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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第一侠王亚樵真传
余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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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好花开一树，烂木头滚一堆。
一个好汉三人帮，三个好汉铁变钢。
1923年11月10日下午，上海市爱多亚路（今杨浦区延安东路）温泉浴池门前，两声枪响，徐国梁像一根粗壮的木头，饮弹倒地，鲜血染红了路面。
徐国梁可不是一般战士。他是天津人，1876年出生。早年投靠淮军。1903年12月，从北洋警务学堂毕业，在天津担任警察；1913年，他调往上海，任第三区警察署署长；1914年7月，升任淞沪警察厅厅长，负责上海华界的社会治安；1915年1月，升任江苏省警务处长（当时的上海隶属于江苏省）、陆军中将；1923年9月，荣任将军府将军。由于他长期在上海警方担任要职，亲信、部下成群结队，手握六千多个警察，在上海滩上要算作一个说一不二的“牛人”。
随后，浙江督军卢永祥兑现诺言，在圣诞节那天，派长子卢筱嘉亲自登门，送来了委任状，任命王亚樵为“浙江特别纵队司令”，赠送长枪400条，划出湖州地界，让其训练部队……
大头圆脑、戴着黑框水晶眼镜的王亚樵手抚八字胡，眯缝着那对暗藏凶光的小眼睛，把八仙桌上的委任状仔仔细细地看了又看。他的身高虽然只有一米六几，但短小精悍，举手投足间，英气逼人。
看罢委任状，他用力地拍拍卢筱嘉的肩膀，连说带喊道：“好兄弟，嘉帅说话如钉，落地砸坑，是个爷们儿，让我王九佩服。”
卢筱嘉与孙中山的公子孙科、段祺瑞的公子段宏业和张作霖的公子张学良一起，并称为“民国四大公子”。卢筱嘉曾因争风吃醋，暴打上海滩大佬黄金荣而名扬天下。
好酒好茶好烟，王亚樵把卢筱嘉好一个招待。分手时，他打着饱嗝，搂住王亚樵，说：“大哥，我出门之前，老爸特意让我转告你一声，湖州是杭州的北大门。徐国梁一死，他的后台老板、江苏督军齐燮元肯定会挥师南下，为他报仇。你可是守土有责啊……”
王亚樵也喝得有些高了，他摇晃了一下身子，努力站稳，右手使劲挥动，就像劈斧头那样，果敢地说：“老弟，你……你回去就告诉老爷子，我王九是一条天不怕、地不怕、死都不怕的硬汉子。君子一言，驷马都……难追回。我一定起早贪黑地操练部队，随时听候嘉帅的号令。只要直系的鳖羔子，那个‘齐斜眼’敢生茬子……我就用斧头削平他！”
一、面向“西楚霸王”拜把子
1924年初春，王亚樵化名王擎宇，把招兵买马的大旗在湖州城头那么一竖，江南江北群起响应，前来应征的有志青年络绎不绝。亲唤亲，友邀友，邻牵邻，呼呼啦啦，奔向湖州三天门山的八雀古寺，不到一个月，就招收了五个连、一个将校队，约一千五百多人。搞工人运动时，王亚樵与李立三是好朋友，他托人给李立三捎去口信，请他帮助从工人中代招新兵。不久，一百多名上海青工，三五成群地来到湖州，穿上军装。
浙江特别纵队司令部设在八雀寺内。丁子霞、黄文迪被任命为正、副参谋长，何折仁担任军械处长，王亚樵的老同学许习庸成为军需处长。一时间群英会聚，龙腾虎跃，后来成为中国现代史风云人物的方振武、胡宗南、戴笠、胡抱一、余亚农等人，相继担任了各队队长，成为王亚樵的得力干将。颠沛流离大半生的王亚樵踌躇满志，大有一网打尽江淮英才之感。
这天上午，八雀寺山门洞开，四匹骏马如箭射出，由南向北，沿着羊肠小道直奔弁山。打头的是王亚樵，骑的是一匹流星大黑马。紧随其后，是一匹黄骠马和一匹杂毛马，分别坐着胡抱一和戴春风（戴笠当时的名字），落在末尾的是胡宗南，骑的是一匹小白马。心高气盛的戴春风，时而逞能似的冲过胡抱一，时而故意收紧缰绳，让杂毛马降低速度，位于胡抱一与胡宗南之间，扭过头朝后面大喊：“寿山啊，快一点！”胡宗南脸憋得通红，汗流满颊，不停地用鞭子抽打马屁股。小白马却不怎么听招呼，边跑边尥蹄子，有几次，差一点就把他掀下马去。
弁山位于太湖南岸，不高，521米，但一峰独秀。吴兴富山水，弁为众峰尊。方志记载，项羽曾在此山操练江东八千弟子兵，湖州西北门叫霸王门，弁山到处散落着项王庙、项王走马埒、饮马池、系马木、磨剑石等历史古迹，项羽死后还被江东父老封为弁山之神。弁山因此声名远播。
如果将太湖的轮廓看作一张拉开的巨弓，那么，湖州基本上就坐落在弓背中央，弁山恰似一枚蓄势待发的箭头。
王亚樵到了弁山脚下，翻身下马；戴春风快马赶到，接过缰绳，把大黑马、杂毛马拴在一棵百年公孙树上；走进饭店，与老板娘打了声招呼，订好包间；然后，王亚樵一行便顺着山道拾级而上。
从山底到山顶，一共1300级台阶，分作26个盘，每盘50级台阶。四个人年轻力壮，你追我赶，穿碧岩，过龙岩，不到一个小时就爬到秀岩顶峰。虽然浑身是汗，大口喘气，但登临山顶，迎着清风，朝北俯瞰，只见万顷太湖，碧波荡漾，白帆如云，美若诗画。回身再看，西面是群山列阵，东边是良田似锦，远处的湖州城就像一座坚固的堡垒，镇守着从太湖上岸直驱杭州的战略要冲。刚才的登山疲劳，顿时消去。
