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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一枪引爆卢、齐大战2

王亚樵气得牙根痒痒,却没有办法。李元甫有恩于己,又是司令,谁是大小王,王亚樵懂。

李元甫也不是吃素的,他想韬光养晦,等实力雄厚了,再与孙万乘一决高下。他转身拍拍王亚樵的肩膀,笑嘻嘻地说:“老弟啊,心急喝不了烫粥。玩政治是要讲实力的。最近撮镇收缴了一批鸟枪鸟炮,还有一些乡丁,就劳驾你走一趟,把枪炮接收下来,把乡丁训练一番,有备无患啊……”

三天后,已近黄昏,王亚樵训练一天,刚回司令部,还未来得及喝口水,一匹快马闯了进来,卫兵喘气急报:“今天上午,孙司令派人送来了一封亲笔信,中午请客,要与李司令杯酒释前嫌,交个朋友,和平解决两府矛盾,结果,却是一场鸿门宴。李元甫、王传柱等人刚刚跨进合肥书院,就被孙万乘的伏兵突突掉啦。”

王亚樵听罢,两眼血红,大吼一声:“姓孙的,欺人太甚。弟兄们集合,有种的,跟我去为李司令报仇!”

当晚,王亚樵率领部队赶回大兴集,计划次日一大早,就进军合肥城,与孙万乘拼个你死我活。

“嗒……嗒……嗒……”子夜时分,李鸿章享堂四周突然枪声大作,就像炒黄豆一样。原来,孙万乘不等王亚樵组织反扑,已经打到门前,要“一锅端”。

王亚樵马上组织反攻,但兵弱枪劣,哪能挡得住?

王亚樵甩掉棉衣,光着脊梁,在凛冽的寒风中,他高举手枪,迎着密集的子弹,又喊又叫,指挥作战。他见对手火力太猛,弟兄们趴在地上不敢抬头,胡乱放枪反击,就狠狠地骂了一句:“奶奶的,我跟你们拼了!”他转身拎起一竹篮子手雷,就向门外冲去。贴身警卫何守鼎与姚立堂见情况不妙,败局已定,在他刚跑了几步,就一起用力,把他按到地上,然后,两个人齐心,一人拖着他的一条腿,把他拖了回去;又不顾他的痛骂、反抗,一人架起一只胳膊,连拉带扯,硬是将他从后院的一个秘密地道架了出去,乘着茫茫夜色,最后逃到了上海……

上海滩,十里洋场,灯火通明,有钱人的天堂,穷苦人的地狱。

王亚樵与何守鼎、姚立堂举目无亲,但他们年轻,有的是力气,也不怕苦不怕累,但是,上海盛行“穷吃穷”,吴淞口扛粮运煤,十六铺帮人搬运行李,全都被青帮、洪帮、苏北帮等垄断,卖苦力,可以,但必须交“保护费”。一天下来,累得腰都直不起来,挣到手的钱不够糊口,还要交出一半给各帮“管家”。三个人年轻气盛,哪受得了这个气,就与他们论理。那些人都是“地头蛇”,又说了一嘴“阿拉、侬”,鸡与鸭讲,王亚樵等人根本听不懂。争吵的结果是拳头说话;但人家人多势众,挨打受伤的,毫无悬念都是他们。被逼无奈,夜晚找个墙旮旯、废桥洞,抱团取暖;白天,靠捡破烂、扒垃圾堆充饥。

一天,王亚樵等人手持木棍,又在一个垃圾堆里扒拉食物,突然,一条浑身癞疮的花狗衔着什么东西,从王亚樵眼前窜了过去。王亚樵心有所动,立即去追。狗跑得快,王亚樵追得凶,边追边挥动木棍……花狗见追者玩命,就吐掉嘴里的东西,逃脱了。

捡起来一看,王亚樵惊喜,原来,是一个冻硬的白馒头。

两个兄弟接过战利品,很高兴,也很失望:冰蛋子一样,没有火,怎么啃得动啊?

王亚樵苦笑了一下,安慰道:“没关系,我再想想办法。”

入夜,天气格外寒冷。

在一座破庙里,王亚樵与两个兄弟紧紧拥抱着,心里酸酸的。这个时候,再讲什么“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大道理,纯属脑子灌了地沟油。

姚立堂低着头,喃喃地说:“大哥,我想回家……”

“我们受到孙万乘的通缉,回去岂不是自寻死路?”何守鼎反问道。

“回去寻死,也是饱死鬼;在上海不寻死,我们都快成饿死鬼了。”

听到两个手足的争论,王亚樵无话可说。他俩说得都有道理。作为大哥,落魄到如此境地,真是心如刀绞。这些日子,他的心里时刻都在思考着生路,没有生路哪有出路呢?他把右手伸进怀里,捏了捏,掏出来。昏黄的路灯下,朦朦胧胧地可以看到大致轮廓。姚立堂接过来,嗅一嗅,失声喊道:“馒头?”何守鼎一把夺过去,嗅一嗅,尖声说:“馒头!哪来的?”

王亚樵把馒头掰成三块,最大的那块给了姚立堂,最小的留给自己。三个人都是饥肠辘辘,几口就吃了下去。姚立堂咂巴咂巴嘴,说:“好吃!真好吃!”

“以后,你们跟着我没别的,天天都有雪白馒头!”

“真的?”姚立堂表示怀疑。

“你这个家伙,王哥啥时候放过空炮?”何守鼎再次反问。

接着,王亚樵就把组建安徽劳工总会的想法说了出来。他说:“安徽人在上海做苦力的很多,少说也有十几万,但是不抱团,工钱比别人便宜,干了活却被拖欠,老是受人欺负。我们为什么不把老乡们组织起来?丑恶的社会把我们逼成了鬼,我们还顾及什么?只能险中求生,杀出一条血路。”

次日夜晚,他们手持斧头,鼓足勇气,抢劫了一家钱庄。得手后,王亚樵马上领着他俩买来新衣服,到浴池里洗了个痛快,又到一家小酒店里大吃一顿。姚立堂揉着肚子,左右看看,嘀咕道:“大哥,今晚真像做梦一样!……要是被人发现,可是要蹲牢房啊?”

