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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唉！”不觉泄出叹声。
“什么了？”妻愕然地从房中出来问。
“没有什么。”
室中已渐昏黑，妻点起了灯，女仆搬出饭来。油炸笋，拌莴苣，炒鸡蛋，都是他近来所自名为山家清供而妻所经意烹调的。他眼看着窗外的暝色，一杯一杯地只管继续饮，等妻女都饭毕了，才放下酒杯，胡乱地吃了小半碗饭，含了牙签，踱出门外去，在湖边小立，等暗到什么都不见了，才回入门来。
吃饭间中灯光亮亮的，妻在继续缝衣服，女仆坐在对面用破布叠鞋底，一壁和妻谈着什么。阿吉在桌上布片的空隙处摊了《小朋友》看着，阿满把她半个小身子伏在桌上指着书中的猫或狗强要母亲看。一灯之下，情趣融然。
他坐下壁隅的藤椅子去，燃起卷烟，只沉默了对着这融然的光景。昨日在屋后山上采来的红杜鹃，已在壁间花插上怒放，屋外时送入低而疏的蛙声。一切都使他感觉到春的烂熟，他觉得自己的全身心，已沉浸在这气氛中，陶醉得无法自拔了。
“为什么总是这样懒懒的！”他不觉这样自语。
“今夜还做文章吗？春天夜是熬不得的。为什么日里不做些！日里不是睡觉，就是荡来荡去，换字画，换花盆，弄得忙煞，夜里每夜弄到一二点钟。”妻举起头来停了针线说。
“夜里静些罗。”
“要做也不在乎静不静，白马湖真是最静也没有了。从前在杭州时，地方比这里不知要嘈杂得多少，不是也要做吗？无论什么生活，要坐牢了才做得出。我这几天为了几条蚕的缘故，采叶呀，什么呀，人坐不牢，别的生活就做不出，阿满这件衣服，本来早就该做好了的，你看！到今天还未完工呢。”
妻的话，这时在他，真比什么“心能转境”等类的宗门警语还要痛切。觉得无可反对，只好逃避了说：
“日里不做夜里做，不是一样的吗？”
“昨夜做了多少呢？我半夜醒来还听见你在天井里踱来踱去，口里念念着什么‘明日自有明日’哩。”
“不是吗？我也听见的。”女仆羼入。
“昨夜月色实在太好了，在书房里坐不牢。等到后半夜上云了，人也倦了，一点都不曾做啊。”他不禁苦笑了。
“你看！那岂不是与灯油有仇？前个月才买来一箱火油，又快完了。去年你在教书的时候，一箱可点三个多月呢。——赵妈，不是吗？”妻说时向着女仆，似乎要叫她作证明。
“火油用完了，横竖先生会买来的。怕什么？嗄，满姑娘！”女仆拍着阿满笑说。
“洋油也是爸爸买来的，米也是爸爸买来的，阿吉的《小朋友》也是爸爸买来的，屋里的东西，都是爸爸买来的。”阿满把快要睡去的眼张开了说。
女仆的笑谈，阿满的天真烂漫的稚气，引起了他生活上的忧虑，妻不知为了什么，也默然了，只是俯了头动着针子，一时沉默支配着一室。
三个月来的经过，很迅速地在他心上舒展开了：三个月前，他弃了多年恹倦的教师生涯，决心凭了仅仅够支持半年的储蓄，回到白马湖家里来，把一向当作副业的笔墨工作，改为正业，从文字上去开拓自己的新天地。“每日创作若干字，翻译若干字，余下来的工夫便去玩山看水。”当时的计划，不但自己得意，朋友都艳羡，妻也赞成。三个月来，书斋是打垒得很停当了，房子是装饰得很妥贴了，有可爱的盆栽，有安适的几案，日日想执笔，刻刻想执笔，终于无所成就，虽着手过若干短篇，自己也不满足，都是半途辍笔，或愤愤地撕碎了投入纸篓里。所有的时间，都消磨在风景的留恋上。在他，朝日果然好看，夕阳也好看，新月是妩媚，满月是清澈，风来不禁倾耳到屋后的松籁，雨霁不禁放眼到墙外的山光，一切的一切，都把他牢牢地捉住了。
想享乐自然，结果做了自然的奴隶，想做湖上诗人，结果做了湖上懒人，这也是他所当初万不料及，而近来深深地感到的苦闷。
“难道就这样过去吗？”他近来常常这样自讼。无论在小饮时，散步时，看山时。
壁间时钟打九时。
“咿呀！已九点钟了。时候过得真快！”妻拍醒伏了睡熟在膝前的阿满把工作收拾了，吩咐女仆和阿吉去睡。
他懒懒地从藤椅子上立起身来，走向书斋去。
“不做么，早睡罗！”妻从背后叮嘱。
“呃。”他回答，“今夜是一定要做些的了，难道就这样过去吗？从今夜起！”又暗自坚决了心。
立时，他觉得全身就紧凑了起来，把自己从方才懒洋洋的气氛中拉出了，感到一种胜利的愉快。进了书斋门，急急地摸着火柴把洋灯点起，从抽屉里取出一篇近来每日想做而终于未完工的短篇稿来，吸着烟，执着自来水笔，沉思了一会，才添写了几行，就觉得笔滞，不禁放下笔来举目凝视到对面壁间的一幅画上去。那是朽道人十年前为他作的山水小景，画着一间小屋，屋前有梧桐几株，一个古装人儿在树下背负了手看月。题句是：“明日事自有明日，且莫负此梧桐月色也。”他平日很爱这画，一星期前，他因看月引起了清趣，才将这画寻出，把别的画换了，挂在这里的。他见了这画，自己就觉得离尘脱俗，做了画中人了。昨夜妻在睡梦中听到他念的，就是这画上的题句。
他吸着烟，向画幅悠然了一会，几乎又要踱出书斋去。因了方才的决心，总算勉强把这诱惑抑住。同时，猛忆到某友人“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但是也不能抵一钱用”的话。不觉对于这素所心爱的画幅，感到一种不快。
他立起身把这画幅除去。一时壁间空洞洞的，一室之内，顿失了布置上的均衡。
“东西是非挂些不可的，最好是挂些可以刺激我的东西。”
他这样自语了，就自己所藏的书画中，想来想去，忽然想到他的畏友弘一和尚的“勇猛精进”四字的小额来。
“好，这个好！挂在这里，大小也相配。”
他携了灯从画箱里费了许多工夫把这小额寻出，恐怕家里人惊醒，轻轻地钉在壁上。
“勇猛精进！”他坐下椅子去默念着看了一会，复取了一张空白稿子，大书“勤靡余暇心有常闲”八字，用图画钉钉在横幅之下。这是他在午睡前在陶集中看到的句子。
“是的，要勤靡余暇，才能心有常闲。我现在是安逸而心忙乱啊！”他大彻大悟似的默想。
一切安顿完毕，提出笔来正想重把稿子续下，未曾写到一张，就听到外面时钟丁地敲一点。他不觉放下了笔，提起了两臂，张大了口，对着“勇猛精进”的小额和“勤靡余暇心有常闲”八字，打起呵欠来。
携了灯回到卧室去，才出书斋，见半庭都是淡黄的月色，花木的影映在墙上，轮廓分明地微微摇动着，他信步跨出庭间，方才画上的题句，不觉又上了他的口头：
“明日事自有明日，且莫负此梧桐月色也！”
——《一般》第一卷第一号
猫
