老朋友的家里一样。接风宴上，他看到孙美瑶两眼有些红肿，便关心地问他是不是病了，孙美瑶说是这几天熬夜熬的。陈调元从怀里掏出一副墨镜，亲手给他戴上，亲切地说：“老弟，戴上这个会好一些。你是一寨之主，应该格外保重啊！”孙美瑶心里十分感激。
而事实上，陈调元是哑巴吃饺子——心里有数。
来临城时，陈调元带了两个旅，原先是准备协助山东官军剿匪的，而今却被他派上了新的用途。如果孙美瑶按协议释放肉票，田中玉失信翻脸，发起对抱犊崮的围攻，那么，他的那两个旅就会用武力制止，确保自己的人身安全；如果孙美瑶既不释放肉票，又不让他下山的话，他的那两个旅就会率先强攻，孙美瑶就会死无葬身之地。
6月12日，经过一番讨价还价，陈调元与孙美瑶达成协议：围剿抱犊崮的政府军，一律撤回原地；北京政府答应招编孙美瑶的“山东建国自治军”3000人，并支付军费8.5万元。随后，孙美瑶释放了全部番票和华票。27日，抱犊崮土匪被正式改编为山东新编第十一旅，孙美瑶当上了少将旅长。
陈调元独闯虎穴，救出人质，名声大振，被中外媒体誉为“黄天霸式的英雄”。8月30日，北京摄政内阁予以重赏，委派他为皖、苏、鲁、豫四省剿匪总司令。
“孙美瑶后来怎么样啦？”阚培林焦急地问道。
王亚樵喝了一口白开水，叹了一口气，说：“他还能怎么样？自古都是官府言而无信，过河拆桥。临城劫车案平息后，田中玉耿耿于怀，觉得孙美瑶让他颜面大失。但他又不能武力讨伐，孙美瑶手里有几千条枪，不好对付。于是，他就指示兖州镇守使张培荣相机动手。张培荣得知孙美瑶喜欢斗鹌鹑，就将计就计。12月19日，他摆下盛宴，要与孙美瑶斗鹌鹑玩。孙美瑶认为有协议可据，又有中外多位高官、名流担保，自己手握重兵，政府不可能自食其言，况且，张培荣又是他新近结拜的师傅。因此，就如约而去。结果，鸿门宴上，孙美瑶被张培荣的手下枪杀，二十多名营以上军官全被处死。事后，张培荣把孙美瑶的头颅割下来，送到省城济南，田中玉‘验收’后，存放在山东省博物馆，公开展览。一代枭雄孙美瑶，成为‘宋江第二’，可悲可叹啊！”
1927年2月1日，已经是弹尽粮绝，王亚樵决定在除夕夜分头突围。晚上8时许，天黑如墨，湖边村庄鞭炮噼噼啪啪，魔术弹像流星一样划过夜空。王亚樵自己率领一个组，在湖北岸登陆；另一组由阚培林率领，向湖南岸进发。结果，王亚樵小组钻出了“大网”，而阚培林小组则被敌军发现。阚培林边打边退，敌军紧咬不放，围追堵截。阚培林小组逃到来安县水口镇，被敌军活捉。大年初一中午，接到战报，陈调元放下酒杯，想了想，说：“大过年的，开杀戒不吉利。这些刁民留着也是个祸害……就挖个大坑，把他们活埋了。记住，一定要埋在一起。再怎么说，他们这些人也是生死与共的弟兄啊！”
阚培林、张在中、殷爱棠、刘醒吾等惨遭活埋。王亚樵得到消息，仰天号叫：“陈大傻子啊陈大傻子！今生今世，我如果不能亲手宰了你这个大军阀，老子就把我的姓倒着写！”
四、定都庆典上“放一炮”
1927年4月18日，南京中山公园内，彩旗飘飘，锣鼓喧天，10万与会者，人人穿着新衣服，脸上喜气洋洋。国民政府定都庆典正在隆重举行。蔡元培代表国民党中央党部授印，胡汉民代表国民政府接受。
大会宣布，胡汉民为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吴稚晖为总政治部主任。大会发布了《国民政府宣言》，提出四条国民革命方略：“密切革命军与人民的配合；造成廉洁政府；提倡保护国内实业；保障农工团体利益并扶助其发展。”经历了袁世凯称帝和曹锟贿选，经历了大大小小的军阀混战，经历了无数的苦难，人民真的希望国民政府定都南京，能够使国民安居乐业，使民族得以休养生息。
为了体现民意，在成立大会上，安排了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等各界代表发言、祝贺。工人代表，原先选定的是马超俊。当时，马超俊正在上海法租界陶尔斐斯路24号，作为孙科的得力干将，忙于孙中山先生葬事筹备处的具体事务，工作千头万绪，脱不开身，而会议又没有候补人选，于是，主持者就让他推荐一人。马超俊想都没想，就说：“我看王老九挺合适。”
随后，王亚樵接受邀请，带领何守鼎、许志远等几个弟兄来到南京，在钞库街52号安徽会馆住下。安徽会馆为三进两院式，青砖黛瓦马头墙，是一座典型的徽派建筑。
