购买
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畅读海量书库
扫码下载掌阅APP
民国第一侠王亚樵真传
余音

第一章一枪引爆卢、齐大战1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好花开一树,烂木头滚一堆。

一个好汉三人帮,三个好汉铁变钢。

1923年11月10日下午,上海市爱多亚路(今杨浦区延安东路)温泉浴池门前,两声枪响,徐国梁像一根粗壮的木头,饮弹倒地,鲜血染红了路面。

徐国梁可不是一般战士。他是天津人,1876年出生。早年投靠淮军。1903年12月,从北洋警务学堂毕业,在天津担任警察;1913年,他调往上海,任第三区警察署署长;1914年7月,升任淞沪警察厅厅长,负责上海华界的社会治安;1915年1月,升任江苏省警务处长(当时的上海隶属于江苏省)、陆军中将;1923年9月,荣任将军府将军。由于他长期在上海警方担任要职,亲信、部下成群结队,手握六千多个警察,在上海滩上要算作一个说一不二的“牛人”。

随后,浙江督军卢永祥兑现诺言,在圣诞节那天,派长子卢筱嘉亲自登门,送来了委任状,任命王亚樵为“浙江特别纵队司令”,赠送长枪400条,划出湖州地界,让其训练部队……

大头圆脑、戴着黑框水晶眼镜的王亚樵手抚八字胡,眯缝着那对暗藏凶光的小眼睛,把八仙桌上的委任状仔仔细细地看了又看。他的身高虽然只有一米六几,但短小精悍,举手投足间,英气逼人。

看罢委任状,他用力地拍拍卢筱嘉的肩膀,连说带喊道:“好兄弟,嘉帅说话如钉,落地砸坑,是个爷们儿,让我王九佩服。”

卢筱嘉与孙中山的公子孙科、段祺瑞的公子段宏业和张作霖的公子张学良一起,并称为“民国四大公子”。卢筱嘉曾因争风吃醋,暴打上海滩大佬黄金荣而名扬天下。

好酒好茶好烟,王亚樵把卢筱嘉好一个招待。分手时,他打着饱嗝,搂住王亚樵,说:“大哥,我出门之前,老爸特意让我转告你一声,湖州是杭州的北大门。徐国梁一死,他的后台老板、江苏督军齐燮元肯定会挥师南下,为他报仇。你可是守土有责啊……”

王亚樵也喝得有些高了,他摇晃了一下身子,努力站稳,右手使劲挥动,就像劈斧头那样,果敢地说:“老弟,你……你回去就告诉老爷子,我王九是一条天不怕、地不怕、死都不怕的硬汉子。君子一言,驷马都……难追回。我一定起早贪黑地操练部队,随时听候嘉帅的号令。只要直系的鳖羔子,那个‘齐斜眼’敢生茬子……我就用斧头削平他!”

一、面向“西楚霸王”拜把子

1924年初春,王亚樵化名王擎宇,把招兵买马的大旗在湖州城头那么一竖,江南江北群起响应,前来应征的有志青年络绎不绝。亲唤亲,友邀友,邻牵邻,呼呼啦啦,奔向湖州三天门山的八雀古寺,不到一个月,就招收了五个连、一个将校队,约一千五百多人。搞工人运动时,王亚樵与李立三是好朋友,他托人给李立三捎去口信,请他帮助从工人中代招新兵。不久,一百多名上海青工,三五成群地来到湖州,穿上军装。

浙江特别纵队司令部设在八雀寺内。丁子霞、黄文迪被任命为正、副参谋长,何折仁担任军械处长,王亚樵的老同学许习庸成为军需处长。一时间群英会聚,龙腾虎跃,后来成为中国现代史风云人物的方振武、胡宗南、戴笠、胡抱一、余亚农等人,相继担任了各队队长,成为王亚樵的得力干将。颠沛流离大半生的王亚樵踌躇满志,大有一网打尽江淮英才之感。

这天上午,八雀寺山门洞开,四匹骏马如箭射出,由南向北,沿着羊肠小道直奔弁山。打头的是王亚樵,骑的是一匹流星大黑马。紧随其后,是一匹黄骠马和一匹杂毛马,分别坐着胡抱一和戴春风(戴笠当时的名字),落在末尾的是胡宗南,骑的是一匹小白马。心高气盛的戴春风,时而逞能似的冲过胡抱一,时而故意收紧缰绳,让杂毛马降低速度,位于胡抱一与胡宗南之间,扭过头朝后面大喊:“寿山啊,快一点!”胡宗南脸憋得通红,汗流满颊,不停地用鞭子抽打马屁股。小白马却不怎么听招呼,边跑边尥蹄子,有几次,差一点就把他掀下马去。

弁山位于太湖南岸,不高,521米,但一峰独秀。吴兴富山水,弁为众峰尊。方志记载,项羽曾在此山操练江东八千弟子兵,湖州西北门叫霸王门,弁山到处散落着项王庙、项王走马埒、饮马池、系马木、磨剑石等历史古迹,项羽死后还被江东父老封为弁山之神。弁山因此声名远播。

如果将太湖的轮廓看作一张拉开的巨弓,那么,湖州基本上就坐落在弓背中央,弁山恰似一枚蓄势待发的箭头。

王亚樵到了弁山脚下,翻身下马;戴春风快马赶到,接过缰绳,把大黑马、杂毛马拴在一棵百年公孙树上;走进饭店,与老板娘打了声招呼,订好包间;然后,王亚樵一行便顺着山道拾级而上。

从山底到山顶,一共1300级台阶,分作26个盘,每盘50级台阶。四个人年轻力壮,你追我赶,穿碧岩,过龙岩,不到一个小时就爬到秀岩顶峰。虽然浑身是汗,大口喘气,但登临山顶,迎着清风,朝北俯瞰,只见万顷太湖,碧波荡漾,白帆如云,美若诗画。回身再看,西面是群山列阵,东边是良田似锦,远处的湖州城就像一座坚固的堡垒,镇守着从太湖上岸直驱杭州的战略要冲。刚才的登山疲劳,顿时消去。