白马湖新居落成，把家眷迁回故乡的后数日，妹就携了四岁的外甥女，由二十里外的夫家雇船来访。自从母亲死后，兄弟们各依了职业迁居外方，故居初则赁与别家，继则因兄弟间种种关系，不得不把先人有过辛苦历史的高大屋宇，售让给附近的暴发户，于是兄弟们回故乡的机会就少，而妹也已有六七年无归宁的处所了。这次相见，彼此既快乐又酸辛，小孩之中，竟有未曾见过姑母的。外甥女也当然不认得舅妗和表姊，虽经大人指导勉强称呼，总都是呆呆地相觑着。
新居在一个学校附近，背山临水，地位清静，只不过平屋四间。论其构造，连老屋的厨房还比不上，妹却极口表示满意：
“虽比不上老屋，总究是自己的房子，我家在本地已有许多年没有房子了！自从老屋卖去以后，我多少被人瞧不起！每次乘船行过老屋的面前，真是……”
妻见妹说时眼圈有点红了，就忙用话岔开：
“妹妹你看，我老了许多了吧？你却总是这样后生。”
“三姊倒不老！——人总是要老的，大家小孩都已这样大了，他们大起来，就是我们在老起来。我们已六七年不见了呢。”
“快弄饭去吧！”我听了他们的对话，恐再牵入悲境，故意打断话头，使妻走开。
妹自幼从我学会了酒，能略饮几杯。兄妹且饮且谈，嫂也在旁羼着。话题由此及彼，一直谈到饭后，还连续不断。每到妹和妻要谈到家事或婆媳小姑关系上去，我总立即设法打断，因为我是深知道妹在夫家的境遇的，很不愿在难得晤面的当初，就引起悲怀。
忽然，天花板上起了嘈杂的鼠声。
“新造的房子，老鼠就这样多了吗？”妹惊讶了问。
“大概是近山的缘故罢。据说房子未造好就有了老鼠的。晚上更厉害，今夜你听，好像在打仗哩，你们那里怎样？”妻说。
“还好，我家有猫。——快要产小猫了，将来可捉一只来。”
“猫也大有好坏，坏的猫老鼠不捕，反要偷食，到处撒屎，还是不养好。”我正在寻觅轻松的话题，就顺了势讲到猫上去。
“猫也和人一样，有种子好不好的，我那里的猫，是好种，不偷食，每朝把屎撒在盛灰的畚斗里。——你记得从前老四房里有一只好猫吧。我们那只猫，就是从老四房讨去的小猫。近来听说老四房里已断了种了——每年生一胎，附近养蚕的人家都来千求万恳地讨，据说讨去都不淘气的。现在又快要生小猫了。”
老四房里的那只猫向来有名。最初的老猫，是曾祖在时，就有了的。不知是哪里得来的种子，白地，小黄黑花斑，毛色很嫩，望去像上等的狐皮“金银嵌”。善捉鼠，性子却柔驯得了不得，当我小的时候，常去抱来玩弄，听它念肚里佛，掰开它的眼睛看，不啻是一个小伴侣。后来我由外面回家，每走到老四房去，有时还看见这小伴侣——的子孙。曾也想讨只小猫到家里去养，终难得逢到恰好有小猫的机会，自迁居他乡，十年来久不忆及了。不料现在种子未绝，妹家现在所养的，不知已是最初老猫的几世孙了。家道中落以来，田产室庐大半荡尽，而曾祖时代的猫，尚间接地在妹家留着种子，这真是一种不可思议的缘，值得叫人无限感兴的了。
“哦！就是那只猫的种子！好的，将来就给我们一只。那只猫的种子是近地有名的。花纹还没有变吗？”
“你欢喜哪一种？——大约一胎多则三只，少则两只，其中大概有一只是金银嵌的，有一二只是白中带黑斑的，每年都是如此。”
“那自然要金银嵌的罗。”我脑中不禁浮出孩时小伴侣的印象来。更联想到那如云的往事，为之茫然。
妻和妹之间，猫的谈话，仍被继续着，儿女中大些的张了眼听，最小的阿满，摇着妻的膝问：“小猫几时会来？”我也靠在藤椅子上吸着烟默然听她们。
“小猫的时候，要教它会才好。如果撒屎在地板上了，就捉到撒屎的地方，当着它的屎打，到碗中偷食吃的时候，就把碗摆在它的前面打，这样打了几次，它就不敢乱撒屎多偷食了。”
妹的猫教育论，引得大家都笑了。
次晨，妹说即须回去，约定过几天再来久留几日，临走的时候还说：
“昨晚上老鼠真吵得厉害，下次来时，替你们把猫捉来吧。”
妹去后，全家多了一个猫的话题。最性急的自然是小孩，他们常问“姑妈几时来？”其实都是为猫而问，我虽每回答他们“自然会来的，性急什么？”而心里也对于那与我家一系有二十多年历史的猫，怀着迫切的期待，巴不得妹——猫快来。
妹的第二次来，在一个月以后，带来的只是赠送小孩的果物和若干种的花草苗种，并没有猫。说前几天才出生，要一月后方可离母，此次生了三只，一只是金银嵌的，其余两只，是黑白花和狸斑花的，讨的人家很多，已替我们把金银嵌的留定了。
猫的被送来，已是妹第二次回去后半月光景的事，那时已过端午，我从学校回去，一进门，妻就和我说：
“妹妹今天差人把猫送来了，她有一封信在这里。说从回去以后就有些不适。大约是寒热，不要紧的。”
我从妻手里接了信草草一看，同时就向室中四望：
“猫呢？”
“她们在弄它。阿吉阿满，你们把猫抱来给爸爸看！”
立刻，听得柔弱的“尼亚尼亚”声，从房中听得阿满抱出猫来：
“会念佛的，一到就蹲在床下，妈说它是新娘子呢。”
我在女儿手中把小猫熟视着说：
“还小呢，别去捉它，放在地上，过几天会熟的。当心碰见狗！”
阿满将猫放下。猫把背一耸就踉跄地向房里遁去。接着就从房内发出柔弱的“尼亚尼亚”的叫声。
“去看看它躲在什么地方。”阿吉和阿满蹑了脚进房去。
“不要去捉它啊！”妻从后叮嘱她们。
猫确是金银嵌，虽然产毛未褪，黄白还未十分夺目，尽足依约地唤起从前老四房里小伴侣的印象。“尼亚尼亚”的叫声和“咪咪”的呼唤声，在一家中起了新气氛，在我心中却成了一个联想过去的媒介，想到儿时的趣味，想到家况未中落时的光景。
与猫同来的，总以为不成问题的妹的病消息，一二日后竟由沉重而至于危笃，终于因恶性疟疾引起了流产，遗下未足月的女孩而弃去这世界了。
一家人参与丧事完毕从丧家回来，一进门就听到“尼亚尼亚”的猫声。
“这猫真不利，它是首先来报妹妹的死信的！”妻见了猫叹息着说。
猫正在檐前伸了小足爬搔着柱子，突然见我们来，就踉跄逃去，阿满赶到厨下把它捉来了，捧在手里：
“你还要逃，都是你不好！妈！快打！”
“畜生晓得什么？唉，真不利！”妻呆呆地望着猫这样说，忘记了自己的矛盾，倒弄得阿满把猫捧在手里瞪目茫然了。
“把它关在伙食间里，别放它出来！”我一壁说一壁懒懒地走入卧室睡去。我实在已怕看这猫了。
立时从伙食间里发出“尼亚尼亚”的悲鸣声和嘈杂的搔爬声来。努力想睡，总是睡不着。原想起来把猫重新放出，终于无心动弹，连向那就在房外的妻女叫一声“把猫放出”的心绪也没有，只让自己听着那连续的猫声，一味沉浸在悲哀里。
从此以后，这小小的猫，在全家成了一个联想死者的媒介，特别地在我，这猫所暗示的新的悲哀的创伤，是用了家道中落等类的怅惘包裹着的。
伤逝的悲怀，随着暑气一天一天地淡去，猫也一天一天地长大，从前被全家所诅咒的这不幸的猫，这时渐被全家宠爱珍惜起来了，当作了死者的纪念物。每餐给它吃鱼，归阿满饲它，晚上抱进房里，防恐被人偷了或是被野狗咬伤。