王亚樵是个急性子，不等大家饱览好湖光山色，便四处打量，挑选了一个高台，亲自插上写有“西楚霸王项羽灵位”字样的木牌，又吩咐几个兄弟解开随身带上山的布袋子，依次摆好猪首羊头、寿桃瓜果，碗里斟满了洋河大曲……他指了指在地上挣扎的金毛大公鸡。胡抱一点点头，拔出匣子枪；胡宗南用手推了他一把，弯腰从皮靴里拔出防身匕首；要数戴春风最机灵，他三步并成两步，跑了过去，脚踩鸡爪，左手握住鸡翅，右手拧紧鸡头，使劲一拽，头掉血涌，他又借势把鸡脖子对准酒碗，鸡血刺得碗里碗外都是。
王亚樵看了戴春风一系列动作，亦喜亦惊。喜的是他办事干净利落，惊的是他心狠手辣，调教好了，是一个难得的人才；否则的话……
一切布置停当，王亚樵站在最左侧，身右依次是胡抱一、胡宗南、戴春风。四个人的手里都点燃了三根香，青烟随风飘散，更增添了几许神圣色彩。
“在下王亚樵，安徽肥东人。字玉清，又名王鼎，江湖上排行老九，同辈叫我王九，晚辈尊称九爷。1889年2月14日来到人间，重感情、讲义气，喜欢打抱不平。不求生得奇，但愿死得烈！”
“兄弟胡抱一，来自韩信故里。生于1891年5月23日。我幼年不幸，父母双亡，多亏姑母、长兄养育成人。曾担任孙总理中山先生贴身卫士五年，为人刚正不恶，爱憎分明。”
“我与二哥一样，也姓胡，字寿山，号琴斋。浙江孝丰人氏。清光绪二十二年，也就是1896年5月12日，生于镇海陈家埔朱家塘楼。毕业于湖州公立吴兴中学，做过孝丰小学教师，教过国语、历史和地理。此次由春风老弟引荐前来投军，受到王大哥器重，如鱼得水。虽为书生，但自幼爱读《三国演义》《忠义水浒传》，平生敬佩两个人，远的是孙文孙大总统，近的就是革命前辈、奉化老乡蒋介石……”戴春风见他又犯了教书先生的毛病，就用左胳臂轻轻地碰了他一下，胡宗南脸一红，马上把后面的话咽了回去，很有礼貌地说：“话讲完了，谢谢！”
戴春风咳嗽了几下，清清嗓子，大声说：“小弟戴春风，命中缺水，所以字雨农，1896年出生，生日比宗南还小。年近三十，四处打流，文不能文，武不能武，至今一事无成。自叹心比天高，命比纸薄。但相面先生说我生了一副马面，是一匹千里马。幸会王大哥，才有了出头之日。我不像宗南兄有口才，我只相信理论就是行动，行动就是理论。从今往后，只要三位大哥说话，小弟我刀山敢上，火海敢闯，绝无二话。”
各自介绍完毕，大家齐声背诵王亚樵根据《同盟会誓词》改写的誓言：“杀腐济贫，除暴安良，推翻专制，替天行道。矢信矢忠，有始有卒。如或渝此，任众处罚。”
然后，大家双手捧碗，扬起脖子，把鸡血酒喝了下去。
王亚樵抹了一下嘴唇，对三位弟弟说：“兄弟们，我们今天在西楚霸王项羽爷爷面前拜把子、立誓言，天地为证！现如今，清朝倒台，天下大乱，军阀混战，百姓遭殃。我们既然结为兄弟，就应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像刘关张一样团结一心，像项羽爷爷一样纵横天下，不枉活一生！”
“好！”
四兄弟使劲摔碎酒碗，张大双臂，紧紧地抱在一起。
二、文曲星、黑虎星
临近中午，四兄弟有说有笑地下了山。戴春风生性顽皮，采集树枝、野草、山花，编成了一顶草帽，戴在头上。他还不时地从衣兜里掏出“美丽”牌香烟，抽出一根，点燃之后，双手捧送给王亚樵，而他自己并不抽烟。“美丽”牌香烟盒上，印着上海当红名伶吕美玉的头像，摄人心魄。在无人处，戴春风会掏出烟盒，对着吕美玉亲几口，心里美滋滋的。
包间内，八仙桌子上，已经摆好四碗六盘，当地名吃千张包子、红烧猪头、清炖湖羊、糖醋湖藕等，香气满屋。王亚樵坐在正座，其他人随意坐下。店小二躬身进来，笑着问道：“老总，喝什么酒啊？”
王亚樵看了大家一眼，说：“黄酒就像刷锅水，啤酒味道像马尿，咱是爷们儿，要喝就喝白酒。你们当地人爱喝什么酒啊？”
“离此地不远，有座古镇，名叫练市，盛产美酒，最好的是练市特酿……”
“那好，就来两壶练市特酿，烫好上来。另外……”王亚樵指指墙角的布袋，说，“你把猪头、羊头、大公鸡收拾干净，卤一卤，我们临走带回去，犒劳犒劳振武、亚农。他们在家练兵很辛苦，晚上好给他们下酒。”
不一会儿，酒热菜齐，四兄弟把杯问盏，大快朵颐。大家边吃边聊，从项羽聊到汉三杰，从汉三杰聊到刘关张，从刘关张又聊到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从一百单八将又聊到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再聊到八雀寺众弟兄……
“老大，听说辛亥革命那一年，武昌起义打得最热闹的时候，你差一点就抢占了合肥城，怎么一回事啊？”胡抱一侧过身子问道。
“大哥，我也听说过你组织斧头帮，横扫上海滩的故事，趁今天有时间，给小弟们讲一讲吧！”胡宗南不太能喝酒，脸紫脖子红。他也跟着鼓动。
还是戴春风机灵，他赶紧点上一支烟，站起身来，双手捧给王亚樵，说：“王大哥闯荡江湖多年，留下了许多人生传奇。小弟我也很愿意洗耳恭听，开开眼界。”
王亚樵美美地吸了一口烟，说：“都是些陈芝麻烂谷子，不值一提。”
“大哥，你就不要谦虚了。”
“老大，今天大家伙高兴，你就说上一段吧。”
几个人你一言我一语，都劝王亚樵讲一讲。王亚樵端起酒杯大喝一口，想了一想，说：“好吧。诸位兄弟看得起我，我也不便驳了大家的面子。我就简单说说，就算给大家添一道下酒菜。”接着，他边抽烟边喝酒，想到哪说到哪，把自己的经历“回放”了一次——