王亚樵是个急性子,不等大家饱览好湖光山色,便四处打量,挑选了一个高台,亲自插上写有“西楚霸王项羽灵位”字样的木牌,又吩咐几个兄弟解开随身带上山的布袋子,依次摆好猪首羊头、寿桃瓜果,碗里斟满了洋河大曲……他指了指在地上挣扎的金毛大公鸡。胡抱一点点头,拔出匣子枪;胡宗南用手推了他一把,弯腰从皮靴里拔出防身匕首;要数戴春风最机灵,他三步并成两步,跑了过去,脚踩鸡爪,左手握住鸡翅,右手拧紧鸡头,使劲一拽,头掉血涌,他又借势把鸡脖子对准酒碗,鸡血刺得碗里碗外都是。

王亚樵看了戴春风一系列动作,亦喜亦惊。喜的是他办事干净利落,惊的是他心狠手辣,调教好了,是一个难得的人才;否则的话……

一切布置停当,王亚樵站在最左侧,身右依次是胡抱一、胡宗南、戴春风。四个人的手里都点燃了三根香,青烟随风飘散,更增添了几许神圣色彩。

“在下王亚樵,安徽肥东人。字玉清,又名王鼎,江湖上排行老九,同辈叫我王九,晚辈尊称九爷。1889年2月14日来到人间,重感情、讲义气,喜欢打抱不平。不求生得奇,但愿死得烈!”

“兄弟胡抱一,来自韩信故里。生于1891年5月23日。我幼年不幸,父母双亡,多亏姑母、长兄养育成人。曾担任孙总理中山先生贴身卫士五年,为人刚正不恶,爱憎分明。”

“我与二哥一样,也姓胡,字寿山,号琴斋。浙江孝丰人氏。清光绪二十二年,也就是1896年5月12日,生于镇海陈家埔朱家塘楼。毕业于湖州公立吴兴中学,做过孝丰小学教师,教过国语、历史和地理。此次由春风老弟引荐前来投军,受到王大哥器重,如鱼得水。虽为书生,但自幼爱读《三国演义》《忠义水浒传》,平生敬佩两个人,远的是孙文孙大总统,近的就是革命前辈、奉化老乡蒋介石……”戴春风见他又犯了教书先生的毛病,就用左胳臂轻轻地碰了他一下,胡宗南脸一红,马上把后面的话咽了回去,很有礼貌地说:“话讲完了,谢谢!”

戴春风咳嗽了几下,清清嗓子,大声说:“小弟戴春风,命中缺水,所以字雨农,1896年出生,生日比宗南还小。年近三十,四处打流,文不能文,武不能武,至今一事无成。自叹心比天高,命比纸薄。但相面先生说我生了一副马面,是一匹千里马。幸会王大哥,才有了出头之日。我不像宗南兄有口才,我只相信理论就是行动,行动就是理论。从今往后,只要三位大哥说话,小弟我刀山敢上,火海敢闯,绝无二话。”

各自介绍完毕,大家齐声背诵王亚樵根据《同盟会誓词》改写的誓言:“杀腐济贫,除暴安良,推翻专制,替天行道。矢信矢忠,有始有卒。如或渝此,任众处罚。”

然后,大家双手捧碗,扬起脖子,把鸡血酒喝了下去。

王亚樵抹了一下嘴唇,对三位弟弟说:“兄弟们,我们今天在西楚霸王项羽爷爷面前拜把子、立誓言,天地为证!现如今,清朝倒台,天下大乱,军阀混战,百姓遭殃。我们既然结为兄弟,就应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像刘关张一样团结一心,像项羽爷爷一样纵横天下,不枉活一生!”

“好!”

四兄弟使劲摔碎酒碗,张大双臂,紧紧地抱在一起。

二、文曲星、黑虎星

临近中午,四兄弟有说有笑地下了山。戴春风生性顽皮,采集树枝、野草、山花,编成了一顶草帽,戴在头上。他还不时地从衣兜里掏出“美丽”牌香烟,抽出一根,点燃之后,双手捧送给王亚樵,而他自己并不抽烟。“美丽”牌香烟盒上,印着上海当红名伶吕美玉的头像,摄人心魄。在无人处,戴春风会掏出烟盒,对着吕美玉亲几口,心里美滋滋的。

包间内,八仙桌子上,已经摆好四碗六盘,当地名吃千张包子、红烧猪头、清炖湖羊、糖醋湖藕等,香气满屋。王亚樵坐在正座,其他人随意坐下。店小二躬身进来,笑着问道:“老总,喝什么酒啊?”

王亚樵看了大家一眼,说:“黄酒就像刷锅水,啤酒味道像马尿,咱是爷们儿,要喝就喝白酒。你们当地人爱喝什么酒啊?”

“离此地不远,有座古镇,名叫练市,盛产美酒,最好的是练市特酿……”

“那好,就来两壶练市特酿,烫好上来。另外……”王亚樵指指墙角的布袋,说,“你把猪头、羊头、大公鸡收拾干净,卤一卤,我们临走带回去,犒劳犒劳振武、亚农。他们在家练兵很辛苦,晚上好给他们下酒。”

不一会儿,酒热菜齐,四兄弟把杯问盏,大快朵颐。大家边吃边聊,从项羽聊到汉三杰,从汉三杰聊到刘关张,从刘关张又聊到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从一百单八将又聊到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再聊到八雀寺众弟兄……

“老大,听说辛亥革命那一年,武昌起义打得最热闹的时候,你差一点就抢占了合肥城,怎么一回事啊?”胡抱一侧过身子问道。

“大哥,我也听说过你组织斧头帮,横扫上海滩的故事,趁今天有时间,给小弟们讲一讲吧!”胡宗南不太能喝酒,脸紫脖子红。他也跟着鼓动。

还是戴春风机灵,他赶紧点上一支烟,站起身来,双手捧给王亚樵,说:“王大哥闯荡江湖多年,留下了许多人生传奇。小弟我也很愿意洗耳恭听,开开眼界。”

王亚樵美美地吸了一口烟,说:“都是些陈芝麻烂谷子,不值一提。”

“大哥,你就不要谦虚了。”

“老大,今天大家伙高兴,你就说上一段吧。”

几个人你一言我一语,都劝王亚樵讲一讲。王亚樵端起酒杯大喝一口,想了一想,说:“好吧。诸位兄弟看得起我,我也不便驳了大家的面子。我就简单说说,就算给大家添一道下酒菜。”接着,他边抽烟边喝酒,想到哪说到哪,把自己的经历“回放”了一次——