王亚樵喝了一口茶,想了想,说:“无事别惹事,遇事莫怕事。兄弟,你想想,那些有钱人,钱多得花不掉,存进钱庄里生崽子,而我们呢?无钱无财等着饿死,公平吗?我们不能随便下手,现在是被逼入绝境,就等于是借他们的闲钱救救命。”

第二天,三兄弟走出客栈,分头行动。王亚樵见多识广,负责寻访在上海居住的安徽名流,争取上层支持;何守鼎为人忠厚,办事扎实,前往铁匠铺订了50对斧头;姚立堂能说会道,穿大街过小巷,联络落难的江淮义士,动员他们入会……

时光已经过去八九十年,历史早已尘归尘、土归土。斧头帮,这个让“三大亨”退避三舍、黑心包工头心惊肉跳、地痞流氓闻风丧胆的工人互助、自卫组织,却云山雾罩,越传越离谱。著名影星赵丹的回忆,可以让我们一斑窥豹,了解当时的一些真实情况:

那时,我刚进电影圈不久,在位于跑马厅东侧的大陆饭店楼上拍戏,楼下的大道就是今天的西藏中路。正拍着,忽听得窗外一阵喊杀声,大家俯身去看,只见数百人高举钢斧呼叫着朝南冲来,另一边也是近百人向北迎上去。刹那间,两股人流绞杀在一起,斧光血影,异常惨烈。这时,突然警笛声起,双方同时罢战,迅速撤离现场。整条马路顿时不见一个人影,只留下了斑斑血迹和散落的刀斧铁棒。那场面实在惊心动魄……

枪、刀、剑,都是自卫武器,王亚樵为何对斧头情有独钟呢?

七、斧头开辟新生路

斧头,可以说是先人们最早最伟大的发明。《诗•齐风•南山》:“析薪如之何,非斧不克。”翻译成白话,意思是说,怎样劈开柴火呢?非斧头不可。

在木匠的祖师爷鲁班诞生之前,斧头就问世好多好多年了。早在新石器时代,石斧就是重要的砍伐工具,安上木把,外形与现代的铁斧没啥区别。四五千年之前的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就出土了许多石斧。木匠们至今还在使用锯、钻、刨子、铲子、曲尺、墨斗等等,据说都是鲁班发明的,唯独斧头不是。但鲁班却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善于使用斧头的木匠,“班门弄斧”,不就是嘲笑那些自以为能、在鲁班面前耍斧头的无知之徒的吗?

人类比较健忘,所以才由结绳记事逐渐进化到文字记事;人类比较健忘,总把斧头与木匠工具扯在一起。其实,人们忘了,斧头也是一种重要武器。砍树砍动物的斧头,也可以砍人啊。十八般兵器,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镋、棍、槊、棒、拐、流星锤,斧头家族独占了两位:斧、钺——一种长把的大斧头。“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这是田园诗人陶渊明的名句,干戚的“干”,是指盾牌;而“戚”,就是指斧钺。

如果把中国历史看成一部战争史的话,那么,历朝历代都不乏使斧高手:《说唐全传》中,猛将程咬金手使宣花斧;《杨家将演义》中,大将孟良手使大钺斧;《水浒传》中,急先锋索超手使金蘸斧,黑旋风李逵手使一对板斧。特别是李逵的“三板斧”,更是家喻户晓。在《水浒传》第四十回《梁山泊好汉劫法场白龙庙英雄小聚义》中,李逵前往江州劫法场时,正好梁山也出动大批人马前来营救宋江。施耐庵用生花妙笔写道:“只见那人丛里那个黑大汉,抡两把板斧,一味地砍将来……一斧一个,排头儿砍将去。”

现在已无从考证,王亚樵是否是从程咬金、李逵的身上获得启发。可以肯定的是,他在选择斧头作为工人维权武器时,是动了不少脑筋的。上海滩的警力充分,光是上海淞沪警察厅厅长徐国梁麾下的警察,就有6000多名,遍布城市的各个角落;公共租界(即英、美租界)、法租界里,还有大批英籍骑警、印度巡捕(保安,俗称“红头阿三”)、安南(即越南)巡捕、华籍巡捕等,日夜巡逻,荷枪实弹,稍有嫌疑,就会被抓进监狱。手枪,昂贵,私藏犯罪,发现了就会被收监;刀、剑,都是凶器,不好携带。而斧头,地球人都知道,是木匠工具。物美价廉,携带便利,随时都可以改换用途,劳动工具摇身一变,成为“斧头帮”的进攻武器。

1921年春天,王亚樵将“安徽劳工总会”更名为“安徽旅沪同乡会”,进一步扩大队伍,严密组织,加强纪律。“安徽旅沪同乡会”的会址位于上海牯岭路132号。设评议员30多人。通过投票,柏文蔚、常恒芳、许世英、李国凤、汪幼农、关芸农、王亚樵等当选。王亚樵得票最高,2365票。大家都希望他当会长,他嘿嘿一笑,连连摆手,说:“论年龄、资历、财力,我都担不起这副重任。我不要权,不图利,就愿意给大家跑腿。”经过推举,柏文蔚担任会长,会务由他的外甥王竹如负责,而具体事项,却由王亚樵出面办理。

同年年底,王亚樵与同在上海搞工运的李立三、马超俊、谌小岑等打得火热,并与马超俊、谌小岑共同组织上海劳工总会,分设沪东、沪西两个办事处。一直遭受资本家和青洪帮欺负的工人们欢声雀跃,踊跃加入,不到三个月时间,会员发展到10万多人。后来,马超俊南下广州,被广州市长孙科任命为广州市府特别助理;谌小岑去天津发展,上海劳工总会的重任就由王亚樵独自承担。遇到欺负工人的资本家、地痞,道理讲不通的,他就派人去用斧头一一砍杀,干净利落,难以破案。他的外甥郭家权坦言:“亚樵秉性豪爽,襟怀坦率,敢作敢为,颇具侠义之风。上海下层社会五花八门,有政治亡命之徒,有鸡鸣狗盗之流,有落魄志士,有帮会头目,有失职军人,有江湖豪客。亚樵不分贵贱,广交朋友。因他讲义气,拔刀相助,患难与共,因此相随者日多,不久即形成一股社会势力。由于亚樵能见义勇为,不失信用,有一诺千金之实,至于讲打讲杀,敢于拼命,故多不敢惹他。”

斧头维权虽不合法,却很有震慑作用,一时间,“斧头帮”名扬上海滩,社会各界都以认识王亚樵为荣。街头上、饭馆里,经常看见两个人捋袖子吵架,这个说:“王亚樵是我老表,你敢把我怎么样?”另一个也不甘落后,右手紧攥,伸出大拇指,举在半空摇晃几下,说:“九爷是我师傅,你跟我过意不去,真是瞎眼、找打!”