王小郢子，是合肥城东北部（原肥东县磨店乡，现划给瑶海区）的一个小村庄，只有十几户人家，王姓居多。但是，王亚樵家人丁不旺，屡受邻居欺负。祖父王榜，斗大的字不识一筐，是个老实厚道的农民。每天天一亮，就把看家狗拴上；天刚黑，就把院门插上。为的是狗不惹事，晚上不串门，免招是非。窝窝囊囊活了73岁。
父亲王荫堂，号厚斋，上过几年私塾，又跟姑父学过三年中医。成家后，一边种田，一边开药房、行医。儿女多了，家庭生活负担重了，在亲友的资助下，他又开了一个棺材铺，增加一些收入。但乡亲们看不惯，私下议论：“行医为人活，售棺盼人死，老王见钱眼开，活人钱死人钱都想挣！”王荫堂听到后，生怕惹事，索性把药房和棺材铺子全都关门，面朝黄土背朝天，土坷垃里刨口粮。
由于土地薄、地租高，天公又不作美，不是旱就是涝，往往是起早贪黑忙一年，吃糠咽菜，倒欠地主的地租。他曾因欠租不还，被孙有富告到官府，受到处罚；后来，经亲戚说情，又租了季广德的几亩水田，秋后算账，还是歉收，被季家停佃。周围的地主都知道王荫堂不会种田，谁也不愿再租地给他。王荫堂声名扫地，无法生存，只得含着眼泪，廉价卖掉祖居，搬到附近的磨店镇上，租人房屋，开设一家小小的染坊，挣钱养家。店名倒响亮：复兴隆。
可是，磨店镇上的地头蛇李竹斋看他是个外来户，屡次上门染布，却不付钱。王荫堂穷得揭不开锅，登门要款，不但分文未拿到，反而遭到一顿打骂。后来，又被镇上的警察威逼，借钱请客，当众向李竹斋赔礼道歉。晚上回家，蒙着被子大哭了一场。王梅氏唉声叹气，搂着刚刚记事的大儿子，说：“亚樵啊，我这辈子嫁到王家，从没直着肠子过上一天的舒心日子。我劝你伯不去赔罪丢人，大不了鱼死网破。你伯天生胆小怕事……现如今越怕事越有事。马善被人骑，人善被人欺。长大了，你可千万别给娘丢脸，拿得起，放得下，做个大丈夫。不想活，大河也没盖盖子；要活，就活出个人样来！谁让你活得不快活，你就别让他过得舒坦。当面硬碰硬打不过，背后你不会扔砖头？记住啦？”
王亚樵一只脚不停地搓着地面，牙齿咬得咯咯响，眼含热泪，使劲地点了点头。
到了王亚樵这一代，老王家开始人丁兴旺。兄弟姊妹四人，老大王亚樵，次女王季樵（1899—1980），后来被人尊称王老姑，高寿，活了81岁。当地有个穷人高世顺，拖欠地租，被警察抓走。高家人无处喊冤，硬着头皮去找王季樵诉苦。王季樵二话没说，操起一根木棍，敲开警察所，怒目圆瞪，棍头子把地面戳得“咚咚”乱响。她举起木棍，指着吊在树上、奄奄一息的高世顺，厉声问道：“阮所长，春节快到了。听说你缺肉吃。我来问问你，打死高世顺，你是想清蒸，还是红烧啊？”阮所长知道王老姑跟着哥哥走南闯北好多年，见多识广，不太好惹，就赔着笑脸，转身把手下人骂了一顿，让高家将高世顺抬走。老百姓都说：“大事小事窝囊事，王老姑出面就没事。”三子夭折。四子王述樵，是上海滩著名大律师沈钧儒的爱徒。
正月十五闹元宵。中国民俗，除夕夜（年三十）全家团圆。正月初一，就近拜年；初二，姑娘回门探望父母；过了初三，趁着农闲走亲访友；十五之后，各奔前程。经商的，与亲人依依惜别，踏上征途；务农的，换上旧衣服，下地忙碌。所以，在闲忙结合部的元宵节，天气渐暖，格外热闹。舞狮子，耍龙灯，划旱船，踩高跷……就像西方的狂欢节那样，成为一年中老百姓最开心的一个夜晚。
光绪十五年（1889年）2月14日，正是农历乙丑年元宵节。那天上午，风和日丽，人们正在为晚上的狂欢加紧准备。时近中午，一朵乌云从东边的包公墓地方向，朝着磨店急匆匆而来，不大工夫，就飘到了王小郢子上空，霎时间，天昏地暗，飞沙走石，隐约可以听见鬼哭狼嚎。狗不敢叫，牛不反刍，鸡鸭四处找洞藏身；大人们脸色铁青，赶紧把孩子拽回家，紧闭大门。信佛的双手合十，嘴里不停念叨“南无阿弥陀佛”；信教的赶紧点起香火，磕头如捣蒜，求神仙显灵保佑全家……
随着一声婴儿的高声啼哭，云开雾散，平安如初。不久，方圆数十里纷纷议论，说是那一天，正是王荫堂大儿子王亚樵降生；有的有鼻子有眼，说得更为邪乎，说是自己亲眼所见，那朵乌云，就钻进了王荫堂的屋顶；还有的演绎道：“黑云送子，必然大贵。王亚樵以后不得了，他是文曲星下凡。”王荫堂也对儿子寄予厚望，嘴里省、肚里挪，挑选最好的老师，送他读书。7岁，到邻近的史圩村，进刘茂先私塾；13岁，又送往距家30公里开外的店埠集对河张村，拜秀才张世赖老先生为师，攻读经史，练习书法……
合肥地处江淮之间，“淮右襟喉，江南唇齿”，为“张辽威震逍遥津”的古战场。自隋朝命名，历来是庐州府所在地。淝水源出肥西、寿县之间的将军岭。同源而异归：淝水向北奔流20里之后，分而东南流（即南淝河）和西北流（即东淝河）。南淝河经过合肥注入巢湖，东淝河经过寿春（后称寿州、寿县）流进淮河。清朝之前，河流是交通运输的“高速公路”，东淝河是黄河船只途经淮河进入长江的四大“国道”之一，所以，寿春、合肥等城市就发展成为交通枢纽和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春，庐州府举行府试，王亚樵与同学刘子魁、季凤藻同往庐州书院应考，途经夫子庙，三个年轻人顺道进去求签，结果，王亚樵抽到上上签，仰天大笑；而刘子魁和季凤藻，一个中下签，一个中下下签，都是脸色阴灰，低头不语。进入考场，两个人徘徊良久，坚请王亚樵先跨门槛。