王小郢子,是合肥城东北部(原肥东县磨店乡,现划给瑶海区)的一个小村庄,只有十几户人家,王姓居多。但是,王亚樵家人丁不旺,屡受邻居欺负。祖父王榜,斗大的字不识一筐,是个老实厚道的农民。每天天一亮,就把看家狗拴上;天刚黑,就把院门插上。为的是狗不惹事,晚上不串门,免招是非。窝窝囊囊活了73岁。

父亲王荫堂,号厚斋,上过几年私塾,又跟姑父学过三年中医。成家后,一边种田,一边开药房、行医。儿女多了,家庭生活负担重了,在亲友的资助下,他又开了一个棺材铺,增加一些收入。但乡亲们看不惯,私下议论:“行医为人活,售棺盼人死,老王见钱眼开,活人钱死人钱都想挣!”王荫堂听到后,生怕惹事,索性把药房和棺材铺子全都关门,面朝黄土背朝天,土坷垃里刨口粮。

由于土地薄、地租高,天公又不作美,不是旱就是涝,往往是起早贪黑忙一年,吃糠咽菜,倒欠地主的地租。他曾因欠租不还,被孙有富告到官府,受到处罚;后来,经亲戚说情,又租了季广德的几亩水田,秋后算账,还是歉收,被季家停佃。周围的地主都知道王荫堂不会种田,谁也不愿再租地给他。王荫堂声名扫地,无法生存,只得含着眼泪,廉价卖掉祖居,搬到附近的磨店镇上,租人房屋,开设一家小小的染坊,挣钱养家。店名倒响亮:复兴隆。

可是,磨店镇上的地头蛇李竹斋看他是个外来户,屡次上门染布,却不付钱。王荫堂穷得揭不开锅,登门要款,不但分文未拿到,反而遭到一顿打骂。后来,又被镇上的警察威逼,借钱请客,当众向李竹斋赔礼道歉。晚上回家,蒙着被子大哭了一场。王梅氏唉声叹气,搂着刚刚记事的大儿子,说:“亚樵啊,我这辈子嫁到王家,从没直着肠子过上一天的舒心日子。我劝你伯不去赔罪丢人,大不了鱼死网破。你伯天生胆小怕事……现如今越怕事越有事。马善被人骑,人善被人欺。长大了,你可千万别给娘丢脸,拿得起,放得下,做个大丈夫。不想活,大河也没盖盖子;要活,就活出个人样来!谁让你活得不快活,你就别让他过得舒坦。当面硬碰硬打不过,背后你不会扔砖头?记住啦?”

王亚樵一只脚不停地搓着地面,牙齿咬得咯咯响,眼含热泪,使劲地点了点头。

到了王亚樵这一代,老王家开始人丁兴旺。兄弟姊妹四人,老大王亚樵,次女王季樵(1899—1980),后来被人尊称王老姑,高寿,活了81岁。当地有个穷人高世顺,拖欠地租,被警察抓走。高家人无处喊冤,硬着头皮去找王季樵诉苦。王季樵二话没说,操起一根木棍,敲开警察所,怒目圆瞪,棍头子把地面戳得“咚咚”乱响。她举起木棍,指着吊在树上、奄奄一息的高世顺,厉声问道:“阮所长,春节快到了。听说你缺肉吃。我来问问你,打死高世顺,你是想清蒸,还是红烧啊?”阮所长知道王老姑跟着哥哥走南闯北好多年,见多识广,不太好惹,就赔着笑脸,转身把手下人骂了一顿,让高家将高世顺抬走。老百姓都说:“大事小事窝囊事,王老姑出面就没事。”三子夭折。四子王述樵,是上海滩著名大律师沈钧儒的爱徒。

正月十五闹元宵。中国民俗,除夕夜(年三十)全家团圆。正月初一,就近拜年;初二,姑娘回门探望父母;过了初三,趁着农闲走亲访友;十五之后,各奔前程。经商的,与亲人依依惜别,踏上征途;务农的,换上旧衣服,下地忙碌。所以,在闲忙结合部的元宵节,天气渐暖,格外热闹。舞狮子,耍龙灯,划旱船,踩高跷……就像西方的狂欢节那样,成为一年中老百姓最开心的一个夜晚。

光绪十五年(1889年)2月14日,正是农历乙丑年元宵节。那天上午,风和日丽,人们正在为晚上的狂欢加紧准备。时近中午,一朵乌云从东边的包公墓地方向,朝着磨店急匆匆而来,不大工夫,就飘到了王小郢子上空,霎时间,天昏地暗,飞沙走石,隐约可以听见鬼哭狼嚎。狗不敢叫,牛不反刍,鸡鸭四处找洞藏身;大人们脸色铁青,赶紧把孩子拽回家,紧闭大门。信佛的双手合十,嘴里不停念叨“南无阿弥陀佛”;信教的赶紧点起香火,磕头如捣蒜,求神仙显灵保佑全家……

随着一声婴儿的高声啼哭,云开雾散,平安如初。不久,方圆数十里纷纷议论,说是那一天,正是王荫堂大儿子王亚樵降生;有的有鼻子有眼,说得更为邪乎,说是自己亲眼所见,那朵乌云,就钻进了王荫堂的屋顶;还有的演绎道:“黑云送子,必然大贵。王亚樵以后不得了,他是文曲星下凡。”王荫堂也对儿子寄予厚望,嘴里省、肚里挪,挑选最好的老师,送他读书。7岁,到邻近的史圩村,进刘茂先私塾;13岁,又送往距家30公里开外的店埠集对河张村,拜秀才张世赖老先生为师,攻读经史,练习书法……

合肥地处江淮之间,“淮右襟喉,江南唇齿”,为“张辽威震逍遥津”的古战场。自隋朝命名,历来是庐州府所在地。淝水源出肥西、寿县之间的将军岭。同源而异归:淝水向北奔流20里之后,分而东南流(即南淝河)和西北流(即东淝河)。南淝河经过合肥注入巢湖,东淝河经过寿春(后称寿州、寿县)流进淮河。清朝之前,河流是交通运输的“高速公路”,东淝河是黄河船只途经淮河进入长江的四大“国道”之一,所以,寿春、合肥等城市就发展成为交通枢纽和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春,庐州府举行府试,王亚樵与同学刘子魁、季凤藻同往庐州书院应考,途经夫子庙,三个年轻人顺道进去求签,结果,王亚樵抽到上上签,仰天大笑;而刘子魁和季凤藻,一个中下签,一个中下下签,都是脸色阴灰,低头不语。进入考场,两个人徘徊良久,坚请王亚樵先跨门槛。

考试揭榜,刘子魁和季凤藻都中了秀才,王亚樵却名落孙山。从此,他再也不相信求签算卦那一套。等到他成了气候,成为上海滩大侠以后,“文曲星下凡”之说早已演变成“黑虎星降生”。听到家乡人捎过来的“口风”,王亚樵没有好气地说:“人嘴两张皮,咋说咋有理。什么文曲星、黑虎星,都是瞎扯淡!我就是我!”