八、皖系、直系上海滩PK

上海滩是个聚宝盆,税收名列全国首位,光是由印度运进上海的鸦片,每年的税收足够养活三个师。当时,上海虽然隶属于江苏省管辖,但因为卢永祥曾于1917年1月6日担任上海淞沪护军使;1920年3月他升任浙江督军之后,怎么也不肯吐出口中的这块肥肉,就任命自己的亲妹夫、第六混成旅旅长何丰林继任淞沪护军使。卢永祥属于皖系,徐国梁是直系军阀齐燮元的得力干将。为了争权夺利,何丰林与徐国梁在上海滩斗得就像两只“乌眼鸡”,打得不可开交。

齐燮元(1879—1946),字抚万。直隶宁河县(今属天津市)人。光绪末年,考中秀才,“其人自视颇高,不愿居人下,久思独树一帜”。他听到保定陆军速成武备学堂招收学员的消息,认为兵荒马乱年代,读书就像收藏古董那样,名声好听,实质无用。于是,他前去投考,成为炮兵科二期学员。毕业后,因成绩优异,被送到日本士官学校深造,从此,走上了飞黄腾达之路。

1923年5月10日,徐国梁先下手为强,派人暗杀何丰林,刺客的手略微颤抖,子弹打偏了一点点,从他的心脏旁边穿过,随即,何丰林被送到医院抢救,虽然侥幸不死,却躺在病床上,有可能成为植物人。妹妹整日哭天喊地,卢、齐争斗进入白热化状态,一场新的军阀混战已经箭在弦上,难以避免。卢永祥发誓:一报还一报。不把徐国梁这个龟孙子悄悄干掉,枉为军人!

但是,卢永祥明白,徐国梁不是善茬子。他曾是袁世凯的心腹、上海镇守使郑汝成的亲信,长期负责上海华界的社会治安。1915年10月,陈英士奉孙中山之命,秘密潜回上海,主持反袁工作,并准备对双手沾满革命党鲜血的郑汝成执行“斩首行动”。不久,他就得到一个消息:11月10日,大正天皇登基当天,日本驻沪领事馆要举行庆祝招待会,上海的一些头面人物都将参加;9日那天,陈英士在萨坡赛路(今淡水路)14号寓所,与杨虎、孙祥夫等秘密策划。10日中午,一辆小轿车缓缓驶上外白渡桥。刺客王明山与王晓峰果断地扔出炸弹,将郑汝成送上“黄泉路”。徐国梁恼羞成怒,次年5月18日,他买通陈英士的部下程国瑞,将其刺死于日侨山田寓所。从此行动诡秘,保镖众多,公开场合很少看见他的影子。

卢永祥紧皱眉头,在督军府内,时而低头沉思,时而仰天长叹,琢磨着:“谁能为我干净利落地灭掉徐国梁这个龟孙子呢?”

其时,睡觉送枕头,他的大儿子卢筱嘉从上海返回杭州,告诉他:已经认识李国凤,他推荐了“斧头帮”帮主王亚樵,此人堪负重任。

卢永祥没怎么正眼看儿子,而是看了关芸农一眼。关芸农,安徽六安人。时任浙江督军府参议,为卢永祥的智囊。

关芸农想了想,说:“大帅,我也听安徽老乡说过,这个王亚樵重义气,轻生死,是个亡命徒。据说,杜月笙发过话,遇到王亚樵,不要与他纠缠,能让就让他三分。”

“不过,李国凤曾经试探过王亚樵的话,王亚樵还在犹豫不决,说:‘杀谁都没问题,唯独在上海滩刺杀徐国梁,那是扯着老虎尾巴拔河玩——找死。徐国梁本身就是暗杀高手,防备严密,50米之内根本就靠近不了……实在抱歉,我不想淌这汪浑水。’”卢筱嘉补充说。

刚刚露出一丝微笑的卢永祥,转而面若冰霜,脸色比先前还要难看。他怒眉倒竖,手指卢筱嘉的鼻子,用山东话大声骂道:“操你妈拉个巴子!你真是个废物。我每年给你多少银子,就让你在上海吃喝嫖赌?难道这件事你都办不明白?徐国梁不除,你以后还能有好果子吃?!快去,快去把你泡妞的看家本领都使出来,找王老九好好谈谈,就传说我的话,他有什么条件,尽管提。”

卢筱嘉满脸羞红,赶紧倒退着出门,还不住地抹汗。

出了办公室,卢筱嘉刚想歇一歇,喘口气,定定神,突然听到背后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不好,老爸追过来了!”卢筱嘉条件反射似的,马上小跑起来。

“卢公子,莫怕,是我!”

卢筱嘉跑了十几步,听到喊声,才来了个“急刹车”,回首一看,是关芸农,他立即弯下腰,一边喘气,一边吐痰。

“……你,卢参议,你追我做什么?”

“大帅有令,让我陪你回上海,说服王亚樵,早除心头恨。”

九、王亚樵不愿开杀戒

一回到上海,卢筱嘉立刻带着关芸农登门拜访李国凤,又请李国凤牵线搭桥,结识了旅沪皖人名流柏文蔚、常恒芳、许世英等人。皖籍人士,与皖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皖系与直系较量,他们感情的砝码大多倾向皖系。而且,1923年10月,为了反对直系军阀曹锟贿选,孙中山以个人名义,分别致电段祺瑞、张作霖和卢永祥,请他们联合行动。孙中山还特意指示柏文蔚,重点做好卢永祥的游说工作。柏文蔚暗喜:如果王老九真能为卢永祥帮忙,那么,卢永祥岂能不投桃报李?