白玉也似的毛地上，黄黑斑错落得非常明显，当蹲在草地上或跳掷在凤仙花丛里的时候，望去真是美丽。每当附近四邻或路过的人，见了称赞说“好猫！”的时候，妻脸上就现出一种莫可言说的矜夸，好像是养着一个好儿子或是好女儿。特别地是阿满：
“这是我家的猫，是姑母送来的，姑母死了，只剩了这只猫了！”她当有人来称赞猫的时候，不管那人陌生与不陌生，总会睁圆了眼起劲地对他说明这些。
猫做了一家的宠儿了，每餐食桌旁总有它的位置，偶然偷了食或是乱撒了屎，虽然依妹的教育法是要就地罚打的，妻也总看妹面上宽恕过去。阿吉阿满一从学校里回来就用了带子逗它玩，或是捉迷藏似的在庭间追赶它。我也常于初秋的夕阳中坐在檐下对了这跳掷着的小动物作种种的遐想。
那是快近中秋的一个晚上的事：湖上邻居的几位朋友，晚饭后散步到了我家里，大家在月下闲话，阿满和猫在草地上追逐着玩。客去后，我和妻搬进几椅正要关门就寝，妻照例记起猫来：
“咪咪！”
“咪咪！”阿吉阿满也跟着唤。
可是却不听到猫的“尼亚尼亚”的回答。
“没有呢！哪里去了？阿满，不是你捉出来的吗？去寻来！”妻着急起来了。
“刚刚在天井里的。”阿满瞠了眼含糊地回答，一壁哭了起来。
“还哭！都是你不好！夜了还捉出来做什么呢？——咪咪，咪咪！”妻一壁责骂阿满一壁嗄了声再唤。
“咪咪，咪咪！”我也不禁附和着唤。
可是仍不听到猫的“尼亚尼亚”的回答。
叫小孩睡好了，重新找寻，室内室外，东邻西舍，到处分头都寻遍，哪有猫的影儿？连方才谈天的几位朋友都过来帮着在月光下寻觅，也终于不见形影。一直闹到十二点多钟，月亮已照屋角为止。
“夜深了，把窗门暂时开着，等它自己回来吧——偷是没有人偷的，或者被狗咬死了，但又不听见它叫。也许不至于此，今夜且让它去吧。”我宽慰着妻，关了大门，先入卧室去。在枕上还听到妻的“咪咪”的呼声。
猫终于不回来。从次日起，一家好像失了什么似的，都觉到说不出的寂寥。小孩从放学回来也不如平日的高兴，特别地在我，于妻女所感得的以外，顿然失却了沉思过去种种悲欢往事的媒介物，觉得寂寥更甚。
第三日傍晚，我因寂寥不过了，独自在屋后山边散步，忽然在山脚田坑中发见猫的尸体。全身黏着水泥，软软地倒在坑里，毛贴着肉，身躯细了好些，项有血迹，似确是被狗或野兽咬毙了的。
“猫在这里！”我不觉自叫了说。
“在哪里？”妻和女孩先后跑来，见了猫都呆呆地几乎一时说不出话。
“可怜！一定是野狗咬死的。阿满，都是你不好！前晚你不捉它出来，哪里会死呢？下世去要成冤家啊！——唉！妹妹死了。连妹妹给我们的猫也死了。”妻说时声音呜咽了。
阿满哭了，阿吉也呆着不动。
“进去吧，死了也就算了，人都要死哩，别说猫！快叫人来把它葬了。”我催她们离开。
妻和女孩进去了。我向猫作了最后的一瞥，在昏黄中独自徘徊。日来已失了联想媒介的无数往事，都回光返照似的一时强烈地齐现到心上来。
——《一般》第二号
命相家
我因事至南京，住在××饭店。二楼楼梯旁某号房间里，寓着一位命相家。房门是照例关着的，这位命相家叫什么名字，房门上挂着的那块玻璃框子的招牌上写着什么，我虽在出去回来的时候，必须经过那门前，却毫未曾加以注意。
有一天傍晚，我从外边回来，刚走完楼梯，见有一个着洋服的青年方从命相家房中走出，房门半开，命相家立在门内点头相送叫“再会！”
那声音很耳熟，急把脚立住了看那命相家，不料就是十年前的同事刘子岐。
“呀！子岐！”我不禁叫了出来。
“呀！久违了。你也住在这里吗？”他吃了一惊，把门开大了让我进去。我重新去看门口的招牌，见上面写着“青田刘知机星命谈相”等等的文字。
“哦！刘子岐一变而为刘知机。十年不见，不料得了道了，究竟是什么一回事？”我急问。
“说来话长。要吃饭，没有法子。你仍在写东西吗？教师是也好久不做了吧。真难得，会在这里碰到。不瞒你说，我吃这碗饭已有七八年了，自从那年和你一同离开××中学以后，就飘泊了好几处地方，这里一学期，那里一学期，不得安定，也曾挂了斜皮带革过命，可是终于生活不过去。你知道，我原是一只三脚猫，以后就以卖卜混饭了。最初在上海挂牌，住了四五年，前年才到南京来。”
“在上海住过四五年？为什么我一向不曾碰到你，上海的朋友之中，也没有人谈及呢？”我问。
“我改了名字，大家当然无从知道了。朋友们又是一向都不信命相的，我吃了这口江湖饭，也无颜去找他们，如果今天你不碰巧看到我，你会知道刘知机就是我吗？”
我有许多事情想问，不知从何说起。忽然门开了，进来的是二位顾客。一个是戴呢帽穿长袍的，一个是着中山装的，年纪都未满三十岁。刘子岐——刘知机丢开了我，满面春风地立起身来迎上前去，俨然是十足的江湖派。我不便再坐，就把房间号数告诉了他，约他畅谈。回到了自己的房间里。
十年前的中学教师，居然会卖卜？顾客居然不少，而且大都是青年知识阶级中人？感慨与疑问乱云似的在我胸中纷纷叠起。等了许久，刘知机老是不来，叫茶房去问，回说房中尚有好几个顾客，空了就来。
“对不起！一直到此刻才空。”刘知机来已是黄昏时候了。“难得碰面，大家出去叙叙。”
在秦淮河畔某酒家中觅了一个僻静的座位。大家把酒畅谈。
“生意似很不错呢。”我打动他说。
“呃，这几天是特别的。第一种原因，听说有几个部长要更动了，部长一更动，人员也当然有变动。你看，××饭店不是客人很挤吗？第二种原因，暑假快到了，各大学的毕业生都要谋出路，所以我们的生意特别好。”
“命相学当真可凭吗？”
“当然不能说一定可凭。不过在现今样的社会上，命相之说，尚不能说全不足信。你想，一个机关中，当科长的，能力是否一定胜过科员？当次长的，能力是否一定不如部长？举一例说，我们从前的朋友之中，李××已成了主席了。王××学力人品，平心而论，远过于他，革命的功绩，也不比他差，可是至今还不过一个××部的秘书。还有，一班毕业生数十人之中，有的成绩并不出色，倒有出路，有的成绩很好，却无人过问。这种情形除了命相以外，该用什么方法去说明呢？有人说，现今吃饭全靠八行书。这在我们命相学上就叫‘遇贵人’。又有人挖苦现在贵人们的亲亲相阿，说是生殖器的联系。这简直是穷通由于先天，证明‘命’的的确确是有的了。”刘知机玩世不恭地说。
“这样说来，你们的职业实实在在有着社会的基础的。哈哈。”
“到了总理的考试制度真正实行了以后，命相也许不能再成为职业，至于现在是，有需要，有供给，仍是堂堂皇皇的吃饭职业。命相家的身份决不比教师低下，我预备把这碗江湖饭吃下去哩。”
“你的营业项目有几种？”