三、“四大和尚”加盟岳王会

清朝末年,政治腐败透顶,内忧外患频发,百业凋零,民不聊生,“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当官者利用苛捐杂税、吃拿卡要,敲骨吸髓,把人民折磨得饥寒交迫。中国人干的是牛马活,吃的是猪狗粮,哪有希望!

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清朝统治期间,二百多年里,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无论是规模,还是频率,都排在各个朝代前面。挖心、剥皮、腰斩、凌迟,坑杀、屠城,清政府令人发指的血腥镇压,无所不用其极,却不能阻止人民为了生存和尊严所做出的抗争。鲜血一遍遍染红大地,非但没有让不愿做奴才的人们屈服,相反,却擦亮了人民的眼睛。到了晚清时代,农民起义和革命起义联袂登场,形成了新热潮。太平天国起义如火山爆发,席卷中国南方广大地区,让清政府大伤元气;捻军起义,纵横于淮河两岸,使清政府雪上加霜;孙中山组织、领导的广州起义、镇南关起义、河口起义、黄花岗起义等九次起义,如一记记老拳,把清政府打得满地找牙,摇摇欲坠……

王亚樵不是随遇而安之辈,青春的热血在他的胸膛日夜奔流、激荡,初次科举失败,使他对功名再无兴趣,他也不愿意再像父辈那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早出晚归难糊口,逆来顺受做良民。

清末年间,江淮地区兵荒马乱,李元甫(李鸿章的远房侄子)在众兴集创办了保安队性质的团防局。众兴集位于磨店东北方,距离王小郢子不到10公里,18岁的王亚樵不顾父母反对,只身前往,被李元甫收留,当了司书,负责起草各种文稿。期间,他与同龄人王清泉、唐幼文、郑绍成相识,成立“正气学社”,希望同生死、共患难,干出一番惊天地、泣鬼神的大事业。四个人年轻气盛,风华正茂,剃了光头,整日游走于肥东、寿州、定远等地的吴山庙、梁园、撮镇、响导埠一带,十分扎眼,被乡亲们称之为“四大和尚”。当时,挣钱不多,但库房枪弹充足,随便练习。“四大和尚”谁也不服谁,一有时间就到靶场,对准点燃的香火练习射击,输者请客。一年下来,四兄弟的枪法个个百步穿杨。随后,王庆廷、王海卿等同龄人也前来加盟。

郑绍成,名前培,寿州吴山庙(今长丰县吴山镇)人。父母早亡,每次参加“正气学社”活动,他都带着弟弟郑抱真(1897—1954,号益坚)。郑抱真与哥哥相依为命,从不多言多语,但是聪明厚道,深受大家喜爱。王亚樵大他8岁,每次见面,都要伸出胳膊,把他抱起来,乐呵呵地说:“老弟,我来看看你长胖了还是长瘦了。”吃饭的时候,总是往他碗里夹肉,“多吃点,快长大,跟着哥哥打天下!”

那年夏天,许习庸从南京回家度暑假。他的家在肥东二十里埠南小高郢,父亲许少亭中过武举,官至绿营炮兵统领,在当地很有名望。许习庸长得结结实实,浓眉大眼,脸颊上黑乎乎的络腮胡子,更显得虎头虎脑。同学们都叫他“大胡子”。他也是张世籁的学生,与王亚樵是好哥们儿。回到家的第二天,他就去众兴集看望王亚樵。王亚樵喜笑颜开,马上把他请到一家酒店,叫来王清泉、唐幼文、郑绍成等兄弟,要了肥西特色菜肴咸板鸭、柿树卤牛肉、风干咸猪耳朵皮、李鸿章杂烩和老母鸡汤,喝着三河米酒。大家喝得痛快,谈兴甚浓。

郑抱真年龄小,不能喝酒,专门负责斟酒。谁能喝,他就给谁多斟;不胜酒力者,则少斟一些。王亚樵夹起一块酱牛肉,塞到他的嘴里,摸摸他的圆脑袋,说:“三岁看老。抱真老弟看人斟酒,很有心计。我敢打包票,这小弟弟长大了,一定是个难得的人才!”

郑抱真嚼着牛肉,腮帮子鼓得像鸣叫的青蛙。

许习庸在外学习,见多识广。他把自己参加岳王会的经过,绘声绘色地说了一遍。

1905年2月,安徽公学在芜湖开办。芜湖地处长江中段,为中国四大米市之一。开学时,首批招生50多名。陈独秀、刘申叔、陶成章(光复会的主要领导人)、周震鳞(华兴会的主要成员)、张伯纯、苏曼殊、谢无量、江彤侯等,都被校长李光炯聘为教师,柏文蔚当了体育老师。“一时各地方的革命领袖人物荟萃于芜湖,吸引着不少青年,轰动了芜湖社会。安徽公学成了当时中江流域革命运动的中心,也成了中江流域文化运动的总汇。”

陈独秀(1879—1942),字仲甫。安徽怀宁人。2岁时,他父亲病逝;6岁时,他跟着爷爷学习四书五经。他考中过秀才,却不爱功名。1901年,他自费进入东京专门学校(早稻田大学的前身),后来又进了成城学校(即日本士官学校预备科)学习,并广交有识之士,与张继、潘赞化、蒋百里、汤尔和等组织爱国反清团体——中国青年会,和反清骨干黄兴、陈天华、邹容、赵声(1881—1911,字伯先。江苏丹徒人)等称兄道弟。他们的活动,受到了清廷派去的学监姚昱的限制。