当天晚上，吃过晚饭，王亚樵在院子里散步，遇见一个白面书生。两个人闲聊了一会儿，谈得挺投机。那个人也借住在安徽会馆里面，久仰王亚樵的大名。他说自己名叫华克之，江苏宝应人，1902年出生。1924年，他在金陵大学读书时，加入国民党，并作为工作人员到广州参加国民党“一大”，亲耳聆听孙中山的教诲；1927年3月24日，北伐军占领南京，华克之出任国民党南京市党部青年部长。但是，4月份之后，他对蒋介石背叛三民主义、屠杀民众的行为十分愤慨，公开提出批评，受到追捕，无处可藏，才通过友人介绍，躲进了安徽会馆。
“王先生，请问，您这次到南京来有何贵干？”
王亚樵将明天参加定都庆典，并作为工人代表发言一事做了介绍。他自豪地说：“是蒋介石请我来的。事后，他还要请我组建全国劳工总会，委任我为津浦铁路护路司令。”
“王先生，我听说，你是一个爱憎分明的硬汉子，恕小弟直言，你千万不要被蒋介石的迷魂汤灌迷糊了。”
“此话怎讲？”
“据我观察，蒋介石已经彻底背叛革命，成为一个新军阀、大独裁者。你为他歌功颂德，是想与他一起遗臭万年吗？依我之见，你还是尽快回上海去，继续除恶扬善、替天行道。”
王亚樵点点头，说：“你的意见，我会考虑的。不管怎么说，我决不会为虎作伥、出卖良心的。天地很小，来日方长，咱们后会有期。”
第二天，定都庆典大会如期召开。各位代表按照大会议程，相继登台，掏出事先准备的讲话稿，照本宣科，分别说了一通“祝贺”、“庆祝”、“希望”之类的客套话。轮到王亚樵，他从容地走到麦克风前，因为个头矮，又将话筒往下压了压，掏出准备好的发言稿，看了一眼，又向黑压压的会场看了看——乱哄哄的会场顿时安静了下来。他把发言稿抖了一抖，说：“我预备了发言稿，但是听了大家都讲过年话，我觉得再讲下去，没有意思。既然选我来代表工人发言，我就借此机会向国民政府讲几句真心话。”
市民们无意识地踮起脚尖，伸长了脖子。
“我从上海来，大家都知道，前几天上海发生了大屠杀。再往前推一个月，江西、安徽、湖北等地，都发生了血腥镇压，收缴工人纠察队武装，许多工人兄弟被当作暴民枪杀。我不知道是谁下的命令，谁有权力下这样的命令，我只知道，这是草菅人命！从辛亥革命到北伐战争，我们工人阶级一直站在反封建、争民权的第一线。北伐尚未成功，就对工人兄弟下毒手，清共而容军阀，戈矛所向非敌而友，真是令亲者痛、仇者快！中华民国是人民的国家，国民政府应该服从国民的意志。我要求国民政府追查元凶，尽快给国民一个满意的答复！”
主席台上的各位大员面面相觑，笑容顿失。身着戎装的蒋介石，刚才还是春风得意，现在已是满面冰霜。但他又不便在公开场合发作、失态，只好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像一座石雕；眼睛都不眨巴一下，就更像一座石雕了。
“劳工万岁！”“勿忘总理遗言！”“停止屠杀，保障民权，团结所有志士，将北伐进行到底！”
王亚樵振臂高呼口号，结束了自己的发言。
当天夜里，初夏的石头城一片寂静，只有几处稀稀落落的灯光。突然，十来条黑影从四面八方围住了安徽会馆。便衣队长张珊将耳朵紧贴大门，听了一会儿，朝身边的部下比画了一下。两个人猫腰趴在墙前，另外两个人以他俩的肩头作为人梯，翻过墙头，脚刚触地，电灯“刷”地点亮，院门洞开，几支手枪分别对准了墙内、墙外的不速之客，厉声喊道：“举起手来，缴枪不杀！”
张珊顿时傻了眼：人家早有准备！好汉不吃眼前亏。于是，他带头把盒子枪扔到地上。部下们赶忙学着队长的样子，把手里的枪支扔到青石街上，发出一阵叮叮当当的声响。
戴着墨镜的王亚樵上前一步，左手持枪顶住张珊的腹部，右手插进他的怀里，很快就摸出了一把护身用的六轮手枪。然后，他双手掐腰，对余立奎说：“把他们的家伙都给废掉！”余立奎捡起地上的枪支，把子弹、撞针一一卸掉，装进口袋里。
“你们都是当差的，我王亚樵今天不想找你们的麻烦！你们捡起枪支可以走了。”他又转身对张珊吩咐道，“回去给我向老蒋捎句话，别看我无职无权，无党无派，但无欲则刚。谁要是搞独裁搞专制，谁就是对不起孙总理对不起国民，我就会让他坐卧不安，生不如死！”
张珊点头哈腰，捡起面前的枪支，领着部下跑开了。
熄灯进屋，余立奎把战利品往桌子上一倒。哈哈哈！大家开怀大笑。
王亚樵用手把大家招呼到桌子前，说：“弟兄们守株待兔大半宿，都饿坏了。来来来，咱们吃点消夜。不过，不能喝酒，喝酒容易误事。但盐水鸭、风香鹅管够。吃饱了，大家按照计划，乘敌人尚未缓过劲来，分头出城，回上海会合。”
何守鼎、许志远、余立奎等围着桌子，抓起一只盐水鸭，有的扯大腿，有的撕翅膀，大口吃了起来。
“九哥，你太厉害了，真是能掐会算！”许志远边啃鸭腿，边说。