考试揭榜，刘子魁和季凤藻都中了秀才，王亚樵却名落孙山。从此，他再也不相信求签算卦那一套。等到他成了气候，成为上海滩大侠以后，“文曲星下凡”之说早已演变成“黑虎星降生”。听到家乡人捎过来的“口风”，王亚樵没有好气地说：“人嘴两张皮，咋说咋有理。什么文曲星、黑虎星，都是瞎扯淡！我就是我！”
三、“四大和尚”加盟岳王会
清朝末年，政治腐败透顶，内忧外患频发，百业凋零，民不聊生，“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当官者利用苛捐杂税、吃拿卡要，敲骨吸髓，把人民折磨得饥寒交迫。中国人干的是牛马活，吃的是猪狗粮，哪有希望！
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清朝统治期间，二百多年里，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无论是规模，还是频率，都排在各个朝代前面。挖心、剥皮、腰斩、凌迟，坑杀、屠城，清政府令人发指的血腥镇压，无所不用其极，却不能阻止人民为了生存和尊严所做出的抗争。鲜血一遍遍染红大地，非但没有让不愿做奴才的人们屈服，相反，却擦亮了人民的眼睛。到了晚清时代，农民起义和革命起义联袂登场，形成了新热潮。太平天国起义如火山爆发，席卷中国南方广大地区，让清政府大伤元气；捻军起义，纵横于淮河两岸，使清政府雪上加霜；孙中山组织、领导的广州起义、镇南关起义、河口起义、黄花岗起义等九次起义，如一记记老拳，把清政府打得满地找牙，摇摇欲坠……
王亚樵不是随遇而安之辈，青春的热血在他的胸膛日夜奔流、激荡，初次科举失败，使他对功名再无兴趣，他也不愿意再像父辈那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早出晚归难糊口，逆来顺受做良民。
清末年间，江淮地区兵荒马乱，李元甫（李鸿章的远房侄子）在众兴集创办了保安队性质的团防局。众兴集位于磨店东北方，距离王小郢子不到10公里，18岁的王亚樵不顾父母反对，只身前往，被李元甫收留，当了司书，负责起草各种文稿。期间，他与同龄人王清泉、唐幼文、郑绍成相识，成立“正气学社”，希望同生死、共患难，干出一番惊天地、泣鬼神的大事业。四个人年轻气盛，风华正茂，剃了光头，整日游走于肥东、寿州、定远等地的吴山庙、梁园、撮镇、响导埠一带，十分扎眼，被乡亲们称之为“四大和尚”。当时，挣钱不多，但库房枪弹充足，随便练习。“四大和尚”谁也不服谁，一有时间就到靶场，对准点燃的香火练习射击，输者请客。一年下来，四兄弟的枪法个个百步穿杨。随后，王庆廷、王海卿等同龄人也前来加盟。
郑绍成，名前培，寿州吴山庙（今长丰县吴山镇）人。父母早亡，每次参加“正气学社”活动，他都带着弟弟郑抱真（1897—1954，号益坚）。郑抱真与哥哥相依为命，从不多言多语，但是聪明厚道，深受大家喜爱。王亚樵大他8岁，每次见面，都要伸出胳膊，把他抱起来，乐呵呵地说：“老弟，我来看看你长胖了还是长瘦了。”吃饭的时候，总是往他碗里夹肉，“多吃点，快长大，跟着哥哥打天下！”
那年夏天，许习庸从南京回家度暑假。他的家在肥东二十里埠南小高郢，父亲许少亭中过武举，官至绿营炮兵统领，在当地很有名望。许习庸长得结结实实，浓眉大眼，脸颊上黑乎乎的络腮胡子，更显得虎头虎脑。同学们都叫他“大胡子”。他也是张世籁的学生，与王亚樵是好哥们儿。回到家的第二天，他就去众兴集看望王亚樵。王亚樵喜笑颜开，马上把他请到一家酒店，叫来王清泉、唐幼文、郑绍成等兄弟，要了肥西特色菜肴咸板鸭、柿树卤牛肉、风干咸猪耳朵皮、李鸿章杂烩和老母鸡汤，喝着三河米酒。大家喝得痛快，谈兴甚浓。
郑抱真年龄小，不能喝酒，专门负责斟酒。谁能喝，他就给谁多斟；不胜酒力者，则少斟一些。王亚樵夹起一块酱牛肉，塞到他的嘴里，摸摸他的圆脑袋，说：“三岁看老。抱真老弟看人斟酒，很有心计。我敢打包票，这小弟弟长大了，一定是个难得的人才！”
郑抱真嚼着牛肉，腮帮子鼓得像鸣叫的青蛙。
许习庸在外学习，见多识广。他把自己参加岳王会的经过，绘声绘色地说了一遍。
1905年2月，安徽公学在芜湖开办。芜湖地处长江中段，为中国四大米市之一。开学时，首批招生50多名。陈独秀、刘申叔、陶成章（光复会的主要领导人）、周震鳞（华兴会的主要成员）、张伯纯、苏曼殊、谢无量、江彤侯等，都被校长李光炯聘为教师，柏文蔚当了体育老师。“一时各地方的革命领袖人物荟萃于芜湖，吸引着不少青年，轰动了芜湖社会。安徽公学成了当时中江流域革命运动的中心，也成了中江流域文化运动的总汇。”
陈独秀（1879—1942），字仲甫。安徽怀宁人。2岁时，他父亲病逝；6岁时，他跟着爷爷学习四书五经。他考中过秀才，却不爱功名。1901年，他自费进入东京专门学校（早稻田大学的前身），后来又进了成城学校（即日本士官学校预备科）学习，并广交有识之士，与张继、潘赞化、蒋百里、汤尔和等组织爱国反清团体——中国青年会，和反清骨干黄兴、陈天华、邹容、赵声（1881—1911，字伯先。江苏丹徒人）等称兄道弟。他们的活动，受到了清廷派去的学监姚昱的限制。