一天夜里,陈独秀与张继、邹容等人敲开姚家大门。姚昱以为他们已回心转意,正好可以借机再给这些年轻人“洗洗脑”,所以,就摆上水果,沏上好茶,热情接待。陈独秀与他热情交谈,并瞅准机会,使了一个眼色。张继、邹容从座位上跳将起来,一个人扭住姚昱的一只胳膊,陈独秀从怀中掏出剪刀,“咔嚓”一下,把他的辫子剪了下来。然后,在姚昱的哭号声中,几个人大笑而出。当天夜里,姚昱的辫子被挂在留学生会馆展示,旁边特意写上了一行大字:“留学生公敌姚某辫。”

在清朝,辫子是朝廷判断男子是否忠顺的标志,所谓“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而在日本,被人剪掉辫子,还有一层意思:“凡被剪辫者,或被疑为偷了人家的女人,是奸夫,或被看做‘里通外国’,视之为‘日奸’。”

不久,日本政府应清政府驻日本领事馆的要求,将陈独秀、张继、邹容三人驱逐出境。

回到安庆,陈独秀依然我行我素。当时,沙俄派出重兵,侵占中国的东北地区,企图将白山黑水变成“黄俄罗斯”。中国人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拒俄运动。

一天,陈独秀等人来到安庆市孝肃路拐角头的藏书楼(今安庆电视台所在地),召开拒俄爱国演说会。24岁的陈独秀率先登台,他中等个头,肤色黝黑,圆脸大脑门,特别是那双大眼睛,犹如两颗火星,炯炯有神。在演说中,他大声疾呼:“我政府若允此约,各国必执利益均沾之说瓜分我中国;若不许,则必与俄战。我国与俄战之仇固结不解,我国之人有一人不与俄死战皆非丈夫!……我等既稍有一知半解,再委弃不顾,则神州四百兆人岂非无一人耶!故我等在全国中虽居少数,亦必尽力将国事担任起来。”

来自安徽高等学堂、安徽武备学堂以及桐城中学堂、凤鸣中学堂等新式学堂的三百多名青年学生深受感染,称赞陈独秀“真英雄也”。接着,“各学堂魁杰”王国桢、柏文蔚、潘赞化等二十多人相继登台,慷慨陈词,一时间轰动省城。

然而,清廷对于学生运动非常害怕,认为他们“名为拒俄,实则革命”。于是,封闭藏书楼,学校开除参加演说会的柏文蔚(1876—1947,字烈武,寿县柏家寨人)、郑赞丞(1877—1914,寿县正阳关人)等和安徽武备学堂的学生常恒芳(1882—1950,字尔价,号藩侯,寿县保义镇人)、熊成基(1887—1910,江苏扬州东关街人)、范传甲(1873—1908,寿县开荒乡人)及安徽高等巡警学堂的学生朱蕴山(1887—1981,字锡藩,安徽六安人)等人的学籍,陈独秀受到通缉,逃亡上海。

爱国有罪?陈独秀、柏文蔚等江淮儿女在斗争中,逐步认识到清政府的腐败透顶,1905年夏天,他们以同学、老乡为群众基础,创立了以暴力推翻清王朝为宗旨的岳王会,陈独秀任总会长,常恒芳、柏文蔚担任安庆、南京两部的分部长,骨干分子有张汇滔(1882—1920,寿县涧沟乡人)、袁家声(1878—1960,寿县梨树乡人)、张树侯(1866—1935,名之屏,寿县瓦埠镇人)、王绍九(安徽淮南人)、范传甲、石德宽(1885—1911,寿县石家集人)、薛哲(1883—1908,寿县人)、张劲夫、程良(1883—1911,安徽怀远人)、宋玉琳(1879—1911,安徽怀远人)等。安庆岳王会分部的会员多为熊成基等新军的中下级军官、士兵。按照总会长陈独秀的要求,常恒芳、熊成基等人在新军官兵中秘密散发《猛回头》、《警世钟》、《革命军》等小册子,传播兴汉反清、民主共和思想。

许习庸端起酒杯,对大家说:“陈独秀、柏文蔚、常恒芳并称为‘岳王会三杰’,都是舍生忘死、披肝沥胆的义士。一次,常恒芳单独找我谈话,说:‘我们的组织名称叫岳王会,意思是崇拜抗金英雄岳飞的精忠报国精神。……参加组织的,大概只有三十多人。所订章程,就是反对清政府。我们将章程拟好后,字句中还夹杂着许多不相干的话,使外人看不出来,以防泄露。第一次开会,是在芜湖关帝庙,烧香磕头,宣读誓约。又在芜湖租了两间房子,作为联络中心。我们在通信的时候,都用假名字。’他希望我也参加岳王会,为国尽责。我觉得义不容辞,就同意了!他还希望有更多的好兄弟加入岳王会,大家齐心协力,大干一番。”说罢,一仰脖子,一饮而尽。由于天热屋小,他满脸汗津津的,背心也汗湿了。

“痛快!大胡子。”王亚樵也跟着干了一杯。

其他人,一个接一个把酒喝下。

“抱真,你去找老板要一把筷子。”王亚樵想了想,说。

郑抱真愣了一下,没有言语,立即出去,转身拿回一把竹筷子,放在王亚樵的面前。

王亚樵不说话,先撅断一根筷子,看了大家一眼;拿着两根筷子,撅断,又看了大家一眼;他抓起五根筷子,使使劲,才撅断。最后,他左右手攥住十几根筷子,咬牙、瞪眼,也没能撅断。他把筷子扔到桌子上,发出“哗啦啦”的响声。

他站起身来,搓了搓手,说:“一根筷子好撅断,十根筷子难撅弯。要做大事,就得团结。团结起来力量大,团结起来天不怕。我们正气学社崇拜文天祥,文天祥与岳飞都是爱国民族英雄。正气学社与岳王会的宗旨是一致的。如果弟兄们没有意见,我们‘四大和尚’从今往后,集体加入岳王会,誓死推翻独裁政权!”

王清泉、唐幼文、郑绍成等人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表示同意。

郑抱真看到哥哥们一脸庄重,说:“我也要参加‘药王会’!”