“不是我能掐会算，而是我知己知彼。”王亚樵说，“我与蒋介石不是太熟悉，只是通过陈英士认识，见过几次面，话不投机，没有什么深交。说实在话，蒋介石的确是一个乱世枭雄，性格刚毅，恃才傲物。缺点就是刚愎自用，言而无信，流氓作风。我这次不过是借机建言，对他对国民政府都是善意的。没想到江山易改，禀性难移，他当上了北伐军总司令，还是阴险奸诈、小肚鸡肠！看来，这次让他难堪，他今生今世都难以再放过我了。以后，我们都得小心提防一些。”
王亚樵缴获的左轮六发手枪，是西班牙制造的，编号是8697，只有巴掌大小，俗称“掌中宝”，从此，这把枪就成为他随身携带的“护身符”。
半个小时后，余立奎用军车将枪械偷运回去，藏在家中的地窖内。王亚樵他们分成两路，奔向江边早已预备的渔船……
五、三把利剑随时出鞘
国民党也像一切独裁集团一样，表面上风平浪静，水面下却激流汹涌，争权夺利；幕前一团和气，幕后却刀光剑影，你死我活。原因很简单，因为没有一个大家公认的游戏规则，谁还有遵守规则的义务？所以，胜者不武，败者不服。如果像奥运会比赛那样，有规则，有裁判，有赏罚，公平、公正、公开，无论输赢，大家都会口服心服，背后“使绊子”“下毒手”的事情就没有了市场。国民党的失败，就败在自己的内耗上。
北伐后期，国民党存在着两个政府。一个是先成立的武汉国民政府，1927年2月21日正式开始运作，以汪精卫为核心；一个是后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以蒋介石为中心。谁都知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无论是汪精卫还是蒋介石，都是把权力作为私人的筹码，用于笼络部下、打击对手。
1927年3月4日，陈调元见孙传芳败局已定，就投靠蒋介石，被委任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七军军长。芜湖、安庆等地兵不血刃，陆续被北伐军收复。
3月18日，江左军总指挥李宗仁乘船抵达安徽省城安庆。次日下午，北伐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就从武汉赶了过来，送来武汉国民政府的“安徽省政务委员会主席”的委任状和大印。
李宗仁是个明白人，他不愿意夹在汪、蒋之间，两头不讨好。于是，他就解释道：“我是行伍出身，只懂得带兵打仗，政治非我专长，还是请另选贤能吧。”
郭沫若反复劝说，李宗仁再三推辞。因为都是老朋友，李宗仁见天色已晚，就留他吃饭。两个人喝的是剑南春，还发拳助兴。郭沫若能说会道，又是海量；李宗仁酒量也不错，发拳也很在行。可是，那天晚上，他故意失手，连战连输，喝得酩酊大醉。等他酒醒，郭沫若已经带着委任状和大印回武汉。李宗仁暗自庆幸：“沫若毕竟书生气太浓。要是他把委任状和大印留下，我这顿酒算是白醉了！”
巧合的是，第二天，蒋介石就由九江匆匆登上“楚同”号军舰，抵达安庆。
见面以后，略微寒暄。蒋介石说：“老弟啊，你不欣赏武汉的作风，不接受他们的委任，我都听说了。好，做得好。不过，我不能让你吃亏。”他从包内掏出一张公文纸，递给李宗仁，说，“让我来任命你担任安徽省政府主席吧。”
接过手令，李宗仁说了一些感谢的话，“不过，总司令，论地方行政，我是既无兴趣，也没工夫。现在军阀残余尚未肃清，你让我来做省主席，还要我带兵到前线打仗吗？”
“搂草打兔，两不耽误！”蒋介石想了一想，说，“德邻，你看这样好不好，现在是北伐的紧要关头，你在前线冲锋陷阵，难以分身过问安徽事务，实在忙不过来的话，你就找个人暂时代理一下！”
李宗仁为人憨厚，但是心里明白：蒋介石这次这么大方，硬要自己接受这颗“甜枣”，目的是让自己与汪精卫划清界限。兵荒马乱的时候，谁知道哪块云彩会下雨？如果贸然接受，势必得罪汪精卫，后患无穷。于是，他给蒋介石斟满清茶，颇有些为难地说：“蒋总司令，你看我找什么人代理合适？我的总指挥部里的人手还不够用呢。退一步说，在其位就该谋其政。要是让我挂名他人代理，出了问题，我怎么能够负得起责任呢？”
两个人推来让去，没有结果。蒋介石喝了一口茶，身子往前倾了倾，问道：“那么，你看什么人主政安徽为好呢？”
“如果总司令的心目中暂时没有合适人选，我冒昧地进上一言，可否暂时委派三十七军军长陈调元来做？他原来就坐镇安徽，手下也有原班人马。我想，让他出任安徽省主席，他是会很乐意的。”
“也好，也好。”蒋介石想了想，点点头。
但是，蒋介石的任命一经宣布，立即引起皖人的坚决反对。