“命，相，风水，合婚择日，什么都干。风水与合婚择日，近来已不行了。风水的目的是想使福泽及于子孙。现今一般人的心理，顾自身，顾目前，都来不及，哪有余闲顾到几十年几百年后的事呢？至于合婚择日，生意也清。摩登青年男女间盛行恋爱同居，婚也不必‘合’，日也无须‘择’了。只有命相两项，现在仍有生意。因为大家都在急迫地要求出路，寻机会，出路与机会的条件，不一定是资格与能力，实际全靠碰运气。任凭大家口口声声喊‘打破迷信’，到了无聊之极的时候，也会瞒了人花几块钱来请教我们。在上海，顾客大半是商人，他们所问的是财气。在南京，顾客大半是‘同志’与学校毕业生，他们所问的是官运。老实说，都无非为了要吃饭。惟其大家要想吃饭，我们也就有饭可吃了。哈哈……”刘知机滔滔地说，酒已半醺了，自负之外又带感慨。
“你对于这些可怜的顾客，怎样对付他们？有什么有益的指导呢？”
“还不是靠些江湖上的老调来敷衍！我只是依照古书，书上怎么说就怎么说。准不准连我自己也不知道。好在顾客也并不打紧，他们的到我这里来，等于出钱去买香槟票，着了原高兴，不着也不至于跳河上吊的。我对他说‘就快交运’‘向西北方走’‘将来官至部长’，是给他一种希望。人没有希望，活着很是苦痛，现社会到处使人绝望，要找希望，恐怕只有到我们这里来，花一二块钱来买一个希望，虽然不一定准确可靠，究竟比没有希望好。在这一点上，我们命相家敢自任为救苦救难的希望之神。至少在像现在的中国社会可以这样说。”话愈说愈痛切，神情也愈激昂了。
他的话既诙谐又刺激，我听了只是和他相对苦笑，对了这别有怀抱的伤心人，不知再提出什么话题好。彼此都已有八九分醉意了。
——《文学》第一卷第一号
整理好了的箱子
他傍晚从办事的地方回家，见马路上逃难的情形较前几日更厉害了，满载着铺盖箱子的黄包车，汽车，搬场车，衔头接尾地齐向租界方面跑，人行道上一群一群地立着看的人，有的在交头接耳谈着什么，神情慌张得很。
他自己的里门口，也有许多人在忙乱地进出，弄里面还停放着好几辆搬场车子。
她已在房内整理好了箱子。
“看来非搬不可了，弄里的人家差不多快要搬空，本来留剩的已没几家，今天上午搬的有十三号，十六号，下午搬的有三号，十九号，方才又有两部车子开进里面来，不知道又是哪几家要搬。你看我们怎样？”
“搬到哪里去呢？听说黄包车要一块钱一部，汽车要隔夜预定，旅馆又家家客满。倒不如依我的话，听其自然吧。我不相信真个会打仗。”
“半点钟前王先生特来关照，说他本来也和你一样，不预备搬的，昨天已搬到法租界去了。他有一个亲戚在南京做官，据说这次真要打仗了。他又说，闸北一带今天晚上十二点钟就要开火，叫我们把箱子先搬出几只，人等炮声响了再说。”
“所以你在整理箱子？我和你没有什么好衣服，这几只箱子值得多少钱呢？”
“你又来了，‘一二八’那回也是你不肯先搬光身逃出，弄得替换衫裤都没有，件件要重做，还没有添配舒齐，难道又要……”
“如果中国政府真个会和人家打仗，我们什么都该牺牲，区区不值钱的几只箱子算什么！恐怕都是些谣言吧。”
“……”
几只整理好了的箱子胡乱地叠在屋角，她悄然对着这几只箱子看。
搬场汽车破破地接连开出以后，弄里面赖以打破黄昏的寂寞的只是晚报的叫卖声。晚报用了枣子样的大字列着“xxx不日飞京，共赴国难，精诚团结有望”“五全大会开会”等等的标题。
他傍晚从办事的地方回家，带来了几种报纸，里面有许多平安的消息，什么“军政部长何应钦声明对日亲善，外交决不变更”，什么“窦乐安路日兵撤退”，什么“日本总领事声明决无战事”，什么“市政府禁止搬场”。
她见了这些大字标题，一星期来的愁眉为之一松。
“我的话不错吧，终究是谣言。哪里会打什么仗！”
“我们幸而不搬，隔壁张家这次搬场，听说花了两三百块钱呢。还有宝山路李家，听说一家在旅馆里困地板，连吃连住要十多块钱一天的开销，家里昨天晚上还着了贼偷。李太太今天到这里，说起来要下泪。都是造谣言的害人。”
“总之，中国人难做是真的。——这几只箱子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才有牺牲的机会呢！”
几只整理好了的箱子胡乱地叠在屋角，他悄然地对着这几只箱子看。
打破弄内黄昏的寂寞的仍旧还只有晚报的叫卖声。
晚报上用枣子样的大字列着的标题是：“日兵云集榆关”。
流弹
兰芳姑娘跟了我弟妇四太太到上海来，正是我长女吉子将迁柩归葬的前一个月。她是四太太亲戚家的女儿，四太太有时回故乡小住，常来走动，四太太自己没有儿女，也欢迎她作伴，因此和我家吉子满子成了很熟的朋友。尤其是吉子，和她年龄相仿，彼此更莫逆。吉子到上海以后，常常和她通信。她是早没有父亲的，家里有老祖父，老祖母，母亲，还有一个弟弟，一家所靠的就是老祖父。今年她老祖父病故的时候，吉子自己还没有生病，接到她的报丧信，曾为她叹息：
“兰芳的祖父死了，兰芳将怎么好啊！一家有四五个人吃饭，叫她怎么负担得起！”
这次四太太到故乡去，回来的时候兰芳就同来了。我在四弟家里看见她。据她告诉我，打算在上海小住几日，于冬至前后吉子迁柩的时候跟我们家里的人回去，顺便送吉子的葬。从四太太的谈话里知道她家的窘况，求职业的迫切，看情形，似乎她的母亲还托四太太代觅配偶的。
“三伯伯，可有法子替兰芳荐个事情？兰芳写写据说还不差，吉子平日常称赞她。在你书局里做校对是很相宜的。”四太太当了兰芳的面对我说。
“女子在上海做事情是很不上算的。我们公司里即使荐得进去，也只是起码小职员，二十块大洋一月，要自己吃饭，自己住房子，还要每天来去的电车钱，结果是赔本。对于兰芳有什么益处呢？”我设身处地地说。
“那么，依你说怎样？”四太太皱起眉头来了。
“兰芳已二十岁了吧，请你替她找个对手啊！做了太太，什么都解决了。哈哈！”我对了兰芳半打趣地说。
“三伯伯还要拿我寻开心。”兰芳平常也叫我三伯伯。“我的志愿，吉子姐最明白，可惜她现在死去了。我情愿辛苦些，自己独立，只要有饭吃，什么工作都愿干，到工场去当女工也不怕。”
“她的亲事，我也在替她留意，但这不是一时可以成功的，还是请你替她荐个事情吧。她如果做事情了，食住由我担任，赔本不赔本，不要你替她担心。”四太太说。
“事情并不这样简单。从这里到老三的店里，电车钱要二十一个铜板，每日来回两趟，一个月就可观了；还有一顿中饭要另想法子。——况且商店都在裁员减薪，荐得进荐不进，也还没有把握。”这次是老四开口了。
四太太和兰芳面面相觑，空气忽然严重起来。
“且再想法吧，天无绝人之路。”我临走时虽然这样说，却感到沉重的负担。近年来早不关心了的妇女问题，家庭问题，女子职业问题等等，一齐在我胸中浮上。坐在电车里，分外留意去看女人，把车中每个女人的生活来源来试加打量，在心里瞎猜度。