王亚樵看了看他,问道:“你也参加?你还是个小孩子啊。”

“我都11岁了,怎么说也是个半拉橛子(方言,小伙)。”

“那好,我问你一个问题,很简单。答上来就参加,答不上就算啦。”

“那……那你问吧。”

“我问你,岳王爷是什么人?”

“这……这个谁不知道。岳王爷就是‘药王爷’,他叫孙思邈!”

“什么?岳王爷名叫孙思邈?”

“对啊,岳王爷就叫孙思邈。我大哥带我去过寿州药王庙,我知道他是个神医,药到病除,治病救人……不信,你问问我大哥。”

郑抱真的一席话,把大家逗得前仰后合。原来,在当地话中,岳、药(yue)同音,郑抱真将岳王爷与药王爷搞混了。

四、吴越成为他的榜样

清政府虽然气数已尽,但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他们并不愿意自行退出历史舞台,而是挥起屠刀,对革命者大肆屠杀,以杀鸡吓猴,苟延残喘。当时,革命者对于革命手段看法不同,一种是刀对刀,枪对枪,通过长期的武装起义夺取政权;另一种是受俄国无政府主义思潮(也被人攻击为“虚无党”)的影响,信奉采取暗杀等“外科手术”,“杀尽专制者”,清除阻碍社会进步的顽劣分子,快速实现革命目标。在孙中山、黄兴等人的支持下,杨笃生、何海樵等人在上海组织成立暗杀团,决定全面推进“鼓吹、暗杀、起义”三大任务。蔡元培、章士钊、刘光汉、陈独秀、赵声、吴越等人相继加入,刺客们神出鬼没,清政府官员人心惶惶,个个自危。

那天,听了老同学许习庸的一席话,王亚樵的眼前像洞开了观察世界的一扇窗户,从此,你来我往,整个暑假期间,两个人几乎天天见面,谈笑风生。许习庸讲了岳王会的许多战斗故事,其中,吴越舍身刺杀“五大臣”,让王亚樵听后热血沸腾,激动得三天三夜睡不着觉。

1905年7月16日,在内忧外患日深的情况下,清廷作出政治改良姿态,决定派遣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绍英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消息传出,有的拍手叫好,有的表示怀疑。正在保定高等师范就读的吴越怒不可遏,认为,此举是清廷独裁者“以欲增重于汉人奴隶义务,以巩固其万世不替之皇基”,坚决不能接受。

吴越(1878—1905),安徽桐城人。字孟侠。他出生在塾师之家,8岁丧母,随着父亲四处就读。成年后,经族兄、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推荐,进入保定高等师范学堂。后来结识陈独秀、赵声,阅读了禁书《嘉定屠城记》、《扬州十日记》等,了解到清军入主中原时,曾经杀光嘉定和扬州百姓的暴行,发誓要推翻建筑在千百万人尸骨基础上的清朝政府。

动身前夕,吴越特意前往芜湖长街徽州码头科学图书社(今中长街20号),与陈独秀、赵声一边喝酒,一边对刺杀计划的每个细节再次推敲。科学图书社是安徽境内的第一家新式书店,由汪孟邹创办。书店共二层,一楼卖书,二楼作为陈独秀《安徽俗话报》编辑部。书店门口挂着一副对联:“推倒一时豪杰,扩拓万古心胸。”陈独秀亲拟,字里行间洋溢出王者之气。

那天晚上,计划修订完,已是深夜。谁来执行?三个人争得面红耳赤。

陈独秀说:“我年龄最大,老婆、孩子都有了,我去除贼!”

赵声和吴越坚决不同意,说:“你是领袖,肩负领导革命重任,杀鸡焉用宰牛刀?”

但是,赵声和吴越谁去?又产生了分歧。争执半天,难下决定。赵声说:“要不这样,咱俩抓阄,听天由命吧。行不行?”

吴越反问道:“我想问兄一句,舍弃自己的生命与缔造新中国,哪一个容易哪一个难?”

“自然是前一个容易,后一个艰难。”

吴越把杯痛饮,说:“那好,我是小弟,先做容易的;你是大哥,困难的就留给你吧!今日这时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我愿意以血醒民,死后化一我为千万个我,前者仆而后者继,不杀不休,不尽不止,我的死就有价值了。”

赵声一把将吴越搂在怀里,号啕大哭,又朗声大笑。然后,他咬破手指,在宣纸上给吴越写了一首诀别诗:

淮南自古多英杰,

山水而今尚有灵。

相见尘襟一潇洒,

晚风吹雨太行青。

9月24日(光绪三十一年),天还没放亮,一个年轻的仆人就走出宣武区后孙公园胡同的安徽会馆,叫了一辆马车,直奔北京前门火车站。

这一天,是五大臣正式出洋考察的日子。铁路局预备的专车一共五节,前面两节供随员乘坐,第三节是五大臣的豪华花车,第四节为仆役搭乘,最后一节装行李。原定10点出发。专车四周戒备森严,送行和围观人员,全部被挡在警戒线之外。

8点之后,兵部侍郎徐世昌首先露面。接着,商部右丞绍英、湖南巡抚端方、户部侍郎戴鸿慈的官轿陆续到来……

有一名年轻仆人夹杂在人群中,无法登车。他急得满头大汗,似乎有什么心事。这时,辅国公载泽的送行队伍出现了。这个载泽,为康熙的第六代重孙,慈禧太后二弟桂祥长女静荣的丈夫,而静荣的妹妹就是光绪皇后隆裕,他虽然只有30岁,却根深叶茂,权重一时,所以,送行的人员、礼品很多。有个小个子仆人手捧两个大点心盒子,走着走着,不小心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摔倒在地。年轻仆人就势跑了过去,把他扶起来,说了一声:“老弟,你拿得太多了,我来帮你。”然后,就捡起地上的点心盒子,追上了送行队伍。

上了火车,他把点心盒子放好,就往花车车厢里走去。可是,走到第四车厢与第三车厢结合部时,却被士兵端枪阻挡。

“你是什么人?跟哪个大人来的?”

“我姓夏,是泽爷的跟班!”

“泽爷的跟班?这里是重地,没有老爷的吩咐,任何人不准进去。”

“我找泽爷有急事!”

“有急事也不能进!”