陈调元在安徽驻军多年，横征暴敛，祸害江淮，在南京、上海等地有多处房产，私人财产2000万以上，民愤极大。想不到，北伐军来了，他却玩了个“帽子戏法”，摇身一变，又成为安徽的“父母官”。1月3日，他克扣军饷两个月，驻军芜湖的骑兵团忍耐不住，首先鸣枪，接着其他部队群起响应，一千来名官兵蜂拥到繁华街道、富裕社区，见门就砸，见物就抢，见人就打，弄得鸡犬不宁，造成200多万元损失。第二天，这些兵匪又把抢掠的东西摆在街头，廉价出售，所得款项大吃大喝大赌一番。接到报案，陈调元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以带兵无方为由，只把骑兵团长撤职了事。4月4日，他又以筹集北伐军饷10万元为名，派出40多名官兵荷枪实弹，绑架了芜湖商会会长、银行行长及各人民团体负责人，限定5日上午11时前交款。6日上午11时，又派兵包围商会。芜湖市民深为震惊，群情激愤，商店纷纷罢市，20万市民在太古码头召开驱陈大会，并通电全国：“若再让他占有安徽，干这些坏事，不但是安徽的耻辱，更是国民革命军莫大的耻辱。从今天起，安徽人与他势不两立，正式向他宣战，不达严办这个反革命不止，要用他的血洗去安徽的耻辱……”并严正要求：“一、查办陈调元。（甲）解除陈调元武装；（乙）撤销本兼各职；（丙）没收陈调元财产；（丁）惩办党羽。二、电请李宗仁克日就职。三、收回芜湖租界。”
由于各界人民的强烈反对，陈调元自知理亏，灰溜溜地乘坐军舰离开芜湖。但是，安徽民众已忍无可忍，各地相继掀起了驱陈风潮。南京、上海等地的安徽老乡纷纷采取集会、游行、上访、报刊揭露等形式，对贪官陈调元口诛笔伐，闹得满城风雨。
然而，一向喜欢抛头露面打抱不平的王亚樵，却毫无动静，似乎对此不怎么感兴趣。老乡们有的纳闷，有的私下议论：“强龙压不过地头蛇，老九的家人都在安徽，他还敢得罪陈大傻子？”
其实，王亚樵对陈调元恨之入骨，早就想把他赶出安徽。可是，陈调元是一条贪婪的饿狼，赶到哪里都会祸害当地百姓。他暗暗打定主意，灭掉陈调元，既可以为水口镇罹难的兄弟们报仇，又可以彻底清除祸害百姓的元凶，还可以敲山震虎，剪除蒋介石的羽翼。因此，王亚樵在别人谈论陈调元时，要么借故走开，要么一言不发。而他在背地里，已经组建三个除陈爱皖特务队。第一队，由王亚樵兼任队长，队员有何守鼎、张文农等，负责上海片；第二队由张松林（人称张胖子）负责，队员有吴鸿泰、宣济民、王干庭、牛安如等人，负责南京片；朱秋燕任第三队队长，负责安庆片。三个特务队只对王亚樵一人负责，各自为战，相互不通声气。
陈调元在明处，特务队在暗处，三张大网悄然张开，紧盯着陈调元的一举一动。复仇的子弹，随时都可能让陈调元的大脑袋瓜子“开瓢”……
六、深夜借路费
就在安徽省内外一片驱陈声中，1927年10月21日，南京国民政府悖逆民意，宣布改组安徽省政府，任命陈调元、柏文蔚、张秋白、何世桢、韩安、汤志先、雷啸岑、陈中孚、宁坤为省府委员，以陈调元为主席，汤志先兼任民政厅厅长，陈中孚兼任财政厅厅长，何世桢兼任教育厅厅长，张秋白兼任建设厅厅长。消息一出，无异于火上浇油。
民国实行的是“大部制”，省政府下设“四大厅”，建设厅是个肥差，具体负责统一掌握、管理全省的工商矿业、交通营建、农林水利、合作事业等各项经济建设事务。张秋白上任后，对陈调元言听计从，点头哈腰，像一条哈巴狗似的，整天围着陈调元的屁股转，被同乡们蔑称为“皖奸”。
1928年7月，一天，王亚樵与郑青士一起走出霞飞路宝康里路口，人行道上，迎面走来了张秋白。王亚樵毫无思想准备，愣了一下，马上举起右手的文明棍，照着张秋白打了过去。张秋白见势不妙，转身就跑。
王亚樵边追边骂：“狗日的，哪里跑？！”
听到骂声，张秋白更是慌张，跑得更快。没跑多远，头上的礼帽被风吹落。那副慌张的样子，让行人捧腹大笑。王亚樵跑到礼帽跟前，抬起一脚，把礼帽踩扁，气哼哼对郑青士说：“这个皖奸，不知道跑到上海来逛荡什么。他是躲了初一却躲不过十五！迟早我要收拾他。”
8月15日夜里，王亚樵急匆匆敲开法租界蒲柏路（今太仓路）468号。
“九爷，这么晚了，有什么急事？”郑青士揉揉眼睛，伸了个懒腰，问道。天气闷热，他只穿了一条大裤衩。
“张胖子拍来电报，‘硕鼠’出洞了。”王亚樵说。郑青士知道，“硕鼠”是王亚樵给陈调元起的代号，但具体情况，因为有严格的纪律，王亚樵不说，他是绝对不可以多问一句。
“需要我上吗？”
“不。已经安排妥了。”王亚樵在屋子里转了一圈，点着一支香烟，吸了一口，问道，“你……你手里还有钱吗？”
“需要多少？”
“100块。”
那时候，几块钱可以够一家三口吃上一个月。100块不是一个小数目。
郑青士摇摇头。