一天下午,李国凤邀请王亚樵前去玩“竹林之戏”——打麻将,在座的有关芸农和卢筱嘉。

李国凤家财万贯,闻名上海滩。他与李鸿章的长孙李国杰是同族兄弟,走得特别近。

见面之后,李国凤把关芸农介绍给了王亚樵。关芸农送给王亚樵四盒顶级龙井作为见面礼,王亚樵接了过来,放在桌子上,对李国凤说:

“少川兄,你留两盒。”

“客气客气。关兄已经给过我了。”

王亚樵与关芸农乡音未改,两个人聊了一会儿,很投脾气。

关芸农被卢永祥任命为浙督驻上海总参议。卢永祥特意为他在霞飞路联益坊买了一套房产,外表看,就是一般住户,进去之后,有花园,有客房,有健身室,吃喝玩乐,一应俱全。他以会老乡的名义,两天一小请,三天一大请,凭借着三寸不烂之舌、八两不醉海量,再加上卢大公子的大力配合,很快就打开了局面。柏文蔚、常恒芳、许世英等人都答应帮忙。这些人,都为王亚樵所敬重、信赖,都通过喝茶聊天、打麻将等,不断给他灌输徐国梁不除,上海滩不安的思想。

为了从感情上笼络王亚樵,在关芸农的授意下,卢筱嘉又与王亚樵结拜为把兄弟。

经过一段时间铺垫,关芸农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可以正式与王亚樵“摊牌”了。不过,关芸农老谋深算,觉得自己出面,一旦王亚樵不答应,就断了回旋余地。他与卢筱嘉带着厚礼,登门拜访许世英,请他出面张罗。

1923年10月18日晚上,九九重阳节,许世英在上海法租界劳神父路(今合肥路)自家的洋楼内请客,柏文蔚、常恒芳、关芸农、李国凤和王亚樵陆续进门。许公馆内的小凉亭里,八仙桌上,摆满了东至麦鱼、花园葛粉、辣炒升金湖虾子、葛公豆腐、红烧麂子肉等池州名吃,喝的是池州名酿黄公酒。许世英格外高兴,亲自给客人们斟满杯子,说:“黄公酒产自杏花村。当年杜牧任池州刺史时,就喝过此酒。喝过之后,久久难忘。所以才留下‘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首千古绝唱。今天是老乡聚会,又恰逢重阳,原酒消原食,请大家尽兴。”

喝了一阵酒,聊了一些家长里短,又聊了一会儿上海滩的“段子”,不知道,是谁无意中提到了徐国梁。

“徐国梁这家伙太贪,身为警察厅长,与黄金荣、杜月笙之流狼狈为奸,袒护黑社会走私鸦片,毒害国人,每个月都要赚几十万大洋,真是祸国殃民啊。”李国凤说。

“他为啥敢于这么明目张胆,知法犯法?还不是直系给他做后台。”常恒芳看了柏文蔚一眼,应和道。

柏文蔚端起酒杯,点点头。

“来,老九,我敬你一个。”许世英又喝了一杯,问道,“老九啊,你说说看,像这样的家伙,该怎么办才好?”

“哼,这个家伙真不是个东西!俊老,以我之见,对这样的坏蛋,怎么办他都有理由。”王亚樵干完这杯,又礼貌地给许世英斟上,模棱两可地回答。

“徐国梁贪一点,可以理解。他养了五房老婆,不贪行吗?我觉得,最主要是他心狠手辣,暗杀了民国元勋陈英士。”李国凤把手中的残酒喝干,酒杯往桌子上使劲一放,叹了一口气,十分惋惜地说,“难道陈英士的血白流了?”

“九哥,”关芸农像是信口问了一句,“你不是与陈英士关系挺好吗?”

王亚樵嗯了一声,说:“英士先生死得确实很惨。”

“王兄,那你怎么不为英士报仇雪恨?”李国凤问道。

“我……我王九赤手空拳,哪能斗得过手握几千警察的徐国梁?”

“如果有人愿意做你的后盾,借你的手除掉这个小人,事后有重赏呢?”关芸农反问道。

王亚樵喝酒痛快,脸色已红,但他反应很快,猛然想起前些日子李国凤跟他提过的事情,便弯腰、转头,大声咳嗽着,故意装着没有听清。

月光如水,花园寂静,大家抽烟的抽烟,品茶的品茶,谁也不好再说什么。

常恒芳端起酒杯看了看,打破了沉默:“其实呢,除掉徐国梁只是早晚的事情。问题是,早除比晚除要好。因为曹锟已经开列了一个黑名单,命令徐国梁,对于反对他贿选的骨干,有一个算一个,格杀勿论。根据我掌握的情报,我名列其上,还有烈武兄,还有……”常恒芳喝完了杯中酒。

“还有谁?”李国凤问道。

“在座的,还有九光兄。”

王亚樵听罢,身子轻轻一抖,随即“嘿嘿”一笑,嘀咕了一句:“这个王八蛋,真是抬举我!”

许世英接过话头,说:“老九要是出面干掉徐国梁,公私兼顾,功德无量啊!”

王亚樵眼望圆月,点燃了一支香烟,深深地吸了一大口,若有所思。

一直不吭声的柏文蔚见时机已到,看着王亚樵,说:“王九兄,既然于公于私两相宜,你还有什么好磨叽的?”他看了一眼许世英。许世英心领神会,朝里屋拍了三声巴掌。声音尚未落地,卢筱嘉立即开门,走了出来,照直快步走向王亚樵,口喊“大哥”,鞠了一躬,然后,将一封亲笔信递给了他。

“老弟,你这是……”王亚樵接过信,在灯光下仔细看了一遍,对卢筱嘉说,“老弟啊,令尊的事,就是我的事。”

他又让在座的诸位安徽名流传看,做个见证人,然后,按照行规,当着大家的面,划了一根火柴,将其烧掉。火苗一闪一闪,王亚樵脸颊上的肉一颤一颤。等火苗熄灭,他双手轻轻拍去落在手上的纸灰,对大家说:“好,既然众乡亲看得起我王九,嘉帅又有话在先,那我还有什么好说的?人活天地间,为的就是一个痛快。来,干掉这杯。一个月之内,我请诸位见分晓!”