年轻仆人与卫兵们争吵起来。就在这时,火车开动了,一些官员听到动静,也走过来看个究竟。情急之下,年轻仆人将手伸进怀里,眼睛一闭,使劲一拽,“轰”的一声巨响,天摇地动,当场炸死炸伤十几个人,绍英的右腿受伤,端方、戴鸿慈受了轻伤,载泽被炸蒙了,用一只受伤的血手摸着自己的脖子问道:“我的脑袋呢?”

吴越壮烈牺牲。未婚妻严无畏得悉夫君壮烈殉国的消息,慷慨自刎,人人传颂。

按照清朝刑法,犯人的名字中要加一偏旁部首,以示污辱。所以,清廷将吴越称为“吴樾”。

五、寿州率先打破“安徽坚冰”

江淮自古多英豪。

1905年冬天,孙中山特派吴汤谷从日本返回南京,联络、组织长江流域的同盟会。经同乡引荐,他与岳王会南京分部长柏文蔚认识。1906年夏,岳王会总部决议:“接受吴汤谷和张钱仁的介绍,全体加入同盟会。”在鸡鸣寺秘密会议上,大家一致同意成立同盟会南京支部,推举赵声为“长江盟主”,统一领导沿江江苏、安徽、江西等五省的反清斗争。

1907年,吴汤谷再次返回合肥,拿着日本留学同学、同盟会会员李纯安的亲笔信,到庐州中学拜会他的哥哥李诚安,并通过李诚安,吸收张之章、沈瑞麟、孙品骖、刘文典、金维系等人参加同盟会,建立江淮别部(对外称为“武毅会”);为保密,还成立了武毅会的外围组织——“合肥学会”。同一年,张汇滔从日本回到寿州,与袁家声、管曙东等人一起成立同盟会的另一个分会信义会;程恩普在颍州成立了同盟会的另一分会安仁会。

同年7月8日,徐锡麟以安庆巡警处会办兼巡警学堂监督的身份,暗中联络会党,约定乘巡警学堂举行毕业典礼时发动突然袭击,占领安庆,然后与秋瑾的浙东起义军会攻南京。但因叶仰高叛变,安徽巡抚恩铭已掌握党人名单,毕业典礼提前两天举行。无奈之下,徐锡麟用手枪刺杀、重伤恩铭(后来不治身亡),起义提前举行,很快就被清军镇压下去。继任巡抚冯煦亲自审问徐锡麟:“恩铭大人待你不薄,把你视为手足,你为什么还要行刺他?”徐锡麟朗声作答:“他待我是私恩,我杀他是出于公义!”临刑时,清兵开道,手提鬼头大刀的刽子手左右押送,徐锡麟被五花大绑,头后插着一个“斩”字木牌,浑身血迹斑斑,蹒跚走进刑场。他时而高呼:“恩铭死了!恩铭被我亲手杀死了!”时而大笑,“快哉快哉,死而无憾啊!”

在推翻清朝独裁统治的血与火的拼杀中,岳王会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付出了惨痛代价。1908年11月19日,岳王会骨干熊成基等在安庆发动马炮营起义,打响新军起义第一枪,范传甲、张劲夫、薛哲、葛兰瑞等英勇献身。不久,岳王会会员熊成基、倪映典、宋玉琳、石德宽、程良等相继血染沙场,青史留名。

1911年10月10日,武昌城头爆发新军起义。经过三天血战,起义军占领武汉三镇,成立湖北军政府,推举黎元洪为都督,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并号召各地民众起义响应。武昌城头的枪炮声就像索命鼓似的,一阵高过一阵,清王朝魂不附体,四下调集重兵予以围剿……

武昌起义胜利的消息迅速传遍大江南北,各地的同盟会闻风而动,革命浪潮席卷全国,清王朝四面楚歌。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上海、贵州、江苏等地,相继独立,并宣布成立革命军政府。安徽,却处于黎明前的黑暗之中,革命力量犹如滚烫的岩浆,正在江淮大地上奋力地寻找突破口。

11月1日,张汇滔以为母亲过生日的名义,邀请寿州农会领导人袁家声、岳相如,凤台的廖海栗、廖梓英,寿州的王庆云(团防局长)、张纶、王占一,定远的方绍舟、张万侯,凤阳的田亚豪、刘安武、刘敬臣,怀远的杨筱斋、杨耀南等,在他的母校正阳关公学召开秘密会议。

正阳关为中国“八大关”之一,素有“七十二道淮河通正阳”的美誉,当年,人们出行主要依靠水上交通,而正阳关又是淮盐和豫东、皖北的杂粮及大别山山货的主要集散地,也是凤(台)、颍(州)、六(安)、泗(县)兵道饷源供应地。

各路代表乘船赴约,会议开得十分热烈。但谈到起义的具体部署,却陷入了僵局。

当时,革命形势非常严峻。寿春镇总兵署(即镇台衙门,今为寿县三中校址)统辖中、右、六安、颍州、龙山、庐州、亳州7营,有将弁164员,马步战守兵共4375名。而同盟会无兵无枪,攻占寿春城无异于以卵击石。

看到大家垂头丧气的样子,张汇滔鼓动说:“武昌据长江上游,寿州是长淮重镇,据江守淮,彼此呼应,为军事所必需,况南京系津浦铁路终点,长淮当津浦要冲,直捣北京,朝发夕至。我党驱逐鞑虏,建立民国,在此一举。常言说得好,‘宁为鸡口,不为牛后’,我们应该马上行动。”

半晌,无人应答。

张汇滔看了袁家声一眼。袁家声清清嗓子,开腔道:“武昌起义是推翻清廷的千载良机。目前,新军21混成协统领‘黎菩萨’已经参加起义,成为鄂军都督,湖北、湖南、江苏等地都已夺权成功。我淮上同志应群起响应,以壮大革命声势。”

大家听后,有的摇头叹息,有的闭眼沉思,还有的把酒杯端起来看了看,又放下……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屋内的空气越来越沉闷。

张汇滔面似猪肝,眼瞪如球。他环顾左右,顺手抓起一把菜刀,大声地说:“大丈夫做事敢作敢为,不能患得患失。以前,大家谈起革命头头是道,一个比一个能。现在,真要上战场了,却像缩头乌龟,装孬熊。干还是不干,你们说一句痛快话;你们不干,就我一人,也要干。”说罢,未等大家反应过来,他已经一刀砍下,左手小拇指血淋淋地掉在地上……