王亚樵边在屋子里转圈，边抽烟。过了一会儿，他说：“急等着用啊。……这样吧，《民众日报》的主编程元斟就住在旁边的外国人公寓里，他和我是朋友。麻烦你跑一趟，代我去借一下。”
郑青士知道王亚樵的秉性，二话没说，披上一件短袖衬衫，按照他提供的地址，敲开了程元斟的家门。程元斟正在台灯下赶稿子。他问道：“王老九叫你来的？三更半夜，啥事这么急啊？”
听说要借100块，程元斟皱皱眉头，说：“我兜里也就100块了。明天还要吃饭、办事……就借给他80吧。反正借多借少，他这个老兄都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回到宿舍，王亚樵接过钱，拍了拍郑青士的肩膀，说了句“辛苦啦”，然后，推开门，消失在漆黑的夜幕里……
七、张秋白命归黄泉
8月15日，星期三。南京城北鼓楼区丁家桥一带，知了像赛歌似的，此起彼伏，一声高过一声，使“四大火炉”之一的南京，更显得热浪滚滚。而幽深的梅溪山庄里，却梧桐如伞，凉风习习，仿佛清凉世界。
中午12时许，两辆黄包车一前一后，越过梅溪桥，顺着山间公路又行了一里地左右，下了公路左走，来到梅溪山庄的大门前，两个全副武装的门卫出了值班室，将黄包车拦住。
“干什么的？”高个子门卫挥手问道。
张松林、宣济民、吴洪泰从车上跳了下来，个个都是头发梳得油光锃亮，戴着眼镜，手夹名牌牛皮包，显得气度不凡。
张松林点头一笑，从皮包里掏出一张名片，双手递给他，说：“老总，我们都是东吴大学的，从苏州专程来拜访张厅长，向他提交安徽水利图……”
“这里是住家，有公事，到衙门里去办。”
“我们去了安庆，听说张厅长回府，就赶了过来。”张松林解释道。
“东吴大学理学院教授、美国理工大学博士李仪祉？”高个子低声念了一下名片，递给矮胖子，“你认识这个人吗？”
矮胖子仔细打量了一下这个名片上印作“李仪祉”的张松林，摇摇头。
“有预约吗？”高个子显然是管事的，又问道。
“张厅长是个大忙人，我们联系不上。”宣济民从皮包内掏出几张钞票，塞到他的手里，说，“天气太热，给二位老总买几根冰棍解解暑。事情太急，不能耽误。请你就行个方便，让我们进去吧。”
高个子把钱揣进兜内，对矮胖子说：“你进去报告一声。”
矮胖子手持名片，匆匆走了进去。其实，值班室内有内线电话，但高个子为了谨慎起见，还是让张厅长看看名片再定。张厅长整天与这些专家、教授打交道，如果有疑问，他是不会答应接见的。
院子很大，往里面看看，全是树木、假山，别墅依稀可见。
正在等候时，一辆轿车从里面开了出来，窗玻璃是茶色的，看不清车上坐着什么人。
大约等了十来分钟，矮胖子出来，说：“厅长说了，是有这么个名叫李仪祉的水利专家，可以让他们进去说话。”
张松林向黄包车招了招手。高个子马上制止道：“进你们三个。黄包车不准进。”
张松林等三人装出一副无奈神情，跨过便门门槛，朝别墅走去。
进了别墅正门，一个丫鬟模样的俏女子已在那里等候，并把他们领进了客厅。一打听才知道，陈调元刚接到蒋主席的电话，午宴还没有结束，就坐轿车走了。
丫鬟出去后，张松林与宣济民、吴洪泰相互对了一下眼色，正准备商议是走是留的时候，张秋白却打着饱嗝、摇晃着身子走进来，酒气熏人。他右手捏着一根牙签，边走边剔，问道：“谁叫李仪祉？”
张松林应了一声。
“图纸呢？拿出来看看吧。”
宣济民装着掏图纸的样子，迅速掏出手枪，“看个吊！”对准张秋白的脑门就是一枪。雪白的脑浆像豆腐脑一样，四处绽开。
吴洪泰拔出手枪，要打张秋白，被张松林推开。
宣济民装着没有看见，朝张秋白的心房处，又补了一枪。鲜血像爆裂的水管，四处乱溅，染红了乳白色的纯毛地毯。
三个人立即冲出客厅。
丫鬟尖叫了一声“杀人啦！”疯了似的朝里面跑去。宣济民举枪还要射击，张松林用手挡了一下：“‘四牯子’，别滥杀无辜！”
三个人连走带跑地到了大门口。
高个子正在与矮胖子聊天，感觉情况不太对，就问道：“见到厅长没有？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
此时，值班室内，电话声大作。
扮作黄包车车夫的王干亭、牛安如反应很快，一个箭步，赏给他俩每人一个枪把子，两个门卫应声倒地。
五个人飞一样地跑上山间公路，向南朝梅溪桥头奔去。
梅溪山庄一带是军事要地。东面，驻扎着一个留守处；西面，有一个师部。没跑多远，驻军就接到梅溪山庄的报警电话，几辆军用摩托车的呼啸声响彻山谷，知了受惊，寂寂无声。
五个人气喘吁吁地跑过梅溪桥，边跑边向后面胡乱射击。
摩托车上的机枪一阵“嗒嗒嗒”，子弹打得山石飞溅，落叶满地。