一天夜里，陈独秀与张继、邹容等人敲开姚家大门。姚昱以为他们已回心转意，正好可以借机再给这些年轻人“洗洗脑”，所以，就摆上水果，沏上好茶，热情接待。陈独秀与他热情交谈，并瞅准机会，使了一个眼色。张继、邹容从座位上跳将起来，一个人扭住姚昱的一只胳膊，陈独秀从怀中掏出剪刀，“咔嚓”一下，把他的辫子剪了下来。然后，在姚昱的哭号声中，几个人大笑而出。当天夜里，姚昱的辫子被挂在留学生会馆展示，旁边特意写上了一行大字：“留学生公敌姚某辫。”
在清朝，辫子是朝廷判断男子是否忠顺的标志，所谓“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而在日本，被人剪掉辫子，还有一层意思：“凡被剪辫者，或被疑为偷了人家的女人，是奸夫，或被看做‘里通外国’，视之为‘日奸’。”
不久，日本政府应清政府驻日本领事馆的要求，将陈独秀、张继、邹容三人驱逐出境。
回到安庆，陈独秀依然我行我素。当时，沙俄派出重兵，侵占中国的东北地区，企图将白山黑水变成“黄俄罗斯”。中国人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拒俄运动。
一天，陈独秀等人来到安庆市孝肃路拐角头的藏书楼（今安庆电视台所在地），召开拒俄爱国演说会。24岁的陈独秀率先登台，他中等个头，肤色黝黑，圆脸大脑门，特别是那双大眼睛，犹如两颗火星，炯炯有神。在演说中，他大声疾呼：“我政府若允此约，各国必执利益均沾之说瓜分我中国；若不许，则必与俄战。我国与俄战之仇固结不解，我国之人有一人不与俄死战皆非丈夫！……我等既稍有一知半解，再委弃不顾，则神州四百兆人岂非无一人耶！故我等在全国中虽居少数，亦必尽力将国事担任起来。”
来自安徽高等学堂、安徽武备学堂以及桐城中学堂、凤鸣中学堂等新式学堂的三百多名青年学生深受感染，称赞陈独秀“真英雄也”。接着，“各学堂魁杰”王国桢、柏文蔚、潘赞化等二十多人相继登台，慷慨陈词，一时间轰动省城。
然而，清廷对于学生运动非常害怕，认为他们“名为拒俄，实则革命”。于是，封闭藏书楼，学校开除参加演说会的柏文蔚（1876—1947，字烈武，寿县柏家寨人）、郑赞丞（1877—1914，寿县正阳关人）等和安徽武备学堂的学生常恒芳（1882—1950，字尔价，号藩侯，寿县保义镇人）、熊成基（1887—1910，江苏扬州东关街人）、范传甲（1873—1908，寿县开荒乡人）及安徽高等巡警学堂的学生朱蕴山（1887—1981，字锡藩，安徽六安人）等人的学籍，陈独秀受到通缉，逃亡上海。
爱国有罪？陈独秀、柏文蔚等江淮儿女在斗争中，逐步认识到清政府的腐败透顶，1905年夏天，他们以同学、老乡为群众基础，创立了以暴力推翻清王朝为宗旨的岳王会，陈独秀任总会长，常恒芳、柏文蔚担任安庆、南京两部的分部长，骨干分子有张汇滔（1882—1920，寿县涧沟乡人）、袁家声（1878—1960，寿县梨树乡人）、张树侯（1866—1935，名之屏，寿县瓦埠镇人）、王绍九（安徽淮南人）、范传甲、石德宽（1885—1911，寿县石家集人）、薛哲（1883—1908，寿县人）、张劲夫、程良（1883—1911，安徽怀远人）、宋玉琳（1879—1911，安徽怀远人）等。安庆岳王会分部的会员多为熊成基等新军的中下级军官、士兵。按照总会长陈独秀的要求，常恒芳、熊成基等人在新军官兵中秘密散发《猛回头》、《警世钟》、《革命军》等小册子，传播兴汉反清、民主共和思想。
许习庸端起酒杯，对大家说：“陈独秀、柏文蔚、常恒芳并称为‘岳王会三杰’，都是舍生忘死、披肝沥胆的义士。一次，常恒芳单独找我谈话，说：‘我们的组织名称叫岳王会，意思是崇拜抗金英雄岳飞的精忠报国精神。……参加组织的，大概只有三十多人。所订章程，就是反对清政府。我们将章程拟好后，字句中还夹杂着许多不相干的话，使外人看不出来，以防泄露。第一次开会，是在芜湖关帝庙，烧香磕头，宣读誓约。又在芜湖租了两间房子，作为联络中心。我们在通信的时候，都用假名字。’他希望我也参加岳王会，为国尽责。我觉得义不容辞，就同意了！他还希望有更多的好兄弟加入岳王会，大家齐心协力，大干一番。”说罢，一仰脖子，一饮而尽。由于天热屋小，他满脸汗津津的，背心也汗湿了。
“痛快！大胡子。”王亚樵也跟着干了一杯。
其他人，一个接一个把酒喝下。
“抱真，你去找老板要一把筷子。”王亚樵想了想，说。
郑抱真愣了一下，没有言语，立即出去，转身拿回一把竹筷子，放在王亚樵的面前。
王亚樵不说话，先撅断一根筷子，看了大家一眼；拿着两根筷子，撅断，又看了大家一眼；他抓起五根筷子，使使劲，才撅断。最后，他左右手攥住十几根筷子，咬牙、瞪眼，也没能撅断。他把筷子扔到桌子上，发出“哗啦啦”的响声。
他站起身来，搓了搓手，说：“一根筷子好撅断，十根筷子难撅弯。要做大事，就得团结。团结起来力量大，团结起来天不怕。我们正气学社崇拜文天祥，文天祥与岳飞都是爱国民族英雄。正气学社与岳王会的宗旨是一致的。如果弟兄们没有意见，我们‘四大和尚’从今往后，集体加入岳王会，誓死推翻独裁政权！”
王清泉、唐幼文、郑绍成等人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表示同意。
郑抱真看到哥哥们一脸庄重，说：“我也要参加‘药王会’！”
王亚樵看了看他，问道：“你也参加？你还是个小孩子啊。”
“我都11岁了，怎么说也是个半拉橛子（方言，小伙）。”
“那好，我问你一个问题，很简单。答上来就参加，答不上就算啦。”
“那……那你问吧。”