“干!”大家都站起身来,碰杯,畅饮……卢筱嘉身为票友,心里高兴,皎洁的月光下,他酒兴大发,为大家清唱了一曲《单刀赴会》,把重阳酒会推向高潮……

十、“三光码子”

王亚樵是个说干就干的汉子。第二天,他叫郑益庵在上海警厅路的淞沪警察厅(今上海市黄浦区金坛路35号)斜对面,在一家旅社的三楼,包了一个套间,作为监视徐国梁行踪的“观察哨”;傍晚,又叫来何守鼎、朱善元、吴鼎九、胡抱一等人,一起研究行动方案。这些人,平时或者在上海劳工总会忙碌,或者自己干自己的营生。一旦有事,王亚樵根据需要,随时召集,干完就散。这次行动,出于保密的需要,王亚樵特意将徐国梁改称“蝈蝈”,将卢永祥改称“六哥”。队员们只知道“蝈蝈”是徐国梁,而不知道“六哥”是何人,更不敢随便打听。

当夜,几个人借着打麻将,轻声商议。淞沪警察厅四周,警察日夜巡逻,这里显然不是动手的好地方。大家一一端详了徐国梁的照片,都觉得,第一步,先要摸清他的活动规律,最好能探听到他喜欢去的娱乐场所,比如妓院、酒吧、影剧院,那些场所,防卫力量薄弱,徐国梁玩得开心,也会放松警惕,容易下手。

离开之前,王亚樵从皮包里掏出一沓钞票,给每人发了1000元活动经费。他说:“做这趟活,六哥挺够意思,出了2万。这些钱你们先仔细花着,其余的钱暂时存在我这里,以后再用。这儿就由益庵负责,抱一做联络员……一句话,动作越快越好,动静越小越好。谁要是坏了咱们的规矩,可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王亚樵非常阳光,历来是财务公开,专款专用,所以,这些小弟跟他干活,都很放心。

郑益庵把四个人做了分工:两个人一班,轮番用高倍望远镜紧盯淞沪警察厅大门口;另外两个人租了一辆轿车,等候在楼下;观察员参照着照片,对钻进高档轿车的人员,一一辨认,发现可疑目标,就将窗户打开,做出通风的样子;跟踪队员看见信号,立即出车跟踪。

转眼,十天就过去了。

一天晚上8点来钟,几个弟兄正在打麻将,王亚樵敲门进来。大家一见他的脸色,就觉得不好,纷纷站起身来,耷拉着脑袋,谁也不敢正眼看他。

王亚樵也不吱声,坐在桌子前,悠闲地叼着一支烟,也不点着,拿眼来回看他们。郑益庵满面通红,嘟囔着说:“九哥,‘蝈蝈’太狡猾,很少在警察厅露面。即使露了一面,咱们的轿车跟上去了,他们的车速快,一踩油门,三转两转,就抓不到他的辫梢子了……”

“你们说呢?”王亚樵瞪了他一眼,又问其他人。

“确实狡猾!”

“就像苏州河里的泥鳅!”

“他的保镖多,我们也不敢靠得太近,担心暴露目标……”

“啪!”王亚樵桌子一拍,大声训斥道:“容易?要是容易,六哥还找我们?‘蝈蝈’是什么人?是革命党的敌人,是杀害民国元勋的刽子手!……你们谁要是怕死,谁要是怕难,我不逼你,滚,马上给我滚!”

五个人,有意无意地互看一眼,谁也没敢动一动。

“你们都问问自己,尽没尽力?给你们活动经费,你们打麻将赌钱玩;不错,赢的钱不归自己,拿出来大家一块下酒馆,逛戏院。但是,这样的‘三光(吃光、花光、当光)码子’,活得有什么意义?”

王亚樵手指一桌子零钱,又问道:“你们兜里还有钱吗?”见大家都在摇头,王亚樵把嘴里已经湿了半截的纸烟吐掉,又从黑皮包内掏出5000元,往桌子上一扔,站起来,说:“你们分着花吧。还有一个星期时间,要是干不掉‘蝈蝈’,老子砍掉一只胳臂给六哥谢罪。你们统统地都从我的眼前蒸发!”

11月10日下午3时半,胡抱一开车,急匆匆来见王亚樵,向他报告:“‘蝈蝈’露面了,在爱多亚路温泉浴池洗澡。”

“好!”王亚樵的脸上,闪现了一丝喜悦之色。他走进里间,拎出一个半新不旧的手提箱,牛皮的,上海朱合盛制造,说:“家伙都在这里面。告诉弟兄们,按照预案,赶紧化好装,分头行动。谁开一枪,我就奖励1000元。如有不测,被捕了,由我负责营救;牺牲了,身后事交给我。别耽误,快去部署!”

胡抱一拎起皮箱子就要走。王亚樵马上叫住他,低声嘱咐:“你回去,不准再开这辆车子去见‘蝈蝈’,赶紧把旅社退掉,把轿车还人,再另行想办法去温泉浴池。”

胡抱一心领神会,朝王亚樵敬了个军礼,走到门前,听听门外没有异常,开门而去。

“徐国梁啊徐国梁,你好好洗吧,干干净净上路,可别将满身的污秽带到天堂!”王亚樵看着楼下的大道上人来人往,一边更换衣服,一边自言自语。

十一、爱多亚路枪声四起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的隆隆炮火,轰开了闭关锁国的大清王朝。1843年11月17日,根据《南京条约》和《五口通商章程》的规定,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正式开埠,上海才像一个暴发户,从一个默默无闻的松江府上海县,摇身一变,成为东亚大亨。到了1920年代中期,随着上海崛起,商贸繁荣,人气日益旺盛,以洗浴业等为代表的服务业越来越发达,有据可查的浴池就有39家,其中不乏高档次的美式淋浴、日式浴、芬兰浴和土耳其浴。爱多亚路温泉浴池开创蒸汽浴、药浴,以硫黄水淋浴治疗皮肤病,成为许多达官显贵经常光顾的所在。

那天夜里,郑益庵等人受到王亚樵的训斥,深感羞愧。经过一番商量,他们觉得,“蝈蝈”能跑善跳,在警察厅门口守株待兔,难以奏效。于是,他们就花重金,从淞沪警察厅里买通内线,得知徐国梁有一个周末洗澡的习惯。当年,徐国梁年近五十,正是四十如狼、五十赛虎的年纪。利用星期六,洗得干干净净的,无论是回家与夫人温存,还是到外面寻花问柳,都在情理之中。因此,郑益庵就把弟兄们撒了出去,在上海滩每家高档浴池门口“蹲坑”,1923年11月10日下午3时许,他们终于在爱多亚路温泉浴池附近发现了徐国梁的踪影:他的德国迈巴赫牌豪华专车,车牌号是1165。