就在几辆摩托车要接近梅溪桥时，“哗啦啦”，大小石头从山上滚落下来，乱石横陈。摩托车赶紧急刹车，慌乱之中，有的冲进溪内，有的翻倒路上，惨叫声响彻山谷……
八、雷阵雨下得正是时候
张松林等人死里逃生，明知道是九哥在掩护、接应自己，却不能停下来。按照预案，他们在一个僻静处上了轿车，更换服装，弄乱头发。
车到下关，五个人迅速跳下，径直进了人来人往的候车室。
可是，此时车站已经接到上峰的命令，对每个进候车室的人都要进行搜身检查。张松林等人想往后退，却被一个警察高声叫住，并领进旁边的一间办公室。进去一看，四角各站一个人，手持步枪，刺刀寒光闪闪，如临大敌。
书记官坐在办公桌前，命令他们脱去衣服，接受检查。
情况紧急，容不得多想。张松林知道宣济民当过兵，就对他示意了一下。宣济民心领神会，“哎呀”一声，手捂肚子，就势蹲了下去。
警察们的目光一起聚焦到宣济民的身上，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变故，精神稍微放松，说时迟，那时快，张松林等人麻利地撩开短衣，拔出插在裤带上的手枪，“叭、叭、叭、叭”，将四角的警察击毙。书记官蹲到桌子下面，想躲藏起来，被宣济民一枪结果。
清脆的几声枪响，就像在平静的深潭中扔进了几块巨石，候车室内像马蜂炸窝似的乱了套，有的拔腿乱跑，有的撅腚蒙头趴在地上，有的又哭又喊尿了裤子……
张松林等人不敢恋战，冲出办公室。门外的警察发现情况不好，掏枪射击。对射过程中，又有两名警察倒地身亡。但是，闻讯而来的警察和士兵越来越多，张松林等人边反击，边往前跑。在翻越一道矮墙时，吴洪泰慢了半步，被子弹射中。其他人无法救援，就朝新河口江心洲方向狂奔。经过一个野外鱼市时，鱼贩子和市民们为了逃命，在荒野上撒丫子乱跑。张松林等人混杂在人群里，乘机钻进芦苇荡里。
敌人的大队人马乘着军车，正源源不断地开了过来。
在芦苇荡里，张松林等人猫腰乱窜，脸上、手上、胳臂腿被苇叶、树枝、荆棘划出了一道道血印子，却浑然不知。芦苇荡被敌人包围了，子弹把芦苇一排排拦腰打断，苇碴子、麻雀拼命翻飞。张松林等躲在苇荡深处，浑身“筛筛子”，真是插翅难逃死定了。
恰在这时，电闪雷鸣，狂风大作，一阵雷阵雨自天而降，围剿的敌人、警察全被淋成落汤鸡，胡乱朝芦苇荡放了一顿枪，就四处躲雨去了。乘此空隙，张松林等人在泥水里连滚带爬，逃离绝地。
傍晚时分，雷雨停歇，他们拦住了一条刚靠岸的渔船，连逼迫带吓唬，并给重金酬谢，船主勉强答应，送他们渡过长江……
吴洪泰被活捉之后，当夜就受到审讯。刚开始，他不愿意暴露身份，后来，经过几次大刑，吴洪泰被打得伤痕累累，不得不吐露真言，交代了王亚樵组织特务队行刺陈调元的来龙去脉。王亚樵请托好友李济深、陈铭枢等出面解救，未能如愿，吴洪泰在监狱内被绞死。
根据王亚樵事前交代，此次行动的目标是刺杀陈调元，如果遭遇张秋白等人的反抗，可以击伤，甚至击毙。但是，没伤及陈调元的一根毫毛，张秋白并未反抗，就被枪杀，王亚樵非常生气，对张松林等人提出批评，并将每人的奖金由1000元降为500元；而对于宣济民，则责令他说明违反纪律的缘由，做出深刻检查，只发给200元奖金。
“九哥，我不明白。你平时对张秋白那么讨厌，见面就打，张口就骂，我顺手牵羊，杀了这个‘皖奸’，到底错在何处？”膀大腰圆的宣济民反问道，显得理直气壮。
“张秋白千错万错，没犯死罪。行动前，我是怎么要求的？干我们这一行，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如果都像你这样有组织无纪律，可照（土话，行不行）？”王亚樵一拍桌子，训斥道。
宣济民脸憋得通红，嘴皮子吧嗒了几下，没再言语。拿起200元奖金，走了。背后不知谁说了一句：“‘四牯子’又发牛脾气了。”
其实，宣济民心里有话不便说。早在1926年，他就由余庆生介绍，秘密加入共产党，曾担任著名工运领袖、上海总工会常委兼沪西区主任刘华的贴身保镖；五卅运动后，刘华牺牲，他又归中共上海市沪西区委员会书记何梦雄直接领导。这次行动前，他将到梅溪山庄行刺陈调元的情报及时传递给了地下党组织。因为张秋白是老同盟会会员，在国共合作期间，他与陈独秀、柏文蔚等代表安徽，出席国民党“一大”，认识许多中共领导人，后来积极参与蒋介石、陈调元的“清党”行动，对革命危害很大，因此，中共安徽省临时委员会指示宣济民，顺便予以铲除。这些情况，宣济民怎么和王亚樵说明呢？
从此，宣济民自行离开王亚樵，改用化名，继续参加党的地下工作。
九、三房老婆相安无事