“我问你，岳王爷是什么人？”
“这……这个谁不知道。岳王爷就是‘药王爷’，他叫孙思邈！”
“什么？岳王爷名叫孙思邈？”
“对啊，岳王爷就叫孙思邈。我大哥带我去过寿州药王庙，我知道他是个神医，药到病除，治病救人……不信，你问问我大哥。”
郑抱真的一席话，把大家逗得前仰后合。原来，在当地话中，岳、药（yue）同音，郑抱真将岳王爷与药王爷搞混了。
四、吴越成为他的榜样
清政府虽然气数已尽，但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他们并不愿意自行退出历史舞台，而是挥起屠刀，对革命者大肆屠杀，以杀鸡吓猴，苟延残喘。当时，革命者对于革命手段看法不同，一种是刀对刀，枪对枪，通过长期的武装起义夺取政权；另一种是受俄国无政府主义思潮（也被人攻击为“虚无党”）的影响，信奉采取暗杀等“外科手术”，“杀尽专制者”，清除阻碍社会进步的顽劣分子，快速实现革命目标。在孙中山、黄兴等人的支持下，杨笃生、何海樵等人在上海组织成立暗杀团，决定全面推进“鼓吹、暗杀、起义”三大任务。蔡元培、章士钊、刘光汉、陈独秀、赵声、吴越等人相继加入，刺客们神出鬼没，清政府官员人心惶惶，个个自危。
那天，听了老同学许习庸的一席话，王亚樵的眼前像洞开了观察世界的一扇窗户，从此，你来我往，整个暑假期间，两个人几乎天天见面，谈笑风生。许习庸讲了岳王会的许多战斗故事，其中，吴越舍身刺杀“五大臣”，让王亚樵听后热血沸腾，激动得三天三夜睡不着觉。
1905年7月16日，在内忧外患日深的情况下，清廷作出政治改良姿态，决定派遣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绍英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消息传出，有的拍手叫好，有的表示怀疑。正在保定高等师范就读的吴越怒不可遏，认为，此举是清廷独裁者“以欲增重于汉人奴隶义务，以巩固其万世不替之皇基”，坚决不能接受。
吴越（1878—1905），安徽桐城人。字孟侠。他出生在塾师之家，8岁丧母，随着父亲四处就读。成年后，经族兄、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推荐，进入保定高等师范学堂。后来结识陈独秀、赵声，阅读了禁书《嘉定屠城记》、《扬州十日记》等，了解到清军入主中原时，曾经杀光嘉定和扬州百姓的暴行，发誓要推翻建筑在千百万人尸骨基础上的清朝政府。
动身前夕，吴越特意前往芜湖长街徽州码头科学图书社（今中长街20号），与陈独秀、赵声一边喝酒，一边对刺杀计划的每个细节再次推敲。科学图书社是安徽境内的第一家新式书店，由汪孟邹创办。书店共二层，一楼卖书，二楼作为陈独秀《安徽俗话报》编辑部。书店门口挂着一副对联：“推倒一时豪杰，扩拓万古心胸。”陈独秀亲拟，字里行间洋溢出王者之气。
那天晚上，计划修订完，已是深夜。谁来执行？三个人争得面红耳赤。
陈独秀说：“我年龄最大，老婆、孩子都有了，我去除贼！”
赵声和吴越坚决不同意，说：“你是领袖，肩负领导革命重任，杀鸡焉用宰牛刀？”
但是，赵声和吴越谁去？又产生了分歧。争执半天，难下决定。赵声说：“要不这样，咱俩抓阄，听天由命吧。行不行？”
吴越反问道：“我想问兄一句，舍弃自己的生命与缔造新中国，哪一个容易哪一个难？”
“自然是前一个容易，后一个艰难。”
吴越把杯痛饮，说：“那好，我是小弟，先做容易的；你是大哥，困难的就留给你吧！今日这时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我愿意以血醒民，死后化一我为千万个我，前者仆而后者继，不杀不休，不尽不止，我的死就有价值了。”
赵声一把将吴越搂在怀里，号啕大哭，又朗声大笑。然后，他咬破手指，在宣纸上给吴越写了一首诀别诗：
淮南自古多英杰，
山水而今尚有灵。
相见尘襟一潇洒，
晚风吹雨太行青。
9月24日（光绪三十一年），天还没放亮，一个年轻的仆人就走出宣武区后孙公园胡同的安徽会馆，叫了一辆马车，直奔北京前门火车站。
这一天，是五大臣正式出洋考察的日子。铁路局预备的专车一共五节，前面两节供随员乘坐，第三节是五大臣的豪华花车，第四节为仆役搭乘，最后一节装行李。原定10点出发。专车四周戒备森严，送行和围观人员，全部被挡在警戒线之外。
8点之后，兵部侍郎徐世昌首先露面。接着，商部右丞绍英、湖南巡抚端方、户部侍郎戴鸿慈的官轿陆续到来……
有一名年轻仆人夹杂在人群中，无法登车。他急得满头大汗，似乎有什么心事。这时，辅国公载泽的送行队伍出现了。这个载泽，为康熙的第六代重孙，慈禧太后二弟桂祥长女静荣的丈夫，而静荣的妹妹就是光绪皇后隆裕，他虽然只有30岁，却根深叶茂，权重一时，所以，送行的人员、礼品很多。有个小个子仆人手捧两个大点心盒子，走着走着，不小心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摔倒在地。年轻仆人就势跑了过去，把他扶起来，说了一声：“老弟，你拿得太多了，我来帮你。”然后，就捡起地上的点心盒子，追上了送行队伍。
上了火车，他把点心盒子放好，就往花车车厢里走去。可是，走到第四车厢与第三车厢结合部时，却被士兵端枪阻挡。
“你是什么人？跟哪个大人来的？”