5点多钟,温泉浴池门前像往常一样,人来人往。一个小商贩挎着竹篮,里面装着纸烟、瓜子、花生,刚进门,就被浴池内的伙计赶了出来:“侬瞎眼了?没看看这是啥子地方?想进就能随便进吗?乡巴佬,快滚!”小商贩一边点头赔不是,一边把头上的旧礼帽摘下来,攥在手中,退出门外。

6时许,杨子金叼了一支香烟,出了浴池门,朝四周机警地看了一遍:人来人往,犹如往常。小商贩在马路上晃荡,擦皮鞋的蹲在角落里忙乎,一家商店外面,有个矮个子男人斜倚橱窗,借着灯光在翻当天的晚报……

“老板,买包烟吧!”小商贩热情地招呼道。

“去去去,离这里远一些!”杨子金摆摆手,心想:这些外地商贩,就像苍蝇似的,无孔不入,真讨厌。

杨子金吐掉嘴里的香烟,转身进了浴池。烟蒂还在不停地冒烟。一个瘪三眼疾腿快,一个箭步冲了过去,捡起来大吸一口,然后,看了看烟卷上的商标,眯缝着眼睛,得意走开……

6时10分,严瑞卿手握着车钥匙,出了大门,一路小跑地走向防弹轿车。接着,徐国梁走了出来,满面红扑扑的,一副志得意满的神情。后面,跟着贴身保镖杨子金。杨子金的手里握着一把左轮手枪。

“小崇明,怎么一回事?”徐国梁问道。——严瑞卿是崇明岛人,绰号“小崇明”。

严瑞卿还在用钥匙开锁:“不知道,打不开啦。”

“笨蛋,连这个都不会。”徐国梁掐着腰,显得有些扫兴。

“我来试试。”杨子金把手枪往枪套里一插,就过去帮忙。

正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挎竹篮的乡下男人神不知、鬼不觉,溜到徐国梁身后,左手提篮,右手伸到篮底,对准他的腰部,“砰”的一枪,随即,扔掉篮子,转身就跑。

“啊”的一声,徐国梁趴在轿车上。

杨子金、严瑞卿毫无思想准备,看见一个人拼命地沿云南路(今云南中路)向北朝着英租界狂奔,便不约而同地追了上去。

擦鞋匠从对面马路冲了过来,对准趴在轿车上大喘气的徐国梁的头部,又是一枪。徐国梁四仰八叉,瘫在地上……

枪声一响,平静的爱多亚路仿佛蜜蜂炸窝,男喊女叫乱了套。行人们生怕被流弹误伤,纷纷钻入商店、旅社、银行,躲避起来。

杨子金、严瑞卿紧紧咬住小商贩不放。

“小商贩”郑益庵边跑边朝后放枪,一颗子弹仿佛长了眼睛,正中杨子金的头部。

严瑞卿顾不得同伴,边追边吆喝:“抓强盗,快抓强盗!”

云南路口正有一个荷枪值勤的“红头阿三”,闻声冲了过来。

郑益庵见势不妙,扔掉空枪,马上左转身,朝西奔向北海路,过了申江大戏院(北海路25号,今上海市工人文化宫影视剧场),直奔泥城浜路,在泥城浜路上的远东饭店(今西藏中路90号),被众巡捕抓获。

擦皮鞋的是朱善元。打完射向徐国梁的致命一枪,他非常机智地朝着人多的地方跑去,混入人群后,边跑边扔掉手枪、外衣,然后,就势钻进了一家大的百货公司……

那个看晚报者,就是去现场观察暗杀结果的王亚樵。他见行刺成功,就机警地跑进附近的另外一家浴池,脱光衣服,混入浴客中。冲了个澡,换上事先备好的衣服,坦然回家。

负责接应的何守鼎、吴鼎九、胡抱一等人,没有候到郑益庵、朱善元,就从不同方向跑开了。

十二、苏军、浙军争夺嫌疑犯

不一会儿,徐国梁的身边,又聚集了不少看热闹的市民。大家站得远远的,指指点点,嘀嘀咕咕,谁也不敢上前帮忙,生怕自惹麻烦。

小崇明抓完郑益庵,赶紧往回跑。他抱起徐国梁的头,连哭带喊。

一个华捕看见车门上插着钥匙,就去开车门,却打不开。小崇明猛然想起了什么,他拔出手枪,对准被人偷偷塞进异物的车门锁,“当、当”两枪,车门打开。他抱着徐国梁钻进后排座位。一个华捕跳上驾驶室,迅速启动,将迈巴赫火速开往不远处的仁济医院(上海第一所西医医院,位于今山东中路145号)。

由于子弹击中要害,流血过多,虽开脑、破腹取弹,也是回天无力。12日凌晨5时45分,徐国梁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行刺的当天晚上,郑益庵被关进了劳合路(今黄浦区六合路)老闸巡捕房。11日上午9时,由112号英国巡捕、69号印度巡捕与华人巡捕一起,押往公共租界公廨(即法院)第一刑事庭。审理中,郑益庵自称“李大生”,42岁,合肥人,国民党党员。行刺徐国梁,是出于政治原因。再审,“李大生”一言不发,主审法官聂荣卿宣布休庭。

王亚樵回到家中,就用暗语给卢筱嘉挂电话,通报了战果;卢筱嘉则告诉他郑益庵被捕的消息;他立即要求卢筱嘉让护军使署军法处出面,迅速将郑益庵引渡过去,以确保郑益庵的人身安全。

休庭后,聂荣卿刚回到办公室,就看见齐燮元的代表、江苏督军署官员汤文镇与何丰林的特使刘洋都在等着,两个人吹胡子瞪眼,都要求把嫌犯带走。寂静的法院内,吵吵声一片。聂荣卿把桌子一拍,用手指指他俩,气哼哼地说:“你们想干什么?知不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本法官自有主张。”

当天下午,郑益庵被解交到龙华护军使署军法处。为了做给齐燮元看,军法处开庭审讯。郑益庵的心里越来越踏实了。他又改名叫“郑振昌”,并慷慨陈述道:“我与韩恢是芜湖赫山公学的同学,也是同生共死的战友。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组织领导第二次护法运动,筹划北伐,推翻北洋政府,建立真正的中华民国。12月,孙中山发布北伐令,任命韩恢为江苏招讨使,以便北伐军打到江苏时作为内应。为此,我与战友们随他潜回泗阳,开辟苏北根据地,与直隶军阀李纯、齐燮元等结为冤家。1922年10月,韩恢回到上海筹集资金,被齐燮元的便衣发现行踪。齐燮元密令上海淞沪警察厅厅长徐国梁将其诱捕,28日,解送南京;11月1日,韩恢在南京小营遇难,年仅35岁。徐国梁是杀害韩恢的元凶,我与他不共戴天!”