陈调元大难不死，却惊得一身冷汗。“王亚樵？又是这个亡命之徒！”陈调元直喘粗气，仿佛一条牛鞭上扎了长针的公牛，恨不能马上抓到他，扒他的皮，抽他的筋。
但是，经过反复考虑，他觉得自己在安徽得罪人太多，安徽人认死理，又抱团。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啊。谁知道他的子弹何时、何地飞过来？作为军人，与人当面锣、对面鼓，真刀真枪地拼命，他不怕；怕就怕这样的牛皮苍蝇。看不见、摸不着，像幽灵一样，闹得人心神不宁。犯不着啊犯不着。即使把他抓住了，枪毙了，又有什么意思呢？要是逼急眼，狗急跳墙，他把枪口对准自己的老婆、孩子，怎么办？考虑再三，他觉得好汉不吃眼前亏，该有的都有了，不该有的也不必贪心。于是，就向蒋介石提出辞职。
对于陈调元，蒋介石深为器重。虽然他是军阀出身，归顺较晚，但是，他不仅仅曾做过时下爱将唐生智、何应钦、白崇禧等人的军校老师，更重要的是，他对自己毕恭毕敬，毫无二心。而且，逢年过节，都到府上拜访，送来丰厚的礼金……当时，蒋介石正在与“把兄弟”冯玉祥闹得不可开交。身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的战场指挥水平并不高，却善于利用高官厚禄分化、瓦解敌人阵营，让其不攻自破。他利用方振武（时任冯玉祥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三方面军总指挥）与冯玉祥就进军路线、给养补充等问题上的矛盾，派遣亲信前去秘密策反。接到陈调元的辞职书，蒋介石顺水推舟，把陈调元调往他的发迹地——山东担任省政府主席，将腾出来的位置赏给了方振武。陈调元、方振武皆大欢喜。1929年4月，方振武将自己的部队拉回安徽，就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第六路军总指挥兼安徽省政府主席等职，部队改归蒋介石指挥。
在湖州八雀寺练兵时，方振武就是王亚樵的得力部下，这次就任安徽省政府主席，王亚樵又是驱陈功臣，所以，到任不久，方振武就投桃报李。因为王亚樵树大招风，不为蒋介石所容，方振武不能直接请他出山，而是拿出几个肥差，让他安排手下。洪耀斗出任全和厘金局（设在各个水陆交通要道，相当于现在的税务局）局长，张文农出任明光凤凰井厘金局局长，朱雁秋出任盐河厘金局局长，杜墨林出任芜湖湾址厘金局局长。洪耀斗、张文农诚实守信，忠于组织，前后向王亚樵解交税款10万元，而朱雁秋、杜墨林则见利忘义，截留税款，大肆挥霍。朱雁秋还在安庆小东门石家塘一号盖了一幢别墅，名为“雁庐”。王亚樵看清了朱雁秋、杜墨林的真面目，从此不再搭理他俩。十分搞笑的是，1933年，“刺杀宋子文未遂案”中，安徽省主席刘镇华秉承蒋介石的旨意，将朱雁秋、杜墨林作为王亚樵的骨干分子，分别在安庆、临淮关枪杀。朱雁秋、杜墨林做了替罪羊，真有些死不瞑目啊。
有了稳定的经济来源，王亚樵一家结束了颠沛流离的生活，在上海法租界拉都路（今襄阳南路）租了一套带院门楼房，安顿下来。院门左右两扇，平常关闭。自己人都懂得暗号，敲左边的门，先敲三下，中敲两下，再敲三下。
王淑英是个家庭妇女，没有文化，信守“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古训，从不过问丈夫的事情。那个时候，女儿王继仁、儿子王继哲已经开始读书，小叔子王述樵正在读私立上海法科大学，家务事全由王淑英一手打理。王述樵比王亚樵小19岁，王亚樵特别喜欢他，走到哪儿就把他带到哪，供他读书，但一般不让他参加自己的组织活动。因为，他深知自己干的是冒险行当，随时都可能坐牢、杀头，二老的后事，全要依靠弟弟。当时，著名律师沈钧儒在上海法科大学担任教务长，主张学术自由和自由结社，与王亚樵称兄道弟，亲自辅导王述樵学习法律。
民国时期，还存在着一夫多妻现象。1917年秋天，王亚樵迎娶王亚瑛为二房。王亚瑛自幼习武，曾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胆识过人，深为王亚樵所喜爱和信赖，唯一不足，就是不能生育。王亚樵已经有儿有女，不在乎这些，但父母的思想里还残存着多子多福观念，见大儿媳只生了一男（继哲）二女（继仁、继惠），就自作主张，于1929年4月，又给王亚樵娶邻县安徽全椒人李淑贞，做他的第三夫人。李淑贞娇小可爱，皮肤黝黑，性情贤惠。婚后第二年，就生下了儿子王继辅。三房夫人，分三处居住，相安无事。“狡兔三窟”，也挺符合王亚樵的冒险生涯。但是，王亚樵是个负责任的丈夫，“外面彩旗飘飘，家中红旗不倒”，他十分体谅、尊重原配，经常回到王淑英的身边，检查一下儿女的作业，带他们上公园玩玩。不久，李淑贞身患急病去世，王继辅被送到王淑英身边。王淑英视为己出，精心养育。上小学之后，由于王述樵与龚淑婉婚后多年无儿无女，王亚樵做主，把王继辅过继给了王述樵。王述樵已是执业律师，在黄浦区静室庵路（今静修路）六十四弄10号小楼居住。那天，王继辅被王述樵开车接走的时候，王淑英给他换了全身的新衣服，搂住他，眼睛都哭肿了，恋恋不舍地嘱咐：“孩子，你要是想大妈了，就回来看看，住上几天。要好好读书，千万不要惹你爸爸、妈妈生气。”