“我姓夏，是泽爷的跟班！”
“泽爷的跟班？这里是重地，没有老爷的吩咐，任何人不准进去。”
“我找泽爷有急事！”
“有急事也不能进！”
年轻仆人与卫兵们争吵起来。就在这时，火车开动了，一些官员听到动静，也走过来看个究竟。情急之下，年轻仆人将手伸进怀里，眼睛一闭，使劲一拽，“轰”的一声巨响，天摇地动，当场炸死炸伤十几个人，绍英的右腿受伤，端方、戴鸿慈受了轻伤，载泽被炸蒙了，用一只受伤的血手摸着自己的脖子问道：“我的脑袋呢？”
吴越壮烈牺牲。未婚妻严无畏得悉夫君壮烈殉国的消息，慷慨自刎，人人传颂。
按照清朝刑法，犯人的名字中要加一偏旁部首，以示污辱。所以，清廷将吴越称为“吴樾”。
五、寿州率先打破“安徽坚冰”
江淮自古多英豪。
1905年冬天，孙中山特派吴汤谷从日本返回南京，联络、组织长江流域的同盟会。经同乡引荐，他与岳王会南京分部长柏文蔚认识。1906年夏，岳王会总部决议：“接受吴汤谷和张钱仁的介绍，全体加入同盟会。”在鸡鸣寺秘密会议上，大家一致同意成立同盟会南京支部，推举赵声为“长江盟主”，统一领导沿江江苏、安徽、江西等五省的反清斗争。
1907年，吴汤谷再次返回合肥，拿着日本留学同学、同盟会会员李纯安的亲笔信，到庐州中学拜会他的哥哥李诚安，并通过李诚安，吸收张之章、沈瑞麟、孙品骖、刘文典、金维系等人参加同盟会，建立江淮别部（对外称为“武毅会”）；为保密，还成立了武毅会的外围组织——“合肥学会”。同一年，张汇滔从日本回到寿州，与袁家声、管曙东等人一起成立同盟会的另一个分会信义会；程恩普在颍州成立了同盟会的另一分会安仁会。
同年7月8日，徐锡麟以安庆巡警处会办兼巡警学堂监督的身份，暗中联络会党，约定乘巡警学堂举行毕业典礼时发动突然袭击，占领安庆，然后与秋瑾的浙东起义军会攻南京。但因叶仰高叛变，安徽巡抚恩铭已掌握党人名单，毕业典礼提前两天举行。无奈之下，徐锡麟用手枪刺杀、重伤恩铭（后来不治身亡），起义提前举行，很快就被清军镇压下去。继任巡抚冯煦亲自审问徐锡麟：“恩铭大人待你不薄，把你视为手足，你为什么还要行刺他？”徐锡麟朗声作答：“他待我是私恩，我杀他是出于公义！”临刑时，清兵开道，手提鬼头大刀的刽子手左右押送，徐锡麟被五花大绑，头后插着一个“斩”字木牌，浑身血迹斑斑，蹒跚走进刑场。他时而高呼：“恩铭死了！恩铭被我亲手杀死了！”时而大笑，“快哉快哉，死而无憾啊！”
在推翻清朝独裁统治的血与火的拼杀中，岳王会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付出了惨痛代价。1908年11月19日，岳王会骨干熊成基等在安庆发动马炮营起义，打响新军起义第一枪，范传甲、张劲夫、薛哲、葛兰瑞等英勇献身。不久，岳王会会员熊成基、倪映典、宋玉琳、石德宽、程良等相继血染沙场，青史留名。
1911年10月10日，武昌城头爆发新军起义。经过三天血战，起义军占领武汉三镇，成立湖北军政府，推举黎元洪为都督，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并号召各地民众起义响应。武昌城头的枪炮声就像索命鼓似的，一阵高过一阵，清王朝魂不附体，四下调集重兵予以围剿……
武昌起义胜利的消息迅速传遍大江南北，各地的同盟会闻风而动，革命浪潮席卷全国，清王朝四面楚歌。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上海、贵州、江苏等地，相继独立，并宣布成立革命军政府。安徽，却处于黎明前的黑暗之中，革命力量犹如滚烫的岩浆，正在江淮大地上奋力地寻找突破口。
11月1日，张汇滔以为母亲过生日的名义，邀请寿州农会领导人袁家声、岳相如，凤台的廖海栗、廖梓英，寿州的王庆云（团防局长）、张纶、王占一，定远的方绍舟、张万侯，凤阳的田亚豪、刘安武、刘敬臣，怀远的杨筱斋、杨耀南等，在他的母校正阳关公学召开秘密会议。
正阳关为中国“八大关”之一，素有“七十二道淮河通正阳”的美誉，当年，人们出行主要依靠水上交通，而正阳关又是淮盐和豫东、皖北的杂粮及大别山山货的主要集散地，也是凤（台）、颍（州）、六（安）、泗（县）兵道饷源供应地。
各路代表乘船赴约，会议开得十分热烈。但谈到起义的具体部署，却陷入了僵局。
当时，革命形势非常严峻。寿春镇总兵署（即镇台衙门，今为寿县三中校址）统辖中、右、六安、颍州、龙山、庐州、亳州7营，有将弁164员，马步战守兵共4375名。而同盟会无兵无枪，攻占寿春城无异于以卵击石。
看到大家垂头丧气的样子，张汇滔鼓动说：“武昌据长江上游，寿州是长淮重镇，据江守淮，彼此呼应，为军事所必需，况南京系津浦铁路终点，长淮当津浦要冲，直捣北京，朝发夕至。我党驱逐鞑虏，建立民国，在此一举。常言说得好，‘宁为鸡口，不为牛后’，我们应该马上行动。”
半晌，无人应答。
张汇滔看了袁家声一眼。袁家声清清嗓子，开腔道：“武昌起义是推翻清廷的千载良机。目前，新军21混成协统领‘黎菩萨’已经参加起义，成为鄂军都督，湖北、湖南、江苏等地都已夺权成功。我淮上同志应群起响应，以壮大革命声势。”
大家听后，有的摇头叹息，有的闭眼沉思，还有的把酒杯端起来看了看，又放下……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屋内的空气越来越沉闷。