晚上,何丰林就接到江苏督军齐燮元和省长韩国钧的联名急电:“李大生行刺朝廷干才徐国梁,事关重大,不应急予处决;请将凶犯即刻押送南京省城,查出同党,以绝后患。”

何丰林刚出院三天。他端起一杯白兰地,摇晃了一下,对机要员说:“你马上回电,告诉齐斜眼,就说本官这里没有一个名叫李大生的凶犯。”

次日早晨,机要员再次送来齐燮元的特急电报,指出:“郑振昌”就是那个行刺徐国梁的李大生,并声明:将派汤文镇上门办理转交手续。

“哼,他说了算啦?!”何丰林把电报往早餐桌子上一摔,想了一想,对机要员吩咐道:“你再给齐斜眼回电,对他说:这个案件发生在租界内,按照规矩应本署侦办,外人不得插手。现在,巡捕房正在协助本署严行根究,暂时不宜解往南京。等侦讯结束,案情真相大白后,再行斟酌办理。”

就这么“皮球”踢来踢去,齐燮元气得吹胡子瞪眼,但鞭长莫及,他也无可奈何。

15日上午,徐国梁出殡。徐家以1250两白银,从南市聚丰木行购买了上等独幅楠木棺材。在汤文镇的授意下,灵车拉着徐国梁的棺材来到龙华镇,以五姨太为首的女眷们在淞沪护军使署门前哭天喊地,要求何丰林为他们做主,把凶犯“郑振昌”交出来,在棺材前砍头谢罪。看热闹的群众把使署大门围得水泄不通。何丰林有些招架不住了,打电话给卢永祥,请示解决办法。

卢永祥低着脑袋在房间里转了一圈,心想:“他们这么闹,醉翁之意不在酒……看来,齐斜眼不会善罢甘休,江浙一战难以避免。打就打吧,谁怕谁?”于是,他对何丰林指示说:“妹婿,你手里的枪不是吃素的吧?一个老爷们儿,还能让几个骚娘儿们给吓住了?”

何丰林揉了揉胸膛上被人行刺留下的伤疤,大声传令:“特务连紧急集合,把机枪架上,十分钟之内,谁还在这里闹事,妨碍军务,你们就给我开枪突突!”

徐国梁家里的人,看见一圈黑洞洞的枪口对着自己,知道何丰林要动真格的,一群娘儿们,谁也不敢再哭闹下去,乖乖撤走。连夜,徐家包了一节火车皮,将徐国梁的棺材,连同一百多箱子细软、几百万家产,一起运回了天津东门外南斜街的徐府。

风声稍过,何丰林就把郑益庵偷偷放了。王亚樵专门摆了一桌酒席,一方面是为郑益庵压惊;另一方面,也是为其饯行:王亚樵通过卢筱嘉、柏文蔚筹集了5000元,请他远走高飞,到广东暂避一段时间,以防齐燮元派人追杀。三年后,王亚樵又请常恒芳(时任国民革命军第33军党代表)帮忙,任命郑益庵为安徽定远县县长……

十三、卢、齐大战中时运不济

那天,天色已黑,王亚樵才与胡抱一、胡宗南、戴春风策马返回八雀寺。正在值班的方振武、余亚农领着几个人,快步迎了出来。方振武一边牵住大黑马的缰绳,一边问道:“九哥,这一趟玩得咋样?”

“你问问他们。”王亚樵“嘿嘿”一乐,翻身下马,用马鞭子指了指其他几个人。

“痛快!”胡抱一应和道。

“振武大哥,这是师座让饭店特意加工的卤菜,还有一大包油炸花生米,是犒劳你们的。”戴春风把布袋子递给方振武,说。戴春风会说话,私下里称呼王亚樵大哥长、大哥短,而在人多的地方,则称呼他的职务。他知道,王亚樵也喜欢他这么做。

“大家吃饱喝足了,早点睡觉。明天按时起床、上操!我们要加紧训练。我估计,要不了多长时间,齐斜眼就会打上门来。你们不可掉以轻心啊。”王亚樵交代说。

皖系与直系,卢军与齐军,在上海滩明争暗斗了许多年,爆发战争,只是个时间问题。徐国梁被暗杀,犹如火上浇油,齐、卢矛盾空前尖锐,直系军阀、总统曹锟下令通缉王亚樵,并电令江苏督军齐燮元、福建督军孙传芳、江西督军鲁涤平和安徽督军马联甲,动员20万军队,向浙江袭来;卢永祥在取得孙中山、张作霖的支持后,积极做好迎战准备。他倾其所有,把六个师、一个特别纵队、一个炮团,约10万人,全部派往浙北地区,严阵以待。他还命令上海兵工厂限期制造2万枚炮弹,又向法国秘密订购战机12架、坦克车10辆,并给王亚樵的特别纵队加配了德国造手枪500支。王亚樵把300多人交给方振武,作为武装便衣,拨归杨化昭师长指挥,另外一半分成4个敢死队,随时准备与敌人短兵相接。

1924年9月2日,齐军发起进攻,抢占上海的西大门嘉定安亭车站,并向浙军防区黄渡推进。第二天上午10时,两军正式交火,江浙战争(也称齐卢战争)全面爆发。卢永祥通电成立浙沪联军,自任总司令。第一军总司令为何丰林,第二军总司令为陈乐山,第三军总司令为张载阳,王亚樵为浙江特别纵队司令。