11月4日,寿州知州魏绍殷已经嗅到革命党起义的火药味,命令四座城门的官兵严查过往行人。一大早,天色朦胧,起义人员就乘着天暗人杂,将长短土枪、大刀长矛混在柴火捆、粮食袋内,有的推车,有的挑担,陆续混进寿春城。下午4时许,他们从四面八方会聚到寿州城东南角的考棚(今县政府所在地),等待起义号令。

万事俱备,意外却发生了。

掌灯时分,潜伏县衙打探消息的革命党人李诱然,突然被几个便衣按倒在地,扭到州署大堂。“吧!”魏知州将惊堂木往公案上使劲一拍,恶狠狠地骂道:“大胆妖民,光天化日,你敢图谋造反?你有几个脑袋!……还不赶快把同党交代出来,饶你不死?”

李诱然定了定神,心想:如果招供,起义就会被敌人镇压下去。既然天机已经泄露,砍头就在眼前,装孬不是爷们儿,传出去以后怎么见人?

于是,他仰天大笑,脑门血涌,使出全身气力挣脱左右,冲到公案前,双手一掀,公案四脚朝天,笔墨、砚台、惊堂木“哗啦啦”散落一地。他手指着魏知州的鼻子,回骂道:“清廷狗奴才魏绍殷,你给我好生听着,我是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现在寿州城内城外,全是革命党!你摸摸你的脑袋,看看今夜还能不能长在头上?!你要是看不清时局,轻举妄动,革命党定将你的全家杀个鸡犬不留……”

魏知州愣了一下。他不知道革命党的虚实,却清楚,清王朝大势已去,当官皆为金银谋,在这个节骨眼上,哪能再与革命党过意不去?不为今天着想,还要为今后着想;不为自己着想,还要为妻妾、儿女着想啊。因此,他命令将李诱然暂时关进寿州大狱,自己则跑到北街孙家鼐的状元府躲了起来,准备以不变应万变。

当天夜里9时许,四座城门外焰火齐放,就像曳光弹一样,把寿春古城的大街小巷照得如同白昼;城内革命党人蜂拥而上,夺下门卫枪械,打开城门,团防局武装和联庄会各大队迅速冲进城来。起义军臂缠白布,按照事前部署,纷纷围住寿州州署、寿春镇总兵署、巡防营、状元府等要地,喊杀声震天动地。到任刚三天的总兵李振国见势不妙,脚底抹油——溜之大吉,众清兵群龙无首,纷纷缴械投降。魏知州回天无力,被迫答应交出大印。

11月5日,寿州成为安徽省第一个光复重镇。随后,革命党成立了淮上革命军,司令部就设在寿州考棚,公推张汇滔为总司令,张汇滔因坚欲领兵北伐,辞不肯就,总司令一职由王庆云担任,张汇滔、袁家声、张纶为副总司令。从寿州军火库中起获3800多条步枪、10多门大炮,战斗力大为加强。淮上军步兵18营、马队1营、炮队2营,2万多人马兵分三路,如下山猛虎、出水蛟龙,直扑清军,先后光复了安徽的凤台、怀远、凤阳、蚌埠、霍邱、六安和河南的商城、固始等地,威名远扬。

寿州光复的消息不胫而走,迅速传遍江淮城乡,清朝在安徽的统治坚冰被打破,各地起义军风起云涌,11月6日,六安宣布建立军政分府;11月8日,革命党人吴汤谷、王天培等兵不血刃,在安庆宣布成立安徽军政府;11月11日,芜湖独立,成立皖南军政分府;大通成立了皖南军政分府……12月1日,安徽各界在省会安庆设立“全皖筹备军政处”,作为安徽省的临时执政机构,暂设军政、民政、财政三部,以韩衍任秘书长。12月2日,安徽省临时参事会选举孙毓筠为安徽都督,并得到中国同盟会上海总部的任命;12月7日,孙毓筠在镇江发表就职通电。12月21日,他乘船抵达安庆,以师范堂为都督府,正式建立安徽省军政府……

寿州光复后,与寿州接壤的庐州府暨合肥县受到震动和激励,同盟会会员孙万乘和王亚樵等各自摩拳擦掌,也在为光复合肥紧张谋划。几乎是一夜之间,合肥城乡却冒出了两个庐州军政分府,两个政府该怎么办呢?

六、相煎何太急

11月9日上午,孙万乘等接受吴汤谷的指令,联络合肥旅省同学会骨干夏仲谦、李次宋、戴膏吾、陈兴义、周梦兰等十余人迅速返回合肥,策划起义。当时,官员难得不贪,民众难得不怨,清王朝众叛亲离,如秋后的蚂蚱一样胡乱蹦跶。孙万乘等人利用地方官树倒猢狲散的恐慌心理,将庐州中学的学生组成敢死队,把柑橘裹上黑布,伪装成手雷模样,呼啦啦冲进庐州府,高声喊着要知府出来答话,否则,就炸平庐州府,血洗合肥城。知府穆特恩不敢应战,化装逃遁。随即,孙万乘在合肥书院宣布成立庐州军政分府,自任司令,全城各个城门拔掉清龙旗,改挂五色国旗。随后,孙万乘就接到了江苏联军总司令徐绍桢的委任状。

与此同时,王亚樵又在同盟会内部群龙无首、音讯不通的情况下,按照南京起义总指挥柏文蔚的指示,与李元甫、王传柱、李小一、郑益庵等人一起,占领了合肥东郊大兴集的李鸿章享堂,也成立了庐州军政分府。李元甫任司令,王亚樵任副司令,王传柱为参谋长。打开李府库房,查封李家典当,充当军饷。

一山难容二虎。两个分府互不相让,摩擦不断,积怨日深。王亚樵只有22岁,血气方刚,主张武力解决纠纷,李元甫则不同意:“不战而屈人之兵,方为上策。只要我们兵强马壮,他姓孙的只能当孙子,还敢以蛇吞象?” cufXit9r13eOfv3O7ZZIRzT22/sXs0cmaWxry5stdH3V7C/zMkyEhNrtOFlgU6IQ

点击中间区域
呼出菜单
上一章
目录
下一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