张汇滔面似猪肝，眼瞪如球。他环顾左右，顺手抓起一把菜刀，大声地说：“大丈夫做事敢作敢为，不能患得患失。以前，大家谈起革命头头是道，一个比一个能。现在，真要上战场了，却像缩头乌龟，装孬熊。干还是不干，你们说一句痛快话；你们不干，就我一人，也要干。”说罢，未等大家反应过来，他已经一刀砍下，左手小拇指血淋淋地掉在地上……
11月4日，寿州知州魏绍殷已经嗅到革命党起义的火药味，命令四座城门的官兵严查过往行人。一大早，天色朦胧，起义人员就乘着天暗人杂，将长短土枪、大刀长矛混在柴火捆、粮食袋内，有的推车，有的挑担，陆续混进寿春城。下午4时许，他们从四面八方会聚到寿州城东南角的考棚（今县政府所在地），等待起义号令。
万事俱备，意外却发生了。
掌灯时分，潜伏县衙打探消息的革命党人李诱然，突然被几个便衣按倒在地，扭到州署大堂。“吧！”魏知州将惊堂木往公案上使劲一拍，恶狠狠地骂道：“大胆妖民，光天化日，你敢图谋造反？你有几个脑袋！……还不赶快把同党交代出来，饶你不死？”
李诱然定了定神，心想：如果招供，起义就会被敌人镇压下去。既然天机已经泄露，砍头就在眼前，装孬不是爷们儿，传出去以后怎么见人？
于是，他仰天大笑，脑门血涌，使出全身气力挣脱左右，冲到公案前，双手一掀，公案四脚朝天，笔墨、砚台、惊堂木“哗啦啦”散落一地。他手指着魏知州的鼻子，回骂道：“清廷狗奴才魏绍殷，你给我好生听着，我是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现在寿州城内城外，全是革命党！你摸摸你的脑袋，看看今夜还能不能长在头上？！你要是看不清时局，轻举妄动，革命党定将你的全家杀个鸡犬不留……”
魏知州愣了一下。他不知道革命党的虚实，却清楚，清王朝大势已去，当官皆为金银谋，在这个节骨眼上，哪能再与革命党过意不去？不为今天着想，还要为今后着想；不为自己着想，还要为妻妾、儿女着想啊。因此，他命令将李诱然暂时关进寿州大狱，自己则跑到北街孙家鼐的状元府躲了起来，准备以不变应万变。
当天夜里9时许，四座城门外焰火齐放，就像曳光弹一样，把寿春古城的大街小巷照得如同白昼；城内革命党人蜂拥而上，夺下门卫枪械，打开城门，团防局武装和联庄会各大队迅速冲进城来。起义军臂缠白布，按照事前部署，纷纷围住寿州州署、寿春镇总兵署、巡防营、状元府等要地，喊杀声震天动地。到任刚三天的总兵李振国见势不妙，脚底抹油——溜之大吉，众清兵群龙无首，纷纷缴械投降。魏知州回天无力，被迫答应交出大印。
11月5日，寿州成为安徽省第一个光复重镇。随后，革命党成立了淮上革命军，司令部就设在寿州考棚，公推张汇滔为总司令，张汇滔因坚欲领兵北伐，辞不肯就，总司令一职由王庆云担任，张汇滔、袁家声、张纶为副总司令。从寿州军火库中起获3800多条步枪、10多门大炮，战斗力大为加强。淮上军步兵18营、马队1营、炮队2营，2万多人马兵分三路，如下山猛虎、出水蛟龙，直扑清军，先后光复了安徽的凤台、怀远、凤阳、蚌埠、霍邱、六安和河南的商城、固始等地，威名远扬。
寿州光复的消息不胫而走，迅速传遍江淮城乡，清朝在安徽的统治坚冰被打破，各地起义军风起云涌，11月6日，六安宣布建立军政分府；11月8日，革命党人吴汤谷、王天培等兵不血刃，在安庆宣布成立安徽军政府；11月11日，芜湖独立，成立皖南军政分府；大通成立了皖南军政分府……12月1日，安徽各界在省会安庆设立“全皖筹备军政处”，作为安徽省的临时执政机构，暂设军政、民政、财政三部，以韩衍任秘书长。12月2日，安徽省临时参事会选举孙毓筠为安徽都督，并得到中国同盟会上海总部的任命；12月7日，孙毓筠在镇江发表就职通电。12月21日，他乘船抵达安庆，以师范堂为都督府，正式建立安徽省军政府……
寿州光复后，与寿州接壤的庐州府暨合肥县受到震动和激励，同盟会会员孙万乘和王亚樵等各自摩拳擦掌，也在为光复合肥紧张谋划。几乎是一夜之间，合肥城乡却冒出了两个庐州军政分府，两个政府该怎么办呢？
六、相煎何太急
11月9日上午，孙万乘等接受吴汤谷的指令，联络合肥旅省同学会骨干夏仲谦、李次宋、戴膏吾、陈兴义、周梦兰等十余人迅速返回合肥，策划起义。当时，官员难得不贪，民众难得不怨，清王朝众叛亲离，如秋后的蚂蚱一样胡乱蹦跶。孙万乘等人利用地方官树倒猢狲散的恐慌心理，将庐州中学的学生组成敢死队，把柑橘裹上黑布，伪装成手雷模样，呼啦啦冲进庐州府，高声喊着要知府出来答话，否则，就炸平庐州府，血洗合肥城。知府穆特恩不敢应战，化装逃遁。随即，孙万乘在合肥书院宣布成立庐州军政分府，自任司令，全城各个城门拔掉清龙旗，改挂五色国旗。随后，孙万乘就接到了江苏联军总司令徐绍桢的委任状。
与此同时，王亚樵又在同盟会内部群龙无首、音讯不通的情况下，按照南京起义总指挥柏文蔚的指示，与李元甫、王传柱、李小一、郑益庵等人一起，占领了合肥东郊大兴集的李鸿章享堂，也成立了庐州军政分府。李元甫任司令，王亚樵任副司令，王传柱为参谋长。打开李府库房，查封李家典当，充当军饷。
一山难容二虎。两个分府互不相让，摩擦不断，积怨日深。王亚樵只有22岁，血气方刚，主张武力解决纠纷，李元甫则不同意：“不战而屈人之兵，方为上策。只要我们兵强马壮，他姓孙的只能当孙子，还敢以蛇吞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