王亚樵还是个孝子，逢年过节，都让弟弟王述樵跑腿，到邮政局去给自己和三房妻子的父母分别寄去一些钱。钱多多寄，钱少少寄，自己兜里没有钱，借钱也要按时寄出。他的这份孝心，让妻子们十分感激。
那段日子，对于王亚樵来说，是难得的一段清闲时光。他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上海劳工总会的建设上，每天，不是到龙华枫林桥工会总部开会，就是到各个分会检查、了解情况，晚上与寓居上海的安徽名流柏文蔚、常恒芳、李国凤等人喝酒、聊天、打麻将……
一天下午，闲来无事，王亚樵正在大房王淑英的后院子里教继哲打猴拳，他的动作猴模猴样，神态毕现，把继哲逗得哈哈大笑。
王亚樵转过脸，训斥道：“别笑！好好学！多学几招好防身。”
继哲历来害怕父亲，就咬紧嘴唇忍住笑，抬腿猫腰伸胳臂，跟着比画。
“爸，爹爹、奶奶来了！”继仁跑了过来，招呼道。安徽中部地区与别的地方称呼不同，对父亲之父，不叫爷爷，而称作爹爹。
王亚樵收了拳，擦了把汗水。
继仁、继哲手牵手，赶紧就往楼上跑。
“俺伯、俺妈，路上辛苦啦。”见了面，王亚樵热情地打招呼。家乡的称呼叫惯了，王亚樵从未想过换成城市的叫法。
王荫堂、王梅氏洗完脸，正在喝着大儿媳沏的六安瓜片。
“我们也是临时决定的。你们都把家给忘了，我们也不想你们，就是想孙女、孙子，过来看看……”王梅氏朗声接话。王荫堂嘿嘿笑了笑，“吧嗒、吧嗒”地吸着旱烟。家里的事，都是王梅氏说了算，王荫堂憨厚，落了个省心。
王亚樵掏出“三炮台”香烟，递给父亲。王荫堂摆摆手，依旧抽自己的旱烟：“纸烟我不习惯。”王亚樵硬塞给他一支。他接过来，习惯性地夹在右边的耳朵上。
王亚樵一边与父母叙家常，一边吩咐帮助管家的何守鼎，说：“兄弟，你去买些酒菜，晚上，我俩陪二老好好喝几盅。”何守鼎点点头，与两位老人打了声招呼，就挎着竹篮子出了门。
何守鼎三代单传，王亚樵不忍心他在第一线冲锋陷阵，担心有个三长两短，对不起何家的列祖列宗。近来，他把家交给忠厚、勤快、细致的何守鼎。作为大管家，里里外外，王亚樵不便张罗的事，全请他出面。
几个人正说着话，郑抱真进来了。都是家乡人，以前就认识，郑抱真快步向前，与二老拉拉手，聊了一些家常话，然后，在王亚樵耳边嘀咕了几句，王亚樵说：“不碍事，都是自己人。你领他进来吧。”
郑抱真拔腿出门。
王亚樵欠起身子，把父亲耳朵上夹的香烟摘下来，放进他的手里。
过了十来分钟，郑抱真领着一个又瘦又矮的小伙子进来。瘦小伙子一见屋里有外人，满面羞红，又不知道如何称呼，一副手足无措的样子。
“小泥鳅，别紧张，有啥困难只管跟我讲。”王亚樵和气地说。
“小泥鳅”是浙江人，为人乖巧、伶俐，在郑抱真手下跑腿，深得信任。由于上海的社情复杂，工人中的人员也很复杂，为安全起见，王亚樵平时不与一般工人直接接触，而是委任郑抱真、朱大刚等亲信为联络员，遇到必须见面要他处理的事情，经过联络员把关、王亚樵批准，才可以领着来见。
“小泥鳅”低着头，看了看郑抱真；郑抱真点点头，鼓励他说话。于是，“小泥鳅”带着哭腔，把父母在乡间生病，自己无力寄钱回去尽孝心的难处说了一番。
王亚樵与郑抱真对了一下眼色，就进了里屋，从床底下掏出一个柳条箱子，里面全是整钱兑换的一元一元的零钞，以备工人兄弟不时之需。他抓出6元，走了出来，交给“小泥鳅”，说：“治病要紧。你先拿着，赶紧寄回去。如果不够，再来找我。”
“小泥鳅”接过钱，鞠躬感谢，就与郑抱真一同告辞了。
当天晚上，王亚樵高兴，陪同父母喝到深夜才休息。次日上午，他对父母说：“二老这次到上海，暂时就别回去了，多住一些日子，享几天清福。我让述樵陪你们逛逛外滩，转转城隍庙，散散心。我这几天还有一件急事需要处理，等忙乎完了，我再过来陪你们。有什么事情，你们随时让述樵通知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