吉子迁葬的前一日，家里的人正要到会馆去作祭，兰芳跑来说，四太太想过一个热闹的年，留她在上海过了年再回去。她明天不预备跟我们家里的人同回去送葬了，特来通知，顺便同到会馆里去祭奠吉子一次，见一见吉子的棺材。
从会馆回来，时候已不早，妻留她宿在这里，第二天，家里的人要回乡去料理葬事，只我和满子留在上海，满子怕寂寞，邀她再作伴几天。她勉强多留了一夜。第三天早晨我起来的时候，已不见她，原来她已冒雨雇车回四太太那里去了。吃饭桌上摆着一封贴好了邮票的信，据说是因为天雨，又不知道这一带附近的邮筒在哪里，所以留着叫满子代为投入邮筒的。
“在这里作了一天半的客，也要破工夫来写信？”我望着信封上娟秀的字迹，不禁这样想。信是寄到杭州去的，受信人姓张，照名字的字面看去，似乎是一个男子。
隔了一二天，我有事去找老四，一进门，就听见老四和四太太在谈着什么“电报”的话。桌子上还摆着电报局的发报收条。
“打电报给谁？为了什么事？”我问。
“我们自己不打电报，是兰芳的。”四太太说。
“兰芳家里出了什么事？”我不安地向兰芳看。老四和四太太却都带着笑容。
“三伯伯，你看，昨天有人来了这样一个电报，不知是谁开的玩笑？”兰芳从衣袋里摸出一张电报来，电文是“上海×××路××号刘兰芳，母病，速转杭州回家”，不具发电人的名字。
“母亲没有生病吗？”我问兰芳。
“前天她母亲刚有信来，说家里都好，并且还说如果喜欢在上海过年，新年回来也可以，昨天忽然接到了这样的电报。问她，她说不知道是什么人打的。叫她从杭州转，不是绕远路吗？我不让她去不好，让她去，也不放心。后来老四主张打一个电报到她家里去问个明白。回电来了，说家里并没有人生病。你道蹊跷不蹊跷？”素来急性的四太太滔滔地把经过说明。
“一个电报变成三个电报了，电报局真是好生意。”老四笑着说。
“那么打电报来的究竟是谁呢？”我问兰芳。
“不知道。”兰芳说时头向着地。
“电报上的地址门牌一些不错，如果你不告诉人家，人家会知道吗？你到此地以后天天要写信，现在写信写出花样来了。幸而那个人在杭州，只打电报来，如果在上海的话，还要钉梢上门呢。我劝你以后少写信了。”四太太几乎把兰芳认作自己的亲生女，忘记了她是寄住着的客人了。
兰芳赧然不作声。
“兰芳做了被人追逐的目标了。这打电报的人，前几天一定还在杭州车站等着呢。等一班车，不来，等一班车，不来，不知道怎样失望啊。这样冷的天气，空跑车站，也够受用了。”我故意把话头岔开，同时记起前几天看见的信封上的名字来。“杭州，姓张，一定是他了。”这样想时，暗暗感到读侦探小说的兴味。
第二天吃饭的时候，和满子谈起电报的故事。从满子的口头知道兰芳和那姓张的过去几年来的关系，知道姓张的已经是有妻有女儿的人了。
“这电报一定是他打来的。兰芳前回住在这里，曾和我谈到夜深，什么要和妻离婚咧，和她结婚咧，都是关于他的话。”满子说。
我从事件的大略轮廓上，预想这一对青年男女将有严重的纠纷，无心再去追求细节，作侦探的游戏了，深悔前几次说话态度的轻浮。
星期日上午，满子和邻居的女朋友同到街上去了，家里除娘姨以外只我一个人。九时以后，陆续来了好几个客，闲谈，小酌，到饭后还未散尽。忽然又听见门铃急响，似乎那来客是一个有着非常要紧的事务。
“今天的门铃为什么这样忙。”娘姨急忙出去开门。
我和几位朋友在窗内张望，见来的是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光滑的头发，苍白的脸孔，围了围巾，携着一个手提皮箱。看样子，似乎是才从火车上下来的。
“说是来看二小姐的。”娘姨把来客引进门来。
“你是夏先生吗？我姓张，今天从杭州来，来找满子的。”
“满子出去了，可有什么要事？”我一壁请他就坐，一壁说，其实心里已猜到一半。
“真不凑巧！”他搔着头皮，似乎很局促不安。“夏先生的令弟家里不是有个姓刘的客人住着吗？我这次特地从杭州来，就是为了想找她。”
“哦，就是兰芳吗？在那里。尊姓是张，哦……那么找满子有什么事？”
“我想到令弟家里去找兰芳。听说令弟的太太很古板，直接去有些不便，所以想托满子叫出兰芳来会面。我们的关系，满子是很明白的。今天她不在家，真不凑巧。”
“那么请等一等，满子说不定就可回来的。”我假作什么都不知道。
别的客人都走了，客堂间里只我和新来的客人相对坐着。据他自说，曾在白马湖念过书，和吉子是同学，也曾到过我白马湖的家里几次，现在杭州某机关里当书记。
“据说吉子的灵柩已运回去了，她真死得可惜！”他望着壁间吉子的照相说。
我苦于无话可对付，只是默然地向着客人看。小钟的短针已快将走到二点的地方，满子还不回来。
“满子不知什么时候才回来，——我只好直接去了。”客人立起身来去提那放在坐椅旁的皮箱。
“戏剧快要开幕了，不知怎样开场，怎样收场！”我送客到门口，望着他的后影这样私忖。
为了有事要和别人接洽，我不久也就出去了，黄昏回来按了好几次门铃，才见满子来开门。
“爸爸，张××来找你好几次了。他到了四妈那里，要叫兰芳一淘出去，被四妈大骂，不准他进去。他在门外立了三个钟头，四妈在里面骂了三个钟头。他来找你好几次了，现在住在隔壁弄堂的小旅馆里，脸孔青青的，似乎要发狂。我和娘姨都怕起来，所以把门关得牢牢的。——今天我幸而出去了，不然他要我去叫兰芳，去叫呢还是不去叫？”
“他来找我做什么？”
“他说要托你帮忙。他说要自杀，兰芳也要自杀，真怕煞人！”
才捧起夜饭碗，门铃又狂鸣了。娘姨跑出来露着惊惶的神气。
“一定又是他。让他进来吗？”
“让他进来。”我拂着筷子叫娘姨去开门。
来的果然就是张××，那神情和方才大两样了，本来苍白的脸色，加添了灰色的成分，从金丝边的眼镜里，闪出可怕的光。我请他一淘吃夜饭，他说已在外面吃过，就坐下来气喘喘地向我诉说今天下午的经过。
“我出世以来，不曾受到这样的侮辱过。恋爱是神圣的，为什么可以妨害我们？我总算读过几年书，是知识阶级，受到这样的侮辱，只好自杀了。我预先声明，我要为恋爱奋斗到底，自杀以前，必定要用手枪把骂我的人先打杀！还有兰芳，看那情形也要自杀的，说不定就在今天晚上。……”
他越说越兴奋，仿佛手枪就在怀中，又仿佛自杀的惨变即在目前的样子。我默然地听他说，看他装手势，一壁赶快吃完了饭。
“请问，你现在到我这里来为了什么？”我坐在他旁边，重新改变了态度从头问。
他似乎有些清醒了。
“一来是想报告今天的经过；二来是想请先生帮忙。”说时气焰已减退了许多。