从9月3日到10日,一个星期时间内,齐、卢两军在安亭、黄渡、昆山、宜兴和浏河等地展开激战。安亭之战最为惨烈。卢军在安亭地区预埋地雷,部队招架不住时,就把齐军引向地雷阵;齐军也很狡猾,驱赶着抢来的牛群,在地雷阵上奔跑,地雷“轰、轰”,群牛倒毙;但是,躲过第一道地雷阵后,已无牛可驱,所以,在第二道地雷阵上,齐军被炸得断胳臂掉腿,死伤惨重。

战争初期,卢军以逸待劳,又占有地利、人和,一次次打退齐军进攻。卢永祥既有空军,又有海军,并得到孙中山、张作霖的声援,因此,他倾巢出动,决心将齐燮元的势力赶进黄浦江。齐燮元不甘示弱,在曹锟总统的支持下,发起猛烈进攻。第一路攻上海,由第六师师长并兼任江宁镇守使宫邦铎任指挥。第二路由皖、苏、鲁、豫四省剿匪总司令陈调元指挥,在宜兴一带与浙军作战。第三路攻广德,由皖南镇守使王普任指挥。以上三路由齐燮元任总指挥。第四路攻仙霞岭,由孙传芳以闽浙联军总司令的名义挂帅出征。

齐军、卢军战端一开,直系军阀、福建督军孙传芳坐山观虎斗,未发一兵一卒;等到卢军有些支持不住了,他率领部队开赴前线,并对送行的人高声宣布:“明年此日请诸君观钱塘潮。”孙军集中兵力偷袭卢军后方。腹背受敌,卢永祥慌忙抽调炮团,命令团长张国威前去堵截。而张国威跟随卢永祥多年,一直未得到重用,早就心怀不满。他与孙传芳又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学,私交挺好。9月8日,两军还没交手,张国威就举起白旗,并贡献了卢军布防图。孙传芳非常高兴,当即提升他为炮兵司令,命令其掉转炮口,对卢军阵地倾泻炮弹……16日,孙传芳部队占领江山县城;18日,杭州失守。在齐、孙等大军的夹击下,卢永祥不得不收缩战线,将浙沪联军总司令部转移至上海龙华淞沪护军使署。

王亚樵收集残部,加上自己的部队,有几千人,奉命镇守上海淞江,抵御孙传芳、陈调元的联合围攻。其弟王述樵在《四省攻浙见闻》中回忆道:

(孙、陈)大军进逼围困淞江,展开激战,王亚樵登城指挥,号召全军与淞江共存亡,血战四十余日,左右警卫朱善元、郑如中均中弹身亡,最后内无粮草、外无援兵,淞江岌岌不保。于是分路突围,退至龙华。淞江战役是四省攻浙一次较大战役,也是最后一次战役。

9月27日,江浙战争结束,齐燮元获胜,并兼任淞沪扩军使;孙传芳兼理浙江军务和闽浙巡阅使。卢永祥从上海商会筹到200万路费,与何丰林一起逃亡日本。

南方战正酣,北国炮声起。9月12日,为了支援卢永祥,奉系在喜峰口向直系发起攻击。15日,张作霖对曹锟发出最后通牒:“将用飞机以问候足下之起居,枕戈以待最后之回答。”18日,第二次直奉战争正式爆发。冯玉祥被任命为“讨逆军”第三军总司令,出古北口迎战奉军。乘吴佩孚在长城山海关一线与奉军激战之时,他把自己的部队改名叫“国民军”,并率部从古北口、密云前线秘密回师北京;10月23日早晨,在北京警备副司令孙岳的配合下,占领北京城,囚禁了曹锟,发动北京政变;25日,冯玉祥召开政治军事会议,决定请皖系军阀元老段祺瑞担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执政,电请孙中山入京共商国是。孙中山接受邀请,于11月10日发表《北上宣言》,重申北伐之目的:“不仅在推倒军阀,尤在推倒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

心情郁闷的卢永祥听到皖系重掌政权的消息,喜极而泣,马上告别东瀛,起程回国。不久,就被段祺瑞任命为苏皖宣抚使,率领部分奉军和鲁、皖、沪、浙各军南下,打败齐燮元,报了一箭之仇。齐燮元不得不步卢永祥的后尘,逃往日本。1925年1月10日,卢永祥到达南京后,组织宣抚军,自兼江苏军务督办;8月,他已看破红尘,主动辞职,远离争斗,到北京就任故宫博物院董事会董事,基本退出了政治舞台。

而王亚樵的部队突围之后,方振武、余亚农带领少数骨干,去了天津,投奔“狗肉将军”、奉军宣抚军第一军军长张宗昌,被委任为奉军先遣第二支队少将司令。1924年年底,张宗昌进驻上海。方振武将部队扩编成一个教练营,新兵全从家乡寿县、凤台一带招募,连、排长都是他在湖州的老部下。

王亚樵要去广州拜见孙中山,汇报江浙战争失败的教训。同行的名单中,并无戴春风。但是戴春风“大哥长、大哥短”叫得欢,想随他一起去广州,希望像三哥胡宗南那样,找机会报考黄埔军校。

原来,1924年3月中旬,胡宗南接到了去广州参加第一期考试的通知。考取后,他给王亚樵写信,说:当时,参加考试的学生有1200多人,考了3天,录取正取生350人,备取生120人。因自己身材矮小,不足1.60米,无缘参加考试。廖仲恺时任海陆军大元帅大本营秘书长,负责协助筹办黄埔军校。他见胡宗南人矮志高,就特批他参加考试,竟被录取。

于是,王亚樵带着何鼎九、戴春风等人,化装成商贩,乘坐海轮颠簸数日,到了广州。后来,他通过黄埔军校教练部少将主任李济深帮忙,把戴春风送进黄埔六期骑兵科,可是,他做梦也没想到,自己养虎为患,戴春风不但改名叫“戴笠”,而且改换门庭,成为蒋介石的忠实鹰犬。

不是冤家不聚首。王亚樵发誓要刺杀独夫民贼蒋介石,戴笠却誓死保卫“革命领袖”蒋介石,冤家路窄,两个人反目为仇,从而上演了中国现代史上最为惊心动魄的生死搏杀…… hbHsh/CAS6fXnNMraYeTk3SaPCiHiIbDXKNbWTxHWC8ry3ir153EMytr1eyBSb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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