“这经过于我无关，用不着向我报告。至于帮忙，更无从谈起。我不知道你和兰芳的情谊，兰芳又不是我的亲戚。我连做媒人的资格都没有，何况你们是恋爱！”我冷淡地说。
“先生是我们的老前辈，关于恋爱，曾翻译过好几种书，又曾发表过许多篇文章。我们对于这些著作，平日是常作经典读的。在先生看来，我们青年应该恋爱吗？”
“我决不反对恋爱。可是惭愧得很，自己却未曾有过恋爱的经验。关于这点，我倒应该向你受教的。听说你已结过婚，而且有了儿女了。你恋爱兰芳，本身当然有许多荆棘。你居然不怕，我真佩服你有勇气。”
他默然了一会，似乎在沉思。
“我已决定回家去离婚了。”
“那么，兰芳和你的情谊到了如何程度了呢？今天你到我弟弟家里去的时候，曾见到她吗？她曾出来招呼，向女主人介绍吗？”
“没有。我去敲门，把名片从门孔里递给女佣人，立了一刻多钟不见来开门，那位太太的骂声就起来了。兰芳不出来，也许是怕羞，说不定从中有人在阻挠，破坏我们的恋爱。我和兰芳相识已四年了，我为了她，曾奋斗到现在。”说到这里，他郑重地从衣袋里摸出一个纸包来。“喏，这里面有她和我合拍的照相，许多封给我的信。爱情这东西培养很难，破坏是很容易的。如果有人来破坏我们的爱情，我一定要和他拼命。”他又兴奋起来了。
纸包摊开在桌子上，露出粉红色和淡蓝色的许多信封。我叫满子替他包好，不去看它。
“据你说来，今天的事情，关系还在兰芳身上。她如果肯直直爽爽地把你当作未婚夫来介绍，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我们的那位弟太太待兰芳并不坏，至于你们的关系如何，当然未曾明了。你知道上海的情形吗？在上海，陌生的男人上门去追逐女人叫‘钉梢’，是要被打——‘吃生活’的，你只受骂，还算便宜呢。哈哈！”
我不想再说什么了。拿起吃饭前已看过的晚报，无聊地来再看，把眼光放在“学生占住北站车辆，沪宁沪杭夜车停开”的标题上。客人仍是“指导”咧“帮忙”咧，说了一大套。
“你要我帮忙些什么呢？”我打着呵欠问他。“你的目的是要兰芳爱你吧？她究竟爱你不爱你，权在她自己，我有什么方法可想？至于说有人妨害你们的结合，更没有这回事。兰芳是在亲戚家里作客的，那里并没有你的情敌。你尽可放心。”
客人还没有就去的意思，低了头悄然地坐着。
“怎样？我不是已对你说得很明白了吗？你还有什么事？”
“我想叫兰芳不住在上海。兰芳这次出来原和我有约，冬至节边就回家去的。忽然说要在上海过年了，我曾打过一个电报，还是不回去。所以特地跑到上海来找她。她如果一天不回去，我也一天不回杭州，情愿死在这里。”他说到“死”字，又兴奋起来。
我对于这狂热而粘韧的青年，想不出适当对付的方法来了。
“兰芳的回去不回去，照理有她的自由。你既这样说，我明天就去关照舍弟家里，叫他们不要留她，送她回去吧。好了，话说到这里为止，你可放心回旅馆去睡觉，明天也不必再来了。”
我立起身来替客人开门，他这才出门去。
第二天早晨，我还睡着，又听得门铃响。那姓张的客人又来了。据娘姨说，她起来扫地的时候就见他在我家前后荡来荡去好几次了。
我披了衣服下楼去，见他已经坐在客堂里，眼睛红红地，似乎昨晚不曾睡着过的样子。
“不是昨天已答应过你了吗，由我去劝四太太，叫她不再留兰芳在上海。我打算今天吃了夜饭就去说，日里是没有工夫的。——此外还有什么事？”我问他的来意。
“我怕兰芳要自杀，也许昨晚已经……”
“决不会吧。你似乎有些神经异常了。据我的意见，你在上海已没有事，可以就回杭州去了。兰芳不日也就可回到自己家里去。此后的事情，完全看你们的情形怎样。”我抑住了厌憎的情绪，这样劝说。
“我有一封信在这里，想托满子替我代为送去给兰芳，安慰安慰她。”他说着从衣袋里摸出一封厚厚的信来。
“又是信！”我在心里说。我对于这种粘缠扭捏的青年男女间的文字游戏，是向所不快的，为了逃避当面的包围起见，就答应照办。笑着说：
“阿满，就替他做一回秘密邮差吧。——去去就回来，不要多讲话。”
打发满子去后，我就去穿大衣，戴帽子。客人见这样子，也就告辞而去。
正午回来吃中饭，满子尚未回转，从娘姨口里，知道那姓张的又来捺过好几次门铃；有一次从后门闯进来，独身在厨房里站了一回，拿起娘姨所用的镜子来照了又照，自叹面容的憔悴。
“这位客人样子有些痴。”娘姨毫不客气地下起诊断来。
黄昏回到家里，满子早已转来了，据说兰芳也有回信给姓张的。他下午又来守候过几次，最后一回拿了信去。兰芳在那里仍是有说有笑的，并不怪四太太。看样子似乎他们之间问题还很多，或者竟是张XX的单相思。
晚饭后我冒了雪到老四那里，正在和老四，四太太，兰芳围了炉谈说日来的经过，忽听见有人敲门。
“一定又是那个痴子，别去理他！”四太太说。
“还是让他进来吧，好当面讲个明白。”我主张说。
老四和我去开门，来的果然就是他。老四和他是初见，“尊姓台甫”，一番寒暄之后，就表示日来怠慢的抱歉，且声明即日送兰芳回去，劝他放心。
“兰芳，这是你的客人，你也出来当面谈谈，免得我们做旁人的为难。”老四笑着叫兰芳。
兰芳经了好几次催迫才出来，彼此相对，也不说什么。四太太在后房和娘姨在谈话，“痴子”“痴子”的声音时时传到耳里来。
“现在好了。他们已声明就送兰芳回去，我答应你的事情，总算办到。今晚我还要到别的朋友那里去，你也可以放心回去了。”我这样三面交代，结束了这会见的场面。
接连下了好几天的雨夹雪，姓张的到第二天还没有回去，几次来捺门铃，我却都没有见到他。
过了三天，我又到老四那里。老四一个人在灯下打五关。据说四太太昨天下午亲自送兰芳回去了，预备在兰芳家里留一夜，明天可以回到上海。本来打算等天晴了才走的，因为那姓张的只管上门来嘈杂，所以就冒着雨雪动身了。
“这样冷的天气！太太真心坚……都是那个痴子不好。”娘姨送出茶来，这样说。
国事，家事，杂谈已到了十点多钟，雪依然在落着。正想从炉旁立起身来回家，忽听得四太太叫娘姨开后门的声音。
“回来了，好像充了一次军！”四太太扑着大衣上的雪花进来。
“为什么这样快？不是预备在兰芳家里宿一夜的吗？”老四问。
据四太太说，她和兰芳才从轿子下来，就看见那姓张的，原来他已比她们早到了那里了。四太太匆匆地把经过告诉了兰芳的母亲，看时间尚早，来得及赶乘火车，就原轿动身，在兰芳家里不过留了半个钟头。
“我们都是瞎着急，睡在鼓里。兰芳的母亲既知道女儿已有情人，为什么还要托我管这样管那样。幸而我还没有替兰芳做媒人。兰芳也不好，为什么不明明白白告诉我们。那个痴子，在她们家里似乎已是熟客，俨然是个姑爷了，还要我们来瞎淘气。”四太太很有些愤愤。
因为四太太在车子里未曾吃过晚饭，娘姨赶忙烧起点心来。我也不管夜深，留在那里吃点心，大家又谈到姓张的和兰芳。
“照情理想来，这对男女的结合并不容易。男的家里已有妻和小孩，女的家境又不好，暂时要靠人帮助。为兰芳计，最好能嫁个有钱的丈夫。唉，天下真多不凑巧的事。”老四感慨地说。
“男女间的事情，不能用情理来判断，恋爱本是盲目的东西。在西洋的神话里，管恋爱的神道，眼睛永不张开，只是把箭向青年男女的心胸乱放。据说这箭是用药煮过的，中在心上又舒服又苦痛，说不出的难熬，要经爱人的手才拔得出呢。”我的话引得老四和四太太都笑了。
“依你说来兰芳和那痴子都中了那位神道的箭了。那么，我们的为他们淘气，算是什么呢？”四太太笑说。
“只可说是流弹了。哈哈。”我觉得“流弹”二字用得恰好。
“真是流弹。哦，电报费，来回的船钱，火车钱，轿钱，汽车钱，计算起来，很不少呢。这颗流弹也不算小了。”老四说。
“还要外加烦恼哩。前几天多少嘈杂淘气！这样大雪天，要我去充军！”四太太又愤愤了。
“总之是流弹，如数上在流弹的账上就是了。”老四笑着说。
刊开明书店版《十年续集》
（1936年12月）
黄包车礼赞
自从到上海做教书匠以来，日常生活中与我最有密切关系的要算黄包车了。我所跑的学校，一在江湾，一在真茹，原都有火车可通的。可是，到江湾的火车往往时刻不准，到真茹的火车班次既少，车辆又缺，十次有九次觅不到座位，开车又不准时，有时竟要挤在人群中直立到半小时以上才开车。在北站买车票又不容易，要会拼命地去挤才可买得到手。种种情形，使我对于火车断了念，专去交易黄包车。
每日清晨在洗马子声里掩了鼻子走出宝山里，就上黄包车到真茹。去的日子，先坐到北站，再由铁栅旁换雇车子到真茹。因为只有北站铁栅外的黄包车夫知道真茹的地名的。江湾的地名很普通，凡是车夫都知道，所以到江湾去较方便，只要在里门口跳上车子，就一直会被送到，不必再换车了。
从宝山里的寓所到真茹须一小时以上，到江湾须一小时光景，有时遇着已在别个乘客上出尽了力的车夫，跑不快速，时间还要多花些。总计，我每日在黄包车上的时间，至少要二小时光景，车费至少要小洋七八角。时间与经济，都占着我全生活上的不小部分。
听说吴稚晖先生是不坐黄包车的。我虽非吴稚晖先生，也向不喜欢坐黄包车，当专门坐黄包车的开始几天，颇感困难，每次要论价，遇天气不好，还要被敲竹杠，特别是闸北华界，路既不平，车子竟无一辆完整的，车夫也不及租界的壮健能跑，往往有老叟及孩子充当车夫的。无论在将坐时，正坐时，下车时，都觉得心情不好。不是因为他走得慢而动气，就是因为他走得吃力而悯怜，有时还因为他敲竹杠而不平。至于因此而引起的对于社会制度的愤懑，又是次之。
可是过了一二个月以后，我对于一向所不喜欢的黄包车，已坐惯了，不但坐惯，还觉到有时特别的亲切之味了。横竖理想世界不知何日实现，汽车又是不梦想坐的，火车虽时开时不开，于我也好像无关，我只能坐黄包车。现世要没有黄包车，是不可能的梦谈。没有黄包车，我就不能妓女出局似的去上课，就不能养家小，我的生活，完全要依赖黄包车，黄包车才是我的恩人。
因为所跑的地方有一定，日日反复来回，坐车的地点也有一定，好多车夫都认识了我，虽然我不认识他们。每日清晨一到所定的地点，就有许多老交易的车夫来“先生先生”地欢迎，用不着讲价，也用不着告诉目的地，只要随便跳上车子，就会把我送到我所要到的地方，或是真茹，或是江湾。到了“照老规矩”给钱，毫无论价的麻烦，多加几个铜子，还得到“谢谢”的快活回答。
上海的行业都有帮的，如银钱业多宁绍帮，浴堂的当差的，理发匠，多镇江帮，黄包车夫却是江北帮，他们都打江北话，有许多还留着辫子。为什么江北产生黄包车夫？不待说这是个很有深远背景的问题，可惜我从他们口头得来的材料还不多，不能为正确的研究。
近来我又发见了在车上时间的利用法，不像最初未惯时的只盼快到江湾，把长长的一小时在焦切中无谓耗去了。到江湾，到真茹所经过的都是旷野，只要车子一出市梢，就可纵览风景，特别是课毕回来，一天的劳作已完，悠然地把身体交付了黄包车，在红也似的夕阳里看那沿途的风物，好比玩赏走卷，真是一种享乐，有时还嫌车子走得太快。
在黄包车上阅书也好，我有好几本书都是在黄包车上看完的。一本四五百页的书，不到一星期，就可翻毕了。大家都知道，上海的学校，是只许教员跑，不许教员住的。不但住室没有，连休息室也或许没有，偶有空暇的一二小时，也只好糊涂地闲谈空过，不能看书。在自己的寓所里呢，又是客人来咧，邻居的小孩哭咧，大人叉麻雀咧，非到深夜实在不便于看书。这缺陷现在竟在黄包车上寻到了弥补的方法。我相信，我以后如还想用功的话，只有在黄包车上了。
我近来又在黄包车上构文章的腹案，古人关于作文有“三上”的话，所谓三上者，记得是枕上，马上，厕上。在现在，我以为应该增加一“黄包车上”，凑成“四上”的名词。在黄包车上瞑了目就一项问题，或一种题材加以思索，因了车夫有韵律的步骤，身体受着韵律的颤动，心情觉得特别宁静，注意也很能集中于一处，很适宜作文。有一个作家，因为他的作品都是在亭子楼中伏居了做的，自怜其作品为“亭子间文学”，我此后如果不懒惰，写得文章出来，我将自夸为“黄包车文学”了。
这样在黄包车上观风景，看书，作文，也许含有享乐的意味，在态度上对于苦力的黄包车夫，是不人道的。我常有此感觉。但一想到他们也常飞奔似的拉了人家去嫖赌，也就自安了。并且，我坐在车上观风景与否，看书与否，作文与否，于他们的劳苦，毫无关系。这种情形正如邮差一样，邮差不知递送了多少的情书，做过多少痴男怨女的实际的媒介，而他们对于自己的功绩，却毫没主张矜夸，也毫不吐说不平的。
说虽如此，但我总觉得黄包车是与我有恩的，我要有出息，才不负他们日日地拉我，虽然他们很大度，一视同仁地拉好人也拉坏蛋。
日日做我的伴侣，供给我观风景读书作文的机会的黄包车啊！我礼赞你！我感谢你！我愿努力自己，把我自己弄成一个除了给钱以外，还有别的资格值得你拉我的。
刊《秋野》创刊号，1927年11月
一个追忆
这是四五年前的事。
钱塘江心忽然长起了一条长长的土埂，有三四里路阔，把江面划分为二。杭州与西兴之间，往来的人要摆两次渡，先渡到土埂，更走三四里路，或坐三四里路的黄包车，到土埂尽头，再上渡船到彼岸去。这情形继续了大半年，据说是百年来从未有过的奇观。
不会忘记：那是废历九月十八的一天，我从白马湖到上海来，因为杭州方面有点事情，就不走宁波，打杭州转。在曹娥到西兴的长途中，有许多人谈起钱塘江中的土埂，什么“世界两样了，西湖搬进了城里，钱塘江有了两条了”咧，“据说长毛以前，江里也起过块，不过没有这样长久，怪不得现在世界又不太平”咧。我已有许久不渡钱塘江了，只是有趣味地听着。
到西兴江边已下午四时光景，果然望见江心有土埂突出在那里，还有许多行人和黄包车在跑动。下渡船后，忽然记得今天是九月十八，依照从前八月十八看潮的经验，下午四五时之间是有潮的。“如果不凑巧，在土埂上行走着的当儿碰见潮来，将怎样呢？”不觉暗自担心起来。旅客之中也有几个人提起潮的，大家相约：“看情形再说，如果潮要来了，就不上土埂，停在渡船里，待潮过了再走。”
渡船到土埂时，几十个黄包车夫来兜生意，说“潮快来了，快坐车子去！”大部分的旅客都跳上了岸，方才相约慢走的几位也一个个地管自乘车去了。渡船中除我以外，只剩了二三个人。四五部黄包车向我们总攻击，他们打着萧山话，有的说“拉到渡船头尚来得及”，有的说“这几天即使有潮也是小小的。我们日日在这里，难道不晓得？”我和留着的几位结果也都身不由主地上了黄包车。
坐在黄包车上担心着遇见潮，恨不得快到前方的渡头。哪里知道拉到一半路程的时候，前方的渡船已把跳板抽起要开行了。江心的设渡是临时的，只有渡船没有趸船。前方已没有船可乘，四边有人喊“潮要到了！”没有坐人的黄包车都在远远地向浅滩逃奔，土埂上只剩了我们三四部有人的车子，结果只有向后转，回到方才来的原渡船去。幸而那只渡船载着从杭州到西兴去的旅客，还未开行。
四周寂无人声，隆隆的潮声已听到了。车夫一面飞奔，一面喊“救命！”我们也喊“救命！”“放下跳板来！”
逃上跳板的时候，潮头已望得见。船上的旅客们把跳板再放下一块，拼得阔阔地，协力将黄包车也拉了上来。潮头就到船下了，潮意外地大，船一高一低地颠簸得很凶，可是我在这瞬间却忘了波涛的险恶，深深地感到生命的欢喜和人间的同情。
潮过以后，船开到西兴去。我们这几个人好像学校落第生似的再从西兴重新渡到杭州。天已快晚，隐约中望得见隔江的灯火。潮水把土埂涨没，钱塘江已化零为整，船可直驶杭州渡头，不必再在江心坐黄包车了。船行到江心土埂的时候，我们患难之交中有一位走到船头，把篙子插到水里去看有多深，谁知一篙子还不到底。
“险啊！如果浸在潮里，我们现在不知怎样了！”他放好篙子说，把舌头伸出得长长的。
“想不得了，还是不去想它好。”一个患难之交说。
我觉得他们的话都有道理。
刊《中学生》第四十七号
（1934年9月）
做了父亲
《妇女杂志》的记者想约几个朋友来写些做了父亲以后的话，又因为我在朋友中年龄较大，被认为老牌的父亲，要求得格外恳切，以为一定非写不可。
真的，我是个老牌的父亲。说也惭愧，我今年四十五岁，已有孙儿，不但做了父亲，且已做了父亲的父亲了。
我因为家庭的种种关系，十七岁就结婚。第一次做父亲，是在二十岁那年。做父亲如此之早，在现在看来，自己也似乎觉得很奇怪，但在二十五年以前，却是极普通的事。我一共有过五个儿女，现存者四个，最大的二十五岁，最小的十二岁。
人常把小孩比诸天使，我却一般地不喜欢小孩，自己也不知道这是什么缘故。我不曾逗弄过小孩，非不得已，也不愿抱小孩。当妻偶然另有事须做，把怀中的小孩“哪，叫爸爸抱”地送过来，我总是摇头皱眉，表示不高兴。至于携了会走的儿女去买物看戏或探问亲友等类的事，差不多一次都不曾有过。妻常怨我冷淡，叫我“外国人”。（因为我曾留学日本，早就没有辫子。）那么，说我不爱儿女吗？那也不然。这话可由反面来自己证明，当我的第三个小孩于五岁夭死的那一年，我曾长期地沉陷于颓丧的心情中，觉得如失了宝贝一样。即至今偶然念及，也仍不免要难过许多时候。
我对于儿女，一直取着听其自然的主义。“听其自然”，原不好算什么主义，只是迫于事实不得不然的一种敷衍办法。在妻初怀着长男的姙的当时，对于未来儿女的教养，也曾在少年幼稚的心胸中像煞有介事地作过许多一知半解的计划：哺乳该怎样？玩具该怎样？复习要怎样监督？职业要怎样指导？婚姻要怎样顾问？可是一经做了父亲以后，什么都不曾办到。那情形差不多等于为政者说谎。为政者在未爬上政治的座位以前，必有一番可以令人动听的政治理想或政纲之类的，及权位到手，自食其言的不消说了，即真想实行其对民众所作的约束，也常感到事实上的困难不得已而变节的。我于做父亲以后，就感到一种幻灭。第一是因为自己须出外糊口，不能与儿女们常在一处，第二是没有财力与闲暇去对付他们。结果，儿女虽逐渐加多加长，理想却无从实现。横竖弄不好，于是只好听其自然。觉得还是听其自然，比较地可以减少些责任。校课成绩，听其自然，职业，听其自然，婚姻，也听其自然。
当我的长男在商店学满生意，自己看中了一个姑娘，亲戚某君拍着胸脯替他去做媒说合的时候，我曾郑重声明不管一切。长男的岳家不相信，以为这只是说说罢，哪里会有父亲不管儿子娶亲的道理？后来见我真不管，于是“外国人”的名声乃愈传愈远。在他们结婚的那天，我送了一百元钱的贺礼去，吃过一餐的喜酒就回来了。（五十元或百元的礼，我每年总要送一二次。我于近二十年来，不送一元二元的礼，在一方面呢，遇到亲友家里有婚丧大事，而境况窘苦的时候，就设法筹一笔大钱送去作礼。省去了零星的应酬，把财力集中于一处，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合算的事。）至今儿媳们只从他们的小家庭里像亲戚似的来往着，因之普通家庭间常见的姑媳间的纠纷，在我家却未曾经验过。
我与长男，彼此经济已独立多年了。他虽已另立门户，做着一家之主，可是能力很薄弱，而且数年前曾有一时颇荒唐。我对他虽很不放心，但也只好听其自然。我觉得父兄对于子弟须负全责的话，只是旧时代的一种理想。在旧日职业世袭，而且以农业为中心的社会里，父兄与子弟自朝到晚都在一处，做父兄的对于子弟的行为，当然便于监督指导，可以负责的。至于现今，尤其是我们这一类人，这话就无从说起了。我在上海做教书匠，我的儿子在汉口做商业伙计，他如果不知自爱，在那里赌钱或嫖妓，我有什么方法知道，用什么方法干涉他呢？结果只好听其自然了。
长男以下，还有一男二女。有的尚未成年，有的已经成年了尚未结婚，当然只好留在家里养活他们，或送到学校里去。我虽衷心地默祷，希望他们将来都成一个“人”，但在像我这样的父亲与现今的时代之下，究竟前途怎样，也只好听其自然，看他们自己的努力与运命如何了。
我的做父亲的情形，不过如此。我敢自己公言：我虽二十五年来靦然地做着父亲，而自问却未曾真正地做过一日父亲。
刊《妇女杂志》第十七卷一号，1931年1月1日